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 评论】“甲午海战”之战史

                
                
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输在哪里
■卷首语
　　惊涛拍岸，又是甲午。甲午，也许是120年来，中国的小学生记住的第一个农历干支年号。
　　忘不了，120年前的甲午，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个华夏儿女记忆的深处，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最惨痛、最屈辱的部分。
　　1894年，舰沉黄海、兵败旅顺；1895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灾难接踵而至……
　　中国自此跌入最为黑暗无助的深渊，中国人民也从此奋起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兵败甲午，中国之命运因此而扭转，世界之格局与走向也因此而改变。
　　120年了，多少仁人志士在问：甲午之败，究竟败在何处？
　　是败于日本联合舰队的速射炮、开花弹?是败于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战术？是败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的纵容、偏袒和庇护？还是败于慈禧太后营建颐和园的奢靡以及方伯谦之流贪生怕死临战而逃的将领？或是败于清廷的“帝党”、“后党”之争？
　　回望甲午，北洋海军沉没的舰只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腐败也要挨打；军舰不如人要挨打，战略目标和军事体制、军事作风不如人也要挨打；没有现代工业作为大国的战略支撑要挨打，没有足以凝聚民心的现代社会制度也要挨打；封建的文化专制愚民政策要挨打，没有放眼天下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也要挨打……
　　“谈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
　　中国已不是120年前之中国；世界已不是120年前之世界。今日之中国，更需要对世界有清醒的认知。
　　谨以我们有限却认真的思考，敬献给当年为国家和民族血洒疆场的甲午英烈和先贤！
　　主编：郑蔚 责任编辑：梁炀 于颖 张小叶
                
                
■ 战史【上】
日期：2014-07-25 作者：郑蔚;梁炀;于颖;张小叶 来源：文汇报
　120年前的今天，同为甲午年，朝鲜牙山湾。那是一个暖风和煦的清晨，拂晓4时，东方的天际尚未透曙，西面的夜幕更是一片不可名状的深邃。此刻，漫天繁星，寂静的海面上，有两艘军舰正向西疾驶。“济远”的飞桥上，管带方伯谦手把罗经，亲自指挥航行，相随的军舰是“广乙”。
　　“济远”和“广乙”两舰的任务是护送运兵船，协助清兵在朝鲜的登陆行动。但最后一艘运兵船“高升”号尚未抵达，方伯谦便下令启船回国，为的是避开传言中即将到达的大批日本军舰。
　　方伯谦并未如愿避战。5时30分，西南方向的海平面上显出几缕淡淡的黑烟；7时，白色的日本军舰显出身形；7时43分30秒，随着日舰“吉野”的第一声炮响打破海面的平静，一场改变中日两国国运的战争打响了。
　　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2月17日，从丰岛海战爆发到刘公岛陷落，这场历时半年的中日之战被后世称为“甲午海战”。在人类战争史上，它是第一场大规模铁甲舰参加的海战。在中国的海军史上，这是最痛苦难忘的一页。北洋海军，这支曾经龙旗高扬，实力冠绝东亚的中国海军“梦之队”，包括它所承载的近代化梦想，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
　　如今，我们将视线拉回120年前，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为的是从历史的细节中检讨和追问：甲午海战因何而起？为何而败？这样的惨败是否可以避免？它给予了今天怎样的启示？
                
                
北洋海军，封建土壤开“奇花”
　　北洋海军的成长屡经风雨，渐成畸零，终究无法结出人们期待的果实。
　　在刘公岛的甲午海战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封家书，它来自“经远”舰的驾驶二副陈京莹。1894年7月11日，大批日本军舰集结朝鲜海域，“经远”等5艘军舰接到任务，前往牙山护航。在此期间，陈京莹在给父亲的家书中谈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
　　陈京莹的判断，代表的是战前北洋海军内部对己方力量研判的基本共识。他认为，海战只有三成把握，而想到马江之战，军中均“战战兢兢”，这正是当时海军内部的普遍心态。
　　信中提及的马江之战发生于10年之前。当时，面对法国军舰的进攻，由引进法国造船技术建造起来的中国舰队在闽江全军覆没。10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以西方新式舰炮和训练方法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面对敌军来犯，为何仍然没有胜利的把握？
