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 书 记
自交易的本质而言，淘书亦是买书，但一个极妙的“淘”字，将这一爱书人的痴行从平淡无奇的“买书”中跳脱了出来，予人特异的感觉，似乎淘书已绝缘于买卖，变身为书虫们寻寻觅觅的单纯事体了。既为淘书，免不得翻翻捡捡，满手涂灰，这或许是代价，但事主是不会以之为苦的，因为其心思已全然在另一层面。爱书人极少无淘书的经历，我自然亦无例外，虽然较之段位高的同侪，自己的投入及所得微不足道，但未尝不值得记录几笔，聊以掀起书页间的尘土，与那幽微的记忆。
大概所有的书虫期盼的淘书“艳遇”，就是大量储存书的场所如清大白菜样的清货了。我还真遭遇过一回，是一小型图书馆为腾挪空间，以略高于废纸的价钱倾销数千本图书，不过遗憾的是，得知消息太晚，赶去已接近尾声。不消说，全套的《史记》、《汉书》、《文选》、《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沈从文文集》（花城版）、巴金文集等现代作家作品集，白丁都能看出是好物件儿的，早被抢空，只剩下一屋子断简残篇供大家翻检，不枉一个“淘”字。我记得，翻出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料》、傅雷译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郑逸梅《南社丛谈》、陈原《书林漫步》、杜渐《书海夜航》等十多本，印象深的还有一册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后来认真读了一遍，与洪子诚、陈思和的著作比，学术水准算不得高超，但胜在敢于说话，如“（蹇先艾）写的只不过是一些俗不可耐的故事，而在艺术表现上又不愿多用点心思，那确实是浪费过去许多年的作家生活的”，这样的评价，在内地的文学史著作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大学校园里偶尔来设摊的二手书商贩，明白来的地方潜在买主不少，准备的货色总是要整齐些。如鲁迅的《二心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并不稀罕，但我找到的这三本，是文革后期人民文学社出版的，特殊在于注释者为工人阶级理论小组，北京电子管厂、广播器材厂、维尼纶厂等，里面的注解果不其然充满了阶级斗争调调。这一版本注明是“征求意见本”，且无版权页，显然非正式出版，只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从版本的角度，似还是有些意义的。另有一本署名“周遐寿”的《鲁迅的故家》，书名熟悉，作者不免陌生，却原来是周作人，这本书1957年在人民文学社出版时，不便用其原名，于是署上了这个幼时曾叫过的名字。周作人与兄长失和数十年，晚景到来时却要以写有关哥哥的文章的方式养家糊口，心里的滋味大约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换一个署名可能亦为他愿意罢。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本来手头有三联版的，不过遇见繁体竖排的人民文学社初版本，亦是要留在手里的，明显要比三联版的薄很多，看来字排得紧节省了纸张，古诗竖排亦似更适合些。
在上海的福州路淘书有一优胜处，即可以找到一些不太好找、已绝版的沪版书。如民国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原版已然很难寻觅，且价格不菲，欲读之，退而求其次是影印本，上海书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贾植芳主编）的名义影印了数十种，可以说极大程度上保存了这些作品的原貌，对研究者和读者是一好事。不过，时过境迁，这批书不大容易见到，幸运的是，我在新世纪于福州路上的书店里翻翻捡捡，还能遭遇到几册，有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据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版影印，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据夜窗书屋1943年再版本影印。这一影印是极忠实的，不仅内文，且封面及版权页都照原样印出，使我们可直接观察民国书籍的模样。辨别是现在的翻印本，唯加一外封，相关的丛书名称、书名、著者名及版权信息均在此表示，我认为是出影印本地道的做法。
法国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对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影响颇大，那一深绿色主打、镶以黑边之封面的版本（上海译文社1981年），读者众多，没想到还能于旧书摊见到，不易，收入囊中。同属于这一“外国文艺丛书”系列的陆续读了不少，如《第二十二条军规》《迪伦马特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鼠疫》《卢布林的魔术师》《普宁》《癌病房》等。另外，还遇到一本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社1990年版，这书能出就不易，何况绝版多年（其时还未有商务版），果断买下，还帮同学带了一本，给他时果然大受欢迎。
对于侦探、推理小说的阅读，与旧书摊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本来已然读过一些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西默农的，但更集中的搜罗却是在家乡那座城。回去住了几个月，骑脚踏车出来转，发现旧书摊数量真不少，且奇怪的是，几乎每家都有侦探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印刷的那种，看书页上的揿章，多半是图书馆流出的。不值几个钱，就随手选若干，慢慢积累，品种还真多，阿加莎•克里斯蒂占据多数，如《罗杰疑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大侦探十二奇案》、《七钟面之谜》等，松本清张的《证词》、《点与线》、《砂器》，硬汉派达希尔•哈米特的《玻璃钥匙》、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眠不醒》等，大约有数十种。读侦探推理小说似有阶段性，集中一个时期读了许多，搁下就搁下了，再无拿起来的动力与心情，不过，这仍是一段特殊的阅读经历，值得一记。
