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件礼物

今天给大家讲5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将近20年前，我和老公第一次去北戴河度假。乘出租车去宾馆路上，看到一家三口骑着一辆三人自行车，爸爸在最前边，孩子在中间，妈妈在最后边。
那个爸爸的神态吸引了我的注意：他迎着阳光和海风，奋力地骑着，身子随之而晃动着，他仰着头，微微眯着眼睛，满脸的幸福满足。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个男人拥有了一切！他简直就是一个富足的国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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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
还是将近20年前，我在当时居住的小区门口买水果，看到小区里慢慢走出一对老人。
那个女人看上去是患有一种我们俗称“舞蹈病”的，手不停地挥舞，脚也不利落，歪歪斜斜地走着。她的老伴一直陪着她，抚摸着她的手，搀着她走。
那老人的神态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一直安详地微笑着，耐心地搀扶着妻子，给我的感觉是——这就是最平常的事情，我们跟大家都一样。
爱不一定是神魂颠倒、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爱是几十年如一日，安安静静地陪你过日子，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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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故事
十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买了一辆二手切诺基吉普车，开着去北戴河度假。某个晚上，去昌黎的路上，车胎出问题了，开到路边一家修车铺修理。
修车铺是夫妻俩开的。男人好像退伍军人，穿着旧军装，又好像受过伤，一条腿拖着走路。
问题不大，很快搞定，老公把车倒出来停下，我在副驾驶座等着男人过来收钱。
14.5元。
我递给男人15元，男人伸手掏兜找零头。老公说，算了，不用找了，说着挂上档要开走。
男人一把扶住我的窗口，不要我们开走。他那么坚定，我们只能停下来。
他掏了好久，掏出一把钞票，仔细地拿出5毛钱递给我。同时，他微笑着，认真地，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给我的震撼，无法言说。我认出来他是谁。
只要你不是无神论者，你就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的目光一直留在我心里，激励我，支持我，这辈子，必须，认真做事、诚实做人，哪怕偏于较真儿，也不可有一丝含糊怠慢。
我在做，他在看。
每时。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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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20年前。我定居美国，考了一个美国国务院陪同翻译的资格，通过FBI的安全调查，可以陪同美国政府邀请的中国政府官员，根据不同主题，走访与其相关的部门。
因我一直有全职工作，这种自由职业的活儿只接过一次，是陪同南方某省卫生厅专门从事戒毒工作的一位领导，在美国开展为期将近一个月的“戒毒之旅”，从东岸到中部到西岸，走访了总统行政办公室、全国药品委员会、参议院、众议院、缉毒署、司法部、卫生部、教育部、防毒戒毒中心、民间戒毒组织、药品公司、制药厂、医院、戒毒所，等等几十个地方，从政策、预算、管理、预防、教育、医疗、科研、法制、缉毒等等各个方面，彻底了解美国是怎样对待毒品的。
在纽约的戒毒所，我们见到20出头的年轻女性，因有海洛因毒瘾，每天定时去戒毒所服用美沙酮，终身如此；她们有些是HIV病毒感染者。
我们还见到出生就患有毒瘾的婴儿，有些还携带HIV病毒。
在加州圣地亚哥，我们探访了联邦缉毒署（DEA），一面墙上，挂着许多大幅正面头像彩照，都是在缉毒行动中牺牲的人，都很年轻。
缉毒署的一位官员邀请我们一行人晚上去他家做客，他在家里办一个小型酒会和晚宴，请一些相关的朋友来交谈。
他把家里地址和路书写在一张卡片上，交给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手里这张卡片，价值五十万美元。
的确，在毒贩那里，他的家庭地址可以卖五十万美元。
当天夜里，从他家回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我把那张卡片细细地撕成碎片，冲进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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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年（2014年）三月底，我带儿子去美国探访华德福高中期间。
我们去的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坐落在乡间，是北美最成熟的华德福社区之一，紧邻一家生物动力农场。学校对面是一家社区商店，卖农场自产的牛奶、蔬菜、乳制品，还有各种天然日用品。商店还自带小小的餐厅兼咖啡馆，学生们课间可以到这样来买零食或者午餐。
儿子要在学校试课两天，我无处可去，就在周围溜达。第一天很冷，冰雪封路；第二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我坐在商店外边的长凳上喝茶看书。这种乡间，男人都怠于刮胡子，好多大胡子晃来晃去，我觉得他们像是西方民间传说里的Gnomes（地精）。学校面试Sam的高中辅导老师，就是个和善的大胡子，听我这样比喻，就对我说，是啊，欢迎来到地精国！（Welcome to Gnomeland！）
我在看书时，有个大胡子坐到我对面，跟我聊起天儿。聊着聊着，另外一个大胡子跑来找他，第一个大胡子管第二个大胡子叫Frank，我们三人就商店里卖的油菜英文叫什么，起了争议。叫Frank的大胡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他斜着眼睛假作狐疑地说：你不是北京来的！你英文这么好，肯定是个密探！
然后他挥着手里的一个长长的竹色木管，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摇摇头。他说：这是Shakubachi（尺八）！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说，名字听去是日文，看去像是一种笛子。
说着话，第一个大胡子走了，又来了一个银发帅老头儿，Frank把我介绍给他：这女孩说她是北京来的，我看不像，她英文太好了，没有口音，而且不知道Shakubachi是什么，怎么可能是北京来的！
第三个老头儿也拿了一只尺八，他和Frank是尺八课的同学。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他俩为我吹了几首歌。尺八的音质圆润深沉，时而沧桑，时而辽远，很有空灵的意境，我听着痴了过去。
然后，儿子下课了，孩子们拥到商店买吃的。大胡子老师也跟过来，我上前问他怎么样？他说Sam很优秀，自信而开朗，有想法有见地，给老师提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我告诉他，这里有个叫Frank的大胡子老头儿，特爱和我开玩笑，还吹尺八曲子给我听。
老师说，哦，那是Frank Serpico。他是我儿时的偶像，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可以认识他，还和他一起吃午饭。
Frank Serpico！！！
这个名字对美国人来说如雷贯耳。Frank Serpico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纽约的一名便衣警官，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揭发纽约警察署NYPD的严重腐败内幕，西语云“吹哨子”，导致市长对警察署展开著名的Knapp Commission调查。
在黑暗中吹哨子，并不讨喜；说真话往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 Frank被同事布下圈套企图谋害，在一次稽查毒贩的行动中，他不明就里迎面中弹，这发子弹原意是要他的命的。但他却奇迹般获救，并且在随后大规模的政府调查中担当证人。
Frank Serpico成为国家级英雄，获得纽约警察署最高奖章the Medal of Honor。关于他的书十分畅销，好莱坞则拍摄了关于他的电影，影片名字就叫Serpico（汉译《冲突》），由Al Pacino（艾尔·帕奇诺）扮演他，并因此角色而获得奥斯卡提名。
Frank在调查结束、获得奖章后，就去瑞士养伤、学习大约十来年。他一只耳朵是聋的，脑子里还有散落的弹片。黑帮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但他决定最终还是回美国生活，随它去了。
为电影准备期间，Al Pacino邀请Frank去他的别墅小住。Al问Frank为什么要站出来揭发腐败内幕？Frank回答说——
“哦，Al，我也不知道。我猜测是因为... 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在听一曲音乐的时候，我又是谁呢？”
"Well, Al, I don't know. I guess I would have to say it would be because... if I didn't, who would I be when I listened to a piece of 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