　　如今，多数研究甲午海战的专家认定，这场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支没有近代化国家作为后盾的舰队，仿佛一栋即将倾倒的封建大厦上开出的一朵骄纵独放的花，它的成长屡经风雨，渐成畸零，终究无法结出人们期待的果实。反之，北洋海军的敌人，则是向着近代化大步迈进的日本，在后者尽全国之力的攻击下，北洋海军和它背后的清政府的命运早已被注定。
　　北洋海军这支“奇花”的盛开，最初是源于晚清有识之士的自强之心。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震动朝野，部分有远见的官员意识到，日本这个日益强大的东洋邻国，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次年，恭亲王奕䜣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疏，痛陈台湾事件中，“明知日本理屈，苦于我之备虚”。这份奏折，引发了晚清史上著名的海防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清政府决定建立南北洋海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1888年12月17日，一份邸报登出上谕，任命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此后，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北洋舰队不再叫“北洋水师”，而叫“北洋海军”。在史学家看来，这是北洋海军成军的标志之一。“海军”这一舶来词的使用，意味着在清朝人的心目中，本国终于拥有了第一支能在海洋上与西洋列强和东洋倭国对阵的军种。北洋海军成军后，共举行了三次阅操，给予了当时中国政界和知识阶层极大的振奋。醇亲王赞誉其“布阵整齐，旗语灯号，如响斯应”，连创办人李鸿章自己也有些陶醉，1891年巡阅海军后他说：“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事实上，这确实是一支从装备到体制都极为接近西方的近代化海军：它拥有旅顺和威海两个亚洲一流军港，25艘在编军舰，由海军衙门统管，军队所依据的《北洋海军章程》中，更是包含了中国近代军制改革的许多内容。
　　然而，这种脆弱的繁荣仿佛昙花一现，只因危机触发而生，维持了极短暂的热情后，便被国家的日常耗靡所排斥。1891年，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户部决定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李鸿章虽感失望，却并未在购船经费问题上多作争论，因为他知道，户部在财政上首先要保证的，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各项费用开支。
　　和平时代歌舞升平的气氛，也使军队纪律明显松弛。尽管《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晚上上岸住宿的人，“一船有半”。提督丁汝昌本人更是在岛上建房出租，收取租金，并同方伯谦在出租房产之事上发生龃龉。此外，走私、淫赌、私扣公费、滥权请奖等，在军中相习成风，成为故态。
　　其实，北洋海军的将领均受过正规西式教育和训练，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受到最好的启蒙培养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缺乏忧国忧民之心。将时间上溯到1871年，18名后来成为北洋海军军官的年轻学生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开始渴望已久的海上航习前，曾集体给他们的外籍教师嘉乐尔写过一封信，信中措辞恳切热情，读来令人动容：
　　“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范例，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将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姜鸣认为，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既拥有新知识新视野，又脱不开旧体制的羁绊和束缚；他们有很高的薪俸待遇，却吸鸦片嫖妓女和走私做生意；他们完全用英语指挥发令，却在训练中弄虚作假；他们中有的人勇敢地为国捐躯，也有人在紧要关头临阵逃亡”。这种荣辱共生的两面性，正是一支近代海军在封建土壤中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被寄予了改变时代的希望，但这支新型舰队并没能真正地为国家尽职效力。
丰岛海战，实力悬殊的遭遇战
　　中日两国，一方无意作战，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另一方则全国动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894年7月23日，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的带领下，12艘军舰及6艘鱼雷艇、运输船“门司丸”号，以单纵队离开军港，前往朝鲜。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联合舰队送行，一周前，这个日本主战派的头目刚刚接到天皇的特别勅令，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长。与前任所主张的“舰队守势运动”完全不同，桦山资纪主张将日本海军舰队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组成庞大的舰队，采取攻势方针，消灭中国海军的有生力量，夺取制海权。
