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图书馆小记

和顺是个小地方，但又有着与小地方不相称的名声和热闹。在历史云烟差不多快要散逸干净的时候，前些年一部《我的团长我的团》让这个小镇成了新兴的文艺范儿旅行目的地。去那儿怀怀旧，追忆抗战远征军和民国文化的遗存，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就如同其他突然出了名的旅游景点一样，和顺也少不了大规模的外地人进驻，为了追求内心的宁静，他们或开店，或翻修旅馆；曾经宁静的街道飘荡着建筑工地的灰土和噪声，这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结局。
尽管如此这般的变化让人不知所措，但延续了数百年的聚落自有它稳固自身形态和精神的手段，比如依然矗立着的宗祠们，再比如安静地坐落在村口的、我们今天的主角：和顺图书馆。
这是一座乡村图书馆，但又不像一座乡村图书馆。它的特殊从中门上胡适为其题写匾额大概就可瞥见一二。
                
                
图书馆的源起可追溯至清末的一次乡贤议事。那是1905年，村里的同盟会员们和倾向革命者聚集成立了 “咸新社”，并开始举办面向公众的资料室。1924年时，和顺本地的青年又成立了“和顺阅书报社”。1928年，为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书报社与咸新社的资料室合并而成和顺图书馆，并于次年迁入咸新社旧址，馆藏图书当时即达一万两千余册。
图书馆还在缅甸曼德勒设有经理处，负责书报订购。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和顺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从上海直接寄送报刊的速度反而比不上经由缅甸转运来得快。这些艰难的运输史都被概括在了图书馆的那副对联里：“书自云边通契阔，报来海外起群黎。”
和顺图书馆在国内声名日隆还与其抗战期间的贡献有关。1934年，在局势日益紧张之时，图书馆利用华侨捐赠的收音机，创办了《和顺图书馆无线电三日刊》，并分发至几公里之外的腾冲县城和临近的乡村、机关、学校、商店。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因为经费短缺，他们经由旅缅华侨的帮助，在缅甸发行奖券（彩票），募集资金后又顺应民意，将《三日刊》改为日刊，在滇西南产生巨大影响。
                
                
                
                
和顺图书馆在抗战史上留下的最厚重一笔，当属它曾经作为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驻地而见证了腾冲的光复——1944年的腾冲也成为抗战时期我国首个被光复的县城（更多细节可参考余戈,《1944: 腾冲之围》，三联书店，2014）。
                
                
现在图书馆的规模比过去有所扩充。其主体部分是一个两进的小院，院里坐落着两栋二层小楼，前楼（借书楼）建于1938年，建筑风格比较“中西合璧”，现在看来依然雅致；后楼（“藏珍楼”）建于1998年，就没有什么风格可谈了。图书馆第二进院落的两侧院墙上各开了一个小门，分别通向西边的文昌宫（原乡小所在地，现辟为抗战远征军事迹陈列馆）和东边的土主庙（现已在原址建成一座新的藏书楼）。
                
                
我去的时候在馆内阅读和参观的人并不多。利用这个机会，我找到值班馆员并说明了身份和目的，她欣然答应给我做向导。这位馆员很自豪地告诉我，中国现在平均60万人共享一个图书馆，但是在和顺却是几千个人就能共享一个。而更让人称道的是，图书馆的藏书远远超出大家对一般乡村图书馆的想象。其馆藏目前已达到八万余册，分列为古籍文献、民国文献、地方文献、现代文献四大类。
                
                
                
                
古籍和民国文献全部藏于后面的“藏珍楼”，建国后至世纪末的出版物藏于前面借书楼的二层，而晚近出版的一万余册图书以及当期报纸、杂志则藏于借书楼一层，图书外借处也设于此，以方便读者借阅。
                
                
因笔者知识有限，对古文献几乎一窍不通，这里就只能按照馆方提供的资料简单列举了。同时馆方为了保护古籍，也没有许可我在藏珍楼里拍照，这里附上的照片也全部来自馆方提供的宣传手册。
和顺图书馆的古籍馆藏主要有乾隆刻本《昭明文选》（存六册）、《杨升庵全集》（83卷20册）、《升庵年谱》（1卷1册），同光两朝刻本《二十四史》（3687卷720册），光绪刻本《九通全书》（2323卷996册）、《元遗山全集》（56卷17册）和《春融堂集》（68卷20册），光绪校印本《武英殿聚珍丛书》（2776卷774册），以及民国影印本《四部丛刊》（11769卷2896册）和《续藏经》（751册）等。
                
                
                
                
                
                
                
                
                
                
图书馆的民国馆藏包括民国丛书、杂志、旧报纸和翻译作品等几类。丛书方面，比较显著的是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杂志则有新民丛报、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若干种，报纸我没有亲见，但料想当年的主流报纸应该都有购入和收藏。需要提及的还有翻译作品，在藏珍楼一层西侧，有一个书架摆满了民国时期翻译成中文的泰西著作，我一眼便认了出来的就有卢梭、斯密等日后被列入商务汉译名著的一干书籍（但肯定不是同一译本了）。
古籍和善本的主要来源是乡人捐赠和外地购入。馆员特地强调，在过去600余年里，和顺一地就出了400多位秀才、举人和进士，这种文脉就足以保证私人藏书的规模远大于其他乡村。和顺图书馆的完善运营和较好的藏书条件能够吸引私人藏书者捐赠，日积月累终于达到今日的规模。
参观时我还偶遇一位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带着单位介绍信来这里查询善本资料。我借机请教他关注的是哪类或哪种文献，他回答曰，图书馆公开列出的这些大部头其实并无太大文献价值，反而是一些手抄善本意义更大，比如李曰垓著《天地一庵诗抄》手稿，以及寸开泰著《八十一株梅花馆诗文集》手抄本。我明白这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所做的评判，但也明白，对于村民而言，有机会接触四部丛刊、东方杂志或者泰西译述大概意义更大。
                
