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的知识分子,萨义德 1935.11.1----2003.9.25
王海洋
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一章节中所说，当把“的”和“与”放在“知识分子”一词之旁时，就会立刻在我们眼前出现连篇累牍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不但范围广，而且研究深入。确实，只需花一秒钟时间想想，如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绪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此外，书名中没有“的”和“与”，但也能立刻想到的著作，如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而更广义来说，诸如以赛亚·柏林的“俄国思想家”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也理当列入此行列。总之，虽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和指认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具象地出现，但早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心议题，甚至，出现了以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来作为带动整个思想史研究的主链条。
而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研究似乎更加庞大，“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界与民间的时尚词汇，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一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主要影响力，但为什么悲剧性地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去反思，并试图重新梳理和发现知识分子如何做才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对照当下的境况；二是由于处在特殊时代的隘口，思想的重要性，观念的决定性作用，都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被忽视，知识分子要介入，无论是“缓慢介入”还是“积极介入”。
回到主题，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丹尼·贝尔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在继承了黑格尔与科耶夫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但萨义德对这两种盛极一时的“终结”的意识都嗤之以鼻，在他的观念中，意识形态没有终结，而历史更不可能终结。不论是贝尔还是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指向的都是以苏联及其卫星国所代表的列林-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终结，从这一点来说，断定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并无错误。但萨义德不赞同，他认为意识形态也具有多元的特点，统治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作为主流、主导而言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里就体现了萨义德的问题意识。萨义德反对的是绝对单一的范式，这并不是说萨义德反对资本主义--不，他出生在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从小在埃及所受的是英美教育，也十分享受美国学界独特的氛围（以至于任何事情都不能与这种经历交换）--相反，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下自由的看重，反对绝对单一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站在萨义德的语境下，他不会这么表述：天然的正当性。在他看来，这世界不存在天然和天赋的事物，或者退一步讲，对于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首先要自觉地站在任何神圣、神祗的殿堂之外。萨义德所表述的“神祗”也是广义的，即包括日常的宗教，也包括任何成为宰制的存在。对宰制的厌恶，占据了萨义德思想的最中心位置。宗教，“作为私人的自传经验，我没有任何疑虑，”萨义德说，“我厌恶的是挟持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与宗教关系的疑虑来自于他的经验，他举了伊朗革命的例子，他所认识的一位伊朗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与神权政治走得太近，结局不外乎彻底放弃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批评角色，并且在信仰的途中反复出现改信，充满了滑稽。萨义德并不是仅仅对伊斯兰教充满疑虑，对基督教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在萨义德的观念中，当任何宗教被带入政治领域都将成为宰制，他明确反对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政治理所当然更容易成为宰制。所以萨义德谈到自己的经验，拒绝任何行政机构所提供的职位。不仅仅是行政机构，实际上对于任何集团、组织、行会、萨义德都心怀疑虑，因为一旦加入其中之一，就意味着纳入一种规制的状态，只能在一种规训的话语体系下被指定成为某一特定话题的发声筒，独立、自由与批判皆不存在。在萨义德的人生经历中，唯一加入过的政治性质的组织是巴勒斯坦流亡议会，但作为议员的萨义德多少年下来也没有参加过几次组织的会议。作为巴勒斯坦人，而父母亲人依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流亡者”，我们完全可以在感情和理性上体谅萨义德这一次“言行不一”的“加入”。不加入任何体系，萨义德才成为萨义德，我们所熟知的萨义德是那个写了著名的《东方学》的萨义德，他一直在作为巴勒斯坦--更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在西方世界的发声筒。
对体系的反对与对宰制的反对是一个层面的意思，对宰制的抗拒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对十八世纪末以来西方所建构的对东方的认识所形成的宰制；二是宗教领域的宰制；三是世俗政治领域的宰制；四是民族话语体制下的宰制。这些都是更加宏观的，而对体系的反对则更加微妙。作为文学批评学者，萨义德介入了政治领域，文学与政治，看起来是没有多少相关性的独立存在的两种体系，但其实不然，萨义德甚至以业余者的身份进入了音乐领域（作为一名乐评家）。专业性、专门化，在萨义德看来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不能作为介入某一领域的唯一通行证，相反它们的弊病倒是彰显无遗，比如日益萎缩在学院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论说体系不再为社会公众所理解，日益成为一种仅仅是追求晋升的工具，因为判定一位学院中知识分子能否晋升的关键在于体系化的权力，只有保持与体系一致才有可能获得青睐，知识分子被驯化。反对体系化，萨义德推崇没有系统理论的葛兰西、法农，而对形成了一个学派的德里达的理论不太感兴趣。
