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齋漫筆】电影启蒙
电影启蒙
1977年，是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像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人看过的电影，除了几部老掉牙的黑白片之外，彩色片差不多就是《海霞》，《闪闪的红星》，《春苗》，《红雨》，《难忘的战斗》，《渡江侦察记》等有数的几部了。至于外国片，则几乎是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片的天下。
而77年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些旧电影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解冻了。我记得，有一天，听说电影院要放映一部古装戏，是京剧《杨门女将》，而且是路过城里的一个电影拷贝，只在电影院放映一个晚上。
好家伙，这事顿时让全城轰动了！
那一天似乎比过年还要热闹。我们城里那时只有一家大电影院，电影院的门前，是一个大广场，平时是集会与娱乐的中心，能容纳两三万人。那一天从午后开始，那里逐渐聚集了差不多有一万人，人山人海的，水泄不通。大家的目的和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能不到买到几张电影票，先睹为快。
那天小贩们的生意空前红火，他们眉开眼笑地收着零碎的票子，分享着文化新气象带来的乐趣。
多年之后，当我再去怀念那一天的日子时，心里仍然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也有几分感伤。
《杨门女将》的拷贝，第二天一早就要送到福州去，那天是电影院的院长擅作主张，决定在当天晚上赶场连续放映五场，让大家一饱眼福，同时也给电影院赚取一些红利。第一场放映时间是在下午五点，而消息灵通者，早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开始在售票处排队了。等到消息广泛传播开来后，购票的队伍，弯弯曲曲地大约已经有一里的规模了。那时，谁要是敢加塞，肯定是死定了。
我父亲有个姓胡的年轻的朋友，身强力壮，学过一些粗略的拳脚，精力充沛。那天，他对购票的兴趣，可能更甚于观看电影本身。他在靠近售票处的队伍中，找到了一位熟人，他就想加塞进去。这时，后面一个高个子走了上来，推了胡一把。胡马上还手反击。没想到，那个高个子是考哩仔（长年居于船上，靠水为生的一群独特的人），是个武功高手，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起手来。胡的胸口挨了几记闷拳，最后不敌而退，满脸羞惭。胡挨的那几拳，显然让他受了严重的内伤，导致他日后心脏衰竭，不得不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可惜他还是在40来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后来胡不知道又从哪里搞到了两张电影票，如获至宝，送来给我父母。我们一家欢欣雀跃，虽然我父亲仍旧是满脸不在乎的样子。我们拿到的票，是第二天凌晨五点的，也就是最后一场。父母亲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懵懂之中，稀里煳涂地就上了电影院。——那时，一个大人可以免费带一个小孩进电影院的。
结果，黑白片《杨门女将》的咿咿呀呀的冗长的唱腔，让我大失所望，十分惆怅。我觉得它跟以前我们饱受过的地毯式轰炸的样板戏，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天狂热的电影盛会退潮之后，我发现大多数人的感觉，都跟我差不多。尽管过了一回古装戏的瘾，但也算是被泼了一头冷水。
接下来，电影就真正成了那几年时间文化的主流。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拉美的片子，汹涌而来。像《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经典片子，在二十多年后，仍然主导着我们去同情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甚至对近日去世的米洛舍维奇，抱着同情的态度。
再后来，美国片子，日本片子，西欧片子也进来了。而我们的电影院院长，成了我们城里比县委书记还要热门的人物。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在盯着他手里的走俏的电影门票。那时他成了我们城里最风光的人物，而他的儿子就像个纨绔子弟，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对他也要敬畏三分。
那时电影院前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每个晚上都会聚集到上千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小孩。年轻人盲无目标地在那里寻找爱情与打架的机会，而小孩子们，则为各种小摊贩的琳琅满目的零食所吸引。那时，倘若你的手里攥着几毛钱，那么你的乐趣，估计不下于如今的一万元。
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我留恋，其中夹杂着难以言表的伤感。
那时看电影采用的是验票制，一票一人，一个大人还可以带个小孩。然而，除了寥寥无几的压岁钱之外，平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零用钱。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非法的手段，摸爬进电影院。我曾经有过牵着陌生大人的衣襟，自称是他们儿子，然后溷进影院的不光彩经历。有时我甚至费尽苦力，翻过高高的厕所墙头，爬进电影院。
有一次，我偷偷溜进了电影院，躲在银幕背后看《善良的心》，结果被查票员给逮住了。查票员勐地摔了我一个巴掌，然后将我的外套给剥走了。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以后我再去细细回想一下当初的情景，觉得中国文化的困境，或许大体上便是如此。垄断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执文化牛角者的霸道，至今仍然阴魂不散。
我以为，那时候电影普及的高潮，是伴随着日本片子到来的。那时，有三部日本片子，《追捕》，《生死恋》，《望乡》，几乎让城里所有的人都疯狂了，大家食不甘味，夜有所思。我相信扮演杜丘中人的高仓健，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扮演研究员夏子和女作家圭子的栗原小卷，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至今仍然怀念夏子的美丽的鼻噏和迷人的微笑。
