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岛
我讨厌学校。我讨厌老师。很难说得清楚，哪个更讨厌一些。
这样想着，我抬头望向讲台上的老师，又不舒服的移开视线。老师仍旧浑然不觉的讲着课本上的内容。中年妇女尖锐却疲倦的声音，如同焯过水的青菜散发出一种乏味的气息。语文课本上的内容，已经读过多遍，无论是《威尼斯的小艇》还是《金色的鱼钩》，都已经唤不起我的兴趣。默默计算了一下下课的时间，我像不虔诚的教徒一般，决定趁着神父沉醉在和上帝交流之时，环视一周教室：
眼前三十多人的同班同学，多半在做着类似的事情——老师和学生就像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娴熟的完成同床异梦这样的交易。整个教室罩着平和的日常气息，除了最后面的几排，隐约泛着异常的活力。尽管我坐在教室的中部，仍然能听到后面飘来的窃窃私语，其中夹杂的脏话，使得对话从背景音中一下子跳了出来。听到一个人操着考克尼口音，便可知他来自伦敦；而听到这种脏话，自然就会明白对话来自于教室后部。教室的后部，是老师划出的隔离岛，脏衣服的聚集地。微微扭过头，果然看到脏兮兮的校服心不在焉的掩饰着愉快的对话，内容似乎是关于某一个女生。
被议论的女生也是我们的同伴同学。我一下子想起了她胸前被高高撑起的校服。这很不幸。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远胜于同龄人的胸部尺寸，引起了脏校服们接连不断的嗤笑和戏弄，就如同富家公子调戏妓女。曾经有一次，聊到大家的饭量，也许是为了融入话题，那女生说了一句“我一顿饭能吃二两儿”。大家都哄笑起来，女生的脸变得通红，突然一个脏校服严肃的问：所以你才这么大是吗？接下来，女生的名字在脏校服们口中，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二两饭”。
“二两饭”的话题，显然激发了脏校服们的讨论欲，很多的比喻和想象带着嗤嗤的笑声，像苍蝇一样飞散盘旋。我压了压校服的下摆，皱了皱眉。老师在台上的内容和台下的内容，就像这个教室一样。第一眼看上去的是还算整齐的书本文具，第二眼却能发现学生脚下的地面布满了脏兮兮的鞋印和墨水渍。
用音乐伪装的下课铃响了，我草草的糊弄完了午饭。学校提供午饭，并坚决禁止学生自带午饭或者外出解决。所以每天中午都不得不享受干硬的米饭和勾芡过的，黏黏糊糊的青菜。吃着这样的东西是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我实在不能理解其他同学的津津有味，而有的脏衣服竟然还会前去添饭。我走出教室，来到操场边上的一块空地。过了一会儿，他们来了。他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他们不一样。脏衣服们和其他同学也不一样，脏衣服们穿着脏兮兮的校服，有的卷着袖子，有的敞着怀，有的撩着裤腿，校服的袖口和后背在油污尘土中写着数字、外号和脏话——但如果可以，他们更愿意不穿校服。他们的不一样和脏衣服的不一样不同。不，是我们。我们穿着大体干净的校服，其中有人戴着眼镜，我们不谈论“二两饭”，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谈论二两饭的胸部。我们谈论书、知识和政治。没错，如果你把老师看成是学校里的统治者的话，这种议论就是政治。我常常激烈的抨击老师专制：竟然要求学生必须吃完学校的饭；老师的无知：竟然认为猎豹是跑的最快的动物；老师的愚蠢：任用那些和脏衣服混在一起的女生，而那些女生似乎从不正眼看我。我时常产生自己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学生领袖的错觉，老师无疑就是当权的暴君。
