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国庆:再生，乌托邦（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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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乌托邦
文 张晓舟
再见，乌托邦？
在这个懒洋洋的夏天，你可能以为我要带你去一个乌托邦疗养院，把你扔到一张伍德斯托克躺椅上，对着一杯茶发呆——里面放了太多的糖，一场甜美的爱与和平的风暴。但我宁可带你去厕所，四十年功夫只一泡尿，你的青春小鸟就不见了。当年一位当地居民曾怒斥伍德斯托克是一个“人类粪坑”，很多人也对那三天摇滚青年们的体臭刻骨铭心。然而后来，伍德斯托克俨然已成为人类污浊历史长河的一块香皂，不管是政治恶臭还是金钱铜臭，在
它面前都得洗洗睡。
近日刚好看了盛志民拍的一部有关魔岩三杰时代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很有水准的电影，但对“遥远的乡愁”呀、“再见，乌托邦”啊之类的煽情我还是有些腻味。怀旧病患者的乌托邦烤箱总是要么把东西烤焦，要么没烤熟。“再见，乌托邦”式浪漫主义怀旧病总是喜欢割裂历史与现在的联系，夸大不同时代的对立，通过刻意夸大往昔——将之神化为“乌托邦”——来反衬庸常甚至堕落的后来和现在。在过去金碧辉煌的乌托邦面前，后来和现在
自然沦为废墟，这种戏剧效果颇为悲壮，但这样的历史观还是失之机械幼稚，并且往往无视历史事实。
“乌托邦”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历史概念，乌托邦之所以永恒正因为它既不存在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和未来。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主人公约瑟夫说过话：“我
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得到的世界。”谁都别以为只有自己睡过乌托邦，可以将她占为己有，乌托邦梦中情人是
君临一切年代的，她一直呆在你头顶好好的，何谈再见？她也一直没有死翘翘，何谈再生？然而为了和“再见派”的同志们说再见，我还是不得不以“再生，乌托邦”之名，来重申乌托邦精神的生生不息。
从嬉皮变成雅皮，从伍德斯托克一代变成纳斯达克一代，剪去长发脱下花衣，西装革履去硅谷上班…人们喜欢如此讽刺伍德斯托克一代的从良——反文化被主流文化招安——批判那一代人背叛了当初的理想。然而，这种讽刺和批判难道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陈辞烂调吗？
青年反文化被主流文化招安——反建制思想被强大的体制消化，反消费反拜物被更隐蔽高明的品牌拜物教吸纳，另类成为主流的新花招新噱头——这向来是青年反文化的固有悖论，从来如此，于今为烈。这原本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将伍德斯托克一代一味神化为不单反战而且反建制、甚至反消费的反文化急先锋，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实际上伍德斯托克一代恰恰是有史以来口袋里闲钱最多的一代青少年，战后婴儿潮一代恰恰是空前的消费主义狂潮的产物，也正因此摇滚乐一跃成为一头产业巨兽。45万人啸聚于一个音乐节确实可怕，但别忘了这一代人也被称为“电视的一代”，绝大部分人的闲暇时光并不是被摇滚音乐会、而是被无聊的电视节目吞噬的。一方面享受父辈积累的社会财富、拓展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叛父辈的保守价值观，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在盛极之时初尝自己的人格分裂，而摇滚乐是这种人格分裂的产物，那些年青的双头怪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抢占伍德斯托克，那两个头有时互相咬噬，有时互相接吻。反文化和消费文化，是那个时代的双驾马车。并不是说他们后来才变成所谓雅皮从而背叛了往日的嬉皮理想，而是从一开始嬉皮和雅皮就是他们人格的两面，他们后来进入成人世界进入主流社会，这种每一代人都必经的成长之路没有必要被危言耸听地夸大为一场分崩离析的集体叛变。
为什么硅谷和伍德斯托克会被习以为常地当作两个完全对立的象征？从6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到80年代的硅谷——这总是被当作社会思潮由左而右、由激进回归保守的写照。伍德斯托克VS硅谷，被当作乌托邦/世俗、自然/工业、艺术/科学、肉体/机器、神秘主义/工具理性、浪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源远流长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新版。而这又源于对1969年相距不到一个月内发生的两件事的截然对立的阐释方式：1969年8月15～17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1969年7月22日的登月壮举被不容置疑地分别划入艺术/科学、以及酒神/日神的敌对阵营。可能是因为耍嘴皮子和笔杆子的尽是文艺青年和“人文”学者，他们热衷对伍德斯托克作口水多过茶的阐释，月亮也好硅谷也罢，很容易被伍德斯托克的唾沫淹没。
