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正在消失的村庄和土壤
——《上庄记》读后感
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暑假都在学校度过，只到最后两周才回家呆上几天，时值8月末的时节，正是玉米地最浓密的时候，我便经常在午睡后带本书去田野的小路上晃悠，有的时候会爬上大榆树，有的时候会跑到小土丘上去，面对着一望无垠的玉米地看书、发呆、沉默，心里却宁静异常。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状态，我的确深深地爱着这土地，虽然这听起来很肉麻。也正是在那两年，我开始明白相比于城市里的喧嚣，这里的广袤田野和土地才是我真正的根，是一辈子都不会丢掉的。那时候的我也曾有个想法：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让他在老家的村里多长几年，因为多跟土地、庄稼、六畜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可以培养他善良、朴实的性格和宽厚的胸怀。现在想想这种想法大概只是我一厢情愿，农村里出来的孩子也不一定都善良朴实，也不一定都胸怀宽厚，相反也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甩不掉那股土鳖气息，就像我直到现在骨子里也还是个农民。至今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对自然、田野、天空的热爱，在外面呆了这么多年，人多的地方名气再大也都毫无兴趣。
然而这些年来，每一年回家，都在切身感受着乡村的没落，越来越感受着那个养我的村子正逐渐老去、逝去。前不久看了季栋梁的新书《上庄记》，刚翻开几页就被吸引，一口气看完30万字，读着上庄这个西北农村的变化，真的就是近10多年典型的农村变化简史，触动很大，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很多关于家乡的东西想要写下来。
我的家乡在石家庄，是一个有800多户，3000多人的村子，耕地超过4000亩，算是比较大的村子，曾经是乡政府驻地。很小的时候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村子有一条大马路通向正北，人们出远门都是乘车从这条大马路出去，于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大城市都在北方，石家庄（市区）、北京、上海、广州、台湾岛、海南岛……
曾经的村子偏僻却又喧嚣充满活力，而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最直接地感受村子正在慢慢变得冷清，苍老。因为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
小时候谁家有了嫁娶的红事都是整个家族的大事，一般都是要大办三天，家族里面威望高的人做主管事，大人们带领着年轻一辈，操持着各个环节，杀猪宰鸡摆宴席，迎亲娶亲闹新人，忙碌而又有条不紊。小孩子们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热闹，有糖和瓜子吃，还有平时吃不到的鸡鸭鱼肉。
如果谁家有老人过世，整个家族的人也都会到齐，热热闹闹摆上一天，上午吊唁，家门口搭上台子请戏班子唱大戏，小的时候我看旁边吊唁的人哭，戏台子下人们却看得兴高采烈，就问老妈为什么死了人还会这样？老妈回答我说：“常说的俗话：红白喜事。红事白事都是喜事哪。该哭的哭该笑的笑。”如果是高寿老人无病无灾地去世，人们来吊唁都会说上一句：“喜丧！”。如果是久卧病床过世，乡亲们会安慰一句：“死了就不受罪啦！”到中午的时候蒸上大白馒头，熬上一大锅肉菜，掌勺的大喊一声：“开——伙——咯！”来帮忙的族人都去吃饭，附近的乡亲也都可以去讨碗饭吃。下午起丧送葬，放着二踢脚，子孙们齐声大哭几步一跪，全村乡亲都一路跟着围着，一直从村子的西门送到东门外。我也经常混在人群里，和小孩子们一起捡着炮筒跟到坟上，看着下葬。
过年的时候也很热闹，一个正月里要串很多家亲戚，有一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一个正月招待了6天亲戚，整天帮着干活，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同龄小孩子来跟我玩，一直很热闹。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繁复而热闹中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上学，然后在县城买了房，有的甚至举家搬迁。过年的时候都是过了初五就匆匆回去上班，串亲戚基本上也只有时间跟最近的直系亲属来往一下，亲戚们的关系也变得疏离。平时除了农忙时候，村里几乎已经看不见年轻人了。有些什么红白喜事，也大都是上岁数的人在操持，除了直系亲属，几乎也很少看见年轻人到场了。而寄托在这些婚丧嫁娶里面的传统文化，也注定逐渐没落。
