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一块提醒哭泣的手帕（4）

如此引用王家新的诗，考验的是我的耐心，如此阅读王家新的诗，考验的又是谁的耐心？这是作为一座城市的伦敦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被煮在一个中国文人的文化烩菜中的城市模型！王家新真的去过伦敦吗？这大概不该受到怀疑，但是在我看来，他去了也是白去！这个文化的乡巴佬站在伦敦的街头，告诉自己说：这是狄更斯的伦敦，这是普拉斯的伦敦，这是莎士比亚的伦敦，这是查特莱夫人的伦敦，这是《资本论》的伦敦，这是《大教堂谋杀案》的伦敦……难道他就不关心一下：什么是王家新的伦敦？在他笔下你永远看不到他的伦敦生活：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具体而琐碎的，我在人们的传说中听到他在伦敦的事就真实而有趣，但这又是王家新这路诗人不屑或无力表现的。但同样的，在他笔下你也永远看不到他的伦敦思想，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独立思想的能力，他只有对一座城市的文化反应，而更为庸俗的是：他的反应总是“正确”的，就像看见海就一定要晕船一样“正确”。王家新对有知识分子阅读趣味的读者最大的欺骗性就在这里，王家新的伦敦是他们的文化想象中“正确”的伦敦，王家新的伦敦思绪也是他们的文化想象中“对头”的伦敦思绪，于是王家新作为一名“学习尖子”就在教授那里得到了100分。王家新感受伦敦和其它事物的方式不是用身体而是用头脑，而他的头脑又是那样可疑，那样不可靠。他站在通向索何红灯区的路上，我真希望他“深入进去”，不去管奥德修斯和但丁什么的，自己用身体感受一下伦敦，但可惜的是他太知道他的知识分子读者不允许他这样，绝不允许！结果他又“正确”了。我有一首《趣味或知识分子写作》的诗，非常适用于概括这一写作的代表人物王家新的诗，照录如下：
    这是一帮
    戴上保险套
    方能勃起的人
    趣味
    他们的趣味
    不在操
    而在保险套
    回视王家新
    在一册内部编印的诗集（《告别》，王家新著，《长安诗家》编委会1985年3月版）上，我看到了王家新青年时代的样子：眉清目秀间不乏几丝英气，属于那个时代的帅哥。那时他属于“朦胧诗群”的一员，名列在这个诗群的尾巴上。“朦胧诗”本来就是一个因为误读的印象而产生的概念，“朦胧诗群”也是如此，它来自对官方诗报刊的阅读印象。这个“诗群”得以存在的实体是《今天》或者说是北京地下诗人群，这个实体的人员构成包括：食指、北岛、芒克、多多、严力、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林莽、方含、田晓青等，除了舒婷都是北京人，舒婷因为与《今天》的关系也应名列其中。另外一些人首先产生于对官方诗报刊的阅读印象（与《今天》诗歌有相似之处）进而被某些选本（《新诗潮诗集》《朦胧诗选》《朦胧诗精选》）及某些评论（《崛起的诗群》）“圈”进来的，主要的人员包括；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王家新、骆耕野、孙武军、傅天琳等，我做出这样的划分不是为了贬低谁，“内在的诗歌真相”（谢有顺语）即是如此。事实上，在这个“诗群”中，梁小斌的重要性在当时就非常明显；王小妮是越写越好，到今天她已成为中国当代诗人中的“女1号”；徐敬亚以评论立身，以推动诗运弄潮，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他身后就再没有这样的人物了，他的经历、魅力、机遇和运气都很难在另一个人身上集中重复一次；傅天琳整体上弱些，但她的作品在当时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这很像舒婷；在后一个名单中，骆耕野和孙武军是最差的，现在看来他们能够名列其中纯属历史的误会；与骆、孙相比，王家新不是最差，在这个‘诗群“当中，他总体的风貌就是两个字：平庸。
    我不但找到了那册超薄的《告别》，还找到了王家新早年出版的另一册诗集《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版）。翻遍他早年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习作“性质），我说“平庸”是有根据的，读王家新我能读出他的“源头”，而“源头”不远：北岛写了两首献给遇罗克的诗，他就一口气写上4首，方式还那么北岛：北岛写：“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他就写：“看清了吗，那支瞄准我们的枪口？