日本的电影，更容易让我们产生认同感。那时，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我们对日本的仇视，远远不如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日本其实成了我们生活与发展的偶像。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日本人的文化输出，包括后来澎湃而来的、杂七杂八的那些电视剧。
《望乡》是根据日本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其续篇《山打根的墓》改编的。故事从明治42年（1907年）开始，贯穿了日本从崛起到战败后，流落南洋的妓女们悲楚挣扎的人生，从另一方面摹写了日本走上强国之路时，底层百姓黑暗而辛酸的血泪史。
当然了，那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电影内容的发生背景与其内容严肃的意义，只是听信了传闻，说电影中有诸多暴露的性镜头，让刚刚进入开放年代的国人，心怀邪念，想一睹为快。这部电影触及到一个醒目的话题：性，而不是爱情。
在电影广告出来之后，整个城里的大小爷们都沸腾了。
我记得，当年我们邻居的几个年轻人，每次在看完电影回来后，都会凑在一起闲聊一番。他们相互询问的主要话题都是：有镜头吗？那意思就是男女之间有没有肉体接触。像《生死恋》中大宫跟夏子的接吻，便足以让他们兴奋不已。
而《望乡》在放映前几天，大家都得到了可靠的“性”息，其中“性”的诱惑力，早已不胫而走。妓女生涯对于刚从文革过来的人来说，是一个潮热的、神秘的题材，再加上主演是大名鼎鼎的栗原小卷，就更让人想入非非了。
于是，在《望乡》放映的那天，电影院前的广场上，聚集了自毛主席逝世追悼会之后的最庞大的人群。年轻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望乡》中可能带给他们的性的刺激镜头。他们的狂热劲头，只有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才能比拟。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一部电影居然能够让这么多的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独特的性情的狂欢！这是一次人性的赤裸裸的大坦露，它的意义并不下于一场大运动。说白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凑在一个广场上交头接耳，无非只是为了一件事：他们想了解女人的身体，想冲破性压抑的藩篱，让自己的徘徊在阴暗心理角落里的性苦闷，得以自由地伸张。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在多年之后，我以为，任何渴望总是比麻木更贴近于人性的，即便渴望的欲念有时候迹近于意淫，但是它毕竟是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的。
而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若干年后，由于肆虐的物质生活洪流的冲击，我们都对周围的世界感到麻木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对性本身的热情似乎也已经麻木了。人们激情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对享乐的具体而微的感官追求，那只是一种物欲横流的滥情。
秦無衣
于 Santa Monica
1977年，是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像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人看过的电影，除了几部老掉牙的黑白片之外，彩色片差不多就是《海霞》，《闪闪的红星》，《春苗》，《红雨》，《难忘的战斗》，《渡江侦察记》等有数的几部了。至于外国片，则几乎是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片的天下。
而77年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些旧电影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解冻了。我记得，有一天，听说电影院要放映一部古装戏，是京剧《杨门女将》，而且是路过城里的一个电影拷贝，只在电影院放映一个晚上。
好家伙，这事顿时让全城轰动了！
那一天似乎比过年还要热闹。我们城里那时只有一家大电影院，电影院的门前，是一个大广场，平时是集会与娱乐的中心，能容纳两三万人。那一天从午后开始，那里逐渐聚集了差不多有一万人，人山人海的，水泄不通。大家的目的和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能不到买到几张电影票，先睹为快。
那天小贩们的生意空前红火，他们眉开眼笑地收着零碎的票子，分享着文化新气象带来的乐趣。
多年之后，当我再去怀念那一天的日子时，心里仍然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也有几分感伤。
《杨门女将》的拷贝，第二天一早就要送到福州去，那天是电影院的院长擅作主张，决定在当天晚上赶场连续放映五场，让大家一饱眼福，同时也给电影院赚取一些红利。第一场放映时间是在下午五点，而消息灵通者，早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开始在售票处排队了。等到消息广泛传播开来后，购票的队伍，弯弯曲曲地大约已经有一里的规模了。那时，谁要是敢加塞，肯定是死定了。
我父亲有个姓胡的年轻的朋友，身强力壮，学过一些粗略的拳脚，精力充沛。那天，他对购票的兴趣，可能更甚于观看电影本身。他在靠近售票处的队伍中，找到了一位熟人，他就想加塞进去。这时，后面一个高个子走了上来，推了胡一把。胡马上还手反击。没想到，那个高个子是考哩仔（长年居于船上，靠水为生的一群独特的人），是个武功高手，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起手来。胡的胸口挨了几记闷拳，最后不敌而退，满脸羞惭。胡挨的那几拳，显然让他受了严重的内伤，导致他日后心脏衰竭，不得不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可惜他还是在40来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后来胡不知道又从哪里搞到了两张电影票，如获至宝，送来给我父母。我们一家欢欣雀跃，虽然我父亲仍旧是满脸不在乎的样子。我们拿到的票，是第二天凌晨五点的，也就是最后一场。父母亲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懵懂之中，稀里煳涂地就上了电影院。——那时，一个大人可以免费带一个小孩进电影院的。
