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信彦，J. L. McClain：近世日本的商业与城镇发展 （1）

剑桥日本史第四卷选译，第十一章 近世日本的商业与城镇发展 Commercial Change and Urban Growth in Early Modern Japan

慶応義塾大学文学部中井信彦，布朗大学历史系James L. McClain原作

城鎮成長的時期 AN ERA OF URBAN GROWTH

在長約一個半世紀的近世階段前半段，即1550年代到1700年間，日本成爲世界上城鎮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在這個時期的開端，古都京都是唯一居民超過10萬的城市，其餘只有爲數不多的定居點擁有萬人。然而到了1700年，已經有4個新聚居區超過10萬人水平，大約5-7%的日本人口居住在這類大城市中。這個數字佔同時期歐洲的2%，在歐洲只有14個城市達到10萬級別，而且只有荷蘭、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城鎮人口密度可以比過日本。江戸在17世紀末成爲世界第一大城市，而大坂和京都的人口也達到了西方最大的城市倫敦和巴黎的規模。

近世早期日本城鎮的飛速成長對日本歷史造成了深遠和多重的影響。首先，城市猶如大磁鐵，産生的能量場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推動成千上萬人進城務工。成長的中心城鎮也是巨大的消費中心，整個日本的農民都通過這裏用他們栽培出的作物來交換蔬菜、水果、衣物材料。結果，區域專門化日益成爲近世商業的一個特徵，而爲了順應行商人的需求，新的交通網絡和驛站到處生根發芽。與此同時，一系列新鮮而富有活力的文娛活動涌現，豐富了日本文化史的圖景。最終，史無前例的人口密度——活躍的，富有創造力的，同時也是難以控制的——迫使當局推出新的政策與行政機構。

戦国時代的城市 The Sengoku Period Background

爲了明白爲什麽城鎮的成長會發生，同時也爲了懂得城市的歷史意義，讓我們先回到16世紀中葉的戰國時代，即城鎮化最初開始的時候（注1）。當時城鎮有三種基本類型。最常見的，也是最終成為近世日本地方城鎮主力核心的，是“城下町（じょうかまち）”，意思是圍繞某座城堡生長出來的居民社區。16世紀上半葉期間，武士們大多居住在農村，他們在那裏管理著自己的領地和村民們的事務。隨著這個時代的標志——戰爭延綿數十年，武士們成爲擁有武裝的精英階層。當這種現象出現，他們的領導者開始遷離農村，還在更容易守衛的地方建立起防禦據點。著名的例子如“根小屋（ねごや）”，意為山麓的小屋，“山下（やました）”，意為山腳下的，這些據點通常設在挨着山丘的平地上，当危情發生時，它們就成為領主集結家臣団、一門同族和臣従武士団的集合地（注2）。

這些軍鎮很快也成爲了平民的居住區。16世紀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當戰火蔓延乃至這個國家的邊遠地區，城主們——現在一個更廣爲人知的稱呼是“大名（だいみょう）”，發現儘量把能工巧匠和商家集中到他們的主城下，是一件多多益善的事。工匠可以鍛造刀、槍甚至鐵砲，商人可以運輸這些貨物，還有民工們可以從事建築。於是在新興的城下町中，大名得以設立官方授權的市場，和平地進行日用品交換，這也更加促進人們在町中定居。

由於大名的政策有利於這些日益擴大的新興社區，城下町還成爲了本地宗教與文化活動的中心。此外，因為皇城京都的生活自“応仁之乱（1467-77）”後變得缺乏保障，文藝家們，例如風景畫家兼庭院設計家雪舟，逃離京都游歷諸國。如同雪舟受雇於西國大名大內氏，這類人物經常爲大名服務，最終由此提昇了武士生活中的文化品質，並且黏合出一條紐帶，將藝術家和武家聯繫在一起，一同進入近世階段。