然后就是小孩子们也越来越少，但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小孩子们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因为现在的小孩都越来越多地宅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再也没有我们以前整天那种满村子游荡，成群结队放风筝、追兔子、抓知了、打架的气氛了。
以前到了正月里，真正属于小孩子大场面的莫过于两个，一个是放风筝，另一个是正月十五烤火。说起风筝，我们那一代小孩，几乎每个人都会扎风筝，虽然简陋但是材料易取制作方便，只需要用高粱杆或竹条，扎出两个正方形，然后错开45°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八角形，糊上纸或者塑料布，然后用废纸卷成卷，一头穿在绳子上，另一头剪出流苏做尾巴和侧翼，一个风筝就做成了。（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如下）
这种风筝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八卦”，面积越大受力越大，飞得越高，而且只要加长尾巴就可以持续保持稳定，所以往往是飞得最高的风筝，秒杀其它一切市面上卖的花花绿绿的小风筝，最重要的是不用花钱谁都可以拥有，所以也是最普遍的风筝。到了正月里，整方整方的田野里都是不足三寸高的冬小麦，可以尽情地奔跑，最适合放风筝。天气一好大家都争先恐后去田野里放风筝，数百只风筝一起在天上悬挂，场面之壮观，在之后的这么多年里都没再见过。
每年正月十五，预示着正月的闲暇基本结束了，大人们又要开始忙碌了，小孩子们也要开学了。城市里都要看花灯，而村子里则会烤火，大人们会烤烤腰腿烤烤胳膊，据说是烤到哪里哪里的病痛就会被赶走。那时的村子里还没有路灯，平时基本上吃过晚饭街上就漆黑一片看不见人了。但是到了这一天晚饭后，所有的小孩子大孩子还有大人都会出动。小孩子们这一天得到特赦令，开始满大街点火，只要不引起火灾，是不会挨骂的。有时大人们也会恐吓小孩子：“小心玩火多了晚上尿床！”我们虽然心里忐忑，但也还是忍不住要大玩一场。事实上几乎每年都会有乱冒的火星引起火灾，经常在第二天早晨起床听到大人们讨论说谁谁家的柴火垛又被烧了。但这一天的人们也往往会格外宽容，只要没有引起大的事故，并不会太追究。我们会在白天的时候跑到村外的坟地里，折下柏树枝带回家藏起来。到晚上烤火的时候再拿出来，有柏树枝的火堆会格外受人们青睐，因为人们相信有柏树枝的火堆才能更好的赶走病痛。柏树枝燃烧的时候会发出“咧咧”的清脆声音，所以烤火在我们那里被形象地称作“烤柏烈火”。可在我读大三的那一年寒假，我在家里过完十六才回学校，时隔多年又赶上烤柏烈火，吃完晚饭去街里转了一圈，街上几乎看不到小孩子，只有远处的几堆小火堆，几个大人围着交谈的身影，整个街上也不复当初的喧闹，我走了几步，实在受不了这冷清，便转身回了家。
《上庄记》里详细地记述了关于村庄里所承载的文化遗产的流失，像一些民歌，或者很多家族事件中的仪式，还有逢年过节时候的舞蹈曲艺，还有传统手艺等，很多都是只存在于民间的文化，都在慢慢随着村子一同死去。
我对艺术不太懂，我感触最深的是村子里曾经的那些传统手艺人，正在被现代化的社会所慢慢取代以致消失。我甚至还曾设想把那些传统的手艺流程写成文字整理出来，但写作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没有办法靠着一时的冲动去完成；萌萌也曾经跟我提到过的一个设想，那时候大概是刚毕业，她说她想把村子里所特有的各种声音都录下来，因为这些声音以后都会慢慢消失。很遗憾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当年的村子里，传统的手艺人曾是主要的服务提供者，在走街串巷当中，各个行业也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叫卖声，这在高楼大厦的大城里是不存在的。单单是这些声音里，就藏着诸多童年的回忆。