说到底，反对体系也好，反对宰制也罢，知识分子这样选择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萨义德意义的回答是代表弱势者、被忽略者发声。萨义德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发声筒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以色列和西方人而言，巴勒斯坦人无疑是弱势的一方，用萨义德的话来说，是“站在微小的土地上来庆祝微小的胜利”。所以萨义德对福柯有很多不满，萨义德不反对福柯道出了权力与论述、权力与知识的真相，但是分析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两人有很大的差别。福柯更多是悲观主义的，“无从改变现状”，论述开启宰制。但萨义德更加积极，论述的目的正是为了清楚知道那是什么，接着便是如何反对、批判。换句话来说，福柯是“无从改变”，而萨义德则是“还能改变”。这一点也联系上了萨义德意义上的“再现”，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再现，对照现实，能更加明晰某些存在过的被误解的历史经验。
萨义德不仅是更加积极的介入，他的诸多观念，包括他在《知识分子论》中的行文，给人的感觉他也是温和、节制的。节制对于一名知识分子很重要，避免盲目的热情。回溯知识分子这一定义从诞生那一刻开启的历史，我们习惯性的感觉我们所指的知识分子的那层意思更多是处在自由左派这一观念也是行动谱系中的人，要有反对的意识，也要真实介入/行动。我认识当下中国的一些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者，他们对知识分子这一说法似乎不屑一顾，批判居多，也证实了知识分子的原初定义在思想谱系中所处于的位置。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者对于知识分子的疑虑也源自于历史经验，谁都不能否认俄国革命是知识分子干出来的，也不能否认六八年美国与法国学生的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干系，更不能否认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身影。
但纵然如此，依旧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个时代需要知识分子，诸如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把反对宰制与体系作为原则，把批判权力者作为信念，站在弱势者的一侧，这就是知识人该干的事情。当然也存在绝对不食人间烟火的智者，他们处在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用冥想与玄奥来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那么就让他们存在。但是我觉得诸如萨义德这样介入的知识分子更具人情味。萨义德说，没有绝对个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旦发表文章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空间。说到底，知识分子免不了要对这个经验世界“指指点点”。要守卫有产者的财产权，也要替弱势者发声争取一些权利，我想在经历了恐怖的苏联经验后，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会反对这点。
萨特、纪德、凯斯特勒、罗曼罗兰、巴列霍……这是一个长长的列表，他们曾经对苏联式的理想国抱有很多幻想，但他们最大的价值之一也正在于留给当下人的教训。我觉得萨义德的意义非凡，首先是阐释了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区别于知识分子背叛了、不再有知识分子了，而是知识分子依然存在，并理应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其次是知识分子如何做？对权力者发声，代表弱势者（是一切弱势的一方，不分国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批判压迫人的宰制。第三则是用什么方式？介入。第四是用什么态度？温和与节制。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大概能较为清晰描绘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面貌。
对于知识分子个人来说，最具价值的是知识与自由。在个人之外的基于正义的介入与发声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当然，必须得承认也许即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达到尽善尽美。最后用萨义德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是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或权威来引导之间选择。”
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一章节中所说，当把“的”和“与”放在“知识分子”一词之旁时，就会立刻在我们眼前出现连篇累牍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不但范围广，而且研究深入。确实，只需花一秒钟时间想想，如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绪尔《知识分子与社会》。此外，书名中没有“的”和“与”，但也能立刻想到的著作，如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而更广义来说，诸如以赛亚·柏林的“俄国思想家”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也理当列入此行列。总之，虽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和指认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具象地出现，但早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心议题，甚至，出现了以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来作为带动整个思想史研究的主链条。