要瞭解這些社區的活力，從耶穌會士的書信集中可見一斑，他們稱讚戦国時代的城下町時，毫不吝惜溢美之辭（注4）。例如，路易斯·佛洛伊士（Luis Fróis）於1575年來到岐阜城時，他寫道：“在此，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建築師，或者擁有華美的文筆來描述，因爲我可以向你保證，無論葡萄牙，印度，還是日本，在我見過的所有地方，這裏是無以倫比的富麗堂皇。”1584年，洛倫索·梅赫亞（Lourenço Mexia）在造訪安土城之後記載，日本的房屋如教堂的聖器室一般乾淨整潔，而織田信長的城中亦然，“無人在花園或走廊吐痰”。但是，類似的贊美不能掩飾的是，這些城下町的規模仍是相對的小，甚至到了1580年代也僅有數千住人。一百多座這樣的定居點散布在日本各地鄉間，而這一因素將構成17世紀急速城鎮化的溫床，將日本推向最城鎮化國家的前列。

這些簡陋的城下町表現著戦国時代晚期主要的城市建設，然而它們是有勁敵的。這個時代有兩個層面的戰爭。首先的也是最顯而易見的，是大名之間爲擴張領地相互攻殺；另一種是在大名領地中，大名本人與農村武裝分子爭奪領內權威。在某些事例中，這類農村團體是大佛教宗派的俗家信衆，比如一向宗，或稱浄土真宗，允許農民與同爲信徒的商人、工匠一道，在寺院周圍定居。這類居住區即演變為“寺内町（じないまち）”，他們往往宣稱不在大名的支配下，而是自行治理（注5）。

這些寺內町跟所謂的“門前町（もんぜんまち）”（字面意思是大門前的市鎮）是有區別的，後者是宿屋和紀念品商店的集市，叢生在著名神社和寺院的大門前，緣於這些地方吸引著大批香客和游客（注6）。兩者主要的不同在於，寺內町在大寺院的庇護下形成，具有鮮明的宗教性格，且獨立於大名權力之外。也就是說，這些社區如同会社，行使司法權和警察權，分攤税賦（有時甚至負責征繳），運行防務項目例如開挖壕溝。擁有這些特殊權利，便使得寺內町能够在大名權限之外運作某些機能，也正是這種程度的自主行爲，令史家視他們爲自決自治的社區（注7）。

史家辨明出的17個寺內町，全都成立於16世紀中葉（注8）。然而這些寺內町大多短命。16世紀後半葉，大名在軍事和政治上日益强化集權，他們進攻大佛教宗派，斬斷了寺內町獨立存在的根基，並將之轉移到自己的主城下。例如大坂，曾經名爲“石山”，是本願寺信衆武裝建立的社區。1580年，織田信長在歷經十載的戰爭之後摧毀了這座擁有防禦的城鎮，最後是豐臣秀吉在其廢墟上建立了自己的主城。相類似的，前田家治下的金澤城下町，至1700年曾經是日本第四大城市，最早是一個叫“金澤御坊”的寺內町，處在一向宗的庇護下。在其它事例中，作爲征服者的大名將町留作本地商業區，但同時剝奪了他們的的自主權，將他們牢牢地編入自己的權力網中。與奈良彌念寺相連的今井町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失去了各種豁免權，成爲小商人聚集的純粹商業區。

若說寺內町是大名權力的障害，另一類16世紀社區則對大名有著至關重要的用處。那就是貿易和航運的中心，或許可以稱之爲“倉敷町”或倉庫鎮。其中一些是內陸的驛站城鎮，但大多數是港口城市，例如位臨大坂灣的堺，伊勢灣的桑名，九州博多灣的博多。某些居民區擁有與寺內町相近程度的自主權力。以堺爲例，各豪商家族管理著城市行政並保有武裝力量（注9）。但無論是否擁有防禦能力，這些商家從大名處獲得的待遇與寺內町是不同的。他們的戰略位置有益於大名，幾乎所有的大名都與他們交易，以取得自己領內不出産的商品。確實，大多數大名明白這些倉敷町是他們根本經濟利益的核心，所以願意爲了維持與這些集市的和諧共處，默認某種不成文傳統協議。

