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不能领导世界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2009年夏季号发表文章，题目是“日本为何不能领导世界”，作者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日本政策研究方向教授奥里莉亚·乔治·马尔根。文章说，日本，这个曾经被视为超级经济大国和全球领导地位潜在竞争者的国家，发现自己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渐下降，有关重新划分世界权力、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讨论强调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正在使日出之国黯然失色。日本的“痼疾”源自3个主要由其自身造成的原因：民族认同感的丧失、国际领导力的缺失以及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困境。文章摘要如下。
8月15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率内阁大臣出席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新华社记者任正来摄
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多年来，日本的国际地位几乎仅仅依赖一个狭窄的基础———经济实力。在过去40年中，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自二战以来，其政治和军事地位一直与经济实力不相称。今天，日本的全球形象和国际影响日渐衰微。在上世纪90年代“迷失的十年”中，日本的经济奇迹破灭，失去了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典范的声誉，一系列失败抹去了人们对此前几十年经济巨大成功的记忆。世界贸易份额减少、商业竞争力下降、作为世界主要债权国和捐赠国的地位丧失，这些因素也削弱了日本的大国地位诉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6.2%，降幅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这将是日本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危机凸显出，日本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但因很多日本产品消费国的消费者削减开支而引起的制造业出口锐减，导致日本28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分析人士警告说，日本可能出现长期经济衰退，其影响将波及整个经济。面对人口减少、实际工资降低以及失业率攀升的形势，国内需求疲软使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愈加黯淡。
不是维护和平的国家
由于所有这些国内问题的存在，日本现在甚至不再能够考虑扩大国际影响力。冷战末期，日本选择强调其非军事化国家的全球地位，强调其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比如提供发展援助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长期以来，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受到限制的防卫立场为其自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说法提供了支持。但是，日本现在既不是维护和平的国家，也不是军事大国。
日本的武装力量拥有技术先进的现代常规军事能力，但这些军事能力原则上是自卫性质。日本承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但不承诺参加包括集体安全在内的所有维和行动。利用日本执行象征性海外任务的机会，东京一再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这项长期外交政策目标与日本武装力量开展日益艰巨且危险的军事行动的能力之间仍然存在实质性差距。用“金钱外交”代替实际派遣文职或军事人员作为在解决全球危机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已经不那么切实可行了。日本黯淡的财政前景不再能够提供必需的金融资源。
随着自身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日本不知道自己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国际角色。
无力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那些期望日本政府能就诸多国际问题采取行动的人只会大失所望。
在贸易方面，日本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既不是巨大的市场，也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国内服务业和农业的保护也使其不能完全遵循自由贸易协定，因而在深化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缺乏遵循义务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政策。
日本无法领导亚洲是因为缺乏本地区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日本从未与朝鲜半岛、中国以及其他在二战中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完全和解，这些国家仍不愿接受日本为亚洲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其中一些国家对日本民族主义的表现、历史修正主义以及任何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都高度敏感。
日本传统上以天皇为核心的文化实质是一种观念———日本不属于亚洲，它独特且优于亚洲其他国家，这对被视为日本外交政策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形成了更大的挑战。日本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趋势是历史修正主义，它极其严重地削弱了日本领导层在亚洲的公信力。在这种趋势下，日本对其二战时期的历史要么拒不道歉，要么完全否认。
政治制度停留在转型期
日本国内的政治制度仍停留在转型期———在通往具有竞争力的两党制民主政体的改革道路上走走停停。自民党大多数时间是一党执政。
内阁不是权力凌驾于官僚机构和议会政党的关键决策机构。自民党是内阁之外独立的权力中心，政党交替执政也许能瓦解滋生政治腐败的制度化模式、自民党政客与官僚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承包商之间的密切联系。
世袭政治日益被视作日本体制中最严重的缺陷之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导致国会中的成员打算在政坛干几十年，然后把位子传给子孙。这种传统使政客陷入他们祖辈的义务、忠诚及政策取向之中，不能保证最有能力的政治人物能赢得职位。
