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的叙述者

       当作者决定让笔端的人物以“我”的身份来讲述故事的时候，一种不可避免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即叙述者本人可能在这样的叙述方式中显得很不真诚。小说中的人物直接向读者表露自己的内心活动显得很不自然，毕竟，在日常经验中，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很难总是毫无保留的相互吐露藏在心底的秘密。如果这位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恰好又是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那一类，那么当他（她）对读者倾诉埋在自深深处的私密往事时，他（她）的话还是否可信就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了。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的那位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的男管家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寡言，克己，没有强烈的情感流露，即使在他对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能感觉到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产生的效果：每一句话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说出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已在他的头脑中被过滤，被筛选过了。我们虽然知道了他的许多秘密，可是实际上我们依旧对他本人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所得的一切信息都是二手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故事只是他希望让我们知道的部分，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扭曲事实，不知道他的谎言是否刻在了脸上，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能与他面对面的交谈，如果他真的要掩盖什么事实，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
       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有时会被作者加以利用，正如《长日留痕》里石黑一雄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其他时候，第一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确实给作者带来了困难。如果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想要尽可能忠实于现实的叙述某个故事，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谓真实的事件经过叙述者有意识的掩盖或潜意识的加工，当它被呈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然面目全非。
       在有些故事中，叙述者虽然是以”我“的身份来讲述故事的，但叙述者本人却只是个次要角色，他（她）与故事的主人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叙述者可能对主人公怀有同情或厌恶感，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深入到足以迫使叙述者扭曲事实的程度，叙述者见证了故事的发展但实际上没有卷入故事的进程，从而以此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客观性，也由此成为一个相对可靠的叙述者。
在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叙述者只是高更的传奇人生的见证者，他对高更的动向了如指掌却没有与高更建立太强的情感纽带，而且他所做的工作往往是转述，关于高更的生活细节常常是由那些与高更本人更近的人告诉了叙述者“我”，再由叙述者转述给我们的。同样，《吉姆爷》中的马洛船长也可以看作是同一类人物，他知道吉姆的故事而没有过深的卷入到吉姆的传奇中，从而他的叙述看起来相对可信。
       如果作者选择一位次要人物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也许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问题被部分的解决了，但与之相应的，作为代价，我们失去了直接的深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的机会。如果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主人公的内心想法的信息仅仅是来自于另一个人的转述甚至臆测，我们还怎么能真正的认识小说中的人物呢？要让故事的主角直接开口又不能使得他（她）言不由衷，小说家们也许要赋予这个主人公某些特质，使得读者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让读者觉得这个叙述者不是“正常人”。例如，《洛丽塔》的叙述者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恋童癖，而且已经进了监狱，正是这种陌生化处理使得读者的防御机制不再那么活跃，毕竟亨伯特亨伯特似乎没有刻意扭曲事实的动机，而且，毕竟他是个心理变态者，于是我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叙述是可靠的，认为他没有隐瞒事实。同样的，《发条橙》中的亚历克斯也是邪恶残忍的不良少年，而不是什么三好学生，这一事实反而使得他的叙述变得更加可靠。一个变态者的叙述要比一个“正常人”的叙述显得可靠的多，并非是变态者比“正常人”更坦诚，而是因为变态者更不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