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胡斌案
有朋友询问我对胡斌案的看法，说死者父母要求判胡斌死刑。因此简单写了些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我自己感觉也还不成熟，不能百分百的说服自己。现在卡壳的是：在法理上，是否仅仅依靠故意和过失就能囊括所有的犯罪？在立法技术上，一刀切的二元化区分是否科学？这些都需要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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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亲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没有根据，不应，也不会得到支持。
在刑法学术和实践中，对一个行为的认定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把握：1.犯罪客体；2.犯罪客观方面；3、犯罪主体；4、犯罪主观方面。
一个行为只有同时包含了以上四个要素时，才能属于犯罪行为，然后确定具体罪名。而根据以上四个基本要素，犯罪行为又可以划分成主动不同类型。
如根据犯罪主观方面，犯罪行为可以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刑法第14条对故意下了定义，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活着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它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和间接地区别在于前者是”明知危险且希望发生“，后者是”明知危险而放任发生“。
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活着已经预见而清新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这里的关键点事”应当预见但没有预见，或者轻信可以避免“。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种犯罪类型的行为人主观方面相差很大，相对应的，两类犯罪类型的刑罚幅度也相差很大，过失犯罪一般是低于故意犯罪。
讲完这个再回头看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法，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是过失，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因而交通肇事罪的刑罚一般7年封顶，除非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才会判处7年以上（在特定情况下，逃逸致人死亡时的客观情况和行为人的主观情况相结合，该行为也可以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时候才可能判处死刑，但罪名已经不是交通肇事罪了）。
再具体到胡斌案。首先可以认定，其行为属于刑法典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三种可能的罪名：
1.交通肇事罪
2.故意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们不是胡斌，无法知道他飙车撞人时到底是如何想的，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家，包括整个社会，可以认为，但却无法证明胡斌当时就是要开车上街去找人撞，也就是说无法证明他是故意犯罪。比如，一个家伙往早高峰时的人民广场地铁站中扔了一颗炸弹，因为针对的是不特定人群，显然，这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如我们前一阶段在东海边玩，如果有个同学一时兴起往空旷的大海里扔颗炸弹，恰好，炸弹落下时突然从海水中冒出一个超级游泳爱好者的脑袋，然后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被炸挂了，那就只能定过失了。而在胡斌案中，他不过是想过过飙车的隐（不飙车手痒痒），或许他想到了在大街上这样飙车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出事甚至出人命，但他并不想故意撞人，或者轻信可以避免。而这，正是过失。所以，可以排除2.
交通肇事罪在刑法典中被划为危害公共安全一大类，这一大类的罪名中有许多罪名都会细分成两个罪名，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如胡斌案中有人主张可以判其”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后定死刑或死缓。但这个罪名本身就分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他“一词需要一定的参照，根据114条、115条及刑法修正案，它的参照标准是：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犯罪客观方面）。想想交通肇事罪，不难发现此罪的犯罪客观方面难以和上述”其他方法“相提并论。因而，可以排除3.
这样，检方也只能以交通肇事罪去起诉胡斌了，他的行为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4个基本要件。
其实，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罚是3-7年，而交通肇事罪一般也是7年封顶（过失致人死亡也是7年封顶）。
综上，胡斌不应死。
的确，我国刑法中有些罪名的刑罚安排存在不恰当的地方，如盗窃罪最高可以判死刑，但交通肇事罪人命关天一般也才7年，这是不科学的，需要在立法上加以研究修订。
最近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前不久，成都判处酒后驾车导致4死1伤的孙伟铭死刑，用的就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判决虽让许多人拍手称快，但却是很有问题的，应该属于误判，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在主观方面定错了性，将过失定成了故意，错得很离谱。南京的那个撞死孕妇的案件性质和成都的孙伟铭案相似。
与此相对应，前一阵子广州那个公交车司机因为不满领到要求加班，开着公交车在街上疯狂的撞人撞车，就已不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了，而应划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
很多人要胡斌死无外乎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1.死者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好公民；2.胡斌是个富家子弟；3.胡斌在撞人后表现太恶心。
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都不能成为影响定罪的因素。法庭，不是民意表决场所。
在可能的将来，或许可以参照国外的立法，将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亡分为故意和过失，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增设”危险驾驶“的罪名，从而加重对诸如飙车、酒后驾车等致人死亡行为的制裁。