日本是安静的和平主义与经济实力相混合的独特国家，它作为具备这些特征的国际角色的战后基础正在遭受侵蚀，但尚无可明确界定的东西替代这些基础。日本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和对未来的乐观远见。它持续的经济及政治磨难已使它不确定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确定它想成为什么样的力量。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地位下降如此之甚。
 |
8月15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率内阁大臣出席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新华社记者任正来摄
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多年来，日本的国际地位几乎仅仅依赖一个狭窄的基础———经济实力。在过去40年中，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自二战以来，其政治和军事地位一直与经济实力不相称。今天，日本的全球形象和国际影响日渐衰微。在上世纪90年代“迷失的十年”中，日本的经济奇迹破灭，失去了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典范的声誉，一系列失败抹去了人们对此前几十年经济巨大成功的记忆。世界贸易份额减少、商业竞争力下降、作为世界主要债权国和捐赠国的地位丧失，这些因素也削弱了日本的大国地位诉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6.2%，降幅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这将是日本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危机凸显出，日本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但因很多日本产品消费国的消费者削减开支而引起的制造业出口锐减，导致日本28年以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分析人士警告说，日本可能出现长期经济衰退，其影响将波及整个经济。面对人口减少、实际工资降低以及失业率攀升的形势，国内需求疲软使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愈加黯淡。
不是维护和平的国家
由于所有这些国内问题的存在，日本现在甚至不再能够考虑扩大国际影响力。冷战末期，日本选择强调其非军事化国家的全球地位，强调其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比如提供发展援助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长期以来，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受到限制的防卫立场为其自称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说法提供了支持。但是，日本现在既不是维护和平的国家，也不是军事大国。
日本的武装力量拥有技术先进的现代常规军事能力，但这些军事能力原则上是自卫性质。日本承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但不承诺参加包括集体安全在内的所有维和行动。利用日本执行象征性海外任务的机会，东京一再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这项长期外交政策目标与日本武装力量开展日益艰巨且危险的军事行动的能力之间仍然存在实质性差距。用“金钱外交”代替实际派遣文职或军事人员作为在解决全球危机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已经不那么切实可行了。日本黯淡的财政前景不再能够提供必需的金融资源。
随着自身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日本不知道自己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寻求什么样的国际角色。
无力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那些期望日本政府能就诸多国际问题采取行动的人只会大失所望。
在贸易方面，日本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既不是巨大的市场，也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国内服务业和农业的保护也使其不能完全遵循自由贸易协定，因而在深化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在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缺乏遵循义务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政策。
日本无法领导亚洲是因为缺乏本地区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日本从未与朝鲜半岛、中国以及其他在二战中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完全和解，这些国家仍不愿接受日本为亚洲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其中一些国家对日本民族主义的表现、历史修正主义以及任何军国主义抬头的迹象都高度敏感。
日本传统上以天皇为核心的文化实质是一种观念———日本不属于亚洲，它独特且优于亚洲其他国家，这对被视为日本外交政策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形成了更大的挑战。日本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趋势是历史修正主义，它极其严重地削弱了日本领导层在亚洲的公信力。在这种趋势下，日本对其二战时期的历史要么拒不道歉，要么完全否认。
政治制度停留在转型期
日本国内的政治制度仍停留在转型期———在通往具有竞争力的两党制民主政体的改革道路上走走停停。自民党大多数时间是一党执政。
内阁不是权力凌驾于官僚机构和议会政党的关键决策机构。自民党是内阁之外独立的权力中心，政党交替执政也许能瓦解滋生政治腐败的制度化模式、自民党政客与官僚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承包商之间的密切联系。
世袭政治日益被视作日本体制中最严重的缺陷之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导致国会中的成员打算在政坛干几十年，然后把位子传给子孙。这种传统使政客陷入他们祖辈的义务、忠诚及政策取向之中，不能保证最有能力的政治人物能赢得职位。
日本是安静的和平主义与经济实力相混合的独特国家，它作为具备这些特征的国际角色的战后基础正在遭受侵蚀，但尚无可明确界定的东西替代这些基础。日本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和对未来的乐观远见。它持续的经济及政治磨难已使它不确定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不确定它想成为什么样的力量。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地位下降如此之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