古代上访轶事:寡妇只求改嫁

                
                
《上海观察》8月2日文史版，责编：章迪思
编者按：如果将上访者“预设”为“刁民”，那么官员惩治“刁民”，就是理所应当。也因此，上访治理几乎“无压力”。在这种心理暗示下，出现越来越多的官员在审判时不依法或贪赃枉法。
上访，古谓之鸣冤。所谓“不平则鸣”，百姓受了冤屈，当地衙门不能依法明断，百姓在“青天大老爷”观念的驱使下，就会向更高一级政府申诉求助。此类史料，读来总觉似曾相识。
汉景帝时期，陕西郑县有个铜矿主强拆民宅，数十百姓诉至县里。县令起初倒也尽职，“询诸民言，据法理断遣”。然几天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反过来指责百姓“为人鼓诱”，无端生事，还“自谓有理”，故意拖着不办。百姓无奈，只好集体去京城，请右内史（京兆尹的前身）主持公道。
西汉法律对百姓上访并无太多限制，将其视为一种民意，为此还设置了“鸣冤鼓”，又叫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意在“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服负者之心”。
当时的郑县属右内史辖地，主官陈嘉了解情况后觉得问题严重，迅速知会了侍御史，两家派员去郑县惩办了受贿的县令，对铜矿主亦“明加开说”，终使百姓得到了满意赔偿。
隋唐以后，官府对上访有了严格规定，如不得“越诉”，即越级上访，不得“邀车驾”，即拦轿子喊冤等等，违者要受到处罚。唐宋律均规定，“越诉”者笞四十。
大文豪苏东坡曾经处理过一起越级上访的案子。公元1077年9月，彭城郡来了个和尚击鼓鸣冤，苏东坡是郡守，赶紧升堂。原来，和尚叫怀远，居丰县某寺庙修行，前几日无缘无故被乡民殴打，所以来告状。
打架斗殴的案子，丰县该就地解决，怎么闹到郡守这儿了？原来，怀远是个“花和尚”，喝多了酒，调戏民妇，才被围殴。他害怕遭寺规惩处，又听说新来的苏大人喜欢与出家人交朋友，就绕过丰县直接上告郡衙。苏东坡依法笞责了和尚，还写下一则奇怪的书判：“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宣布结案。怀远回去琢磨了好几天，楞是不理解其中之意。县学的教谕看了，只说三个字：“打得好”。
到了元明清三朝，登闻鼓基本成为摆设，百姓已然不能随意“叩阍”了，告御状几乎成为不可能。和唐宋律一样，上访者还没打成官司，自己就要先受到处罚。
这种制度性惩罚，说到底是和古代将诉讼当事人“预设”为“刁民”的逻辑有关。古代的诉讼/上访/申冤方式，建立在“刁民-顺民”的二分法基础之上。帝国臣民被划分为“刁民”和“顺民”两种。
国家提倡、追求的是“无讼”的法律秩序，提倡老百姓都要老老实实做顺民，即按照儒家伦理老老实实过日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安分守己，忍让为先，不与人相争；那些争执不下提起诉讼的人，要么是“刁民”，要么是背后有“刁民”作怪。
对于官员来说，惩治“刁民”，理所应当且具有合法性，因此上访治理几乎“无压力”。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在审判时不依法或贪赃枉法。如《宋史·刑法志》记载，理宗时“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
元朝的张思明的做法，是少见的正面例子。文宗天历二年，张思明在江浙行省左丞任上，遇到一起“群体性事件”：婺州路（金华）闹饥荒，朝廷赈灾的钱粮，又被当地官员中饱私囊瓜分了。有士绅不忿，纠集灾民数百赴行省上访，现场群情激奋，“鼓为之裂”。
属吏告诉张思明说，今年没有多余的粮食重新赈济灾民了，只好把情况上报给中书省。张思明不同意，他说：“饥民犹鲋在涸辙，往复逾月，是索之枯鱼之肆也”他主张先用来年的钱粮救急，再腾出手来办那些从中克扣钱粮的贪官。
当然也有个别比较“欢乐”的上访案例。宋孝宗时，出于吏治需要，允许百姓击鼓而不加罪，甚至鼓励百姓越级上访，以此评价各州县长官的施政情况，决定官员任免，名曰“举留”。他还对看守登闻鼓的官员说：“民意宣，则民心顺，吏治清，风化行”。宋光宗即位后，沿袭了他老子的做法，欢迎百姓“来前理曲”。这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贪官污吏的作用。
如广西某县主簿（副县长）周荣和县府工房书吏常红等人，借劳役“设计害民”，给钱多的少出人丁或不出，不给钱的就强行摊派，导致穷苦人家常常耽误农耕，遂有百余百姓组团去州里上访，还扬言说，若州里不管，他们就直接去临安击鼓面见皇帝。周荣得知这一情况，非常害怕，快马加鞭去截访，赶了40里路追上大家，再三求情：“我14岁进学，吃尽灯前窗下之苦，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个职位，千万饶了我，别坏了我的前程。”
历史上最有趣的上访，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主角是一寡妇。她想改嫁，但那时候强调“失节事大”，家族里人不同意，当地的保甲长也反对。不得已，她只好上访到官府，状书写得挺有水平，“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也有趣，接了状子，挥笔判了一个字：“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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