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应取消大学本科的哲学专业
《大学周刊》：当代哲学应该做哪些研究和思考？
陈嘉映：我在书谈到了。粗说，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哲学并不是要建构理论，哲学反省我们的经验、反省我们的常识，以便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融汇贯通。哲学不能提供无所不包的理论。具体该思考哪些问题，每一个思考者有他自己的回答。
《大学周刊》：能否更具体地解释一下“融汇贯通”？
陈嘉映：哲学本来只关心也只能关心能够贯通的道理。比如，一位化学家和一位建筑学家，两个人各有各的专业，懂得他专业里的种种道理。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交流的不是这些道理，而是化学领域和建筑领域之间能够贯通的道理。不同领域之间能够交流的道理就是“哲学道理”。
《大学周刊》：现在的专业建制对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陈嘉映：我一贯的看法是，哲学不是一个专业。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学到一大堆化学知识；研究晚唐史的有一大堆晚唐史的知识。哲学家有什么可以称作哲学知识的东西？除非是说，精读了一些哲学经典。
设立哲学系本来是不得已之举，大学里各门专业都划分成系、所、院，哲学怎么办？设个哲学系。这也无所谓好坏，只是会造成哲学也是一个专业的错觉。
我一向主张取消哲学本科，在本科阶段，哲学课完全放在公共课的范围内。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讲得很清楚，哲学是应该30岁以后学的，柏拉图这样说自然是出于对哲学性质的了解。
《大学周刊》：你的意思是取消哲学本科的课？
陈嘉映：我的意思不是取消哲学课，而是在本科阶段把哲学课开到全校去。如果有学生特别愿意多学哲学，不妨多学一点，但是我不赞成他在本科阶段专门读哲学。
好思考的学生，对概念追根问底，自然而然地会来到哲学问题上。他们到研究生时期，可以专门攻读哲学。但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一上来就弄哲学，多半糟蹋了学生。
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没什么生活经验，没有什么知识，他反思什么？他对伟大哲学家基于深厚经验和广博知识而来的思想无所体会，学哲学变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运转。可悲的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
《大学周刊》：那你是基于哲学自身的特征而主张取消哲学本科的？
陈嘉映：单从哲学自身的性质来说也够了。不过，对外部的情况的考虑也应该支持我的主张。现在哲学系极少招到第一志愿的本科生，30来个新生，报考哲学的不过一两个，最多三四个。大多数学生是他没考上他要考的专业，所谓“调剂”到哲学系来。哲学系的本科生的入学成绩往往是全校考生里最低的，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就单个考生来说，成绩低不一定学习能力低。但笼统说来，成绩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往往也高些。而哲学这个行当，信不信由你，是蛮难的。
这些学生既不愿意学哲学，他的能力又可能不适合学哲学，花力气去教他们哲学，不仅浪费了学校和教师的力量，更要紧的是糟蹋了这些学生。本来，他们学一点实用知识、实用技能，花了学费、用了苦功，还算值得。现在你教他读阿奎那、读康德，他就算一个一个学期考过了，将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再也不会去找出阿奎那和康德来读读。不像学过数学，学过外语或计算机，不像读了些诗，不像学了游泳或开车，这些对他将来的生活将来的学习会有用，或有意义。对于绝大多数的哲学系学生来说，他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对他将来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哲学本是无用之学，爱好者得了闲空，自可以读读、聊聊，但把这无用之学强加给年轻人，枉费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我个人觉得很残酷。
哲学系本科生中也偶尔会培养出优秀的哲学人才，但我相信这样的学生即使在本科阶段学别的专业，今后再集中经历研习哲学，照样会作出成绩。不管怎样，我们总不该用一个班的学生来为三两个真有兴趣研读哲学的学生陪读吧？
《大学周刊》：国外有没有哲学系的本科生？
陈嘉映：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哲学博士。在那里，本科开始并不细致分科，最后写的时候，选定一个专业，本科生毕业时选哲学的也有，但极少。可以说，只有到研究院层次上，哲学才成为一个专业。
《大学周刊》：你的新书是十几年的思考结果，这对一般的人文社科教授来说很难做到，因为他们要考虑学校的考察指标。
陈嘉映：以发表论文数量这类指标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我从来反对。不少学者提到，关键在于大学的学术独立。每一所大学自己决定要怎么评价教师，而不是由教育部的标准来统一评定。教育部管着全国几千所大学，它完全不了解任何一名教师的具体工作，除了用数量化的办法来评定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里我们面对量化弊端的一个突出实例——文科尤其是纯文科因此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每年不知道生产了多少论文、著作，业内外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简单说，就是垃圾。用垃圾来充当生产力的评价标准，你能想象这对思想文化会产生何种毁灭性的作用吗？