结果，黑白片《杨门女将》的咿咿呀呀的冗长的唱腔，让我大失所望，十分惆怅。我觉得它跟以前我们饱受过的地毯式轰炸的样板戏，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天狂热的电影盛会退潮之后，我发现大多数人的感觉，都跟我差不多。尽管过了一回古装戏的瘾，但也算是被泼了一头冷水。
接下来，电影就真正成了那几年时间文化的主流。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拉美的片子，汹涌而来。像《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经典片子，在二十多年后，仍然主导着我们去同情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甚至对近日去世的米洛舍维奇，抱着同情的态度。
再后来，美国片子，日本片子，西欧片子也进来了。而我们的电影院院长，成了我们城里比县委书记还要热门的人物。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在盯着他手里的走俏的电影门票。那时他成了我们城里最风光的人物，而他的儿子就像个纨绔子弟，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对他也要敬畏三分。
那时电影院前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每个晚上都会聚集到上千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小孩。年轻人盲无目标地在那里寻找爱情与打架的机会，而小孩子们，则为各种小摊贩的琳琅满目的零食所吸引。那时，倘若你的手里攥着几毛钱，那么你的乐趣，估计不下于如今的一万元。
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我留恋，其中夹杂着难以言表的伤感。
那时看电影采用的是验票制，一票一人，一个大人还可以带个小孩。然而，除了寥寥无几的压岁钱之外，平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零用钱。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非法的手段，摸爬进电影院。我曾经有过牵着陌生大人的衣襟，自称是他们儿子，然后溷进影院的不光彩经历。有时我甚至费尽苦力，翻过高高的厕所墙头，爬进电影院。
有一次，我偷偷溜进了电影院，躲在银幕背后看《善良的心》，结果被查票员给逮住了。查票员勐地摔了我一个巴掌，然后将我的外套给剥走了。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以后我再去细细回想一下当初的情景，觉得中国文化的困境，或许大体上便是如此。垄断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执文化牛角者的霸道，至今仍然阴魂不散。
我以为，那时候电影普及的高潮，是伴随着日本片子到来的。那时，有三部日本片子，《追捕》，《生死恋》，《望乡》，几乎让城里所有的人都疯狂了，大家食不甘味，夜有所思。我相信扮演杜丘中人的高仓健，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扮演研究员夏子和女作家圭子的栗原小卷，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至今仍然怀念夏子的美丽的鼻噏和迷人的微笑。
日本的电影，更容易让我们产生认同感。那时，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我们对日本的仇视，远远不如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日本其实成了我们生活与发展的偶像。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日本人的文化输出，包括后来澎湃而来的、杂七杂八的那些电视剧。
《望乡》是根据日本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其续篇《山打根的墓》改编的。故事从明治42年（1907年）开始，贯穿了日本从崛起到战败后，流落南洋的妓女们悲楚挣扎的人生，从另一方面摹写了日本走上强国之路时，底层百姓黑暗而辛酸的血泪史。
当然了，那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电影内容的发生背景与其内容严肃的意义，只是听信了传闻，说电影中有诸多暴露的性镜头，让刚刚进入开放年代的国人，心怀邪念，想一睹为快。这部电影触及到一个醒目的话题：性，而不是爱情。
在电影广告出来之后，整个城里的大小爷们都沸腾了。
我记得，当年我们邻居的几个年轻人，每次在看完电影回来后，都会凑在一起闲聊一番。他们相互询问的主要话题都是：有镜头吗？那意思就是男女之间有没有肉体接触。像《生死恋》中大宫跟夏子的接吻，便足以让他们兴奋不已。
而《望乡》在放映前几天，大家都得到了可靠的“性”息，其中“性”的诱惑力，早已不胫而走。妓女生涯对于刚从文革过来的人来说，是一个潮热的、神秘的题材，再加上主演是大名鼎鼎的栗原小卷，就更让人想入非非了。
于是，在《望乡》放映的那天，电影院前的广场上，聚集了自毛主席逝世追悼会之后的最庞大的人群。年轻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望乡》中可能带给他们的性的刺激镜头。他们的狂热劲头，只有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才能比拟。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一部电影居然能够让这么多的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独特的性情的狂欢！这是一次人性的赤裸裸的大坦露，它的意义并不下于一场大运动。说白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凑在一个广场上交头接耳，无非只是为了一件事：他们想了解女人的身体，想冲破性压抑的藩篱，让自己的徘徊在阴暗心理角落里的性苦闷，得以自由地伸张。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在多年之后，我以为，任何渴望总是比麻木更贴近于人性的，即便渴望的欲念有时候迹近于意淫，但是它毕竟是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的。
而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若干年后，由于肆虐的物质生活洪流的冲击，我们都对周围的世界感到麻木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对性本身的热情似乎也已经麻木了。人们激情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对享乐的具体而微的感官追求，那只是一种物欲横流的滥情。
秦無衣
于 Santa Monica
 |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