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的意义
读卢斯,看他设计的那些无比华贵的住宅的照片,笑了。
卢斯是个特立独行的建筑师,虽然被尊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却终究与现代主义道不同不相与谋。他的房子在当年,被认为有两大特色:一是所谓的Raumplan,即空间布局,不仅是二维的平面,也是第三维竖直方向的布局,在卢斯那里,内部层高完全根据需要决定,常常在半层冒出个大厅,而立剖图上另外一半可能地板和天花板都跟这大厅的拉不成一条水平线,(他的建筑,光看平面往往不知所以然),这常导致内部结构与外部开窗所暗示的结构不相干;另外一大特色,则是少装饰,这点由于直接暴露在外、又由于他的战斗檄文《装饰与犯罪》,令他真正扬名海外并至今。在已经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反思的今天,Raumplan对设计思想应该有不少借鉴意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斯在建筑史上的声名似乎只因《装饰与犯罪》,可当我们去看他的作品,却觉得到处都是装饰,虽然并不繁复。
显然,并不是卢斯在打自己的嘴巴子,而是经过现代主义洗脑的我们,对装饰的定义跟他不一样。卢斯那里,没有雕梁画栋,基本就算没有装饰。在我们这里,可用不着人像和图案花纹那么复杂,连一条线脚都算装饰,更不用说他那无处不在的华贵的大理石了,磨得再平也是装饰啊!
卢斯从远古开始追问装饰的起源与它在人类生活中所搬演的角色,走的是人类学的路子,虽然话都说得半拉拉。他不是个学者,和各行各业的艺术家一样,他对历史的站不住脚的诠释同时充满了歪曲和洞见。读卢斯的文章,一边佩服,一边捧腹。他是尖酸刻薄的,文笔很棒,自己过着极度小资的生活,可一下笔就是大愤青。他的话,今天的人读来,不可能买账,可是仔细想想,它们仍有自己的洞见。对于卢斯来说,什么是装饰,和什么是建筑,两个定义是背抵着背的,它们对抗,可是又其实非常依赖对方。他说,艺术都是由情色起源的,(弗洛伊德的时代!)可他又说,建筑不是艺术,(所以千万别帖情色符号标签上来——装饰)。他对他所理解的装饰不遗余力地攻击,但他的论据,几乎完全立足于物质生产的效率,卢斯几乎成了鼓吹资本主义的小号手。人们要是花时间在装饰上,卢斯说,就会“越过越穷”,装饰犯罪,是因此而犯。
实用性走到审美之前而帮助缔造新的审美范式,在这点上,卢斯确实算得上现代主义前驱。可另一方面,卢斯的主顾们一直是有艺术品味的资产阶级,他从未对工业与民主化的新时代对建筑提出的要求进行深度思考,这使得他恰如他所憎恨的新艺术运动一样,脱离时代的大潮,而不(主要是难以)为人效仿。虽然他的设计不像新艺术运动那样依赖于濒临灭绝的手工业,他的Raumplan却因起非常固定的使用方式、设计与施工的困难而不能进行工业化大规模复制。相应的,卢斯从未设计过集合住宅,而这却是每个现代主义大师都反复摸索实践的工程。那些现代主义大师们思考的首要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是民主化了的社会生活与建筑的接口问题,是大型资本进行大型生产后,社会上占80%以上的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卢斯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却更多是从中产阶级的审美角度进行的,而柯布、密斯等人思考的角度却是最基本的物资层面。这使得卢斯比他的后人们更精神化、艺术化一些,更“无用”一些,扯得再远一点,就是更“装饰性”一些,而他的后人们,则更物质主义、更工匠一些。无怪乎,我们在他晚年的作品中,仍然看到完全个性化的住宅设计,看到华美的材料,看到并非纯然结构功能的梁… 而密斯柯布已经在钻研如何大规模“机械复制”、“生产”住宅空间了。卢斯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者,按我们以前被洗脑时所被灌输的词句,就是“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姓资姓社,也是背抵着背相互依赖的道路。
装饰,在卢斯处处隐含却没有明确给出的定义的文字中,是一种没有实用性的东西。而何谓装饰?何谓无用?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一定会给出不同回答。从某种角度说,今天的我们对装饰的感受与定义,是属于一贫如洗的人的。我们普通人,今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百年前的贫民。也许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不再困难,但装饰是我们支付不起的奢侈品,那些去装饰化的建筑,就是时代为我们安排的巢臼。已经习惯了一穷二白的我们,在对所谓有用的理解上是最低层最物质层面的。对于一个19世纪的中产阶级,裁纸刀就是有用的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今天我们则直接用手撕开信封。相应的,在对装饰的感受上,我们超级敏感,稍微高出最低层面点的东西,都是一种奢侈,以至于卢斯那里精心挑选的材料的“不假装饰的自然状态”,比如Kätner Bar里金光闪亮的反光玻璃片,Goldman & Salatsch里的镜子、理石,Steinerhaus、Scheuhaus里的梁、木贴面、少量的线脚,在我们眼中都是装饰——它们显然不是出于功能性而存在的。