我小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卖卷子（我们那边管馒头叫“卷子”，卷：三声）的“呜呜”声，每天傍晚的时候，卷子蒸出来了就装在脚蹬三轮车上，然后骑着在村里转悠，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麦子换。而吆喝的工具就是一根长约七寸，粗不足两寸的圆管，仰起脖子用嘴对着一端吹出悠长的“呜呜”声，可以传出去一条街，人们听着声音近了，就端上麦子出去换。卖卷子的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我曾有一阵子经常等他到了我家附近，就跑出去趁着他忙碌的时候把他的塑料管拿过来，也扯着脖子吹，发现吹响并不难，只要把管子对住嘴，然后歪着嘴唇模拟放屁的“咘咘”声音就可以（不要笑）。随后又发现那其实就是普通的塑料管，于是回家找来一段塑料管开始吹，自以为吹得很有感觉，吹完还问老妈：“会不会有人以为是换卷子的来了，跑到咱家换卷子呀？“老妈答：“不会，你吹的一听就是假的。”
卖豆腐的最文艺，是在车把上架上一个小木梆子，“哒哒哒”不紧不慢地敲着，声音不大，车骑得却不慢，听见了要赶紧出门，要不然他就可能已经走远快要出了胡同了，这时老妈就会跟我说：“快叫住他！”，于是我冲出家门，对着他即将消失在胡同口的背影大喊：“打豆腐哩——”，他就会不紧不慢地绕个圈再转回来。豆腐可以用钱买，也同样可以换，要用黄豆换。
卖烧酒的吆喝起来最直接，扯开嗓子直接吆喝：“打——烧——酒——咧——”我爷爷会喝一点儿酒，家里人中风受凉了也会用烧酒刮痧，所以我们家也经常打酒。卖酒的老爷爷随身带上一只碗，有人来买酒，问他：“度数够不够呀？”他会拿出碗，倒点儿酒，然后擦根火柴直接丢进去，碗里就会烧起若隐若无的淡蓝色火苗，据说能直接点着的就是好酒。
收废品的宣传工具大概全国统一，因为我来上海发现也是一样，都是带一只铃铛或者小钟，一边走一边“当当当”敲响，人们一听就知道是收废品的来了。在鹤庆路住的时候，有一次周末的下午听见楼下收废品的来了，便把平时攒的啤酒瓶和饮料瓶都拎下去卖，那时小丽还跟我们住一起，看我出门就好奇的在阳台上抻着脖子一直看着，最后一大堆瓶瓶罐罐才卖了3块多钱。我手里攥着几个硬币上楼来，小丽在客厅里唠叨：“攒了这么久才卖了这么点儿钱呀，还不值那点儿人工费呢。”确实有点儿不划算，但我心里却有点儿小得意，为自己也继承了一回乡下人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最讲究的大概还是磨剪刀的吧，他们的工具比较复杂，最显眼的就是两大串穿在一起的铁皮，拿在手上一抖手腕就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吆喝的时候先大声喊一嗓子“磨剪子咧————戗菜刀！”紧跟着抖一抖手腕：“哗啦啦——哗啦啦——”。我猜那两大串铁皮不会仅仅是吆喝的工具，但我也一直没能搞清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剪刀要“磨”，菜刀却是“戗”呢？小时候我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剪刀不能自己随便磨，磨不好反而会越磨越钝，但菜刀可以磨，家里的菜刀炖了，直接拿出去找块石头或者砂轮磨上几遍就能明显锋利一些。毕业之后做饭不多，菜刀买得也便宜，经常放一段时间就钝得切不动肉，每当伟哥或者晓宇抱怨菜刀钝了，我就会拎着去楼下找块石头磨上几分钟，回来就好用了，拎着刀出门的时候最好是避开人，别吓着别人。
诸如此类的吆喝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即使还偶尔有以前的手艺人，也都改用现代化了。村里都立起了大喇叭，人们直接把摊子摆在大喇叭下面，给大喇叭的主人家几块钱，然后就听大喇叭里开始喊：“乡亲们注意听一下，十字街里蒸好卷子啦！有买卷子换卷子哩，到十字街里来昂！”这时候其它生意人就赶上来说：“帮俺再喊几句。”于是大喇叭继续广播“……还有打豆腐哩也来了，有打豆腐哩也到十字街里来昂！北头修鞋的也来了，有修鞋的到十字街里来昂！还有卖老鼠药哩也来啦……” 一口气广播七八个，两分钟搞定。只不过每每这馒头、老鼠药、修鞋、打豆腐的在一起吆喝，听着有点儿煞风景。
集市曾经是村里面常态也很重要的活动，我们那儿逢农历日期的四和九是集，一个月6个集，小时候二姐做裁缝，我经常跟二姐一起去赶集。附近村里的人们也会来赶集。集市是一个村子最重要的交易的场所，同时还兼有社交、娱乐的作用。小时候一到赶集的日子就是每家的采购日，小到柴米油盐，大到衣服鞋袜牲口农具，都是赶集去买。大人们在集上晃悠几圈，买点东西，跟相熟的乡亲遇见了则站着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们则可以趁机要求家长给买零食。每年镇上也有两次大的集市，比村里的要大得多。小时候能跟着大人去镇上赶集，那待遇大概等同于当年的城里人去看场电影了。到现在村里也还有集市，但是却冷清了不知多少倍。小超市都开到了家门口，买东西是方便了很多，集市自然也就没有太大存在的必要了。但那种喧嚣热闹充满生气的街道，却总是让人怀念。
最后就是教育问题，《上庄记》讲了好几个学生的故事，让人感同身受，因为那样的故事在我的身边也不断发生着。
