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故居寻找“欧洲最富有的波希米亚人
原文载自:http://t.cn/R7zis5G
作者 赵慧
把诺贝尔称作是最著名的瑞典人应该不为过,但要走访他的故居却并非易事。在斯德哥尔摩的繁华现代商业街已经难觅诺贝尔的出生老屋,但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卡尔斯库加市(Karlskoga)却有他晚年的定居之所。驱车2个小时,逃离都会的喧嚣,到达典型的瑞典小镇——白桦庄园(Björkborn Manor)实在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宅子,白墙红顶,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白桦林之中。
或许这段通往乡间并不好走的小路是诺贝尔在告诉我们,他偏爱清幽的乡村。但这也或许无关闲情逸致,更谈不上诗情画意,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作为一名危险品发明者与制造商,诺贝尔的处境一直很微妙。世人一方面敬重他的创造才能,艳羡他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却对其研发过程以及可能带来的危险性避之不及。当然,诺贝尔投入的确实是场冒险的游戏:1864年,在瑞典家中开展的硝化甘油实验夺去了诺贝尔弟弟(埃米尔.诺贝尔)的生命。这场灾难在斯德哥尔摩甚至瑞典全国引起了恐惧与惊慌。公众对他的冒险行当持敌对的态度,拒绝和这个怀揣着定时炸弹的家庭为邻,并拒绝为他的研究提供贷款或资助。但诺贝尔没有因此而放弃。整整一个月因为找不着场地,他只好在远离斯德哥尔摩建筑稠密区以外的梅拉尔湖面上,租下一只带有棚盖的驳船,利用最简单的仪器、最低廉的原材料,继续开展研究。谁曾想,正是在这只被人遗弃在乡村的简陋不堪的驳船上,孕育出了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发明。
实验室一直是诺贝尔一生最在意的居所。白桦庄园的简介里提及这里曾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军工厂。我有些不解,这位61岁的花甲老人选定这逃离城市的湖光山色,难道不是想要安个豪宅安度晚年吗?诺贝尔的答案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真是太费解了,原来他看中的是这个几近废弃的军工厂改建成为研发基地的潜能。因此,买下这片庄园后,诺贝尔并不急于翻修他的住所,而是首先动工修建他的实验室。出了住所,沿一条小径很快就能看见一排类似车间一样的平房,这就是诺贝尔晚年在瑞典的实验室。现在,用于展示的实验室恢复了诺贝尔生前使用时的样子。外行只看到大大小小的玻璃器皿、长长短短的金属支架、泛黄的白色瓷砖与富有年代感的深褐色木制家具,但这却是当时诺贝尔毫不吝惜花重金添置的适应半工业式作业的最新设备。在这再朴素不过的实验室里,我仿佛看见了那位对自己挚爱的事业保有不竭热情与精力的长者,那位虽然年逾花甲却宁愿选择清教徒般生活的富翁。这不是一时兴起或恍然顿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惯性。诺贝尔的一生除了打理生意和旅行,其余的时间基本献给了他遍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即使在四十岁那年生活在巴黎马拉可夫大街的上流社会居住区,诺贝尔给邻居们留下的唯一印象也只是那个在清晨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奔向实验室的中年男子。诺贝尔就是这样一位隐者,可小隐于乡间,亦可大隐于世。
如今,这座诺贝尔的故居已建成为诺贝尔纪念馆。然而,比起人头攒动的诺贝尔奖颁奖地与晚宴举行地——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与市政厅,故居显得颇有些冷清。这也恰如他的姓氏——聚光灯下夺目似乎总是诺贝尔奖,而诺贝尔这个人却总是隐藏幕后。这样说对于一个拥有355项发明专利、坐拥全球90多座工厂的“发明家”、“工业大王”、“大资本家”有些不公平,但就这些光鲜的代名词你可以有很多联想,最不可能的一种也许就是一位个子矮小、皮肤发灰、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独来独往的长者。但恰巧,诺贝尔却正是如此。即使他的发明为他赢得了盛名,即使他的企业为他带来了巨额的财富,都没能改变这位古怪的科研工作者。他喜欢特立独行,厌恶抛头露面,低调的作风让他始终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状态。这就不难理解,真正让诺贝尔名扬四海的不是他的生活作风,不是他的巨额财产,甚至不是他的黄色炸药,而是一个以他的姓氏命名、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奖项。