/阴森森、就像毒蛇那喝血的眼睛”，北岛写：“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他就写：“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掠起一队横飞的雁阵”；江河写了首《纪念碑》，他就写了首《纪念碑》，江河写：“真理就把诅咒没有完成的留给了枪/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他就写：“长江啊，把你汹涌的思念给我/把你站起来眺望的石头给我/——让我们筑起一座纪念碑吧”；舒婷写《神女峰》，他就写《神女峰下的沉思》，这一回没有发现他偷了舒婷什么，所以表现就更差，舒婷是：“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而他是：“骄傲吧，神女！也许只有你/才在这曲曲折折的峡谷里/唤起了一个民族最深邃的梦想……”；芒克写了《阳光中的向日葵》，他就写了《北方的向日葵》，好像也没有发现他偷了芒克什么，表现之差就到了这副样子，芒克是：“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你应该走近它去看看/你走近它你便会发现/它的生命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你走近它你顿时就会觉得/它脚下的那片泥土/你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而他是：“——北方的向日葵啊/你以迸放的种籽/敲响太阳/敲响那永恒的钟吧/而我/就这样顺着你的指引/从北方/踏向了通向太阳之路……”；还有《潮汐》中“这是沉默/又是默许”的舒婷气息和《献给太阳》中“真的，天空会死去吗/——如果老人倒下去，那我将站起来/站起来，在祖国的大地上歌唱太阳”的江河气概……说起来这还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在诗中想走正路的部分，当年的王家新还有另一部分的东西呐！“你恍如突然现出——/使我认出了/一个民族、一个人/格格做响的骨头”（《石头》）、“那么，祝福吧！当秋天的火焰哗哗地流向冰、流向一代人终于获得的微笑/让我们走向群山，从火中收获太阳吧……”（《秋叶红了》）、“生活啊，我是爱你的，我爱！/走向你，我怎不敞开我的怀抱”（《走向生活》）、“呵，马在飞腾，马在奔驰/一个民族正伏在马背上冲刺！……呵，如果你能复活，我愿驮起你飞呵/我年轻的心，就是那奋起献身的燕子！”（《历史博物馆的青铜奔马》）、“哦，脊梁在晃动，太阳在晃动/我的心随着眼前的脊梁在晃动……哦，脊梁——这中国的脊梁啊/从此，将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建筑工地印象》）、“呵，电车在奔驰！这乳白的梭子呀/在街道纵横的城里，织着生活的诗句”（《织》）、“不是别的，正是我的血/我的民族的血/认出了你一闪而过的英雄的长江呵……”（《门》）、“真的，那些遗失的乐谱呢/——走向先人的土地吧/在那里/让我们流血的手指/去挖掘一个民族的声音！”（《编钟》）、“哦，举起我们骄傲的船票吧/检票员同志，我们的船票是/——信念！在苦难中/用双手紧紧抓住的信念……//呵，希望号正在靠岸！”（《“希望号”渐渐靠岸》）、“就是在这样的树下，在历史的废墟上，站起了我们咬紧牙关、充满热望的民族！”（《致唐山的树》）……这哪里还是诗啊？！这简直就是分行排列的杨朔散文！甚至不如！它让我想起了一些恍若隔世的名字：许德民、程宝林……王家新的名字应该进入的是这样一份名单，我称之为“青春派主旋律”。他的名字忝列在北岛们的“朦胧诗群”中也属于历史的误会。体制趣味的早期作品，体制系统的成名途径，体制眼中的希望青年——这便是昨日的王家新。1985年6月，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湖北郧阳师专任教的王家新被借调到北京诗刊社工作，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对一名普通大学生的选择而是对一位青年诗人的选择，体制选择了王家新。
    回视王家新，我明白了一点：为什么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人”要用对“中年写作”的强调来回避自己的“青春写作”，用对90年代的强调来回避自己的80年代，因为他们的“青春写作”和80年代是这样的惨不忍睹。北岛会这样吗？严力会这样吗？多多会这样吗？于坚会这样吗？韩东会这样吗？海子如果活着，会这样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的所谓“青春写作”和80年代都是和一些坚实的至今没有褪色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朦胧诗群”的一条小尾巴，王家新当然不会满足（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是一个野心严重大于才能的诗人），但他应该暗自庆幸了：在这一个名单而不是在另一个已经完全作废的名单里，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单给了他一个必要的心理暗示，确保了他一个最基本的立场而不至于在那个位置上自然地堕落——这很可能，他的早期作品有这样的潜质，而且我从来不认为这名“知识分子”是有信仰和有原则的人。
