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武汉出版社
作者简介：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国回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学系主任之职。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本书没有明确的时间索引，非以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而是从几个话题议论性分析近代历史的问题和症结。第一章是“剿夷与抚夷”，主要是清朝末年鸦片战争的原因及历个所谓“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背景与清廷、民间的根本问题分析。
小时候学历史，总说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所谓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铁证。而蒋先生则令我耳目一新地分析，这其实是欧美国家不得不为之的方法，清廷把自己当天朝，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蛮夷”，铁桶一般油盐不进，与正常方式建立邦交寻求通商开放没有可能，外国人想要到中国做生意，想要赚中国的钱想要买 中国的东西，只有靠军事打击一条路可走。而中国当时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不打又待如何？
第二章将洪秀全与曾国藩放在一起。固然大概是洪最终是被曾所消灭的。洪的失败是必然这在以前的历史早就学到了，作为平民，对他的分析是无所顾忌的；而曾一直是几百年士大夫的榜样，直至今日，仍有大量诸如《曾国藩家书》之类推崇、学习曾国藩的书籍。而蒋先生对曾的分析，是曾因出身农民，所以知粒粒粮食皆付之汗水，追求精神上的崇高，这是曾的品质；同时曾对清廷亦是清醒认识到其腐烂无救但不得不救，所以太平天国推翻后，曾亦有所沉寂；曾事实上是清廷不得不的选择，因为他的湘军、因为当时已无人能与太平天国抗衡。
第三章则主要讲改革，开篇讲李鸿章，近些年因为对李鸿章的各种“平反”，我们终于开始了解和认清李并不是小时候历史书上那个大汉奸大坏人，那个割地赔款的叛徒，慈禧的走狗。因而看到蒋先生对李的十分正面评份我也不惊讶了，但还是小小惊讶了下其高度评价。以下是书中引用李于同治三年（1864年）写给恭亲王奕忻即咸丰的弟弟、同治的叔叔。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日：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蒋先生对此文评价极高，“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如此，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宝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这一章实际讲了为什么李鸿章和当时几位卓越的政治家推进了“洋务运动”却仍以失败告终。问题症结在清廷的体制上、在士大夫和民间的思维固化和迷信上。这些问题似乎到了今天都没完全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才是最最重要的。最终导致尽管李鸿章早就认定日本是我们的头号麻烦，一心准备，但我们仍旧败于日本，实在于日本的变革彻底，而我们总固化于所谓“泱泱大国”的自我幻想当中不可自拔。这一问题也至今无法解决，小国有小国的问题，大国也有大国的问题。
8-24
到第四章，提到历史上的变法，不明为何说仅两次即王莽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我明明记得应是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所查未果。不过，不论究竟是何，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仅两次变法而且都以失败告终，变法之人下场惨烈，耐人寻味。
在这一章，蒋先生对近代史有一总结，首先我们闭关锁国太久，待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已进入工业机械发展的时代，国门被迫打开，极少数有眼光的人才意识到我们的巨大差距，于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等推动洋务运动，是“自强”，因为自身的思想不彻底和清廷的腐旧失败；然后是戊戌变法，康有为的作法是“变法”，变法立即被守旧派推出慈禧所打败；然后清政府又想用义和团来找外国人，更是失败。
然后出了个孙中山，中山先生最大的成功，应该是推翻了清政府。思想上他的三民主义高度很高，却似乎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若干年来，各路人等也只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各行其事而已。
在本章的后部，也终于明了了为何清朝倒塌后会有军阀混战的十五年，然后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复兴之路，孙先生已经在逐步推进他的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之路，然后是日本看到我们的发展来打击我们，然后又是八年抗战，然后GCD起来了，孙先生又早早去世，无奈。
武汉出版社
作者简介：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国回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学系主任之职。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本书没有明确的时间索引，非以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而是从几个话题议论性分析近代历史的问题和症结。第一章是“剿夷与抚夷”，主要是清朝末年鸦片战争的原因及历个所谓“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背景与清廷、民间的根本问题分析。
小时候学历史，总说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所谓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铁证。而蒋先生则令我耳目一新地分析，这其实是欧美国家不得不为之的方法，清廷把自己当天朝，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蛮夷”，铁桶一般油盐不进，与正常方式建立邦交寻求通商开放没有可能，外国人想要到中国做生意，想要赚中国的钱想要买 中国的东西，只有靠军事打击一条路可走。而中国当时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不打又待如何？
第二章将洪秀全与曾国藩放在一起。固然大概是洪最终是被曾所消灭的。洪的失败是必然这在以前的历史早就学到了，作为平民，对他的分析是无所顾忌的；而曾一直是几百年士大夫的榜样，直至今日，仍有大量诸如《曾国藩家书》之类推崇、学习曾国藩的书籍。而蒋先生对曾的分析，是曾因出身农民，所以知粒粒粮食皆付之汗水，追求精神上的崇高，这是曾的品质；同时曾对清廷亦是清醒认识到其腐烂无救但不得不救，所以太平天国推翻后，曾亦有所沉寂；曾事实上是清廷不得不的选择，因为他的湘军、因为当时已无人能与太平天国抗衡。
第三章则主要讲改革，开篇讲李鸿章，近些年因为对李鸿章的各种“平反”，我们终于开始了解和认清李并不是小时候历史书上那个大汉奸大坏人，那个割地赔款的叛徒，慈禧的走狗。因而看到蒋先生对李的十分正面评份我也不惊讶了，但还是小小惊讶了下其高度评价。以下是书中引用李于同治三年（1864年）写给恭亲王奕忻即咸丰的弟弟、同治的叔叔。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日：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蒋先生对此文评价极高，“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如此，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宝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这一章实际讲了为什么李鸿章和当时几位卓越的政治家推进了“洋务运动”却仍以失败告终。问题症结在清廷的体制上、在士大夫和民间的思维固化和迷信上。这些问题似乎到了今天都没完全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才是最最重要的。最终导致尽管李鸿章早就认定日本是我们的头号麻烦，一心准备，但我们仍旧败于日本，实在于日本的变革彻底，而我们总固化于所谓“泱泱大国”的自我幻想当中不可自拔。这一问题也至今无法解决，小国有小国的问题，大国也有大国的问题。
8-24
到第四章，提到历史上的变法，不明为何说仅两次即王莽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我明明记得应是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所查未果。不过，不论究竟是何，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仅两次变法而且都以失败告终，变法之人下场惨烈，耐人寻味。
在这一章，蒋先生对近代史有一总结，首先我们闭关锁国太久，待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已进入工业机械发展的时代，国门被迫打开，极少数有眼光的人才意识到我们的巨大差距，于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訢等推动洋务运动，是“自强”，因为自身的思想不彻底和清廷的腐旧失败；然后是戊戌变法，康有为的作法是“变法”，变法立即被守旧派推出慈禧所打败；然后清政府又想用义和团来找外国人，更是失败。
然后出了个孙中山，中山先生最大的成功，应该是推翻了清政府。思想上他的三民主义高度很高，却似乎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若干年来，各路人等也只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各行其事而已。
在本章的后部，也终于明了了为何清朝倒塌后会有军阀混战的十五年，然后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复兴之路，孙先生已经在逐步推进他的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之路，然后是日本看到我们的发展来打击我们，然后又是八年抗战，然后GCD起来了，孙先生又早早去世，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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