这次十一回家，带我外甥去买书，回来的公交车恰好遇上一位邻村的初中老师，听她倒了一路的苦水。用她的亲身体会讲述了教育的没落，最近10年计划生育导致的学生数量的锐减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学校发展的迟缓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又反过来导致生源进一步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县城有四大私立中学，每一个教育质量都不错；听那老师说现在只剩3个，其中只有1个口碑不错，其余两个都面临严重的学生流失和师资力量的衰落，那老师恰好是刚从其中一所学校出来的，说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老师们都想着跳槽呢。如果连县城的中学都如此没落，那村里的状况就更令人堪忧了。我们村3000多人的大村子，现在小学里竟然没几个学生，而且因为教育质量差，本村的学生都越来越多地到别的村子去读书。二姐还告诉我说：别村的学校也都不喜欢要我们村的孩子，因为成绩都不好。这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学霸”唏嘘不已。
现在的小孩子们过早地接触电子游戏，外面随处可见几岁大的孩子抱着平板和手机在玩游戏，而卫星电视的普及又让他们可以一整天十几个小时都蹲在电视前，越来越少地学习，甚至玩都懒得去玩了。我们小时候想踢球了，都是自己用破衣服裹上塑料袋来踢，一群人追着踢得热火朝天。现在我给我外甥买100多块钱的足球，他却从来没踢过，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人跟我一块踢……”电视剧和电脑游戏会让人的智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我等屌丝的Dota除外，嘎嘎），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实验依据我并没有考证过，但我亲眼看着这一代的小孩子们在电视机前面呆坐的身影、空洞的眼神，学习新东西时迟钝的表情，心里深深地感到无力和悲哀。于是这次回家软硬兼施全面禁止家里的小孩子们看电视，还让他们写下保证书。可如果家长们不足够重视，保证书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能指望十来岁的小孩子能自己管住自己吧。我甚至在想我将来自己家是不是压根就不要买电视机，这样才能防止小孩子一天几个小时对着电视傻笑？
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们也越来越注重收入和房子车子，而物质条件的丰富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如今年轻一代的家长比上一代的家长教育程度高很多，但事实是他们对待孩子教育的问题却越来越不看重。我身边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迷茫，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问我读大学有什么意义。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读大学，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但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合适的教育来培养三观和健康人格。可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家长们只关注成绩，只关注给孩子吃的、穿的、用的，并没有真正去关注过对他们合理全面的教育。
现代化进程和文化、教育原本并不冲突（台湾和香港就是正面例子），可是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物质，完全丢掉了对于文化和教育的关注的时候，教育就很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了，文化也就注定没落。
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 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平均每天消失村庄300个，十年间共110万个村庄消失，占总村庄数量的30%。截止2014年，中国城镇化比例已经超过50%。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大部分的村庄都会消失，大部分与之共生的乡村文化也会消失，也包括我的家乡。