1901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在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开始抬头的年代,这项摒弃地域、民族、宗教信仰等差异、致力于推动全人类进步的国际化奖项立即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在飞机还未成为交通工具、电话和传真还未普及的年代,国际化并不像现在这般理所当然。但对于一个九岁就随父亲背井离乡、十七岁通晓五国语言、四十岁便拥有遍及二十一个国家的跨国企业的诺贝尔来说,国际化又显得那么合乎情理。如果说真有以四海为家的人,诺贝尔就是其中一个。儿时的颠沛流离脱不开家族生意的起起落落,成年以后的漂泊四方却是他为挚爱事业忙忙碌碌的一种执着。“Home is where I work and I work everywhere.”“家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维克多•雨果戏称他是“欧洲最富有的波希米亚人”。文学大师起的这个颇具文艺范的外号对于长期与病痛斗争、依赖火车与轮船奔走于世界的诺贝尔来说,一点也不轻松。或许是幼时孱弱的身体、被限制的童年,让成年后的诺贝尔在漂泊中成全了内心不安静的癖性;亦或许是日益庞大的商业帝国、不断开拓的市场,让功成后的诺贝尔在全球经营中找到了他自身最大的价值。不同于同时代人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诺贝尔这位彻底的世界主义者。在诺贝尔纪念馆中陈列着几经修改的遗嘱手稿,最后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
走出诺贝尔的住所,前方是一片精巧的花圃,不知名的花草簇拥着一尊由米色花岗岩支撑的诺贝尔半身铜像。这尊铜像的下方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ALFRED•NOBEL 1833-1896。此时,我才突然发觉,诺贝尔的雕塑在瑞典真是少之又少,关于他的纪念品更是难觅踪迹。相比奥地利萨尔茨堡街头随处可见的莫扎特巧克力,瑞典人似乎更珍视与诺贝尔的心灵交流,甚至不忍心将其头像放置在廉价旅游商品上。是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贱卖”诺贝尔,他就已经俨然成为瑞典人民勤劳探索形象的代表、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优秀品质最好的注解,并永远被全世界人民所铭记。
作者 赵慧
把诺贝尔称作是最著名的瑞典人应该不为过,但要走访他的故居却并非易事。在斯德哥尔摩的繁华现代商业街已经难觅诺贝尔的出生老屋,但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卡尔斯库加市(Karlskoga)却有他晚年的定居之所。驱车2个小时,逃离都会的喧嚣,到达典型的瑞典小镇——白桦庄园(Björkborn Manor)实在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宅子,白墙红顶,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白桦林之中。
或许这段通往乡间并不好走的小路是诺贝尔在告诉我们,他偏爱清幽的乡村。但这也或许无关闲情逸致,更谈不上诗情画意,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作为一名危险品发明者与制造商,诺贝尔的处境一直很微妙。世人一方面敬重他的创造才能,艳羡他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却对其研发过程以及可能带来的危险性避之不及。当然,诺贝尔投入的确实是场冒险的游戏:1864年,在瑞典家中开展的硝化甘油实验夺去了诺贝尔弟弟(埃米尔.诺贝尔)的生命。这场灾难在斯德哥尔摩甚至瑞典全国引起了恐惧与惊慌。公众对他的冒险行当持敌对的态度,拒绝和这个怀揣着定时炸弹的家庭为邻,并拒绝为他的研究提供贷款或资助。但诺贝尔没有因此而放弃。整整一个月因为找不着场地,他只好在远离斯德哥尔摩建筑稠密区以外的梅拉尔湖面上,租下一只带有棚盖的驳船,利用最简单的仪器、最低廉的原材料,继续开展研究。谁曾想,正是在这只被人遗弃在乡村的简陋不堪的驳船上,孕育出了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发明。