而“矮个子”更喜欢谈论哲学话题和性欲，他会推一推眼镜，认真的称我们周围的女生为“母人”，他承认性欲的客观性，却认定谈论“二两饭”的胸部是“公人”脏衣服们才做的事；“平头”常常因为名字里有一个“蛟”字被嘲笑，他反过来告诉我们脏衣服之前的种种，因为我和“矮个子”都是三年级后才转入这所小学的。我们组成了这个小团体的常驻成员，时不时的也会有别的同学加入。我欣慰的发觉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对老师的不满，从包庇脏衣服到武断行事，我唯一奇怪的是老师的统治竟仍能够若无其事的运行下去。街区中的每一所房子，地下室中都堆满了炸药，而法官、政客和贵妇人仍戴着假发、持着眼镜、抱着小狗，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高谈阔论。
很奇怪，尽管我们每天午休都这样议论着，老师却出乎意料的信任我，尽管没有在班里担任个一官半职，但我却如同一个声誉高洁的乡绅，尤其是面对隔离岛的脏衣服们。大概是因为我是新转来的，成绩还不错的缘故。往往声色厉荏的训斥过脏衣服后，她会和颜悦色的问问我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仿佛成为了犹太警察，理一理臂章，指出脏衣服违反的纪律和老师的正义。但内心里，我更加讨厌老师。我断定老师没有什么不同，不论是以前小学里肆意体罚学生的恶魔还是现在小学里这位老师。恐惧和耻辱在我的脸上，反倒是温顺和谄媚的笑意。
我很喜欢观察蚂蚁，这是我打发体育课闲暇时光的方法。尤其是当脏衣服们兴奋的四处追逐打闹的时候，我成了中国小学操场一角的法布尔。那些半厘米长的大蚂蚁从蚁巢钻出，在洞口忙碌着，默契的沿着固定的路线匆匆爬过。盯着蚂蚁的我，有种成为站在三层楼高的教室，从窗户望着出操同学的老师的错觉。和呵斥打闹同学的老师不同，我会伸出树枝，挡住其中一只蚂蚁的去路。它却几乎没有茫然，仍旧坚定的沿着隐形的路线前进，方向却不见得是原来的方向。而其他的蚂蚁则带着一丝冷静的麻木，依旧匆匆而行。我试图追踪过它们的目的地，却总是无功而返。这是我心头的一桩神秘。在我看来，蚂蚁不像是生物，倒更像是机器。缺乏情感，但严密的出乎意料，运转不休。其他的同学对此完全不能理解，女生见到蚂蚁只会吓得惊声尖叫，某一个好逞英雄的脏衣服则会前来英雄救美：一下子捏死蚂蚁，然后再顺便捏一捏那扭捏作态的女生——为什么不一视同仁？我看蚂蚁头脑倒要比那女生复杂。
那一天的午休，我又蹲在树荫下，注视着蚂蚁。不知不觉，身边的“矮个子”和“平头”都已经走掉了。盛夏阴云密布的天空下，闷热之中突然刮来一阵热风。我若有所思的站起身，听到远处教学楼内传出的预备铃，便回到教室。教室的门没有关，我径直走了进去。教室里所有的人都直勾勾的盯着我。一瞬间的惊讶后，我看出他们有的在忍着笑，有的则带有怒气，而有的视线则躲开了。我看到黑板上是一行名字和底下长长短短的正字。我的名字拖拖拉拉的拽着一队长长的正字，仿佛坐在树上的长尾猴。这个时候，我清晰无误的听到老师说：“我们组织了一次投票，谁是这个班级最不受欢迎的人。有同学跟我反映，你经常在背后骂我，我还不相信，后来他们跟我说你们每天中午都在外面聚团——”
“谁说的？”我打断了老师的话，这种时候还带着面具太可笑了，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甚至忘了害怕，“谁告的密？”
“你说谁告密？！”站起来的女生定住了我扫视的视线，是女班长。我不喜欢她。她总是和脏衣服混在一起，看起来很厉害，但却对老师带着一种生殖崇拜般的尊崇。“你骂老师不是事实吗？你要不要脸了？你的同伙都承认了——”
我失去了理智，我并不奇怪这种事会被老师知道，因为我们的议论实在说不上隐蔽。我只是不能相信居然会组织这样一场投票，而这个女生，这个身为学生的女人，竟然会为了维护老师，而如此的义正言辞。就在这样的讶异和愤怒的同时，几个怒气冲冲的脏衣服已经站起来对我挥着拳头，“你再狡辩！”“还嘴硬！”。那种架势，颇有一种贫下中农清算地主的感觉。
我后退了半步，颤抖的腿比我的喉咙更显出卖了我。眼泪涌了出来。我模模糊糊的望向下面，“矮个子”和“平头”没有低着头，他们看着我，而其他的同学，眼神空洞。一瞬间我很想冲过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是不是他们也给我投上了宝贵的一票？