大概所有的书虫期盼的淘书“艳遇”，就是大量储存书的场所如清大白菜样的清货了。我还真遭遇过一回，是一小型图书馆为腾挪空间，以略高于废纸的价钱倾销数千本图书，不过遗憾的是，得知消息太晚，赶去已接近尾声。不消说，全套的《史记》、《汉书》、《文选》、《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沈从文文集》（花城版）、巴金文集等现代作家作品集，白丁都能看出是好物件儿的，早被抢空，只剩下一屋子断简残篇供大家翻检，不枉一个“淘”字。我记得，翻出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料》、傅雷译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郑逸梅《南社丛谈》、陈原《书林漫步》、杜渐《书海夜航》等十多本，印象深的还有一册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后来认真读了一遍，与洪子诚、陈思和的著作比，学术水准算不得高超，但胜在敢于说话，如“（蹇先艾）写的只不过是一些俗不可耐的故事，而在艺术表现上又不愿多用点心思，那确实是浪费过去许多年的作家生活的”，这样的评价，在内地的文学史著作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大学校园里偶尔来设摊的二手书商贩，明白来的地方潜在买主不少，准备的货色总是要整齐些。如鲁迅的《二心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并不稀罕，但我找到的这三本，是文革后期人民文学社出版的，特殊在于注释者为工人阶级理论小组，北京电子管厂、广播器材厂、维尼纶厂等，里面的注解果不其然充满了阶级斗争调调。这一版本注明是“征求意见本”，且无版权页，显然非正式出版，只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从版本的角度，似还是有些意义的。另有一本署名“周遐寿”的《鲁迅的故家》，书名熟悉，作者不免陌生，却原来是周作人，这本书1957年在人民文学社出版时，不便用其原名，于是署上了这个幼时曾叫过的名字。周作人与兄长失和数十年，晚景到来时却要以写有关哥哥的文章的方式养家糊口，心里的滋味大约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换一个署名可能亦为他愿意罢。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本来手头有三联版的，不过遇见繁体竖排的人民文学社初版本，亦是要留在手里的，明显要比三联版的薄很多，看来字排得紧节省了纸张，古诗竖排亦似更适合些。
在上海的福州路淘书有一优胜处，即可以找到一些不太好找、已绝版的沪版书。如民国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原版已然很难寻觅，且价格不菲，欲读之，退而求其次是影印本，上海书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贾植芳主编）的名义影印了数十种，可以说极大程度上保存了这些作品的原貌，对研究者和读者是一好事。不过，时过境迁，这批书不大容易见到，幸运的是，我在新世纪于福州路上的书店里翻翻捡捡，还能遭遇到几册，有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据真善美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版影印，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据夜窗书屋1943年再版本影印。这一影印是极忠实的，不仅内文，且封面及版权页都照原样印出，使我们可直接观察民国书籍的模样。辨别是现在的翻印本，唯加一外封，相关的丛书名称、书名、著者名及版权信息均在此表示，我认为是出影印本地道的做法。
法国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对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影响颇大，那一深绿色主打、镶以黑边之封面的版本（上海译文社1981年），读者众多，没想到还能于旧书摊见到，不易，收入囊中。同属于这一“外国文艺丛书”系列的陆续读了不少，如《第二十二条军规》《迪伦马特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鼠疫》《卢布林的魔术师》《普宁》《癌病房》等。另外，还遇到一本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社1990年版，这书能出就不易，何况绝版多年（其时还未有商务版），果断买下，还帮同学带了一本，给他时果然大受欢迎。
对于侦探、推理小说的阅读，与旧书摊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本来已然读过一些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西默农的，但更集中的搜罗却是在家乡那座城。回去住了几个月，骑脚踏车出来转，发现旧书摊数量真不少，且奇怪的是，几乎每家都有侦探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印刷的那种，看书页上的揿章，多半是图书馆流出的。不值几个钱，就随手选若干，慢慢积累，品种还真多，阿加莎•克里斯蒂占据多数，如《罗杰疑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大侦探十二奇案》、《七钟面之谜》等，松本清张的《证词》、《点与线》、《砂器》，硬汉派达希尔•哈米特的《玻璃钥匙》、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眠不醒》等，大约有数十种。读侦探推理小说似有阶段性，集中一个时期读了许多，搁下就搁下了，再无拿起来的动力与心情，不过，这仍是一段特殊的阅读经历，值得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