到那时候，对于我这样怀旧的人，归宿又会是在哪里？
一座座完全同质化的城市，真的能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和每一个灵魂成长的土壤吗？
我读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暑假都在学校度过，只到最后两周才回家呆上几天，时值8月末的时节，正是玉米地最浓密的时候，我便经常在午睡后带本书去田野的小路上晃悠，有的时候会爬上大榆树，有的时候会跑到小土丘上去，面对着一望无垠的玉米地看书、发呆、沉默，心里却宁静异常。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状态，我的确深深地爱着这土地，虽然这听起来很肉麻。也正是在那两年，我开始明白相比于城市里的喧嚣，这里的广袤田野和土地才是我真正的根，是一辈子都不会丢掉的。那时候的我也曾有个想法：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让他在老家的村里多长几年，因为多跟土地、庄稼、六畜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可以培养他善良、朴实的性格和宽厚的胸怀。现在想想这种想法大概只是我一厢情愿，农村里出来的孩子也不一定都善良朴实，也不一定都胸怀宽厚，相反也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甩不掉那股土鳖气息，就像我直到现在骨子里也还是个农民。至今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对自然、田野、天空的热爱，在外面呆了这么多年，人多的地方名气再大也都毫无兴趣。
然而这些年来，每一年回家，都在切身感受着乡村的没落，越来越感受着那个养我的村子正逐渐老去、逝去。前不久看了季栋梁的新书《上庄记》，刚翻开几页就被吸引，一口气看完30万字，读着上庄这个西北农村的变化，真的就是近10多年典型的农村变化简史，触动很大，脑子里一直盘旋着很多关于家乡的东西想要写下来。
我的家乡在石家庄，是一个有800多户，3000多人的村子，耕地超过4000亩，算是比较大的村子，曾经是乡政府驻地。很小的时候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中心。村子有一条大马路通向正北，人们出远门都是乘车从这条大马路出去，于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大城市都在北方，石家庄（市区）、北京、上海、广州、台湾岛、海南岛……
曾经的村子偏僻却又喧嚣充满活力，而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最直接地感受村子正在慢慢变得冷清，苍老。因为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
小时候谁家有了嫁娶的红事都是整个家族的大事，一般都是要大办三天，家族里面威望高的人做主管事，大人们带领着年轻一辈，操持着各个环节，杀猪宰鸡摆宴席，迎亲娶亲闹新人，忙碌而又有条不紊。小孩子们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热闹，有糖和瓜子吃，还有平时吃不到的鸡鸭鱼肉。
如果谁家有老人过世，整个家族的人也都会到齐，热热闹闹摆上一天，上午吊唁，家门口搭上台子请戏班子唱大戏，小的时候我看旁边吊唁的人哭，戏台子下人们却看得兴高采烈，就问老妈为什么死了人还会这样？老妈回答我说：“常说的俗话：红白喜事。红事白事都是喜事哪。该哭的哭该笑的笑。”如果是高寿老人无病无灾地去世，人们来吊唁都会说上一句：“喜丧！”。如果是久卧病床过世，乡亲们会安慰一句：“死了就不受罪啦！”到中午的时候蒸上大白馒头，熬上一大锅肉菜，掌勺的大喊一声：“开——伙——咯！”来帮忙的族人都去吃饭，附近的乡亲也都可以去讨碗饭吃。下午起丧送葬，放着二踢脚，子孙们齐声大哭几步一跪，全村乡亲都一路跟着围着，一直从村子的西门送到东门外。我也经常混在人群里，和小孩子们一起捡着炮筒跟到坟上，看着下葬。
过年的时候也很热闹，一个正月里要串很多家亲戚，有一年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一个正月招待了6天亲戚，整天帮着干活，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同龄小孩子来跟我玩，一直很热闹。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繁复而热闹中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上学，然后在县城买了房，有的甚至举家搬迁。过年的时候都是过了初五就匆匆回去上班，串亲戚基本上也只有时间跟最近的直系亲属来往一下，亲戚们的关系也变得疏离。平时除了农忙时候，村里几乎已经看不见年轻人了。有些什么红白喜事，也大都是上岁数的人在操持，除了直系亲属，几乎也很少看见年轻人到场了。而寄托在这些婚丧嫁娶里面的传统文化，也注定逐渐没落。