　　在晚霞夕照中，桦山资纪遥望联合舰队远去，在自己所乘坐的“高砂丸”号的船桅上挂出信号：“发扬帝国海军荣誉！”这句话来自英国著名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中，纳尔逊率领英国舰队，击溃了法国和西班牙组成的无敌舰队。这句话，后来成为进攻型海军的传统口号，也表明了日本向中国发起进攻之决心。
　　联合舰队前往的目的地是朝鲜，半个多月来，这座东亚半岛正成为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
　　甲午年春夏之际，朝鲜半岛发生了东学党起义。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的号召下，东学党徒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放粮仓，响应者甚众。6月1日，起义军攻克了南方重镇全州，直逼京都汉城。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
　　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属邦乞求平息内乱，中国作为上国自然难以推辞。6日，李鸿章饬令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赴牙山、仁川护航，调直隶总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依照1885年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这一决定照会日本。
　　日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开战良机。2天后，就在聂士成部陆军进驻牙山的当天，早有准备的日本随即派兵登陆朝鲜，并长驱直入汉城周围，抢占地利。同时，由日本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7000余人混成旅团也从日本本土出发，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半岛。不久后，尽管东学党义军签订了休战条款并退出全州，但日本军队不仅拒不撤军，还抛出了中日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
　　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李鸿章一开始试图采取外交折冲的守势。他最先选择的调停对象是俄国公使喀西尼，然后是英国，结果这些外交努力均告失败，“讨了老大一场无趣”。而此时的日本，则早已全国动员，立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月23日，日本军队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国王生父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7月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一场日本酝酿已久的战争俨然就要爆发。
　　但李鸿章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7月20日，他曾令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准备起航前往牙山，保护运兵船。但22日晚上，他先后接到来自俄国、英国方面的消息，两国均称对日本在朝鲜的行动非常不安，这使李鸿章倍受鼓舞，认为列强决意出手调停，此时再派大批军舰前往朝鲜，不利于局势缓解。于是，北洋海军主力的出海计划取消了。
　　史学家认为，李鸿章的犹豫和失算，使中国海军错过了一个天赐良机。因此，7月25日，当“济远”和“广乙”与日本联合舰队“吉野”、“秋津洲”和“浪速”相遇时，中国分舰队的舰只比日本少一艘，总排水量少7800余吨，火炮少50余门，航速也较日舰慢。这场被后世称为“丰岛海战”的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遭遇战。
　　上午7时43分30秒，“吉野”放一空炮，随后向中国军舰开火，“济远”发炮还击。随后，“秋津洲”、“浪速”先后开炮，宁静的海面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开战后不久，一颗炮弹落在“济远”指挥台附近，大副沈寿昌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又有一颗炮弹在前炮台爆炸，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打穿胸部；练习生黄承勋在召唤炮手装弹射击时，一块弹片将其手臂炸断，他拒绝水手们为他包扎，说：“他们各有自己的职责，不要管我了。”说毕气绝，年仅21岁。在战火中，“济远”的前炮台积尸累累，竟至火炮无法转动。