我讨厌学校。我讨厌老师。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纸糊的帽子稳妥的坐在我的头顶。接下来，我的罪名又添上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偷偷倒掉饭菜”，“体育课时自己一个人去玩蚂蚁”以及“看不起同学”。
“放学后叫你的家长过来，把桌子搬到教室后面”。这是我唯一记得的话。
放学的吵闹中，我独自一个人把桌子搬到了教室后面。在稀薄的晨雾中，被流放的皇帝的小船慢慢划离王城，驶向隔离岛。我的新同桌是“二两饭”。坐在座位上，眼泪和鼻涕流下来，我也没有擦的意思。我听到了脏衣服们的取笑声，就像乞丐看到跌倒在身旁的醉汉。这时有人递过来一张纸巾，竟然是“二两饭”。我低声说着“谢谢”，一边接过来，擤鼻涕的瞬间仿佛抽空了大脑，一片空白。
第二天，我坐在教室后排中，发现自己几乎看不清楚黑板，就像我看不清楚周围的同学的面目。于是我侧过头，问“二两饭”黑板上写了什么，她把自己的本子推过来，让我抄下题目。落魄的老人，瞎了眼，流落在贫民窟中。而年轻的女子却伸出了手。我像老人一样叹着气，又道了一声谢。而周围的脏衣服们依旧兴奋的嬉笑着，除了老师的提问像炸弹一样落下时，会有短暂的安静之外。我闻到周围的空气中混杂的汗臭、校服的馊味、午饭残渣的余味以及耻辱的味道。午休的时候，不再有聚起来的议论。我竟然和“二两饭”聊起天来。她告诉我说自己起初也对被叫外号很生气，但后来想想，把这些当做玩笑就好了。
可是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她又跟我讲她的家里有个弟弟，所以有的时候她要回去给弟弟做饭。她转过两个小学，因为爸妈换工作搬家的原因。这些细碎的事情却叫我沉默，我想起当初父母会在这里买房子，正是因为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房价还算便宜。因此脏衣服们和“二两饭”的父母多半是工人。而我以前读的小学的同学的父母，则坐在办公室里，体面而干净。老人在泥泞中抬起头，接过姑娘给的水。很奇怪，以前他是穿着体面而干净的衣服，匆匆走过窄小的贫民窟，看都不看这些人一眼的。我突然想到了自己当初听到脏衣服们议论“二两饭”，此刻内心涌现出的罪恶感，远比被老师，和老师的走狗们鄙视时强烈万倍。
没想到，放学之后，老师又让我留了下来。“看你和你新同桌还挺说得来的呗？”她坐在椅子上，目光却站起来，逼到我的眼前。“没有…”“你想没想明白自己错在哪？”“我不该顶撞老师”“你是顶撞老师吗？同学们对你有意见可不光是因为这个。”更多的话像蚂蚁一样自顾自的爬了出来，我的头低伏在地面上，我的其他东西比我的头还要低。
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不去讨厌呢？
除了“二两饭”，不，刘同学之外。
小学毕业比我想的还要快。不出意料，我原谅了“矮个子”和“平头”。我甚至也说着感谢老师这一类的话。只是，毕业前疯传的同学录，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毕业前夕，我的桌子已经在某一次换座中悄悄搬回了前排。刘同学的座位旁边又变得空荡荡的，如同豁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脏衣服愿意坐在她旁边。很快胡乱丢下的课本和篮球占据了那儿。刘同学没有读我的初中，所以小学毕业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只是，我老会想起某个周三下午，其他同学都放学回家了。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阳光斜斜的射进来，我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孤岛一般。前面重重的座椅和深不可测的黑板在我的面前，周围的一切瞬间无比迫近又无比遥远。直到我推开桌子，站起离席，回头望去，才发现刘同学桌布，在一群布满笔记污脏的桌布中，那是蓝天。