然后就是小孩子们也越来越少，但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小孩子们的绝对数量减少，而是因为现在的小孩都越来越多地宅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再也没有我们以前整天那种满村子游荡，成群结队放风筝、追兔子、抓知了、打架的气氛了。
以前到了正月里，真正属于小孩子大场面的莫过于两个，一个是放风筝，另一个是正月十五烤火。说起风筝，我们那一代小孩，几乎每个人都会扎风筝，虽然简陋但是材料易取制作方便，只需要用高粱杆或竹条，扎出两个正方形，然后错开45°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八角形，糊上纸或者塑料布，然后用废纸卷成卷，一头穿在绳子上，另一头剪出流苏做尾巴和侧翼，一个风筝就做成了。（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如下）
 |
这种风筝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八卦”，面积越大受力越大，飞得越高，而且只要加长尾巴就可以持续保持稳定，所以往往是飞得最高的风筝，秒杀其它一切市面上卖的花花绿绿的小风筝，最重要的是不用花钱谁都可以拥有，所以也是最普遍的风筝。到了正月里，整方整方的田野里都是不足三寸高的冬小麦，可以尽情地奔跑，最适合放风筝。天气一好大家都争先恐后去田野里放风筝，数百只风筝一起在天上悬挂，场面之壮观，在之后的这么多年里都没再见过。
每年正月十五，预示着正月的闲暇基本结束了，大人们又要开始忙碌了，小孩子们也要开学了。城市里都要看花灯，而村子里则会烤火，大人们会烤烤腰腿烤烤胳膊，据说是烤到哪里哪里的病痛就会被赶走。那时的村子里还没有路灯，平时基本上吃过晚饭街上就漆黑一片看不见人了。但是到了这一天晚饭后，所有的小孩子大孩子还有大人都会出动。小孩子们这一天得到特赦令，开始满大街点火，只要不引起火灾，是不会挨骂的。有时大人们也会恐吓小孩子：“小心玩火多了晚上尿床！”我们虽然心里忐忑，但也还是忍不住要大玩一场。事实上几乎每年都会有乱冒的火星引起火灾，经常在第二天早晨起床听到大人们讨论说谁谁家的柴火垛又被烧了。但这一天的人们也往往会格外宽容，只要没有引起大的事故，并不会太追究。我们会在白天的时候跑到村外的坟地里，折下柏树枝带回家藏起来。到晚上烤火的时候再拿出来，有柏树枝的火堆会格外受人们青睐，因为人们相信有柏树枝的火堆才能更好的赶走病痛。柏树枝燃烧的时候会发出“咧咧”的清脆声音，所以烤火在我们那里被形象地称作“烤柏烈火”。可在我读大三的那一年寒假，我在家里过完十六才回学校，时隔多年又赶上烤柏烈火，吃完晚饭去街里转了一圈，街上几乎看不到小孩子，只有远处的几堆小火堆，几个大人围着交谈的身影，整个街上也不复当初的喧闹，我走了几步，实在受不了这冷清，便转身回了家。
《上庄记》里详细地记述了关于村庄里所承载的文化遗产的流失，像一些民歌，或者很多家族事件中的仪式，还有逢年过节时候的舞蹈曲艺，还有传统手艺等，很多都是只存在于民间的文化，都在慢慢随着村子一同死去。
我对艺术不太懂，我感触最深的是村子里曾经的那些传统手艺人，正在被现代化的社会所慢慢取代以致消失。我甚至还曾设想把那些传统的手艺流程写成文字整理出来，但写作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没有办法靠着一时的冲动去完成；萌萌也曾经跟我提到过的一个设想，那时候大概是刚毕业，她说她想把村子里所特有的各种声音都录下来，因为这些声音以后都会慢慢消失。很遗憾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当年的村子里，传统的手艺人曾是主要的服务提供者，在走街串巷当中，各个行业也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叫卖声，这在高楼大厦的大城里是不存在的。单单是这些声音里，就藏着诸多童年的回忆。
我小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卖卷子（我们那边管馒头叫“卷子”，卷：三声）的“呜呜”声，每天傍晚的时候，卷子蒸出来了就装在脚蹬三轮车上，然后骑着在村里转悠，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麦子换。而吆喝的工具就是一根长约七寸，粗不足两寸的圆管，仰起脖子用嘴对着一端吹出悠长的“呜呜”声，可以传出去一条街，人们听着声音近了，就端上麦子出去换。卖卷子的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我曾有一阵子经常等他到了我家附近，就跑出去趁着他忙碌的时候把他的塑料管拿过来，也扯着脖子吹，发现吹响并不难，只要把管子对住嘴，然后歪着嘴唇模拟放屁的“咘咘”声音就可以（不要笑）。随后又发现那其实就是普通的塑料管，于是回家找来一段塑料管开始吹，自以为吹得很有感觉，吹完还问老妈：“会不会有人以为是换卷子的来了，跑到咱家换卷子呀？“老妈答：“不会，你吹的一听就是假的。”