    在《告别》和《纪念》中，王家新只在组诗《中国画》及碎片式的《从石头开始》中流露出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诗歌内部写下去的可能。1985-1989年，他的习诗生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他在外表上是谦恭而沉静的，在很多场合出现时不是以诗人而是以诗歌工作者的身份，作品不多但进步明显，变得审慎、冷静甚至略带迟疑，给人留下印象的有《触摸》《预感》《加里·斯奈德》《蝎子》等，他突然变得拘谨起来，对比他的早期，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拘谨，至少作品渐渐成型，败笔不再明显发生。这一阶段，他给人留下更深更好印象的还是他的工作，他与唐晓渡合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在山海关参与组织的诗刊社1987年青春诗会，对第三代一批重要诗人的推助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与沈睿合编的《当代欧美诗选》也在诗人圈及诗爱者中广受欢迎，还有他在诗刊社的日常编辑工作，据我所知所感，那一时期很多的年轻的前卫诗歌的写作者都把王家新当成了跃上这本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的一个缺口。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怀念着他们与王家新交往的那段时光，还怀念着那个时期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的王家新，那一时期王家新对很多青年诗人的关心帮助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编辑的工作范畴，给他们寄书寄资料等等。“盘峰论争”波及到媒体上以后，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一方面对王家新在论争中的失态表示不解和惋惜，一方面希望我对王家新嘴下留情，这些人正是当年曾受惠和蒙恩于王家新者。这一时期，王家新在暗中使力，拼命悟诗。1989年9月出版的《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与其说这是一本诗论集，不如说这是一本读书笔记和学诗札记，我以为它的价值在于谈到了诗歌写作的诸多细节问题，估计对与其处于同一写作时期及同类型的写作者有启示意义，记得诗评家L曾私下说过：“在这套驼队诗丛里，那个专搞诗评的（指唐晓渡）还写不过王家新。”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诗人秦巴子打电话给我，他说要看到王家新的进步，他说这个进步已堪称“奇迹”，可以获得二十年“最快进步奖”。给人以公正，一直是我的信条，恰恰也是我与“知识分子”斗争激情所产生的初衷，我公正的原则就是要还其本来面目，“让他们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去！”（谢有顺语），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本人哪怕是一丁点公正。我还有一个信条：不能在与坏人的斗争中把自己变成了坏人。在成都，在许多持“惟天才论”的第三代诗人眼里，王家新是个“伪诗人”，他们其实是在说早年印象中的王家新的能力，我觉得这有欠公允，就替王辩护了几句，尽管这让我本人在当时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也十分滑稽。我看到了他的进步，堪称孟浪所说的那种“光荣的进步”——任何人在个人写作中所实现的那种超越自身的“进步”都是“光荣的”，考虑到他那么薄的底子、那么低的起点，秦巴子称其为“奇迹”也不为过。对王家新而言，“光荣的进步”发生在“历史强行进入”之后，这又是极其耐人寻味的。程光炜在论及西川时曾说：“他确乎出生在一个与王家新、张曙光们稍有不同的时代，是不是只需机智或想象力就可以达到认识事物的顶峰了呢？