文科的从业者是一个个的活人。一方面，我们出于利益的考虑，会跟着体制走，谋取体制给予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中有些人，不管这个机制多么恶劣，仍然在努力教学，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好。但体制强于人，尽管仍然有些还过得去的研究者，但是从成果的总体品质来看，用失望来形容肯定是太轻了，应该用“绝望”来形容。
《大学周刊》：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作为1977年进入北大的学生，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形。
陈嘉映：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民失学已有十几年，实际上，在所谓“文革”爆发之前，文科学者早已失学多年了。恢复高考时，没办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考试内容很简单。但另一方面，那时已经有十多年没举办高考了，积累了十几年的考生。大多数考生虽然没多少专门知识方面的训练，但至少是爱读书学习的，是十几个年度里的“精英”。所以，虽然考试内容很简单，考上来的学生并不差，有很多有潜力的青年。77级78级是两届特别的学生。后来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之中有能力的人比例较高。但若细讲，我们这两届考生，少年失学，这对后来的学术成长有负面作用。当前面没人时，不少人很快崭露头角，但现在普遍后劲不足。
《大学周刊》：现在还能用当时的方法吗？
陈嘉映：不可能。77级78级的学生比较优秀，不是因为考试设计得好，是因为他们是十几年里比较拔尖的人才。现在高考制度弊害甚深，这些弊害一直延伸到小学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替代方案何在？近年来很多学者在探讨探索，其探索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大学周刊》：找不到替代方案的原因是什么？
陈嘉映：别人也许已经有比较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是我没有读到。但有那么明显弊端的制度一年一年延续，多少也说明改革不易。阻碍改革的因素中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我们的高等教育类型单一也是一个因素。我们有科举制传统，科举制的一个毛病是选拔途径单一。此外可能和我们的文化也有点儿关系，例如，在国外，教师的评语等等会起较大的作用，外国教师写评语相对客观、规矩，中国人写评语就多讲人情，可信度不高。在中国升学若看重教师的评语之类，弊端可能更重。
《大学周刊》：你接下来关注、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陈嘉映：我一般是东做点儿，西做点儿，等到不得不出书的时候就集中做。如果说这本书比较关心实证科学的性质，下面想多研究一点文科理论的性质，想更深入系统地研究事实与价值、事实和解释、还原论、道德学说的性质这类主题。
陈嘉映：我在书谈到了。粗说，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哲学并不是要建构理论，哲学反省我们的经验、反省我们的常识，以便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融汇贯通。哲学不能提供无所不包的理论。具体该思考哪些问题，每一个思考者有他自己的回答。
《大学周刊》：能否更具体地解释一下“融汇贯通”？
陈嘉映：哲学本来只关心也只能关心能够贯通的道理。比如，一位化学家和一位建筑学家，两个人各有各的专业，懂得他专业里的种种道理。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交流的不是这些道理，而是化学领域和建筑领域之间能够贯通的道理。不同领域之间能够交流的道理就是“哲学道理”。
《大学周刊》：现在的专业建制对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陈嘉映：我一贯的看法是，哲学不是一个专业。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学到一大堆化学知识；研究晚唐史的有一大堆晚唐史的知识。哲学家有什么可以称作哲学知识的东西？除非是说，精读了一些哲学经典。
设立哲学系本来是不得已之举，大学里各门专业都划分成系、所、院，哲学怎么办？设个哲学系。这也无所谓好坏，只是会造成哲学也是一个专业的错觉。
我一向主张取消哲学本科，在本科阶段，哲学课完全放在公共课的范围内。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讲得很清楚，哲学是应该30岁以后学的，柏拉图这样说自然是出于对哲学性质的了解。
《大学周刊》：你的意思是取消哲学本科的课？
陈嘉映：我的意思不是取消哲学课，而是在本科阶段把哲学课开到全校去。如果有学生特别愿意多学哲学，不妨多学一点，但是我不赞成他在本科阶段专门读哲学。
好思考的学生，对概念追根问底，自然而然地会来到哲学问题上。他们到研究生时期，可以专门攻读哲学。但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一上来就弄哲学，多半糟蹋了学生。
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没什么生活经验，没有什么知识，他反思什么？他对伟大哲学家基于深厚经验和广博知识而来的思想无所体会，学哲学变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运转。可悲的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
《大学周刊》：那你是基于哲学自身的特征而主张取消哲学本科的？
陈嘉映：单从哲学自身的性质来说也够了。不过，对外部的情况的考虑也应该支持我的主张。现在哲学系极少招到第一志愿的本科生，30来个新生，报考哲学的不过一两个，最多三四个。大多数学生是他没考上他要考的专业，所谓“调剂”到哲学系来。哲学系的本科生的入学成绩往往是全校考生里最低的，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就单个考生来说，成绩低不一定学习能力低。但笼统说来，成绩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往往也高些。而哲学这个行当，信不信由你，是蛮难的。