然而这种想当然的壁垒森严的对立划分非但没有跟上时代的剧变，也忽略了60年代文化的两位50年代先驱的伟大预言。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论准确地预言和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再生功能；“垮掉的一代”宗师威廉·巴勒斯尽管描述了社会体制宰制一切的恐怖前景，但反过来也通过瘾君子的神经浪游和想象力跑马指出了突围之路。
60年代的药物洗礼（大麻、LSD等）惠及文艺青年，也不可能不对乍看理性得多的“科技青年”产生冲击，虽然他们嗑得可能没有文艺青年那么多，但不管文艺也好科技也罢，他们都受惠于“重估一切价值，打开知觉大门”的同一时代氛围，都迫切需要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想象力解放——在自己的神经末梢狂舞。而伍德斯托克的精神遗产：民主，平等，自由，共享，恰恰被后来一波又一波的电脑革命网络革命继承发扬；让工业时代分崩离析的人们重返部落化集体家园的伍德斯托克梦想，恰恰在网络的无际空间被一再重温。
假如仅仅将伍德斯托克当作一个音乐事件，仅仅以1969年那场可遇不可求的艳遇来衡量后世的摇滚音乐节（尤其是1994年和1999年那两次以伍德斯托克之名筹办的音乐节），你难免会因为狗尾续貂而感时伤怀，但是假如我们将伍德斯托克视为一种可以在不同领域激起广泛共鸣的人类先锋精神，那么您老人家的浩叹便可以省省了。伍德斯托克策划人迈克尔·朗认为最能继承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是一个名为“燃烧者”的一年一度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的发起人也自认他们的理念深受伍德斯托克文化影响，“燃烧者”狂欢节的参与者大多是电脑软件工程师！这就是60年代伍德斯托克与80年代硅谷草蛇灰线的隐秘联系。
谁说伍德斯托克只能在摇滚这一棵树上吊死？谁说伍德斯托克一代去硅谷上班就一定是背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代表，60年代的先锋是摇滚乐，而80年代甚至一直到现在，电脑科技信息工程一直充当前途无量的时代先锋，风水轮流转，不必厚此薄彼，第一个吃苹果的是披头士，但下一个苹果就归乔布斯了。容我扯远些，这也是我去年12月5日特意跑去香港亲睹Kraftwerk乐队的原因，这支将摇滚乐和电脑联姻，并昭示未来电脑乌托邦世界的德国嬉皮乐队虽然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所有乐队都大相径庭，但毕竟也诞生在那个创世纪般的年代。伍德斯托克就是植入未来社会的芯片。
反面乌托邦
略……
乌托邦病人
略……
2009年8月10日凌晨，英国神人Tricky在张北草原音乐节压轴献演。就像在1969年8月18日凌晨，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压轴登场时一样，观众已走掉绝大部分。但在中国北方一个陌生的贫困县的荒郊，在旅游广告牌大书“欧洲风光”的草原，在中国元朝中都遗址不远处，这个英国的孤魂野鬼，却在夜半三更奉献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伍德斯托克时刻”，嬉皮气质十足的Tricky悄悄从后台潜到舞台上，被乐迷高高接起，在人浪中扬帆……随后又煽动乐迷纷纷跳上舞台群魔乱舞。崔健在舞台下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而前一天晚上左小祖咒演出时，艾未未在在舞台下拍照。
然而这个音乐节纪念的不是伍德斯托克，假如非要纪念什么，那就是纪念奥林匹克了。8月8日晚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我收到在鸟巢看意大利超级坏的一位朋友的短信：开赛前一位中国女歌手在高唱“Loving Beijing！LovingBeijing！！”而在张北，左小祖咒唱了一首杀气腾腾的新歌。他反复唱：“患者出院后，症状未消除……”。
这才是真正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时刻。我们都是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乌托邦病人。
（全文见《先生读本》09年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