这样想着，我抬头望向讲台上的老师，又不舒服的移开视线。老师仍旧浑然不觉的讲着课本上的内容。中年妇女尖锐却疲倦的声音，如同焯过水的青菜散发出一种乏味的气息。语文课本上的内容，已经读过多遍，无论是《威尼斯的小艇》还是《金色的鱼钩》，都已经唤不起我的兴趣。默默计算了一下下课的时间，我像不虔诚的教徒一般，决定趁着神父沉醉在和上帝交流之时，环视一周教室：
眼前三十多人的同班同学，多半在做着类似的事情——老师和学生就像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娴熟的完成同床异梦这样的交易。整个教室罩着平和的日常气息，除了最后面的几排，隐约泛着异常的活力。尽管我坐在教室的中部，仍然能听到后面飘来的窃窃私语，其中夹杂的脏话，使得对话从背景音中一下子跳了出来。听到一个人操着考克尼口音，便可知他来自伦敦；而听到这种脏话，自然就会明白对话来自于教室后部。教室的后部，是老师划出的隔离岛，脏衣服的聚集地。微微扭过头，果然看到脏兮兮的校服心不在焉的掩饰着愉快的对话，内容似乎是关于某一个女生。
被议论的女生也是我们的同伴同学。我一下子想起了她胸前被高高撑起的校服。这很不幸。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远胜于同龄人的胸部尺寸，引起了脏校服们接连不断的嗤笑和戏弄，就如同富家公子调戏妓女。曾经有一次，聊到大家的饭量，也许是为了融入话题，那女生说了一句“我一顿饭能吃二两儿”。大家都哄笑起来，女生的脸变得通红，突然一个脏校服严肃的问：所以你才这么大是吗？接下来，女生的名字在脏校服们口中，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二两饭”。
“二两饭”的话题，显然激发了脏校服们的讨论欲，很多的比喻和想象带着嗤嗤的笑声，像苍蝇一样飞散盘旋。我压了压校服的下摆，皱了皱眉。老师在台上的内容和台下的内容，就像这个教室一样。第一眼看上去的是还算整齐的书本文具，第二眼却能发现学生脚下的地面布满了脏兮兮的鞋印和墨水渍。
用音乐伪装的下课铃响了，我草草的糊弄完了午饭。学校提供午饭，并坚决禁止学生自带午饭或者外出解决。所以每天中午都不得不享受干硬的米饭和勾芡过的，黏黏糊糊的青菜。吃着这样的东西是对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我实在不能理解其他同学的津津有味，而有的脏衣服竟然还会前去添饭。我走出教室，来到操场边上的一块空地。过了一会儿，他们来了。他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他们不一样。脏衣服们和其他同学也不一样，脏衣服们穿着脏兮兮的校服，有的卷着袖子，有的敞着怀，有的撩着裤腿，校服的袖口和后背在油污尘土中写着数字、外号和脏话——但如果可以，他们更愿意不穿校服。他们的不一样和脏衣服的不一样不同。不，是我们。我们穿着大体干净的校服，其中有人戴着眼镜，我们不谈论“二两饭”，或者说我们不愿意谈论二两饭的胸部。我们谈论书、知识和政治。没错，如果你把老师看成是学校里的统治者的话，这种议论就是政治。我常常激烈的抨击老师专制：竟然要求学生必须吃完学校的饭；老师的无知：竟然认为猎豹是跑的最快的动物；老师的愚蠢：任用那些和脏衣服混在一起的女生，而那些女生似乎从不正眼看我。我时常产生自己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学生领袖的错觉，老师无疑就是当权的暴君。
