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撰文：贾玺增
汉画石像【门吏】河南新野
汉画石像【执伞美人】河南郑州
中国以“衣冠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最应引起重视却往往被忽略的是手工技艺。那些通过数千年“手工制物”所积淀的精湛技艺才是我们的真正遗产。
在原始织机出现之前，中国先民最先用“緂麻索缕，手经指挂”进行面料生产。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身上从右肩至左腋处斜挎着一条精美的组带，其结构之复杂程度今人不可想象。从汉代起，组带（绶）已成为一种制度，地位越高，组带越复杂华丽。在新疆尼雅出土了一条组带，在25厘米宽度间约有960根线，精美至极。
栽桑、养蚕、纺丝、织造丝绸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中国丝绸种类多，织造技术高超，图案花纹精美，中华服饰文明形成与发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4700多年前就有了丝织品。蚕在古代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大富之虫，丝绸也是“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的神物。丝绸为中华文明赢得了永久的世界声誉。
丝绸的发展得益于先进的织机技术。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先民已经使用提花装置进行纺织。周代统治者更是设立了主管纺织品的官职，负责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种不仅丰富且图案复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衣领外侧的纬花车马人物驰猎猛兽纹绦就是一例，在带宽不足７厘米的方寸间，上下两行图案描绘了场面广阔、细节充分的古代田猎大场面。西汉时，政府在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和齐郡临淄（今山东淄博）两地设有规模庞大的专供宫廷的官营丝织作坊，此时出现了斜织机、多综多蹑花织机、束综提花机、罗织机、立织机等。在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有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现了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麻布等织品，其中的素纱单衣仅重49克。清代的京内织染局、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杭州织造局，将中国丝绸生产技术推向顶峰。各具特色的宋锦、蜀锦、云锦、缂丝等无数名品，乃至纺织业被中外学者共识为代表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项。依附于纺织材料的是刺绣技艺。至战国时刺绣工艺日趋完善,湖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了很多有满地刺绣的精美纺织品和服装。至汉代，艺术开始融入刺绣技艺。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纹样以变体云纹为主，也有龙头、凤头与变体云纹连成一体的云中龙、凤，还有变体植物纹、茱萸纹、几何方棋纹等。
除了纺织、刺绣技艺，更令人称道的是先民对于服装裁剪技术的高超运用。在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素纱绵袍的腰部和背部各有一处省道结构。古人通过这两处“收省”，一方面使上衣形成15度“落肩”，既方便运动，又更接近人体自然姿态；另一方面，在收缩腰部的同时，相对扩大了胸围量。其非常合乎人体特征和运动规律的“设计”，比起西方13 ～ 14世纪末期才开始使用省道技术领先了1500余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金缕玉衣的袖笼造型，与我们今天西装袖的造型极其相似，由此可知汉代已有了高超的人体三维包装技术。
从机能性考虑，古人会在袍服的后部或两侧开衩，史称“缺胯袍”，在保持服装外形端庄的同时仍不失实用功能。出于骑射需要，元代先民还创造了在腰部横断，下裳施加褶裥的裙袍一体式服装“ 辫线袍”。这种形制与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和谐统一，上身紧凑使人在骑马时手臂灵活自由，下身宽松则易于骑乘。元代以后，尽管明朝政府曾下诏“衣冠如唐制”，试图恢复汉族服饰礼仪，但辫线袍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对后世服装式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清代，辫线袍演变成上衣下裳的袍裙式服装结构的清皇帝朝袍。它最初产生于实用功能的需要，在被符号化定型之后，最终成为一种附加于服饰之上的文化象征。
服装是一面镜子。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反映了自然对人的塑造。中国属于季风性气候类型：冬天寒冷，服装密闭包裹；夏天暑热闷湿，服装宽松轻薄；春秋温度适中，服装形态自由。正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塑造了中国传统服装前开前合、多层着装的服装形态和“交领右衽”、“直领对襟”的衣襟结构。前者两侧衣襟作“又”字形重叠相掩，其衣襟的叠压方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右为上”、“尊右卑左”的观念；后者衣襟为直线，竖垂于胸前。这是季风性气候最适合的着装形式，通过服装的叠加与叠减，实现对身体温度的调节。
