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副刊 | 德语课：他们罚我写一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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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西格弗里德·伦茨
按：10月7日，德国当代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在汉堡去世，享年88岁。他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合称“当代德语文学三大家”。曾获“不来梅文学奖”、“歌德文学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等重要奖项，被誉为德意志民族的“心灵守护者”。代表作有《德语课》《面包与运动》等。
他们罚我写一篇作文。约斯维希亲自把我带进我的禁闭室。他敲了敲窗前的栅栏，按了按草垫，然后，这位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又仔细检查了我的铁柜和镜子后边我经常藏东西的地方。接着，他默默地而且生气地看了看桌子和那满是刀痕的凳子，还把水池子细瞧了一遍，甚至用手使劲地敲了几下窗台，看它有无问题。他随随便便地检查了一下炉子，接着走到我面前，慢腾腾地将我从肩膀到膝盖搜查了一遍，确信我的衣袋里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然后，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把一个练习本放在我的桌上，这是一个作文本，灰色的签条上写着：西吉•耶普森的德语作文本。他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向门外走去，他失望，感到自己的好意受到了伤害；因为这位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约斯维希对我们不时受到的惩罚比我们更敏感，他痛苦的时间更长，所受的影响更大。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锁门的动作，向我表示了他的伤心失望。他把钥匙伸进锁眼时显得毫无生气，捅了又捅，像是不知所措的样子。第一次转动钥匙前他踌躇了一下，接着转动起来，把锁弹开，随后像是对这种犹豫不决的回答，责备自己似的粗暴地转动了两下钥匙。不是别人，恰恰是卡尔•约斯维希，这个文弱、羞怯的人为了罚我做作文而把我关了起来。
尽管我几乎坐了一整天，但怎么也开不了头。眼望窗外，易北河在我眼前模糊地流过；我闭上双眼，它仍在不停地流；河上铺满了闪着蓝光的浮冰。我不得不目随那条拖船，它用漆皮已经剥落、加挡板的船头把灰色的冰块剪裁成各种样式；我不得不注视那河流，看它如何洋溢着把冰块冲向我们的海滩，向上挤，哗啦哗啦地向上推，一直推到干枯的芦根丛中，并把它们遗弃在那里。我厌恶地看着一群乌鸦，它们似乎在施塔德有约会一般，一只一只地从韦德尔、从芬肯韦尔德和汉内弗尔山特飞来这里，在我们岛上聚集成群，随后飞上天去，在空中盘旋，直到一阵顺风吹来，把它们送往施塔德。多节的柳树，裹着一层闪亮的薄冰，还蒙上一层干白霜，也使我分心;白色的铁丝网、车间、海滩边的警告牌、菜地里冻硬的土块——春天，我们在管理员监督下，自己在这里种菜——所有这一切，甚至太阳，那隔着乳白色窗玻璃而变得灰蒙蒙、投下许多长长的斜影的太阳，都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一回，我几乎就要动笔了，目光却又不由自主地落到用铁链系着的、满是伤痕的浮桥上，桥边系着一条从汉堡来的汽艇，船身不长但舱房宽大、黄铜锃亮。这条船每个星期要运送多达一千二百名心理学家到这里来，这些人对难以教育的青少年怀着病态般的兴趣。我不能不注视这些心理学家沿着海滩上弯曲的小路走上来，然后被领进蓝色的教养所大楼。在一般性的问候之后，人们还可能提醒他们要小心谨慎，进行调查时要不露声色。随后心理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拥出楼外，装出一副毫无目的的样子，但对我们这个小岛却事事感兴趣，并去接近我的朋友们，例如佩勒•卡斯特纳、艾迪•西鲁斯和脾气暴躁的小库尔特•尼克尔。