而另一方面,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仪式与节庆,都需要从常规中逃逸。今天的建筑,在重新追求表皮的时候,在对整体外形进行五花八门的扭曲时,精神层面上其实是重入当年洛可可与当年新艺术的大门,它们背后是同一种欲望与需求。这些从最简单的抽象几何进行的变形不必在概念上完全等同于装饰,但其欲挣脱理性樊笼的求变的心理,与古代那些特定时期并无二致。盖里、哈迪德、李博斯金德… 他们并未比Julio Romano、Borromini、François de Cuvilliés,van de Velde等等走太远。心理上他们是一致的:反抗理性专制,寻求自由变化,寻求非功能性的东西、甚至游戏,毕竟是人类对自身本能的一种默认。Ruskin对手工艺的推崇、怀旧,新艺术对动植物的无穷模仿,都直奔自然而去。Kent Brown所说的“自然憎恶直线”,自有其深刻的浪漫主义基础。人类总是在理性与反理性的两极间震荡,而反理性一向都以自然为幌子。从思想的直接表征——语言文字,到经过曲折外化的表征——艺术与生活方式,总归逃不脱物极必反的来回折腾。在这个单摆的扫荡里,今天的我们,似乎又扫到了倾向于变化与装饰的那一半振域了。而处于这一半振域的人,当被问及一个没有多少实用性的形式价值意义何在时,将如何回答呢?也许是无法回答的,但人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喜欢它,他的内心受到它的牵引,哪怕仅仅是因为被理性规范太久而产生的反推力,(也许恰恰是因此呢!)人们仍会坚持自己这样无可解释的价值观。人就是生来喜爱装饰的,而艺术(或情色符号与内涵)不可能在生活中被干净地与实用剥离,卢斯没有看错古人,但是他高估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改造了。
卢斯对装饰的理解,和他的社会立场与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他热爱材料高档昂贵的、裁剪得体、但形式简单的服装,这和他所追求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他一方面要打破旧的贵族体系,对于卢斯,这外在体现于那些嘀哩当啷的巴洛克新艺术等装饰;另一方面,他的理想并不是一个绝对平等的平民社会,所以在我们这些出生于已经被现代主义洗刷过的世界的人的眼里,他的建筑仍富有装饰性。
这篇文章的题目,装饰的意义,可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指装饰这个词的涵义是什么;另一种则是指实在的装饰给人类带来什么,意即装饰的目的与价值何在。我很高兴保留这种语义的含混,因为终究,二者是相关的,我们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曲折地指向我们对概念所指的价值判断。观看历史,观看词义的演变,往往同时也就观看了它所指的价值的演变。
卢斯是个特立独行的建筑师,虽然被尊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却终究与现代主义道不同不相与谋。他的房子在当年,被认为有两大特色:一是所谓的Raumplan,即空间布局,不仅是二维的平面,也是第三维竖直方向的布局,在卢斯那里,内部层高完全根据需要决定,常常在半层冒出个大厅,而立剖图上另外一半可能地板和天花板都跟这大厅的拉不成一条水平线,(他的建筑,光看平面往往不知所以然),这常导致内部结构与外部开窗所暗示的结构不相干;另外一大特色,则是少装饰,这点由于直接暴露在外、又由于他的战斗檄文《装饰与犯罪》,令他真正扬名海外并至今。在已经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反思的今天,Raumplan对设计思想应该有不少借鉴意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斯在建筑史上的声名似乎只因《装饰与犯罪》,可当我们去看他的作品,却觉得到处都是装饰,虽然并不繁复。
显然,并不是卢斯在打自己的嘴巴子,而是经过现代主义洗脑的我们,对装饰的定义跟他不一样。卢斯那里,没有雕梁画栋,基本就算没有装饰。在我们这里,可用不着人像和图案花纹那么复杂,连一条线脚都算装饰,更不用说他那无处不在的华贵的大理石了,磨得再平也是装饰啊!