　　8时20分，“济远”后主炮一颗炮弹穿入“吉野”右舷，打坏发动机，又穿过机舱防御装甲，落入轮机舱，可惜竟未爆炸，“济远”趁机向西撤退。“广乙”则借着一发炮弹穿透“浪速”左舷，炸断备用锚并炸坏锚机的机会，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秋津洲”追击东撤的“广乙”，“吉野”、“浪速”则尾随“济远”。
　　在撤退中，“济远”开炮打中“吉野”要害，“吉野”不敢再追，转舵撤退，使其得以在26日凌晨返回威海。负伤的“广乙”向朝鲜西海岸踽踽而退，至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舰1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0余人。管带林国祥纵火焚舰，率残部登岸，经英舰救护，后来辗转回到国内。
　　在追击过程中，日舰还恰好迎上了“高升”轮和为其伴航的中国军舰“操江”号。“高升”是被清政府租用运兵的一艘英国商船，李鸿章本指望高悬的米字旗能让日本军队有所顾忌。然而，当“高升”拒绝被日舰捕俘，提出“轮船出发时中日尚未宣战，要求返回始发港大沽”的正当要求后，日军用信号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即乘小艇离船，随后发射出一枚鱼雷，右舷五炮同时轰鸣，“高升”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蒸汽和煤屑弥散，天昏地暗，“高升”震动着下沉。
　　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会水的人纷纷跳向大海，不会游泳的则在船的高处用步枪射击日舰，作垂死抵抗。一艘日本小艇驶来，只搭救落水的欧洲人，并向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
　　在“高升”被击沉后不久，“秋津洲”追上“操江”，后者降下国旗投降。被俘虏的“操江”于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舰上的中国官兵被押送着游街，受尽了屈辱和折磨。
中日舰队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
　　日舰火力密度高三倍
　　以黄海海战为例，北洋舰队装备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共58门，日本联合舰队装备的则多达104门，几乎是北洋舰队的一倍。北洋舰队装备的大多是射速缓慢的旧式架退炮，射速在四五分钟1发，日本舰队则拥有67门120毫米、15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射速在1分钟四五发。日本方面曾估计，战时的火力超过中国三倍以上。根据战后统计，几乎每一艘中国军舰每分钟会遭到将近10发炮弹的攻击。日本联合舰队占有的完全是压倒性的优势。
　　另一个统计显示，北洋舰队的炮火命中率达到2%—2.5%，主炮命中率达到4%，远高于当时日本舰队1%的命中率。这是因为北洋海军人员服役时间长，对设备的熟练程度比日军更高，这也是中国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不多的优势之一。可惜，对方火炮的数量和射速抵消了这个优势。
　　日“下濑火药”灵敏度高
　　甲午海战中，日本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使用了装填了“下濑火药”的新式爆破弹，这种火药的灵敏度极高，爆炸后不仅会产生破片和冲击波，还伴有大火。日本海军速射炮的发射药采用了棉火药，它的无烟特性使其爆炸后不会出现弥漫的烟雾，炮手无需等待烟雾散去，便可迅速进行下一发瞄准、射击。
　　北洋海军配备的开花弹充填的则是黑色火药，即使命中目标，爆炸威力也有限。黑火药容易受潮，爆炸特性不好，且燃烧后会产生大量刺鼻的白色浓烟，顶风发射时炮手还会有中毒窒息的危险。
　　北洋舰队弹药配备不足
　　战时，北洋舰队使用的弹药大部分是无法炸响、威力极有限的实心弹，这实在是出于弹药不足的无奈。当时，北洋舰队威力最大的弹药是开花弹，主要依赖进口，然而户部禁止海军外购军火的命令，使北洋海军一度失去了这种弹药的供应来源。在黄海海战中，“定远”舰上装备了90多枚开花弹，而“镇远”舰上只有40多枚，在开战后一小时中全部用完。
　　“福龙”错失击沉敌舰机会
　　在距离日舰“西京丸”约40米时，鱼雷艇“福龙”曾向其发射了一枚鱼雷，然而鱼雷却没有爆炸，使北洋舰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击沉敌舰的机会。这枚鱼雷为什么没有击中“西京丸”？
　　当时鱼雷的工作机制是，入水后，要经过内部安装的深浅机一番上下调整，才能够到达预定定深。调整时，鱼雷在水中运动的路线是一条上下起伏的曲线，直到经过100多米的航行后，才能基本调整完毕，开始在预定的深度上以直线行进。鱼雷发射时，“福龙”与“西京丸”相距太近，鱼雷还在“乍起乍伏”的行进状态下。同时，由于“福龙”发射舰尾鱼雷时，舰体刚好经过了大旋转，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导致鱼雷发射角度过低，入水过深，以至于从“西京丸”船底经过后仍然未能上浮。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张小叶
■ 战史【下】
黄海海战，无法回避的决战
　　1894年9月17日，在护送运兵船抵达大东沟后，中日舰队主力终于相遇，开始了一场决战。