这些人之所以对我们如此感兴趣，也许是教养所曾经断言，在这个小岛上经过改造的青少年，离开这里以后，百分之八十可能不再犯罪。如果不是约斯维希因为罚我写一篇作文而把我关在这里，心理学家们也可能追在我身后，把我的经历放在他们的科学聚光镜之下，力求获得我的形象。但是，我必须加倍地补上德语课，必须交出作文来，瘦长而可怕的科尔布勇博士和希姆佩尔所长等着要。邻近的汉内弗尔山特岛也位于易北河下游，在特威伦弗莱特和维施哈芬方向，那里同我们这里一样，也关着一些难以教育、有待改造的青少年。尽管两个岛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同样都被油污的海水包围着，同是那些船只驶经这里，同是那些海鸥在岛上栖息，但在汉内弗尔山特岛上却没有科尔布勇博士，没有德语课，没有作文题，没有这种（说句老实话）大多数人甚至还要因此受肉体折磨的作文题。所以，我们许多人宁愿在汉内弗尔山特接受改造。海船首先从那里经过，在那里，炼油厂上空的熊熊火焰不断地向每一个人致敬问候。
我要是在邻岛上，肯定不会受罚写作文，因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在那里是不会发生的。瘦长的、满身散发出药膏味的科尔布勇走进教室，轻蔑而又吓人地端详着我们，等我们说了“早上好，博士先生”，他便一声不吭、不动声色地分发作文本，单是这些就够人受的。他什么也不说。我看他就像享受一种乐趣似的走近黑板，拿起粉笔，抬起他那难看的手，袖子滑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条干瘪、蜡黄、至少是百岁老人的胳膊。他用弯弯曲曲、歪歪斜斜的字体，一种做作的歪斜字体把作文题“尽职的快乐”写在黑板上。我惊恐地向班里看去，看到的只是弯曲的脊背、困惑的面孔；大家交头接耳，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个个都在唉声叹气。我的邻座奥勒•普勒茨张开他那肥厚的嘴唇，低声地跟大家一起念，他的抽疯病快犯了。沙利耶•弗里德伦德尔本事最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的脸色变白变绿，可以随时装出有病的样子，致使所有的教育员都自发地免除他的一切作业。沙利耶已经耍起他的呼吸把戏来了，尽管脸色还未变，脖子上的青筋已经在搏动，额头和上唇已经满是汗珠。我拿出一面小镜子，斜对着窗户，把太阳光反射到黑板上，吓得科尔布勇博士回转身来，两大步迈到讲台边，定了定神，要求我们立即开始写作文。他再一次举起了干瘪的胳膊，用食指僵硬地指着作文题“尽职的快乐”，为了避免大家提问，便补充说：每个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必须是同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有关。
对我的惩罚——将我禁闭起来写作文和暂停会客——是不公平的。他们让我悔过，并非由于我的回忆或想象不成功；他们关我的禁闭，是由于我顺从地搜索枯肠，看有没有尽责任时的快乐可写，并且一下子有那么多话涌上心头，多得我费尽力气也找不出一个头绪来。既然不是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既然规定要写尽职的快乐，而这正是科尔布勇企望我们发现、描述、探究，以及无论如何要明确证明的，所以，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的父亲严斯•奥勒•耶普森，他的制服、公务用的自行车、望远镜、风雨衣和他在刮个不停的西风中骑车行驶在大坝高处时的侧影。在科尔布勇博士催促的目光下，我立即想起，春天，不，是秋天，哦，是在某个夏日，天阴，凉风习习，父亲和平时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在狭窄的砖路上。跟平时一样，他在鲁格布尔警察哨的牌子前停下，抬起后轮，把脚蹬移到起蹬的高度，习惯地用脚蹬了两下才骑上座子，先是晃晃悠悠，接着又颠了几下，衣服被西风吹得鼓鼓的，朝通往海德和汉堡的胡苏姆公路骑了一段，在泥煤塘边上拐弯。这时，风从侧面吹来，他顺着鼠灰色的水沟向大坝骑去，经过已经掉了叶片的风磨，在木板桥后边下车，推着车走上高耸的大坝的斜坡，到达顶上。