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記十二：顧頡剛論緯書

自來學者視緯書問題過於簡單，以為是不過怪誕不經之言，是不過起於西漢哀、平之間。其實，緯書之著錄雖遲，而其源流則甚遠，斯固古人之正統思想也。吾人讀春秋、戰國時書，以為提倡人治，宣揚德化，蓋自古而然；而不知吾人所得見之春秋、戰國時書固與當時民眾思想不相容也。古代之民眾思想如何？曰：索隱行怪而已矣！此不待藉他證據，即視《尚書》已明。《金滕》之求代死與天反風也，《大誥》之以大寶龜紹天明也，《召誥》之“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也，《洛誥》之“王賓殺禋咸格”也，《無逸》之以德行定年壽之短修也，《多士》、《多方》之“惟帝降格，命成湯革夏，命周王割殷”也，此皆崇信上天，視為最高權力所在，而亦皆崇信國君，視為 代行上帝意志者也。至於春秋之末，巫祝之術衰而學者挺起，始有抉破天道鬼神之說者；迄乎戰國，更暢斯旨。故子產謂“天道遠，非所及”，孔子不言神怪，又罕言命，墨子非命，荀子非相，韓非子非前識，莊子“與造物者為友”，老子以天地為不仁，斯皆獨標真理而與民眾違異。吾人不見當時俗書，遂以為并世皆然，乃責備西漢學者之故意流入禨祥，斯亦不諒人矣！蓋自戰國大亂，民墜塗炭，人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聖智之所召，而有“絕聖棄智”之痛言。西漢天下初定，急于休息，絕學無憂之說乃以實現，而春秋、戰國間蟄伏于下層之思想遂一時迸發，代聖智而興。適尊儒學，表彰六籍，則此種妄想遂悉湊合于是。若《齊詩》，若《公羊春秋》，若董子改制論，若《洪範五行傳》，若《月令》，皆有徵也。而緯書者，是綜彼大成，而又變本加厲者也。《尚書緯》若干種俱已亡佚。明孫㲄輯《古微書》，錄為五卷。其後王謨（《漢魏遺書鈔》），趙在翰（《七緯》），黃奭（《漢學堂叢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遞有輯集，後出加密。初意匯考諸家，寫一定本；恨不為時間所許，故但就《古微書》中摘錄一過，以見其例。原文未註出處，今亦仍之。期間頗有不可解之文句，有如咒偈，以意屬讀，慮多誤謬。于此零縑斷簡之中，觀其因《堯典》而泛論天文，因《呂刑》而解釋刑法，因《太誓》而徵文、武受命之祥，實與《尚書大傳》體例相類。西漢說經，故是如此。其說亦有甚善者，如謂“帝者天號，王者人稱”，足折《堯典》等篇以帝為生人階位之非。而賈逵之說六宗，鄭玄之說“稽古”，亦並取于緯書，讀此可以探索東漢經學之源流焉。要其中心思想，在于聖人之感天而生，受命而王，故于禪讓封禪之事而三致意，此又吾人讀《王莽傳》時之絕好比較材料也。
——顧頡剛《尚書學講義七·尚書緯》，載《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八，中華書局2011年，頁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