而“矮个子”更喜欢谈论哲学话题和性欲，他会推一推眼镜，认真的称我们周围的女生为“母人”，他承认性欲的客观性，却认定谈论“二两饭”的胸部是“公人”脏衣服们才做的事；“平头”常常因为名字里有一个“蛟”字被嘲笑，他反过来告诉我们脏衣服之前的种种，因为我和“矮个子”都是三年级后才转入这所小学的。我们组成了这个小团体的常驻成员，时不时的也会有别的同学加入。我欣慰的发觉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对老师的不满，从包庇脏衣服到武断行事，我唯一奇怪的是老师的统治竟仍能够若无其事的运行下去。街区中的每一所房子，地下室中都堆满了炸药，而法官、政客和贵妇人仍戴着假发、持着眼镜、抱着小狗，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高谈阔论。
很奇怪，尽管我们每天午休都这样议论着，老师却出乎意料的信任我，尽管没有在班里担任个一官半职，但我却如同一个声誉高洁的乡绅，尤其是面对隔离岛的脏衣服们。大概是因为我是新转来的，成绩还不错的缘故。往往声色厉荏的训斥过脏衣服后，她会和颜悦色的问问我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仿佛成为了犹太警察，理一理臂章，指出脏衣服违反的纪律和老师的正义。但内心里，我更加讨厌老师。我断定老师没有什么不同，不论是以前小学里肆意体罚学生的恶魔还是现在小学里这位老师。恐惧和耻辱在我的脸上，反倒是温顺和谄媚的笑意。
我很喜欢观察蚂蚁，这是我打发体育课闲暇时光的方法。尤其是当脏衣服们兴奋的四处追逐打闹的时候，我成了中国小学操场一角的法布尔。那些半厘米长的大蚂蚁从蚁巢钻出，在洞口忙碌着，默契的沿着固定的路线匆匆爬过。盯着蚂蚁的我，有种成为站在三层楼高的教室，从窗户望着出操同学的老师的错觉。和呵斥打闹同学的老师不同，我会伸出树枝，挡住其中一只蚂蚁的去路。它却几乎没有茫然，仍旧坚定的沿着隐形的路线前进，方向却不见得是原来的方向。而其他的蚂蚁则带着一丝冷静的麻木，依旧匆匆而行。我试图追踪过它们的目的地，却总是无功而返。这是我心头的一桩神秘。在我看来，蚂蚁不像是生物，倒更像是机器。缺乏情感，但严密的出乎意料，运转不休。其他的同学对此完全不能理解，女生见到蚂蚁只会吓得惊声尖叫，某一个好逞英雄的脏衣服则会前来英雄救美：一下子捏死蚂蚁，然后再顺便捏一捏那扭捏作态的女生——为什么不一视同仁？我看蚂蚁头脑倒要比那女生复杂。
那一天的午休，我又蹲在树荫下，注视着蚂蚁。不知不觉，身边的“矮个子”和“平头”都已经走掉了。盛夏阴云密布的天空下，闷热之中突然刮来一阵热风。我若有所思的站起身，听到远处教学楼内传出的预备铃，便回到教室。教室的门没有关，我径直走了进去。教室里所有的人都直勾勾的盯着我。一瞬间的惊讶后，我看出他们有的在忍着笑，有的则带有怒气，而有的视线则躲开了。我看到黑板上是一行名字和底下长长短短的正字。我的名字拖拖拉拉的拽着一队长长的正字，仿佛坐在树上的长尾猴。这个时候，我清晰无误的听到老师说：“我们组织了一次投票，谁是这个班级最不受欢迎的人。有同学跟我反映，你经常在背后骂我，我还不相信，后来他们跟我说你们每天中午都在外面聚团——”
“谁说的？”我打断了老师的话，这种时候还带着面具太可笑了，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甚至忘了害怕，“谁告的密？”
“你说谁告密？！”站起来的女生定住了我扫视的视线，是女班长。我不喜欢她。她总是和脏衣服混在一起，看起来很厉害，但却对老师带着一种生殖崇拜般的尊崇。“你骂老师不是事实吗？你要不要脸了？你的同伙都承认了——”
我失去了理智，我并不奇怪这种事会被老师知道，因为我们的议论实在说不上隐蔽。我只是不能相信居然会组织这样一场投票，而这个女生，这个身为学生的女人，竟然会为了维护老师，而如此的义正言辞。就在这样的讶异和愤怒的同时，几个怒气冲冲的脏衣服已经站起来对我挥着拳头，“你再狡辩！”“还嘴硬！”。那种架势，颇有一种贫下中农清算地主的感觉。
我后退了半步，颤抖的腿比我的喉咙更显出卖了我。眼泪涌了出来。我模模糊糊的望向下面，“矮个子”和“平头”没有低着头，他们看着我，而其他的同学，眼神空洞。一瞬间我很想冲过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是不是他们也给我投上了宝贵的一票？