这些学生既不愿意学哲学，他的能力又可能不适合学哲学，花力气去教他们哲学，不仅浪费了学校和教师的力量，更要紧的是糟蹋了这些学生。本来，他们学一点实用知识、实用技能，花了学费、用了苦功，还算值得。现在你教他读阿奎那、读康德，他就算一个一个学期考过了，将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再也不会去找出阿奎那和康德来读读。不像学过数学，学过外语或计算机，不像读了些诗，不像学了游泳或开车，这些对他将来的生活将来的学习会有用，或有意义。对于绝大多数的哲学系学生来说，他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对他将来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哲学本是无用之学，爱好者得了闲空，自可以读读、聊聊，但把这无用之学强加给年轻人，枉费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我个人觉得很残酷。
哲学系本科生中也偶尔会培养出优秀的哲学人才，但我相信这样的学生即使在本科阶段学别的专业，今后再集中经历研习哲学，照样会作出成绩。不管怎样，我们总不该用一个班的学生来为三两个真有兴趣研读哲学的学生陪读吧？
《大学周刊》：国外有没有哲学系的本科生？
陈嘉映：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哲学博士。在那里，本科开始并不细致分科，最后写的时候，选定一个专业，本科生毕业时选哲学的也有，但极少。可以说，只有到研究院层次上，哲学才成为一个专业。
《大学周刊》：你的新书是十几年的思考结果，这对一般的人文社科教授来说很难做到，因为他们要考虑学校的考察指标。
陈嘉映：以发表论文数量这类指标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我从来反对。不少学者提到，关键在于大学的学术独立。每一所大学自己决定要怎么评价教师，而不是由教育部的标准来统一评定。教育部管着全国几千所大学，它完全不了解任何一名教师的具体工作，除了用数量化的办法来评定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里我们面对量化弊端的一个突出实例——文科尤其是纯文科因此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每年不知道生产了多少论文、著作，业内外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简单说，就是垃圾。用垃圾来充当生产力的评价标准，你能想象这对思想文化会产生何种毁灭性的作用吗？
文科的从业者是一个个的活人。一方面，我们出于利益的考虑，会跟着体制走，谋取体制给予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中有些人，不管这个机制多么恶劣，仍然在努力教学，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好。但体制强于人，尽管仍然有些还过得去的研究者，但是从成果的总体品质来看，用失望来形容肯定是太轻了，应该用“绝望”来形容。
《大学周刊》：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作为1977年进入北大的学生，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形。
陈嘉映：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民失学已有十几年，实际上，在所谓“文革”爆发之前，文科学者早已失学多年了。恢复高考时，没办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考试内容很简单。但另一方面，那时已经有十多年没举办高考了，积累了十几年的考生。大多数考生虽然没多少专门知识方面的训练，但至少是爱读书学习的，是十几个年度里的“精英”。所以，虽然考试内容很简单，考上来的学生并不差，有很多有潜力的青年。77级78级是两届特别的学生。后来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之中有能力的人比例较高。但若细讲，我们这两届考生，少年失学，这对后来的学术成长有负面作用。当前面没人时，不少人很快崭露头角，但现在普遍后劲不足。
《大学周刊》：现在还能用当时的方法吗？
陈嘉映：不可能。77级78级的学生比较优秀，不是因为考试设计得好，是因为他们是十几年里比较拔尖的人才。现在高考制度弊害甚深，这些弊害一直延伸到小学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替代方案何在？近年来很多学者在探讨探索，其探索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大学周刊》：找不到替代方案的原因是什么？
陈嘉映：别人也许已经有比较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是我没有读到。但有那么明显弊端的制度一年一年延续，多少也说明改革不易。阻碍改革的因素中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我们的高等教育类型单一也是一个因素。我们有科举制传统，科举制的一个毛病是选拔途径单一。此外可能和我们的文化也有点儿关系，例如，在国外，教师的评语等等会起较大的作用，外国教师写评语相对客观、规矩，中国人写评语就多讲人情，可信度不高。在中国升学若看重教师的评语之类，弊端可能更重。
《大学周刊》：你接下来关注、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陈嘉映：我一般是东做点儿，西做点儿，等到不得不出书的时候就集中做。如果说这本书比较关心实证科学的性质，下面想多研究一点文科理论的性质，想更深入系统地研究事实与价值、事实和解释、还原论、道德学说的性质这类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