服装可以反映文化，当以“深衣”为典型。据儒家典籍记载，古人出于尊古和文化象征的需要，创制了上下分裁的一体式深衣，还从文化、伦理的角度赋予了它公平（下摆齐平如秤锤和秤杆）、正直（衣背中缝线垂直）、礼让（衣袖作圆形以与圆规相应，象征举手行揖）、无私（衣领如同矩形与正方相应，象征公正无私），甚至是天地乾坤、日月轮回（下裳用6幅，共裁12片，对应一年12月）的诸多象征也纳入其中。
每一种独特的服饰文化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决定着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基本形态，后者又将中西方服饰文化推向了各不相同的发展方向。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天人合一”观，使中国传统服饰具备“师法自然、人随天道”的理想内涵。在汉代已经有根据季节选择服装色彩的“五时色”制度。清代皇帝朝服的色彩也需根据穿用场合和时间有所区别，日常用黄色，祈谷用蓝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色。传统服饰中还有“四季花”和“节令物”。先民通过拟物象形的服饰元素进行情景设定，构建出生动和谐、时节有序、内外融合的“新世界”。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的祭祀文化和血缘宗法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服饰礼仪制度的形成，即文章开头所提“衣冠礼仪之邦”。早在西周，古人就已形成了六冕、四弁、六服等丰富的服饰礼仪文化。经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的补充和丰富后，直至清代，中国服饰形成了一套缜密、繁缛、严谨的礼仪体系。处于社会中的人，被井然有序地安置于由冕旒、纹章、绶带制度所交织而成的礼仪等级中。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穿用的场合选择与自身相对应的服饰，服装表现了在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与制约的复杂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升降周旋、揖让进退与“唯礼是尚”的高度智慧和理想追求。
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the_magazine/main_themes/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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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衣冠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最应引起重视却往往被忽略的是手工技艺。那些通过数千年“手工制物”所积淀的精湛技艺才是我们的真正遗产。
在原始织机出现之前，中国先民最先用“緂麻索缕，手经指挂”进行面料生产。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身上从右肩至左腋处斜挎着一条精美的组带，其结构之复杂程度今人不可想象。从汉代起，组带（绶）已成为一种制度，地位越高，组带越复杂华丽。在新疆尼雅出土了一条组带，在25厘米宽度间约有960根线，精美至极。
栽桑、养蚕、纺丝、织造丝绸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中国丝绸种类多，织造技术高超，图案花纹精美，中华服饰文明形成与发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4700多年前就有了丝织品。蚕在古代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大富之虫，丝绸也是“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的神物。丝绸为中华文明赢得了永久的世界声誉。
丝绸的发展得益于先进的织机技术。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先民已经使用提花装置进行纺织。周代统治者更是设立了主管纺织品的官职，负责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种不仅丰富且图案复杂。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衣领外侧的纬花车马人物驰猎猛兽纹绦就是一例，在带宽不足７厘米的方寸间，上下两行图案描绘了场面广阔、细节充分的古代田猎大场面。西汉时，政府在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和齐郡临淄（今山东淄博）两地设有规模庞大的专供宫廷的官营丝织作坊，此时出现了斜织机、多综多蹑花织机、束综提花机、罗织机、立织机等。在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有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现了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麻布等织品，其中的素纱单衣仅重49克。清代的京内织染局、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杭州织造局，将中国丝绸生产技术推向顶峰。各具特色的宋锦、蜀锦、云锦、缂丝等无数名品，乃至纺织业被中外学者共识为代表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项。依附于纺织材料的是刺绣技艺。至战国时刺绣工艺日趋完善,湖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了很多有满地刺绣的精美纺织品和服装。至汉代，艺术开始融入刺绣技艺。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纹样以变体云纹为主，也有龙头、凤头与变体云纹连成一体的云中龙、凤，还有变体植物纹、茱萸纹、几何方棋纹等。