                
因为我没能进入图书外借处，反倒是建国之后图书的收藏情况没有弄清楚。但是阅报区是开放的，可以通过报纸来猜测这所乡村图书馆在当下的视野。就我的观察，它的报纸订购种类相当完善，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综合性和专业性，这些分类都能兼顾，其中占比最大的当属对乡民生活能有直接助益的财经类、健康类、文摘类报纸。在时效性方面，报纸们大多都延迟三至四天到达。考虑到南方丝绸之路早已不复往昔繁盛，别的且不说，就连淘宝卖家送货到云南也得至少三四天（且不包邮），这样的时滞倒也是情理之中并且可以接受的。
                
                
                
                
根据馆方资料和与馆员的交谈，在一长串可略过不表的时间之后，图书馆于1980年被纳入国家编制，成为腾冲县文化局所属二级事业单位。被纳入体制之内的图书馆开始源源不断地获取它曾经渴望但却无力得到的资源，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端赖于前述那些光辉事迹。
1993年，和顺图书馆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图书馆七十周年庆之际，新的藏书楼 “藏珍楼”落成；1999年，图书馆周边的土主庙、文昌宫被划归图书馆管理。2009年，时任中*宣*部长刘_云山视察图书馆时捐赠《中华再造善本》一套（含图书155箱，共787种、9211册，包括经部1629册、史部3172册、子部1760册、集部2590册、丛部60册），并拨专款在土主庙原址建造 “中华再造善本藏书楼”。
                
                
藏书楼大门紧锁，但是我在旁边的厢房里发现了另外一些风景。厢房的门是虚掩的，透过门缝窗缝细细打量，可以看出整个房间被一排书架隔成了左右两边，右边是作为储藏间和办公室，而左边的书桌上堆满了一摞摞看上去还没来得及上架的书。储藏间的书箱透露了书籍的来源（大约是和刘部长的赠书一同前来或者随后陆续运到吧），而书桌和书柜的书则很容易看出主题（医药、军事、党建等等）。
                
                
                
                
                
                
走到房间正门，抬头一看，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这些书籍的出现也许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这座乡村图书馆日益符号化、政治化，但是这完全没有影响到它的日常运作的核心——作为图书馆服务周边乡民的功能。就在廉政书屋对面的另一间厢房门口，我看到了下面这则通知：
                
                
当我们谈起图书馆的日常运作，自然更不能忽略借和阅这两则题中之义。在我参观图书馆的中途，在图书外借处旁边的阅报区来了一老一小两位读者。他们读的报刊并不相同，但是阅读时的神情却都引得路过的游客举起相机。
                
                
                
                
外借处的运转也一如往昔。借书章放在装满了借书证的抽屉上，那每一张被抵押的证件后面都隐藏着一本书，它穿越着一户户人家，穿越着时间和空间，亘古不变的则是对知识和思想的传承。如果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有什么依据的话，大概是因为在图书馆思想是没有边界的，而只有这样的疆域才有可能永恒。
                
                
如果再拔高一些，和顺图书馆的历史和空间还能给我们提供资源，去重新思考中心和边缘这对概念。滇西南向来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应可以算作名副其实的“边缘”了，但是商路的开通（起于成都而终于印度的“蜀身毒道”，今人名之“南方丝绸之路”）宣告了边缘状态的历史性转变。
从和顺向西南，翻越高黎贡山后很快就能经德宏出境到达缅甸密支那，再往西行不远处就是印度。在进入“现代”以前的很多个世纪里，云贵和四川的商帮如果想前往中南半岛做生意，不可避免地都得从这里路过。再加上和顺周边的地势相对平坦，本身就有非常繁盛的本地贸易，就更成了商队们偏爱的落脚之处。
正是借助商业的力量，借助其后的那种“流动”，作为极地边城的腾冲县一跃而成为跨国贸易的核心环节。和顺坝子才能凭借不断累积的财富建筑那么多别有特色的民居和宗祠，也才有能力供养那几百个获取功名的书生。财富和文化的世代累积又反过来进一步帮助腾冲与和顺摆脱了“边缘”的状态，并使得图书馆的诞生成为可能。
和顺及其图书馆的荣光在抗战时期达到最高峰。因为有旅缅华侨的支援，它能够借助收音机编发最新消息分享给乡民，它也能经由海陆联运从上海获取比昆明更新的书报刊。知识的流动打破了国族的僵硬边界，让时人以及我们不得不重思边缘/中心这一类标签。也只有当流动停滞，边缘才将真的成为边缘，这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一长串可略过不表的时间告诉我们的信息。
南方丝绸之路已然沉寂，但是流动却无法阻绝。当下我们所遭遇的流动大概是前所未有的，而它在和顺的投影则是开篇就已述及的那些店铺、旅馆和如织的游人。动与静的关系在这种时空交融的语境里变得暧昧。因为商品和人的流动带来财富而起的各种建筑，如今却只是静静地矗立，冷眼旁观着越来越热闹的街巷。
也许在图书馆看来，动与静，或中心与边缘，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唯有知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