我讨厌学校。我讨厌老师。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纸糊的帽子稳妥的坐在我的头顶。接下来，我的罪名又添上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偷偷倒掉饭菜”，“体育课时自己一个人去玩蚂蚁”以及“看不起同学”。
“放学后叫你的家长过来，把桌子搬到教室后面”。这是我唯一记得的话。
放学的吵闹中，我独自一个人把桌子搬到了教室后面。在稀薄的晨雾中，被流放的皇帝的小船慢慢划离王城，驶向隔离岛。我的新同桌是“二两饭”。坐在座位上，眼泪和鼻涕流下来，我也没有擦的意思。我听到了脏衣服们的取笑声，就像乞丐看到跌倒在身旁的醉汉。这时有人递过来一张纸巾，竟然是“二两饭”。我低声说着“谢谢”，一边接过来，擤鼻涕的瞬间仿佛抽空了大脑，一片空白。
第二天，我坐在教室后排中，发现自己几乎看不清楚黑板，就像我看不清楚周围的同学的面目。于是我侧过头，问“二两饭”黑板上写了什么，她把自己的本子推过来，让我抄下题目。落魄的老人，瞎了眼，流落在贫民窟中。而年轻的女子却伸出了手。我像老人一样叹着气，又道了一声谢。而周围的脏衣服们依旧兴奋的嬉笑着，除了老师的提问像炸弹一样落下时，会有短暂的安静之外。我闻到周围的空气中混杂的汗臭、校服的馊味、午饭残渣的余味以及耻辱的味道。午休的时候，不再有聚起来的议论。我竟然和“二两饭”聊起天来。她告诉我说自己起初也对被叫外号很生气，但后来想想，把这些当做玩笑就好了。
可是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她又跟我讲她的家里有个弟弟，所以有的时候她要回去给弟弟做饭。她转过两个小学，因为爸妈换工作搬家的原因。这些细碎的事情却叫我沉默，我想起当初父母会在这里买房子，正是因为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房价还算便宜。因此脏衣服们和“二两饭”的父母多半是工人。而我以前读的小学的同学的父母，则坐在办公室里，体面而干净。老人在泥泞中抬起头，接过姑娘给的水。很奇怪，以前他是穿着体面而干净的衣服，匆匆走过窄小的贫民窟，看都不看这些人一眼的。我突然想到了自己当初听到脏衣服们议论“二两饭”，此刻内心涌现出的罪恶感，远比被老师，和老师的走狗们鄙视时强烈万倍。
没想到，放学之后，老师又让我留了下来。“看你和你新同桌还挺说得来的呗？”她坐在椅子上，目光却站起来，逼到我的眼前。“没有…”“你想没想明白自己错在哪？”“我不该顶撞老师”“你是顶撞老师吗？同学们对你有意见可不光是因为这个。”更多的话像蚂蚁一样自顾自的爬了出来，我的头低伏在地面上，我的其他东西比我的头还要低。
这样的学校怎么可能不去讨厌呢？
除了“二两饭”，不，刘同学之外。
小学毕业比我想的还要快。不出意料，我原谅了“矮个子”和“平头”。我甚至也说着感谢老师这一类的话。只是，毕业前疯传的同学录，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毕业前夕，我的桌子已经在某一次换座中悄悄搬回了前排。刘同学的座位旁边又变得空荡荡的，如同豁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脏衣服愿意坐在她旁边。很快胡乱丢下的课本和篮球占据了那儿。刘同学没有读我的初中，所以小学毕业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只是，我老会想起某个周三下午，其他同学都放学回家了。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阳光斜斜的射进来，我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孤岛一般。前面重重的座椅和深不可测的黑板在我的面前，周围的一切瞬间无比迫近又无比遥远。直到我推开桌子，站起离席，回头望去，才发现刘同学桌布，在一群布满笔记污脏的桌布中，那是蓝天。
还没人转发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