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当代知识分子的“江湖”在哪里？
每个人都有一个庙堂梦，然而知识人的江湖在哪里？狼奔豕突，奔走权门者，眼里已没有江湖二字，心中更不知归宿何处，所以只见行状猥琐，不见举止从容，既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也不见古代读书人的风骨。古代知识分子，有仲尼、庄周护体，身在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终有两种去处，可独善其身，可安顿灵魂，进退有据，行藏在我；而今之知识分子，已无“护体神功”，心中唯有营营，达时不免趾高气扬，穷时则如丧家之犬，凄惶不可终日。通俗点讲，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谢青桐的《江湖有酒，庙堂有梦》，解决的正是知识分子的“家”的问题。庙堂与江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家”，谢青桐的初衷，也许是描绘古代知识分子徘徊于庙堂与江湖的两难，揭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在路上”的难题。而对照当下，在笔者看来，他笔下的江湖，那个可漏船载酒，泛舟其上的江湖，庇护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地，对当代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关照，更具批判精神，更有启示录价值。
谢青桐的知识分子样本，时间上从屈原始，至曹雪芹终（他略过了两大门派宗师孔子与庄子，他们分别指向庙堂与江湖，成为后世知识分子寻路的两座灯塔）。开篇从嵇康、阮籍而起，重点描摹了唐朝、宋朝读书人，明朝只徐渭、侯方域，而到清朝，则只有曹雪芹一人了。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风采颇值得浓墨重彩，汉朝开国，黄老当道，武帝之后，儒学大兴，正式奠定了古代知识分子唱儒、道二人转的基调。汉末的诸葛孔明，亦成为退则潜居名山、进则鞠躬庙堂的知识分子典范，他开创了从江湖到庙堂的经典路径。魏晋南北朝，政治动荡，礼崩乐坏，佛学作为一种新事物，正式进入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儒道传统融合，造就了第一次的“江湖盛世”。嵇康的铁匠铺、阮籍的老牛车、刘伶的大酒缸，无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供七位读书人嗑药裸奔的一片竹林，也首次成为知识分子的千年以来的精神图腾。
唐朝的胸襟博大与宗教开放，宋朝的文治之道与儒家精神，尤其科举制度的确立，使这两个朝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读书人当然渴望庙堂，这是他们不变的主旋律，但在庙堂之外，也展现了空前广阔的江湖，并隐隐与庙堂分庭抗礼。深山名川、庙宇道观、青楼酒肆、店铺驿站、闺阁宫闱、长城边塞，都成了“同志们的宿营地”。“根据地”的发达，也保证了读书人相对的精神独立。由此李白才能喊出“天子呼来不上船”，柳永才敢写出“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这既是扮酷，也是底气。也因为这种独立，宋朝士大夫才有跟皇帝共治天下的胆子。与诸葛孔明相反，苏东坡的儒道释三体合一，从庙堂走向江湖的路径，达到了庙堂江湖对应关系的巅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完美样板。
历史顺流而下，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到了明清两朝，儒教成了宗教裁判所，读书人不出仕即杀，起用即沦为奴才，庙堂只有独裁者，江湖再无庇身地，读书人已经不能叫知识分子了。这也是谢青桐挑挑拣拣，在明朝只找出一个徐文长、半个侯方域的缘故。而曹雪芹的入选，也许只图他“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偈语吧。
知识分子的千年命运，文人江湖的盛衰凋零，映照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变迁与衰亡，也述说了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儒道释的源流与断流。江湖没有了，儒家的风骨没有了，道家的隐逸没有了，佛家的出世也没有了。知识分子所赖以存身的古代文明消逝不见，本应依仗的自由、法治现代文明又土壤贫瘠，当代知识分子普遍营养不良也是可以想见的事。
谢青桐的《江湖有酒，庙堂有梦》，解决的正是知识分子的“家”的问题。庙堂与江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家”，谢青桐的初衷，也许是描绘古代知识分子徘徊于庙堂与江湖的两难，揭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在路上”的难题。而对照当下，在笔者看来，他笔下的江湖，那个可漏船载酒，泛舟其上的江湖，庇护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地，对当代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关照，更具批判精神，更有启示录价值。
谢青桐的知识分子样本，时间上从屈原始，至曹雪芹终（他略过了两大门派宗师孔子与庄子，他们分别指向庙堂与江湖，成为后世知识分子寻路的两座灯塔）。开篇从嵇康、阮籍而起，重点描摹了唐朝、宋朝读书人，明朝只徐渭、侯方域，而到清朝，则只有曹雪芹一人了。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风采颇值得浓墨重彩，汉朝开国，黄老当道，武帝之后，儒学大兴，正式奠定了古代知识分子唱儒、道二人转的基调。汉末的诸葛孔明，亦成为退则潜居名山、进则鞠躬庙堂的知识分子典范，他开创了从江湖到庙堂的经典路径。魏晋南北朝，政治动荡，礼崩乐坏，佛学作为一种新事物，正式进入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儒道传统融合，造就了第一次的“江湖盛世”。嵇康的铁匠铺、阮籍的老牛车、刘伶的大酒缸，无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供七位读书人嗑药裸奔的一片竹林，也首次成为知识分子的千年以来的精神图腾。
唐朝的胸襟博大与宗教开放，宋朝的文治之道与儒家精神，尤其科举制度的确立，使这两个朝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读书人当然渴望庙堂，这是他们不变的主旋律，但在庙堂之外，也展现了空前广阔的江湖，并隐隐与庙堂分庭抗礼。深山名川、庙宇道观、青楼酒肆、店铺驿站、闺阁宫闱、长城边塞，都成了“同志们的宿营地”。“根据地”的发达，也保证了读书人相对的精神独立。由此李白才能喊出“天子呼来不上船”，柳永才敢写出“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这既是扮酷，也是底气。也因为这种独立，宋朝士大夫才有跟皇帝共治天下的胆子。与诸葛孔明相反，苏东坡的儒道释三体合一，从庙堂走向江湖的路径，达到了庙堂江湖对应关系的巅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完美样板。
历史顺流而下，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到了明清两朝，儒教成了宗教裁判所，读书人不出仕即杀，起用即沦为奴才，庙堂只有独裁者，江湖再无庇身地，读书人已经不能叫知识分子了。这也是谢青桐挑挑拣拣，在明朝只找出一个徐文长、半个侯方域的缘故。而曹雪芹的入选，也许只图他“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偈语吧。
知识分子的千年命运，文人江湖的盛衰凋零，映照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变迁与衰亡，也述说了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儒道释的源流与断流。江湖没有了，儒家的风骨没有了，道家的隐逸没有了，佛家的出世也没有了。知识分子所赖以存身的古代文明消逝不见，本应依仗的自由、法治现代文明又土壤贫瘠，当代知识分子普遍营养不良也是可以想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