卢斯从远古开始追问装饰的起源与它在人类生活中所搬演的角色,走的是人类学的路子,虽然话都说得半拉拉。他不是个学者,和各行各业的艺术家一样,他对历史的站不住脚的诠释同时充满了歪曲和洞见。读卢斯的文章,一边佩服,一边捧腹。他是尖酸刻薄的,文笔很棒,自己过着极度小资的生活,可一下笔就是大愤青。他的话,今天的人读来,不可能买账,可是仔细想想,它们仍有自己的洞见。对于卢斯来说,什么是装饰,和什么是建筑,两个定义是背抵着背的,它们对抗,可是又其实非常依赖对方。他说,艺术都是由情色起源的,(弗洛伊德的时代!)可他又说,建筑不是艺术,(所以千万别帖情色符号标签上来——装饰)。他对他所理解的装饰不遗余力地攻击,但他的论据,几乎完全立足于物质生产的效率,卢斯几乎成了鼓吹资本主义的小号手。人们要是花时间在装饰上,卢斯说,就会“越过越穷”,装饰犯罪,是因此而犯。
实用性走到审美之前而帮助缔造新的审美范式,在这点上,卢斯确实算得上现代主义前驱。可另一方面,卢斯的主顾们一直是有艺术品味的资产阶级,他从未对工业与民主化的新时代对建筑提出的要求进行深度思考,这使得他恰如他所憎恨的新艺术运动一样,脱离时代的大潮,而不(主要是难以)为人效仿。虽然他的设计不像新艺术运动那样依赖于濒临灭绝的手工业,他的Raumplan却因起非常固定的使用方式、设计与施工的困难而不能进行工业化大规模复制。相应的,卢斯从未设计过集合住宅,而这却是每个现代主义大师都反复摸索实践的工程。那些现代主义大师们思考的首要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是民主化了的社会生活与建筑的接口问题,是大型资本进行大型生产后,社会上占80%以上的人如何生活的问题。卢斯也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却更多是从中产阶级的审美角度进行的,而柯布、密斯等人思考的角度却是最基本的物资层面。这使得卢斯比他的后人们更精神化、艺术化一些,更“无用”一些,扯得再远一点,就是更“装饰性”一些,而他的后人们,则更物质主义、更工匠一些。无怪乎,我们在他晚年的作品中,仍然看到完全个性化的住宅设计,看到华美的材料,看到并非纯然结构功能的梁… 而密斯柯布已经在钻研如何大规模“机械复制”、“生产”住宅空间了。卢斯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者,按我们以前被洗脑时所被灌输的词句,就是“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姓资姓社,也是背抵着背相互依赖的道路。
装饰,在卢斯处处隐含却没有明确给出的定义的文字中,是一种没有实用性的东西。而何谓装饰?何谓无用?不同阶层、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一定会给出不同回答。从某种角度说,今天的我们对装饰的感受与定义,是属于一贫如洗的人的。我们普通人,今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百年前的贫民。也许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不再困难,但装饰是我们支付不起的奢侈品,那些去装饰化的建筑,就是时代为我们安排的巢臼。已经习惯了一穷二白的我们,在对所谓有用的理解上是最低层最物质层面的。对于一个19世纪的中产阶级,裁纸刀就是有用的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今天我们则直接用手撕开信封。相应的,在对装饰的感受上,我们超级敏感,稍微高出最低层面点的东西,都是一种奢侈,以至于卢斯那里精心挑选的材料的“不假装饰的自然状态”,比如Kätner Bar里金光闪亮的反光玻璃片,Goldman & Salatsch里的镜子、理石,Steinerhaus、Scheuhaus里的梁、木贴面、少量的线脚,在我们眼中都是装饰——它们显然不是出于功能性而存在的。
而另一方面,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仪式与节庆,都需要从常规中逃逸。今天的建筑,在重新追求表皮的时候,在对整体外形进行五花八门的扭曲时,精神层面上其实是重入当年洛可可与当年新艺术的大门,它们背后是同一种欲望与需求。这些从最简单的抽象几何进行的变形不必在概念上完全等同于装饰,但其欲挣脱理性樊笼的求变的心理,与古代那些特定时期并无二致。盖里、哈迪德、李博斯金德… 他们并未比Julio Romano、Borromini、François de Cuvilliés,van de Velde等等走太远。心理上他们是一致的:反抗理性专制,寻求自由变化,寻求非功能性的东西、甚至游戏,毕竟是人类对自身本能的一种默认。Ruskin对手工艺的推崇、怀旧,新艺术对动植物的无穷模仿,都直奔自然而去。Kent Brown所说的“自然憎恶直线”,自有其深刻的浪漫主义基础。人类总是在理性与反理性的两极间震荡,而反理性一向都以自然为幌子。从思想的直接表征——语言文字,到经过曲折外化的表征——艺术与生活方式,总归逃不脱物极必反的来回折腾。在这个单摆的扫荡里,今天的我们,似乎又扫到了倾向于变化与装饰的那一半振域了。而处于这一半振域的人,当被问及一个没有多少实用性的形式价值意义何在时,将如何回答呢?也许是无法回答的,但人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喜欢它,他的内心受到它的牵引,哪怕仅仅是因为被理性规范太久而产生的反推力,(也许恰恰是因此呢!)人们仍会坚持自己这样无可解释的价值观。人就是生来喜爱装饰的,而艺术(或情色符号与内涵)不可能在生活中被干净地与实用剥离,卢斯没有看错古人,但是他高估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改造了。
卢斯对装饰的理解,和他的社会立场与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他热爱材料高档昂贵的、裁剪得体、但形式简单的服装,这和他所追求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他一方面要打破旧的贵族体系,对于卢斯,这外在体现于那些嘀哩当啷的巴洛克新艺术等装饰;另一方面,他的理想并不是一个绝对平等的平民社会,所以在我们这些出生于已经被现代主义洗刷过的世界的人的眼里,他的建筑仍富有装饰性。
这篇文章的题目,装饰的意义,可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指装饰这个词的涵义是什么;另一种则是指实在的装饰给人类带来什么,意即装饰的目的与价值何在。我很高兴保留这种语义的含混,因为终究,二者是相关的,我们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曲折地指向我们对概念所指的价值判断。观看历史,观看词义的演变,往往同时也就观看了它所指的价值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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