在空旷的地平线前，他显得意想不到的高大。随后他又晃晃悠悠地骑上车，像一条孤独的帆船，披着被风吹得膨起、几乎要爆炸的风雨衣，从大坝顶上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而且总是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他从来不忘自己的任务。当秋风把浮云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吹到这边的天空来时，我的父亲正在公务途中。无论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春天，还是在雨中，无论在阴沉沉的星期日，还是在清晨或傍晚，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他总是在自行车上颠簸，向着自己使命的死胡同里蹬去，这条死胡同永远只引他到一个地点——布累肯瓦尔夫，阿门。
这一情景，德国最北部的警察哨——鲁格布尔农村区警察局外勤哨必须一天不停地辛辛苦苦骑自行车执勤的情景，我一下子就回忆起来了。为了替科尔布勇效劳，我还进而想起，那时，我常常系着一条围巾，坐在公务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跟着父亲一起向布累肯瓦尔夫驶去。我总是用湿冷的手指牢牢抓住父亲的皮带，车架硬邦邦的钢条在我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道红印。我看见自己坐在车后，我们两人迎着傍晚的浮云，行驶在大坝上；我感觉到从荒芜的沙滩上毫无阻拦地刮来的阵阵劲风，我们两人就在这阵阵劲风中从远方颠簸而来；我听到父亲因使劲蹬车而气喘吁吁，这不是由于风大而失望或者发怒，只是按着蹬车的节奏而喘息，我觉得，这喘息声中还带着暗中扬扬自得的味道。我们沿着海滩，沿着冬天黑色的大海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除了倒塌的磨坊和我的家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为我熟悉的了。这栋房子坐落在肮脏的房基上，两侧杨树成行，树冠修成尖削状并弯向东方。我在摇摇晃晃的木头门前下了车，打开门，侦察的目光扫过住房、厩舍、棚子和画室，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常常从这间画室向我狡黠地、存心威胁似的眨着眼睛。
南森被禁止绘画。我的父亲，鲁格布尔警察哨的警察，一年四季不论什么天气都必须来这里检查禁令的执行情况。一旦发现南森有创作的念头就要加以制止，更不用说动手画画了；总之，警察局必须密切注视不再让住在布累肯瓦尔夫的这个人绘画。我的父亲和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早已相识，我是说，他们从小就相识了，由于都是格吕泽鲁普人，他们之间不用语言就能相互了解，或许还能够了解彼此的处境，以及如果这种境况延长下去的话，这一个将给另一个带来什么结果。
至少，父亲和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的会面还完好地保存在我记忆的保险箱中，因此，我自信地打开了练习本，把小镜子放到一边，试图描写我父亲骑车到布累肯瓦尔夫去的过程。不，不只是描写他骑车前往的过程，而且也描写他为南森设下的圈套，那些逐渐引起南森猜疑的简单和复杂的诡计，各种花招和迷魂阵，按照科尔布勇博士的意思，我还得描写他在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我做不到。我没写成。我一再从头回想起，我如何目送父亲向大坝走去，他有时披着风雨衣，有时没披，在有风或无风的日子里，在星期三或星期六，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心中太不平静，太波动，太杂乱无章；父亲还没有到达布累肯瓦尔夫，就在我眼前消失了，代替他的是一群纷飞的海鸥，一条满载的挖泥煤的旧船在风浪中摇晃，或者一个降落伞在浅滩上空飘动。
展现在我眼前的主要是那堆很旺的小火苗，它烧毁了我回忆起来的一切情景和事件，将它们烧化，化为烈焰。如果火舌卷不着它们，不能把它们烧化，使它们变作焦炭的话，那么，抖动的火苗也会把它们遮掩住。