但在刑法中没有上述区分的情况下，法院不应该任意解释刑法条文，否则其带来的危害性远大于其在个案中所实现的”所谓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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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亲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没有根据，不应，也不会得到支持。
在刑法学术和实践中，对一个行为的认定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把握：1.犯罪客体；2.犯罪客观方面；3、犯罪主体；4、犯罪主观方面。
一个行为只有同时包含了以上四个要素时，才能属于犯罪行为，然后确定具体罪名。而根据以上四个基本要素，犯罪行为又可以划分成主动不同类型。
如根据犯罪主观方面，犯罪行为可以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刑法第14条对故意下了定义，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活着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它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和间接地区别在于前者是”明知危险且希望发生“，后者是”明知危险而放任发生“。
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活着已经预见而清新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这里的关键点事”应当预见但没有预见，或者轻信可以避免“。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种犯罪类型的行为人主观方面相差很大，相对应的，两类犯罪类型的刑罚幅度也相差很大，过失犯罪一般是低于故意犯罪。
讲完这个再回头看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法，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是过失，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因而交通肇事罪的刑罚一般7年封顶，除非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才会判处7年以上（在特定情况下，逃逸致人死亡时的客观情况和行为人的主观情况相结合，该行为也可以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时候才可能判处死刑，但罪名已经不是交通肇事罪了）。
再具体到胡斌案。首先可以认定，其行为属于刑法典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三种可能的罪名：
1.交通肇事罪
2.故意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们不是胡斌，无法知道他飙车撞人时到底是如何想的，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家，包括整个社会，可以认为，但却无法证明胡斌当时就是要开车上街去找人撞，也就是说无法证明他是故意犯罪。比如，一个家伙往早高峰时的人民广场地铁站中扔了一颗炸弹，因为针对的是不特定人群，显然，这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如我们前一阶段在东海边玩，如果有个同学一时兴起往空旷的大海里扔颗炸弹，恰好，炸弹落下时突然从海水中冒出一个超级游泳爱好者的脑袋，然后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被炸挂了，那就只能定过失了。而在胡斌案中，他不过是想过过飙车的隐（不飙车手痒痒），或许他想到了在大街上这样飙车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出事甚至出人命，但他并不想故意撞人，或者轻信可以避免。而这，正是过失。所以，可以排除2.
交通肇事罪在刑法典中被划为危害公共安全一大类，这一大类的罪名中有许多罪名都会细分成两个罪名，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如胡斌案中有人主张可以判其”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后定死刑或死缓。但这个罪名本身就分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他“一词需要一定的参照，根据114条、115条及刑法修正案，它的参照标准是：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犯罪客观方面）。想想交通肇事罪，不难发现此罪的犯罪客观方面难以和上述”其他方法“相提并论。因而，可以排除3.
这样，检方也只能以交通肇事罪去起诉胡斌了，他的行为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4个基本要件。
其实，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罚是3-7年，而交通肇事罪一般也是7年封顶（过失致人死亡也是7年封顶）。
综上，胡斌不应死。
的确，我国刑法中有些罪名的刑罚安排存在不恰当的地方，如盗窃罪最高可以判死刑，但交通肇事罪人命关天一般也才7年，这是不科学的，需要在立法上加以研究修订。
最近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前不久，成都判处酒后驾车导致4死1伤的孙伟铭死刑，用的就是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判决虽让许多人拍手称快，但却是很有问题的，应该属于误判，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在主观方面定错了性，将过失定成了故意，错得很离谱。南京的那个撞死孕妇的案件性质和成都的孙伟铭案相似。
与此相对应，前一阵子广州那个公交车司机因为不满领到要求加班，开着公交车在街上疯狂的撞人撞车，就已不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了，而应划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
很多人要胡斌死无外乎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1.死者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好公民；2.胡斌是个富家子弟；3.胡斌在撞人后表现太恶心。
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都不能成为影响定罪的因素。法庭，不是民意表决场所。
在可能的将来，或许可以参照国外的立法，将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亡分为故意和过失，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增设”危险驾驶“的罪名，从而加重对诸如飙车、酒后驾车等致人死亡行为的制裁。
但在刑法中没有上述区分的情况下，法院不应该任意解释刑法条文，否则其带来的危害性远大于其在个案中所实现的”所谓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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