实验室一直是诺贝尔一生最在意的居所。白桦庄园的简介里提及这里曾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军工厂。我有些不解,这位61岁的花甲老人选定这逃离城市的湖光山色,难道不是想要安个豪宅安度晚年吗?诺贝尔的答案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真是太费解了,原来他看中的是这个几近废弃的军工厂改建成为研发基地的潜能。因此,买下这片庄园后,诺贝尔并不急于翻修他的住所,而是首先动工修建他的实验室。出了住所,沿一条小径很快就能看见一排类似车间一样的平房,这就是诺贝尔晚年在瑞典的实验室。现在,用于展示的实验室恢复了诺贝尔生前使用时的样子。外行只看到大大小小的玻璃器皿、长长短短的金属支架、泛黄的白色瓷砖与富有年代感的深褐色木制家具,但这却是当时诺贝尔毫不吝惜花重金添置的适应半工业式作业的最新设备。在这再朴素不过的实验室里,我仿佛看见了那位对自己挚爱的事业保有不竭热情与精力的长者,那位虽然年逾花甲却宁愿选择清教徒般生活的富翁。这不是一时兴起或恍然顿悟,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惯性。诺贝尔的一生除了打理生意和旅行,其余的时间基本献给了他遍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即使在四十岁那年生活在巴黎马拉可夫大街的上流社会居住区,诺贝尔给邻居们留下的唯一印象也只是那个在清晨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奔向实验室的中年男子。诺贝尔就是这样一位隐者,可小隐于乡间,亦可大隐于世。
如今,这座诺贝尔的故居已建成为诺贝尔纪念馆。然而,比起人头攒动的诺贝尔奖颁奖地与晚宴举行地——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与市政厅,故居显得颇有些冷清。这也恰如他的姓氏——聚光灯下夺目似乎总是诺贝尔奖,而诺贝尔这个人却总是隐藏幕后。这样说对于一个拥有355项发明专利、坐拥全球90多座工厂的“发明家”、“工业大王”、“大资本家”有些不公平,但就这些光鲜的代名词你可以有很多联想,最不可能的一种也许就是一位个子矮小、皮肤发灰、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独来独往的长者。但恰巧,诺贝尔却正是如此。即使他的发明为他赢得了盛名,即使他的企业为他带来了巨额的财富,都没能改变这位古怪的科研工作者。他喜欢特立独行,厌恶抛头露面,低调的作风让他始终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状态。这就不难理解,真正让诺贝尔名扬四海的不是他的生活作风,不是他的巨额财产,甚至不是他的黄色炸药,而是一个以他的姓氏命名、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奖项。
1901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在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开始抬头的年代,这项摒弃地域、民族、宗教信仰等差异、致力于推动全人类进步的国际化奖项立即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在飞机还未成为交通工具、电话和传真还未普及的年代,国际化并不像现在这般理所当然。但对于一个九岁就随父亲背井离乡、十七岁通晓五国语言、四十岁便拥有遍及二十一个国家的跨国企业的诺贝尔来说,国际化又显得那么合乎情理。如果说真有以四海为家的人,诺贝尔就是其中一个。儿时的颠沛流离脱不开家族生意的起起落落,成年以后的漂泊四方却是他为挚爱事业忙忙碌碌的一种执着。“Home is where I work and I work everywhere.”“家就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维克多•雨果戏称他是“欧洲最富有的波希米亚人”。文学大师起的这个颇具文艺范的外号对于长期与病痛斗争、依赖火车与轮船奔走于世界的诺贝尔来说,一点也不轻松。或许是幼时孱弱的身体、被限制的童年,让成年后的诺贝尔在漂泊中成全了内心不安静的癖性;亦或许是日益庞大的商业帝国、不断开拓的市场,让功成后的诺贝尔在全球经营中找到了他自身最大的价值。不同于同时代人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诺贝尔这位彻底的世界主义者。在诺贝尔纪念馆中陈列着几经修改的遗嘱手稿,最后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
走出诺贝尔的住所,前方是一片精巧的花圃,不知名的花草簇拥着一尊由米色花岗岩支撑的诺贝尔半身铜像。这尊铜像的下方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ALFRED•NOBEL 1833-1896。此时,我才突然发觉,诺贝尔的雕塑在瑞典真是少之又少,关于他的纪念品更是难觅踪迹。相比奥地利萨尔茨堡街头随处可见的莫扎特巧克力,瑞典人似乎更珍视与诺贝尔的心灵交流,甚至不忍心将其头像放置在廉价旅游商品上。是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贱卖”诺贝尔,他就已经俨然成为瑞典人民勤劳探索形象的代表、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优秀品质最好的注解,并永远被全世界人民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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