于是，我尝试另开一个头，想象自己来到了布累肯瓦尔夫，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狡黠地眨着他的灰色眼睛，帮助我整理记忆：他把我的目光引到他身上，讨好我似的从画室里走出来，穿过花园向他经常描摹的百日草走去，慢腾腾地走上大坝。天空一道沉郁而刺目的黄色，偶尔被阴暗的蓝色划破，南森拿起望远镜，向鲁格布尔方向望了一眼，拔腿就跑回家去，藏进屋里。我差不多已经找到一个头绪了，这时，窗户被人推开，南森的妻子迪特跟平时一样，递过一块点心来。许许多多往事，一下子呈现在我眼前：我听见布累肯瓦尔夫学校的一个班级在唱歌；又看见一个小小的火苗；听见父亲夜间动身的声音。外乡孩子约塔和约普斯特钻在芦苇丛中吓唬我。有人把画家的颜料扔进水坑里，水坑像鲜艳的橙子似的闪闪发光。一位部长在布累肯瓦尔夫发表演说。父亲向他致敬。挂着外国汽车牌号的大型轿车停在布累肯瓦尔夫。父亲向它们致敬。我躺卧在倒塌的磨坊中，在南森的作品隐藏的地方，梦见父亲用绳子拴着一团火，松开颈圈，并且命令这团火说：“搜！”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愈益混乱，直到科尔布勇警告的目光突然向我扫来。这时，我竭尽全力整理我那纵横交错的记忆，摆脱了那些次要情节的纠缠，使一切都毫不隐藏、易于描绘地显现在眼前，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他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我也做到了这一点，把所有关键性的人物都集合在大坝下，排成了检阅的队列，正要让他们一个个走过我面前时，我的邻座奥勒•普勒茨大叫一声，在效果非凡的痉挛中从凳子上倒下。这一声剪断了我的全部回忆，我再也开不了头，只好放弃动笔的打算，所以，当科尔布勇博士收作文本时，我交上去的是个空本子。
尤利乌斯•科尔布勇理解不了我的难处，不相信我开不了头的苦衷。他简直不能想象，我记忆的铁锚竟然没有能固定的地方，铁链绷得那样紧，却只是虚张声势地发出一阵阵铿锵声，至多从深深的河底掘起一团团污泥，因此得不到为张网捕捞往事所必需的平稳和静止。
这位德语老师惊讶地翻了我的作文本后，叫我站起来，一面稍带厌恶，一面确实疑惑不解地注视着我，要求我作出解释，而他又不能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他怀疑我当真有回忆往事和发挥想象力的善良愿望，否认我文章开不了头的苦衷，只是说：你的样子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西吉•耶普森。并且反复强调说，我交白卷是同他作对。他不信任我，硬说我是反抗、心怀敌意等等。由于这类问题归教养所所长负责处理，科尔布勇上完德语课便把我带进了蓝色的管理所大楼一楼楼梯旁所长办公室。这堂德语课留给我的，只是因为自己的回忆杂乱无章、捉摸不定、怎么也串连不起来而感到的痛苦。
希姆佩尔所长老是穿着一件短风衣、一条过膝裤。他正被大约三十二个心理学家包围着，这些人对青少年刑事犯罪问题表现出狂热的兴趣。所长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蓝色的咖啡壶，几张不干净的五线谱纸，其中几页有他仓促创作的描写景色的简单歌曲，歌唱易北河，湿润的海风，海滩上柔中有刚的杂草，翱翔的银色海鸥，飘动的头巾，以及浓雾中的航船紧急的汽笛声。我们的海岛合唱队命中注定是所有这些歌曲的第一个演唱者。
我们走进办公室以后，心理学家们沉默地倾听科尔布勇博士向所长所作的汇报。报告的声音虽然很轻，但我仍能听到他又在重复反抗或心怀敌意这类话，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尔布勇把我的空白作文本交给了所长。所长和心理学家们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目光，然后朝我走来，他卷起我的作文本，打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又敲了一下自己的过膝裤，要我作出解释。我看着这些紧张的面孔，听见身后还有轻轻的咯咯响声，原来是科尔布勇正在拉自己的手指，见到一群人围着我等待解释，我真感到受罪。墙角有一个大窗户，窗前摆着一架钢琴。我望着窗外的易北河，看见两只乌鸦在飞行中争食一段软软的东西，也许是一截肠子，咽下去又吐出来，直到这段东西落在一块浮冰上，被一只警觉的海鸥叼走为止。