　　丰岛海战爆发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站在“定远”舰宽阔的飞桥上，脸色黯淡。自他督任北洋海军至甲午海战爆发，已经15年了，后世常以甲午海战之殁，讽其无知无能。“就性格论，丁汝昌较内向；就能力论，丁汝昌较庸懦；就专业论，丁汝昌完全不懂海军。”姜鸣推测，“李鸿章选择此人，显然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
　　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前馆长戚俊傑则认为，从丁汝昌生前的信函墨迹中，能够看出这个海军统帅在夹缝中的努力和无奈。北洋海军建军以来，丁汝昌屡次提交关于添设快船快炮的请求，与各处交涉弹药、煤炭，以及舰船改造的电报，都能看得出这个人的责任心。丁汝昌对北洋海军的实力心知肚明：长久以来被视为假想敌的日本海军，近几年来举国一心，倾力猛增新舰，而曾经赢得过亚洲第一桂冠的北洋舰队，显然已经跟不上邻国的步伐了。
　　丰岛海战后，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清廷并没有想出应对方略。此后一个多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梭巡于威海、大同江、旅顺一线，名为搜索日舰，事实上却不敢行驶出北纬37°线以南地区，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这种看似搜索，实际回避作战的行为，使激进的士大夫极为不满。朝廷清流党的首领翁同龢、李鸿藻坚决主张将丁汝昌治罪，光绪皇帝本人也对此极为痛恨，明发上谕，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戴罪自效。
　　对于丁汝昌的避战行为，后人评价不一。姜鸣认为，李鸿章的掣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海军出航前，他向丁汝昌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这种龟缩避战的思想，既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有对海军战略的错误认识。
　　海军是一个高度科学化、机械化的兵种，不论是装备、人员和训练都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实战才能看出效果。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以全国之力，积多年持续的规划和建设，根本不能发挥其效能。然而一支强大海军的作用绝不仅仅如李鸿章所言，“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军是一个国家自信心的具体体现，一支没有获胜目标和实力的海军，没有任何威慑能力。
　　反观日本，从1883年起，日本政府以举国之力连续8年建造军舰。日本高层认为，若没有铁甲舰向邻国展示实力，并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那国家就没有独立和富强的保障。
　　1894年9月17日，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抵达中朝边界的大东沟。舰队在锚地停泊时，敌舰群正向这个方向驶来。按照“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方针，那段日子，日本舰队在渤海及朝鲜西海岸广泛游弋，主动出击，志在必得。无论中国舰队如何回避，海上决战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日舰以航速最高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为前导，6舰组成的本队在后，以单纵队向东北方向迎击。而丁汝昌则根据战前预定方案，命令舰队改变队形，以双横队迎击。然而，在变阵中，北洋海军的航速没有保持好，侧翼诸舰开始落到后面，结果竟形成了一个中间突出、两翼落后的“人”字形，战线拉得很开，弱舰散在两翼，缺乏保护。这被认为是黄海海战失利的原因之一。
　　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时，旗舰“定远”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第一炮，揭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
　　海军史专家认为，在黄海海战的开始阶段，中国舰队其实是占了上风的。舰队的人形编队正好楔入了日本舰队之间，将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一截为二。中国舰队集中攻击本队，重创了敌舰“比睿”，使其拖着浓烟烈火逃出重围。
　　激战中，旗舰“定远”的瞭望台被日舰排炮击中，在此指挥的丁汝昌脚被夹在破碎的铁木中，不得动弹，并被炮火烧伤。旗舰的发令桅杆也被炮火所伤，丁汝昌无法发令，致使中国舰队交战不久即失去了统一指挥。
　　战局很快被扭转，日军第一游击队利用舰速优势，迅速通过中国舰队正面，包抄了右翼最薄弱的“超勇”、“扬威”。两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开炮击中“吉野”后甲板，又在“高千穗”的右舷后部撕裂了一道大口子，随后一发炮弹击穿“浪速”水线部分，引起海水灌入。但“超勇”、“扬威”两舰毕竟是旧式巡洋舰，在第一舰队的猛烈攻击下，渐渐不敌，由于内部隔舱均为木结构，难以抑制火势的蔓延，两舰终沉大海。