16世紀日本城鎮的特點和都市景象，足够引起居住其中的首批旅日歐洲人的興趣。一個傳教士記錄了日本寺內町和威尼斯的相似之處，後者也是由商家組建的行政團隊治理。加斯帕·維埃拉（Gaspar Vilela）在游覽奈良時寫道：“我在彼地盤桓數日，看到了傳說中的三個名物。其中一個是巨型的金屬偶像，跟埃武拉（Evora，葡萄牙）城門塔樓一樣大（注10）。”然而更能給那些歐洲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許是，沒有任何一座中世城市將會在16世紀末的統一戰爭中毫髮無損地存留下來，而統一運動所創出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將建造出更恢宏，更繁華的城市，超越那些初到日本的歐洲旅客此前所見。

注1：學界對戰國時代城市相關課題的研究熱點的簡明綜覽，見中部よし子，《戦国時代大名居住都市に関する諸問題（戰國時代大名居住都市的相關諸問題）》，收於地方史研究協議会編集，《都市の地方史》（東京：雄山閣，1980），pp. 56-79。英文資料見Haruko Wakita（脇田晴子）和Susan B. Hanley，《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Cities in Fifteenth-Century Japan 發展的維度：15世紀日本的城市》，收於John Whitney Hall，Keiji Nagahara（永原慶二），Kozo Yamamura（山村耕造）編集，《Japan Before Tokugawa: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1500-1650 德川以前的日本：政治整合與經濟增長 1500-1650》（Princeton 普林斯頓, N.J. 紐澤西州：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pp. 295-326。 注2：西川幸治，《日本都市史の研究》（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72），pp. 167-202。 注3：中部よし子，《城下町》（東京：柳原書店，1978），pp. 9-64。 注4：Michael Cooper編集，《They Came to Japan: 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Reports on Japan, 1543-1640 他們到日本了：旅日歐洲人報告選集 1543-164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伯克萊和洛杉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5），pp. 131,145。 注5：“寺内町”這個詞也可念作“じないちょう（jinaicho）”。有關這類居民點的優質介紹，參見脇田修，《寺內町の構造と展開》，《史林 41》（1958年1月號）：1-24。 注6：原田伴彦，《近世の門前町》，收於豊田武，原田伴彦，矢守一彦編集，《講座：日本の封建都市 全3卷》（東京：文一総合出版，1981-2），卷3，pp. 201-23。 注7：在某些寺內町中，僧侶保留最終的政治權力，並且管理著社區事務。參見Osamu Wakita（脇田修）和James L. McClain，《The Commercial and Urban Policies of Oda Nobunaga and Toyotomi Hideyoshi 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商業、城市政策》，收於Hall，Nagahara（永原），Yamamura（山村）編集，《Japan Before Tokugawa 德川以前的日本》，pp. 231-7。 注8：有關於寺內町的起源與歷史意義的詳盡討論，見脇田修，《寺內町の歴史的特質》，收於豊田，原田，矢守編集《講座：日本の封建都市》，卷1，pp. 143-64。 注9：有關於堺的詳細研究，參見泉澄一，《堺：中世自由都市》（東京：教育社，1981）。英文資料見V. Dixon Morris，《Sakai: From Shoen to Port City 堺：從莊園到港口城市》，收於John W. Hall和Takeshi Toyota（豊田武）編集，《Japan in the Muromachi Age 室町時代的日本》（Berkley and Los Angeles 伯克萊和洛杉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7），pp. 145-58；以及V. Dixon Morris，《The City of Sakai and Urban Autonomy 堺與城市自治》，收於George Elison和Bardwell L. Smith編集，《Warlords, Artists & Commoners: Japa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軍閥，藝術家和平民：16世紀的日本》（Honolulu 檀香山：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1），pp. 23-54。 注10：Cooper編集，《They Came to Japan 他們到日本》，p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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