这时，所长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几乎是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再一次要求我，当着全体心理学家的面作出解释。于是，我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困境：我如何想起了和作文题有关的重要情节，后来思绪又如何乱成一团；我如何寻找落脚点，想要由此深入回忆，但没有找到。我向他讲了许多人物的面孔，因为挤在一堆，分辨不清，还有各种活动穿插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使我怎么也开不了头，怎么尝试都归于失败。我也没有忘记告诉他，尽职的快乐在我父亲身上是一贯的，因此，为了如实反映，我只好不加剪裁地描写，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选择。
所长惊讶地，甚至也许非常理解地倾听着我的叙述。而心理学家们一边低声议论，一边进一步靠近我，他们相互碰碰胳膊，讲了一些心理学术语：“瓦滕堡式的知觉缺陷”，“视错觉”，特别使我反感的是，他们甚至用了“认知障碍”之类的字眼。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怎么也不愿再在这些一定要把我研究透的人面前说什么了——岛上的生活早已使我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所长沉思着把手从我肩上挪开，端详着它，也许想要鉴定这只手是否还完整。他转身在来访者无情的注视下向窗户走去，望着窗外汉堡的冬天，似乎想从它那里获得什么启示和建议。突然，他向我转过身来，眼皮也不抬地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应该把我带进我的单身禁闭室去，“体面地隔离起来”，不是为了悔过，而是为了不受干扰地认识写好德语作文的必要性。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他进一步说明，一切干扰，例如我姐姐希尔克的来访都要禁止，我在扫帚车间和海岛图书馆的工作要免除，他特别承诺不让我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并期望我在获得同样伙食配给的情况下写出作文。他说，只要需要，可以一直保持安静。他又说，我应该耐心地去体会尽职的快乐。他还说，我应当仔细思索，让这一切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像竹笋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因为回忆可能是一个陷阱，一种危险，甚至给你时间去回忆也无补于事。心理学家们注意倾听着。所长几乎是友好地摇动着我的手，对于握手，他是有经验的。随后，他让人叫来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约斯维希，向他交代了自己的决定，并说：孤独，西吉最需要的是时间和孤独，请您注意，这两点要有足够的保证。接着，他把我的空本子交给了约斯维希，并把我们俩打发走。我们慢腾腾地走过结冰的操场。约斯维希既忧虑又带着责备的神情，似乎决定罚我写作文这件事使他失望了。这个人除了收集古钱币、关心海岛合唱队的演唱外，对什么都不热心。他把我带进禁闭室后，就要独自去伤心了。为此，我挽着他的胳膊，请求他尽量少责备我。他没有责备我，只是说：你想想吧。他说，想想菲利普•奈夫，借此间接地提醒我，别落到与菲利普•奈夫同样的地步。这个独眼少年也被罚写作文，据说，他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绞尽脑汁想给自己的文章开一个头，寻找一个充足的理由——据我所知，也是科尔布勇出的作文题“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人”——第三天，奈夫打倒了一个管理员，逃出了教养所，掐死了所长的狗——这件事情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逃到了海滩，企图在九月里游过易北河，最后淹死在河里。菲利普•奈夫是科尔布勇灾难性活动的一个悲剧性证明，他唯一写在自己本子上并遗留下来的词是：肉瘤。