　　损失“超勇”、“扬威”两舰后，“平远”、“广丙”和鱼雷艇“福龙”前来助战。“福龙”向桦山资纪乘坐督战的“西京丸”连续发射3枚鱼雷，双方最近距离仅40米，可惜均未命中，使“西京丸”得以退出战场。
　　此时的战斗十分惨烈，日舰依靠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单纵队，前后环击，并以速射炮的优势，向中国军舰倾泻弹药。在第一游击队的猛攻之下，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巡洋舰“致远”已受重伤，海水汹涌灌入，随时有沉没的危险，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孤注一掷，用舰艏冲角向从阵前掠过的“吉野”拦击。他在指挥台上喝道：“我辈虽死，而海军声威不致坠落，这就是报国呀！”
　　“致远”沉没后，邓世昌蹈海殉国。一百多年后，姜鸣造访大鹿岛，这片岛屿距离黄海海战的战场大约10海里。岛上有一座邓世昌墓，当地人传说，1938年日本人打捞“致远”号，想收集船上的金属材料，被雇佣的中国潜水员在驾驶舱发现了一具尸骨。他坚定地认为，这就是爱国将领邓世昌的遗骸，尽管当时东北已经沦陷，潜水员仍然冒着危险偷出这具遗骸，在大鹿岛上为其建墓立碑。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靠，邓世昌所代表的中国军人尊严，百年后依旧为人们传颂和缅怀。
　　与之呈鲜明对比的，则是“济远”管带方伯谦。眼见“致远”沉没，方伯谦大惊失色，驾舰退出战场，向旅顺口方向逃去。“广甲”管带吴敬荣见状效仿。一个多月前，方伯谦曾率“济远”鏖战于丰岛海面，当时炮弹击中大副沈寿昌时，方伯谦正与其并立指挥，脑血溅洒在他的身上，彻底瓦解了他的斗志。“济远”、“广甲”的临阵逃离，使舰队左翼完全瓦解，军心动摇，责任十分重大。
　　黄海海战一直持续到当天黄昏，太阳西垂，暮色将临，日军升起信号旗，令第一游击队归队，一起驶回临时锚地。黄海海战落幕，北洋舰队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济远”4艘军舰。北洋舰队在月色中返航旅顺，当第二天的太阳重新升起时，这场发生在大东沟口外的战事震动了整个世界。
日落威海卫，北洋海军化为飞烟
　　1895年2月17日，刘公岛陷落。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幸存的北洋海军军舰，这支曾经无比显赫的舰队最终覆灭。
　　黄海海战的同一天，平壤失守，清军退入中国，朝野震动。慈禧命翁同龢前往天津，责李鸿章“何以怠误至此”。根据翁同龢日记，李鸿章惶恐引咎：“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
　　10月下旬，日军从花园口登陆辽东半岛，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东北。11月7日，在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当天，大连失守了，民间将对太后的庆寿贺词改为“一人庆典，万寿疆无”，表达对这场带来灾难的庆典的愤懑。
　　11月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攻。不堪一击的清朝军队仅守了6天，便纷纷败退。旅顺陷落，北洋海军惨淡经营了十余年的远东第一海军基地就此落入敌手。
　　占领旅顺后，日军大本营决定组编“山东作战军”，进攻威海，消灭北洋海军。1895年1月19日，在联合舰队的护送下，侵略大军被分批运往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湾登陆。25日，日军兵分两路，开始向威海进犯。
　　面对强敌，清军节节败退。但惨烈悲情的战事中仍有亮色，1月30日，日军向威海南帮炮台群的制高点摩天岭炮台发起进攻，借着炮火的掩护，举着太阳旗的日军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摩天岭山头。守卫炮台的400名新兵以仅有的8门火炮和步枪，在寒风凛冽的高山上顽强抵抗。营官周家恩身中数弹，但仍以极大的毅力忍住伤痛，带领仅存的几十名士兵奋勇抗击爬到炮台上来的敌人。敌人三次爬上炮台来，弹药耗尽的清军官兵又以佩刀与日寇白刃相格，三度将日军击退。日军最后爬上炮台后，才发现已经没有一名活着的中国守军。少将大寺安纯喜不自胜，打着太阳旗，命随军记者拍照留念，不料被北洋舰队“来远”舰将士看见，对准太阳旗连发数炮，大寺安纯当场毙命。这也是甲午战争中第一个被清军击毙的日本将军。
　　2月2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后，又分兵攻下了北帮炮台。至此，威海沿岸全为日军占领，刘公岛于是腹背受敌，成为危如累卵的孤岛。
　　北洋海军最后的舰队就困守在刘公岛上。此前，李鸿章曾指示丁汝昌，如北洋海军力不能支，尽量出海拼战，即使不胜，也能够保全铁甲舰退回烟台。但丁汝昌拒绝了，他定下“倚台守岛”战略，决意以死报国，并回复称：“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唯有船没人尽而已。”
　　当时的威海卫，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丁汝昌向朝廷发出了最后的告紧文书，称形势危急，“惟力筹死守”：“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相，以救水陆百姓千万人生命。”