除了纺织、刺绣技艺，更令人称道的是先民对于服装裁剪技术的高超运用。在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素纱绵袍的腰部和背部各有一处省道结构。古人通过这两处“收省”，一方面使上衣形成15度“落肩”，既方便运动，又更接近人体自然姿态；另一方面，在收缩腰部的同时，相对扩大了胸围量。其非常合乎人体特征和运动规律的“设计”，比起西方13 ～ 14世纪末期才开始使用省道技术领先了1500余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金缕玉衣的袖笼造型，与我们今天西装袖的造型极其相似，由此可知汉代已有了高超的人体三维包装技术。
从机能性考虑，古人会在袍服的后部或两侧开衩，史称“缺胯袍”，在保持服装外形端庄的同时仍不失实用功能。出于骑射需要，元代先民还创造了在腰部横断，下裳施加褶裥的裙袍一体式服装“ 辫线袍”。这种形制与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和谐统一，上身紧凑使人在骑马时手臂灵活自由，下身宽松则易于骑乘。元代以后，尽管明朝政府曾下诏“衣冠如唐制”，试图恢复汉族服饰礼仪，但辫线袍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对后世服装式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清代，辫线袍演变成上衣下裳的袍裙式服装结构的清皇帝朝袍。它最初产生于实用功能的需要，在被符号化定型之后，最终成为一种附加于服饰之上的文化象征。
服装是一面镜子。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反映了自然对人的塑造。中国属于季风性气候类型：冬天寒冷，服装密闭包裹；夏天暑热闷湿，服装宽松轻薄；春秋温度适中，服装形态自由。正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塑造了中国传统服装前开前合、多层着装的服装形态和“交领右衽”、“直领对襟”的衣襟结构。前者两侧衣襟作“又”字形重叠相掩，其衣襟的叠压方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右为上”、“尊右卑左”的观念；后者衣襟为直线，竖垂于胸前。这是季风性气候最适合的着装形式，通过服装的叠加与叠减，实现对身体温度的调节。
服装可以反映文化，当以“深衣”为典型。据儒家典籍记载，古人出于尊古和文化象征的需要，创制了上下分裁的一体式深衣，还从文化、伦理的角度赋予了它公平（下摆齐平如秤锤和秤杆）、正直（衣背中缝线垂直）、礼让（衣袖作圆形以与圆规相应，象征举手行揖）、无私（衣领如同矩形与正方相应，象征公正无私），甚至是天地乾坤、日月轮回（下裳用6幅，共裁12片，对应一年12月）的诸多象征也纳入其中。
每一种独特的服饰文化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前者决定着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基本形态，后者又将中西方服饰文化推向了各不相同的发展方向。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天人合一”观，使中国传统服饰具备“师法自然、人随天道”的理想内涵。在汉代已经有根据季节选择服装色彩的“五时色”制度。清代皇帝朝服的色彩也需根据穿用场合和时间有所区别，日常用黄色，祈谷用蓝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色。传统服饰中还有“四季花”和“节令物”。先民通过拟物象形的服饰元素进行情景设定，构建出生动和谐、时节有序、内外融合的“新世界”。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的祭祀文化和血缘宗法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服饰礼仪制度的形成，即文章开头所提“衣冠礼仪之邦”。早在西周，古人就已形成了六冕、四弁、六服等丰富的服饰礼仪文化。经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的补充和丰富后，直至清代，中国服饰形成了一套缜密、繁缛、严谨的礼仪体系。处于社会中的人，被井然有序地安置于由冕旒、纹章、绶带制度所交织而成的礼仪等级中。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穿用的场合选择与自身相对应的服饰，服装表现了在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与制约的复杂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升降周旋、揖让进退与“唯礼是尚”的高度智慧和理想追求。
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the_magazine/main_themes/7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