人们猜想，一定是一个长肉瘤的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不管怎么说，我来到这个专门收容难于教育的青少年的小岛后，指定我住的就是菲利普•奈夫的禁闭室。约斯维希让我想想他的命运，警告我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于是一种陌生的恐惧感，一种使人痛苦的急不可耐的情绪攫住了我。我冲到桌子前，一见桌子却又感到害怕，想顺着方才的路子回忆下去，却又担心找不到那条思路。我既踌躇又着急，既犹豫又急于想写，又想干又不想干。结果是，我冷冷地看着约斯维希搜查我的屋子，不，不只是搜查，而是给我时间罚写作文。
几乎整整一天我就这样坐着。如果不是航船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可能早就开始了。船只在冬天的河流中向这里驶来，开始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远处低微的机器声宣告它们的到来。接着是一阵冲撞，一阵轰隆声，撞碎了的冰块，顺着铁质舷壁向后翻滚，这种捣碎的力量越来越厉害。同时，船只从地平线的铅灰色中向前滑去，颜色完全是苍白的，湿漉漉的，颤动着的，这与其说是水中的现象，不如说是空中的现象。我用目光迎接它们，伴随它们从我眼前驶过。它们带着被冰块划得遍体鳞伤的艏柱、栏杆、通风管道、油漆得锃亮的上层结构、结满白霜的肋材穿过冻冰的河。留在浮冰中的不过是一条宽宽的、不整齐的刀痕，像一条水沟，弯弯曲曲地向地平线流去，越来越细，最后被冰块淹没。寒冬易北河上的光是不可信以为真的：灰色变为雪白，紫色不再是紫色，红色也不是原来那样红，汉堡方向的天空斑斑点点，就像满是伤痕似的。
河的对岸，不仅传来了无力的铁锤叮当声，还有一条窄窄的、肮脏的彗星尾巴似的浓雾，像一条用纱布做的旗帜展开在我眼前。离我较近的是小型破冰船“埃米•古斯帕尔”号冒出的黑烟，它悬挂在河道的正中。一小时以前，这艘破冰船用怒气冲冲的船头像铁犁一样破开闪着蓝光的浮冰。长长的烟雾怎么也落不下来，也散不开，因为严寒把一切都冻住了，都消解不了，甚至连呼吸也变成有形的了。“埃米•古斯帕尔”号两次从这里开过，它必须让冰块不停地活动，不能让它们堵塞河道，因为，冰块的堵塞将使一切活动停滞下来。
警告牌歪斜地立在荒芜的海滩上——冰块的冲撞松动了它的桩子，潮水再加一把劲，最后，海风把警告牌吹歪了。所以，水上运动员们——警告牌本来就是为他们而立的——必须歪着头才能看明白内容：禁止靠近、停留或在岛上架设帐篷。到了夏天，人们肯定会把桩子竖直，因为，特别是那些水上运动员可能不利于这些少年犯的改造。这是所长的看法，如同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也是所长的那条狗的看法。
只是在我们的车间里，各种活动的周而复始既不会减弱，也不会中断。因为他们要让我们了解劳动的好处，甚至发现了劳动有教育价值，所以，他们密切注意，不让停顿：电工车间发电机的嗡嗡声，锻工车间铁锤的叮咚声，木工车间刨子刺耳的响声，我们扫帚车间的劈和削的声音都从未停过，这一切使人忘记了冬天，也提醒我还有任务摆在眼前。我必须开始。
桌子干净，陈旧，布满发黑的各种刀痕，有方体的名字缩写和年月，各种使人回想起痛苦、希望以及倔强的那一时刻的标记。作文本摊开在我眼前，准备容纳那篇惩罚性的作文。我不能再分心了，我必须开始，必须最终打开保存着我全部记忆的保险箱，取出它们，以满足科尔布勇的要求。我必须向他证明尽职的快乐，探求它的影响，乃至它在我身上的影响;接受惩罚，不受任何干扰，直到完全证明这一切为止。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既然我要前进，就必须走几步回头路，进行选择，找出一个地点，也许就从鲁格布尔警察哨开始，或者立刻从格吕泽鲁普、胡苏姆公路和大坝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平原开始更好；对我来说，在这一片土地上，只横贯着一条路，即从鲁格布尔通往布累肯瓦尔夫的路。尽管我不得不把沉睡中的往事唤醒，我却必须开始。
开始吧！
《德语课》/西格弗里德·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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