卖豆腐的最文艺，是在车把上架上一个小木梆子，“哒哒哒”不紧不慢地敲着，声音不大，车骑得却不慢，听见了要赶紧出门，要不然他就可能已经走远快要出了胡同了，这时老妈就会跟我说：“快叫住他！”，于是我冲出家门，对着他即将消失在胡同口的背影大喊：“打豆腐哩——”，他就会不紧不慢地绕个圈再转回来。豆腐可以用钱买，也同样可以换，要用黄豆换。
卖烧酒的吆喝起来最直接，扯开嗓子直接吆喝：“打——烧——酒——咧——”我爷爷会喝一点儿酒，家里人中风受凉了也会用烧酒刮痧，所以我们家也经常打酒。卖酒的老爷爷随身带上一只碗，有人来买酒，问他：“度数够不够呀？”他会拿出碗，倒点儿酒，然后擦根火柴直接丢进去，碗里就会烧起若隐若无的淡蓝色火苗，据说能直接点着的就是好酒。
收废品的宣传工具大概全国统一，因为我来上海发现也是一样，都是带一只铃铛或者小钟，一边走一边“当当当”敲响，人们一听就知道是收废品的来了。在鹤庆路住的时候，有一次周末的下午听见楼下收废品的来了，便把平时攒的啤酒瓶和饮料瓶都拎下去卖，那时小丽还跟我们住一起，看我出门就好奇的在阳台上抻着脖子一直看着，最后一大堆瓶瓶罐罐才卖了3块多钱。我手里攥着几个硬币上楼来，小丽在客厅里唠叨：“攒了这么久才卖了这么点儿钱呀，还不值那点儿人工费呢。”确实有点儿不划算，但我心里却有点儿小得意，为自己也继承了一回乡下人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
最讲究的大概还是磨剪刀的吧，他们的工具比较复杂，最显眼的就是两大串穿在一起的铁皮，拿在手上一抖手腕就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吆喝的时候先大声喊一嗓子“磨剪子咧————戗菜刀！”紧跟着抖一抖手腕：“哗啦啦——哗啦啦——”。我猜那两大串铁皮不会仅仅是吆喝的工具，但我也一直没能搞清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剪刀要“磨”，菜刀却是“戗”呢？小时候我并不特别清楚，只知道剪刀不能自己随便磨，磨不好反而会越磨越钝，但菜刀可以磨，家里的菜刀炖了，直接拿出去找块石头或者砂轮磨上几遍就能明显锋利一些。毕业之后做饭不多，菜刀买得也便宜，经常放一段时间就钝得切不动肉，每当伟哥或者晓宇抱怨菜刀钝了，我就会拎着去楼下找块石头磨上几分钟，回来就好用了，拎着刀出门的时候最好是避开人，别吓着别人。
诸如此类的吆喝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即使还偶尔有以前的手艺人，也都改用现代化了。村里都立起了大喇叭，人们直接把摊子摆在大喇叭下面，给大喇叭的主人家几块钱，然后就听大喇叭里开始喊：“乡亲们注意听一下，十字街里蒸好卷子啦！有买卷子换卷子哩，到十字街里来昂！”这时候其它生意人就赶上来说：“帮俺再喊几句。”于是大喇叭继续广播“……还有打豆腐哩也来了，有打豆腐哩也到十字街里来昂！北头修鞋的也来了，有修鞋的到十字街里来昂！还有卖老鼠药哩也来啦……” 一口气广播七八个，两分钟搞定。只不过每每这馒头、老鼠药、修鞋、打豆腐的在一起吆喝，听着有点儿煞风景。
集市曾经是村里面常态也很重要的活动，我们那儿逢农历日期的四和九是集，一个月6个集，小时候二姐做裁缝，我经常跟二姐一起去赶集。附近村里的人们也会来赶集。集市是一个村子最重要的交易的场所，同时还兼有社交、娱乐的作用。小时候一到赶集的日子就是每家的采购日，小到柴米油盐，大到衣服鞋袜牲口农具，都是赶集去买。大人们在集上晃悠几圈，买点东西，跟相熟的乡亲遇见了则站着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们则可以趁机要求家长给买零食。每年镇上也有两次大的集市，比村里的要大得多。小时候能跟着大人去镇上赶集，那待遇大概等同于当年的城里人去看场电影了。到现在村里也还有集市，但是却冷清了不知多少倍。小超市都开到了家门口，买东西是方便了很多，集市自然也就没有太大存在的必要了。但那种喧嚣热闹充满生气的街道，却总是让人怀念。
最后就是教育问题，《上庄记》讲了好几个学生的故事，让人感同身受，因为那样的故事在我的身边也不断发生着。