我承认自己是糊涂的……”经常犯糊涂的程光炜不是真的承认自己糊涂，他是在谈50年代出生者与60年代出生者的区别，他对前者的自得和对后者的微词在别的地方也流露过。假设这番见解在理论上成立，那么50年代出生者又是怎样的一种人呢？王家新也许是程光炜认为的最佳例证：当“历史强行进入”，冷空气突然南下，那个在其诗中最先感冒且从此鼻涕眼泪流淌不止的人。靠时代的整体情绪写作并取得自身的“光荣的进步”，他在80年代找不着北，一方面是才华与诗艺的欠缺，另一方面时代整体情绪逐渐模糊、趋于多元。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在90年代的最初两年，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一种整体性的情绪再度形成了。它对诗人的刺激是，似乎又有了做“北岛第二”的可能。周伦佑写出《刀锋二十首》并用长篇论文《红色写作》宣告另一诗歌时代的开始，孟浪暗中加密了诗中的意象（向北岛靠拢？）并把诗句的节奏处理得像拼刺刀一样；欧阳江河的诗中出现了更富时代气息的某种无法言传的挑逗性的修辞隐喻；王家新突然变得沉痛了忧郁了一副时刻准备哭泣的表情……我在此例举并认为这绝对无可厚非，相反倒是那些在那时宣扬“上午德法战争爆发，下午游泳”的人让我不大瞧得起。因为“强行进入”的“历史”在那时已不是历史，而成了我的日常——这正是我在诗中的态度和方式，把“历史”做个人日常化的处理，我的诗歌也适时地做好了这样的形式准备。因为那段“历史”，王家新被诗刊社弄走了，这就叫“历史”的个人日常化，它如此进入我们的生活，但王家新的诗歌表现不了这么微妙这么复杂这么具体的内容，又不具备北岛早年那种出众的现实透视力、历史涵盖力和艺术表现力。他只有在他最基本的与大多数人共通的情绪上大做文章，这部分公共情绪似乎特别适于他的发挥，激发了他的创作也成全了他个人的“光荣的进步”。也许这段“历史”并不需要“一把刀子”（崔健歌语），这会吓着知识分子的，它需要的仅仅只是一块手帕，大伙一块哭吧！——当我洞见了这一切，真是悲从中来！而王家新正是时代需要的那块手帕，手帕的作用在此处并不是为了擦拭眼泪而是为了提醒哭泣，面对时代，哭泣成了知识分子最“正确”的情绪反应。记得还比较推崇王家新的岛子曾对我说：“王家新大概是个受虐狂，受虐反而使他写得好。”在“历史强行进入”之后，比王家新境遇更惨的诗人有一大批（他们都承担了自己在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也许是他更敏感，更也许是他表达了一种“正确”的情绪，总之，是历史选择了王家新，历史让一个诗意平庸的诗人变得重要起来。
    在写完《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持续的到达》《反向》《埃兹拉·庞德》等诗之后，王家新于1992年初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在欧洲的伪流亡生涯。我知道流亡有一个标准，王家新的出国肯定在这个标准之外，可他嚷嚷得比北岛还凶，北岛在诗中自省为“词的流亡”，王家新像得了什么大启示似的，他把这个词拆开了用：“词”进入了他的诗歌和诗学，“流亡”成了他做诗人的姿态。所以我称其为“伪”。这也是历史的安排吗？王家新出国前曾以明信片的形式向谢冕教授告别（据谢冕文章记载），对一个即将踏上流亡之途的人来说，他真是从容不迫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布罗茨基当年可是被警察押送着上了一列目的地不明的列车啊！与此相比，王家新的举动真是戏味十足（那个告别的细节让我玩味不已）。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王家新从一名单纯的诗人堕落成一名“文化戏子”，他如此这般地上演着一出“流亡”的话剧：“1992年：元月赴英国。应邀在英格兰东北部及中部讲学、朗诵……6月，分别应邀参加伦敦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诗歌研讨会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7-10月，应邀在比利时、德国一些大学和艺术节讲学、朗诵。10月下旬返英，在LINCOLN文学节上朗诵。12月再赴比……1993年：3月返英，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7月，应邀在伦敦南岸文学艺术中心的‘声音之屋’朗诵……10月，应邀去英格兰纽卡索朗诵……1994年：1月回国。