　　2月5日凌晨，趁着残月清辉，10艘日本鱼雷艇从阴山口出发驶抵龙庙嘴，决定偷袭北洋舰队。尽管不久即被北洋海军警戒舰发现并击退，但仍有一艘9号鱼雷艇冒险突进，偷袭得手。它向夜色中一艘两桅大舰发射鱼雷，击中其右舷舯部，舰体开始倾斜。此舰正是旗舰“定远”，随着海水汩汩涌入船体，当天下午，锅炉熄灭。这次偷袭，对困守孤岛、等待援军的北洋海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7日，天刚启明，伊东祐亨下令向刘公岛发起总攻。他率领本队和第一游击队8舰驶往刘公岛西口，西海舰队司令长官相浦纪道率领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总计15舰前往刘公岛东口。一场空前激烈的海陆攻防战开始了。
　　然而，就在双方战斗正酣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3艘鱼雷艇及两艘汽艇向外冲出，向着烟台方向逃跑。其中，鱼雷艇“福龙”管带蔡廷干是容闳第二批派往留美的幼童，他在率艇逃跑的过程中被日军俘虏。在甲午战争结束后，蔡廷干担心遣返回国会受到清政府的处罚，还四处奔走，委托其美国老师，当时正在日本的诺斯罗普博士出面，要求暂居日本。在北洋海军最后的保卫战中，有人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有人却表现出贪生怕死的丑态。
　　7日的战斗空前激烈，海军和刘公岛守护军死伤300多人。中国军队虽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日军攻击，但已不能改写战争的结局，刘公岛尚在，大部分舰艇已丧失，剩余的舰队此时也被援兵所抛弃。11日，丁汝昌得到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师莱州，陆援无望。兵心顿时散乱，岛上已呈崩溃征象，岛上居民、各舰水兵跪求丁汝昌放其生路，部分士兵甚至胁迫他投降。丁汝昌慨然道：“你们想杀我可速杀之，我岂会吝惜这条生命？”
　　到了这一步，丁汝昌确实不再奢望自己有活下去的理由，他安排好了后事，并命令诸将炸舰，然而众人不应，害怕炸沉军舰会触怒日本人。刘公岛弥散着绝望、颓废、恐惧的情绪，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2月12日，丁汝昌本人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这位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位舰队司令，在为海军服务了17年后，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丁汝昌自杀后，“广丙”管带程壁光持伪造丁汝昌具名的投降文书，乘“镇北”号炮艇出，悬白旗至日舰阴山锚地，以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在黄海海战中，为防范有人降旗投降，他亲自将战旗钉死在桅杆上。此时，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中，他口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着自己，发出了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17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幸存的北洋海军军舰。载有丁汝昌等将士灵柩和一千余军民的“康济”号，黯然离开了威海卫基地。在汽笛的低回声中，北洋海军化为飞烟。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议和条约，即著名的《马关条约》。条约的内容包括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等。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也使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20世纪初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1874年讨论南北洋海防，到1895年北洋海军覆灭，这支曾经无比显赫的舰队为何会跌落下来，直至全军覆灭？它的创办人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和平年代，尚能当作摆设，强敌来袭时，则“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120年前，垂死的大清帝国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又想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所有的亮色不过是濒死前的回光返照。北洋海军的命运，也正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慢性病态的集中体现。正如曾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形容的中国：“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张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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