这次十一回家，带我外甥去买书，回来的公交车恰好遇上一位邻村的初中老师，听她倒了一路的苦水。用她的亲身体会讲述了教育的没落，最近10年计划生育导致的学生数量的锐减直接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学校发展的迟缓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又反过来导致生源进一步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县城有四大私立中学，每一个教育质量都不错；听那老师说现在只剩3个，其中只有1个口碑不错，其余两个都面临严重的学生流失和师资力量的衰落，那老师恰好是刚从其中一所学校出来的，说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老师们都想着跳槽呢。如果连县城的中学都如此没落，那村里的状况就更令人堪忧了。我们村3000多人的大村子，现在小学里竟然没几个学生，而且因为教育质量差，本村的学生都越来越多地到别的村子去读书。二姐还告诉我说：别村的学校也都不喜欢要我们村的孩子，因为成绩都不好。这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学霸”唏嘘不已。
现在的小孩子们过早地接触电子游戏，外面随处可见几岁大的孩子抱着平板和手机在玩游戏，而卫星电视的普及又让他们可以一整天十几个小时都蹲在电视前，越来越少地学习，甚至玩都懒得去玩了。我们小时候想踢球了，都是自己用破衣服裹上塑料袋来踢，一群人追着踢得热火朝天。现在我给我外甥买100多块钱的足球，他却从来没踢过，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人跟我一块踢……”电视剧和电脑游戏会让人的智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我等屌丝的Dota除外，嘎嘎），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实验依据我并没有考证过，但我亲眼看着这一代的小孩子们在电视机前面呆坐的身影、空洞的眼神，学习新东西时迟钝的表情，心里深深地感到无力和悲哀。于是这次回家软硬兼施全面禁止家里的小孩子们看电视，还让他们写下保证书。可如果家长们不足够重视，保证书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能指望十来岁的小孩子能自己管住自己吧。我甚至在想我将来自己家是不是压根就不要买电视机，这样才能防止小孩子一天几个小时对着电视傻笑？
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们也越来越注重收入和房子车子，而物质条件的丰富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如今年轻一代的家长比上一代的家长教育程度高很多，但事实是他们对待孩子教育的问题却越来越不看重。我身边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迷茫，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问我读大学有什么意义。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读大学，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但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合适的教育来培养三观和健康人格。可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家长们只关注成绩，只关注给孩子吃的、穿的、用的，并没有真正去关注过对他们合理全面的教育。
现代化进程和文化、教育原本并不冲突（台湾和香港就是正面例子），可是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物质，完全丢掉了对于文化和教育的关注的时候，教育就很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了，文化也就注定没落。
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 在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平均每天消失村庄300个，十年间共110万个村庄消失，占总村庄数量的30%。截止2014年，中国城镇化比例已经超过50%。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大部分的村庄都会消失，大部分与之共生的乡村文化也会消失，也包括我的家乡。
到那时候，对于我这样怀旧的人，归宿又会是在哪里？
一座座完全同质化的城市，真的能成为支撑整个民族和每一个灵魂成长的土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