4月，在北大等校讲学……8月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讲授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摘引自《游动悬崖》所附《王家新创作活动年表》）写诗的朋友，这样的流亡生涯必定是沉痛和哭泣的吗？这样的流亡生涯以及最后的归宿是你想拒绝的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一定有人是在演戏……至于这个人在流亡途中所写的诗：《词语》《斯卡堡》《叶芝》《临海的房子》……则让我想到了他的早年：过去他是在“民族”、“太阳”、“一代人”、“生活”、“脊梁”、“民族的血”、“英雄的长江”、“先人的土地”、“信念”、“希望号”、“历史的废墟” ……这些面前下跪，如今他是在“生命”、“写作”、“大师”、“雪”、“欧罗巴”、“母语”、“流亡”、“莫扎特”、“灵魂”、“花园”、“维特根斯坦”、“钢琴家”、“神学”、“巴赫”、“拱顶”、“奥登”、“萨特”、“烟斗”、“安妮·塞克斯顿”、“疼痛”、“莱蒙托夫”、“但丁”、“帕斯捷尔纳克”、“英吉利海峡”、“马勒”、“瓦雷里”、“拜伦”、“斯蒂文斯”、“词”、“博尔赫斯”、“华尔特·惠特曼”、“古希腊”、“合唱队”、“马格瑞特”、“艾略特”、“海德公园”、“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傲慢与偏见”、“得意志”、“毕加索”、“感恩”、“阿赫玛托娃”、“策兰”、“庞德”、“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悲歌”、“壁炉”、“变形记”、“布罗茨基”、“曼杰斯塔姆”、“三柱烛火” ……面前装孙子！原谅我不厌其烦的引述吧，这些词语仅仅是从《词语》一首诗中摘出来的。关于“流亡”，我们还是来听听王家新本人的说法吧：“在你上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祝愿，这就是流亡！“（仍引自《词语》）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激昂！本来我就是个以骂人浅薄为耻的人，可忍不住还想骂一次……
1994年1月，王家新回国，被人称作“流亡者归来”（诗人叶舟语），被诗评家沈奇称作“90年代中国诗坛的两大事件”之一（另一个“之一”是于坚《0档案》的发表）。上路时无人祝愿，归来却有人盛赞，王氏“流亡”功德圆满。1995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时，听北京诗人S说：王家新已成“大师”了。说北京现在有两位“大师”：西川和王家新。S是那种大路货的诗人，他的趣味也是非常大路货的，因而他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代表着普遍性）。离开北京后我在另外的诗人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恕我孤陋寡闻，如果中国诗歌一定要刻意制造出一两个“大师”来装点门面，不是已有现成的一个北岛吗？如果还得有一个，以我之见可以在昌耀、海子（死了不算？）、于坚、痖弦四人中选，应该没有西、王什么事儿。但如果有人霸道而又下贱地以为，中国的所谓“大师”必须在北京地区“知识分子写作”的“正路”上选，那又另当别论了，因为你已改变了这种推选的性质：你推选的其实只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大师”。这样的推选我毫无兴趣，只想分析这样一个世俗印象的结果：王家新能与西川并称，顶掉的是欧阳江河，其才华与诗艺根本无法与另两人相比，甚至不及张曙光、陈东东，也就比孙文波强点儿。但“知识分子”于诗都是缺陷明显的人（没有一个天才式的人物！所以他们都说：不靠才气写诗），谁让西川的诗那么“面”呢？温吞水或总是戴着保险套的感觉；谁让欧阳江河越说越清楚可越写越糊涂呢？“少女赤裸而多腰”是什么意思呢？臧棣博士也解答不了；谁让陈东东一路“假小空”地玩下去呢？苍白的文体，他造纯洁之句，与诗无关；谁让张曙光一入伙就找不着北了呢？如今的张曙光已经没有了自己；谁让肖开愚太木、孙文波太差、臧棣西渡又太嫩了呢？……如此一来，“时代的诗人”王家新，敢于大声说出意义的诗人王家新，以“正确”的“历史”情绪哭泣不止的王家新，归来的流亡者或“国际诗人”王家新，老资格又有新表现的王家新，脱颖而出，终成正果，成为“知识分子”小集团里的并列男1号。在诗人的圈落中他的声誉明显不如西川，但在一些非诗的或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和诗歌青年中，他却有着更广和更多的心悦诚服的读者，所以他在与西川的争夺中还很有“潜力” ……
    而这一切竟是一位资质平庸的诗人做到的，你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