而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研究似乎更加庞大，“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界与民间的时尚词汇，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一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主要影响力，但为什么悲剧性地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去反思，并试图重新梳理和发现知识分子如何做才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对照当下的境况；二是由于处在特殊时代的隘口，思想的重要性，观念的决定性作用，都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被忽视，知识分子要介入，无论是“缓慢介入”还是“积极介入”。
回到主题，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丹尼·贝尔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在继承了黑格尔与科耶夫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但萨义德对这两种盛极一时的“终结”的意识都嗤之以鼻，在他的观念中，意识形态没有终结，而历史更不可能终结。不论是贝尔还是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指向的都是以苏联及其卫星国所代表的列林-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终结，从这一点来说，断定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并无错误。但萨义德不赞同，他认为意识形态也具有多元的特点，统治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作为主流、主导而言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里就体现了萨义德的问题意识。萨义德反对的是绝对单一的范式，这并不是说萨义德反对资本主义--不，他出生在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从小在埃及所受的是英美教育，也十分享受美国学界独特的氛围（以至于任何事情都不能与这种经历交换）--相反，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下自由的看重，反对绝对单一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站在萨义德的语境下，他不会这么表述：天然的正当性。在他看来，这世界不存在天然和天赋的事物，或者退一步讲，对于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首先要自觉地站在任何神圣、神祗的殿堂之外。萨义德所表述的“神祗”也是广义的，即包括日常的宗教，也包括任何成为宰制的存在。对宰制的厌恶，占据了萨义德思想的最中心位置。宗教，“作为私人的自传经验，我没有任何疑虑，”萨义德说，“我厌恶的是挟持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与宗教关系的疑虑来自于他的经验，他举了伊朗革命的例子，他所认识的一位伊朗知识分子，当知识分子与神权政治走得太近，结局不外乎彻底放弃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批评角色，并且在信仰的途中反复出现改信，充满了滑稽。萨义德并不是仅仅对伊斯兰教充满疑虑，对基督教也是如此，总的来说，在萨义德的观念中，当任何宗教被带入政治领域都将成为宰制，他明确反对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政治理所当然更容易成为宰制。所以萨义德谈到自己的经验，拒绝任何行政机构所提供的职位。不仅仅是行政机构，实际上对于任何集团、组织、行会、萨义德都心怀疑虑，因为一旦加入其中之一，就意味着纳入一种规制的状态，只能在一种规训的话语体系下被指定成为某一特定话题的发声筒，独立、自由与批判皆不存在。在萨义德的人生经历中，唯一加入过的政治性质的组织是巴勒斯坦流亡议会，但作为议员的萨义德多少年下来也没有参加过几次组织的会议。作为巴勒斯坦人，而父母亲人依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流亡者”，我们完全可以在感情和理性上体谅萨义德这一次“言行不一”的“加入”。不加入任何体系，萨义德才成为萨义德，我们所熟知的萨义德是那个写了著名的《东方学》的萨义德，他一直在作为巴勒斯坦--更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在西方世界的发声筒。
对体系的反对与对宰制的反对是一个层面的意思，对宰制的抗拒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对十八世纪末以来西方所建构的对东方的认识所形成的宰制；二是宗教领域的宰制；三是世俗政治领域的宰制；四是民族话语体制下的宰制。这些都是更加宏观的，而对体系的反对则更加微妙。作为文学批评学者，萨义德介入了政治领域，文学与政治，看起来是没有多少相关性的独立存在的两种体系，但其实不然，萨义德甚至以业余者的身份进入了音乐领域（作为一名乐评家）。专业性、专门化，在萨义德看来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不能作为介入某一领域的唯一通行证，相反它们的弊病倒是彰显无遗，比如日益萎缩在学院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论说体系不再为社会公众所理解，日益成为一种仅仅是追求晋升的工具，因为判定一位学院中知识分子能否晋升的关键在于体系化的权力，只有保持与体系一致才有可能获得青睐，知识分子被驯化。反对体系化，萨义德推崇没有系统理论的葛兰西、法农，而对形成了一个学派的德里达的理论不太感兴趣。
说到底，反对体系也好，反对宰制也罢，知识分子这样选择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萨义德意义的回答是代表弱势者、被忽略者发声。萨义德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发声筒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以色列和西方人而言，巴勒斯坦人无疑是弱势的一方，用萨义德的话来说，是“站在微小的土地上来庆祝微小的胜利”。所以萨义德对福柯有很多不满，萨义德不反对福柯道出了权力与论述、权力与知识的真相，但是分析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两人有很大的差别。福柯更多是悲观主义的，“无从改变现状”，论述开启宰制。但萨义德更加积极，论述的目的正是为了清楚知道那是什么，接着便是如何反对、批判。换句话来说，福柯是“无从改变”，而萨义德则是“还能改变”。这一点也联系上了萨义德意义上的“再现”，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再现，对照现实，能更加明晰某些存在过的被误解的历史经验。
萨义德不仅是更加积极的介入，他的诸多观念，包括他在《知识分子论》中的行文，给人的感觉他也是温和、节制的。节制对于一名知识分子很重要，避免盲目的热情。回溯知识分子这一定义从诞生那一刻开启的历史，我们习惯性的感觉我们所指的知识分子的那层意思更多是处在自由左派这一观念也是行动谱系中的人，要有反对的意识，也要真实介入/行动。我认识当下中国的一些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者，他们对知识分子这一说法似乎不屑一顾，批判居多，也证实了知识分子的原初定义在思想谱系中所处于的位置。古典自由主义信奉者对于知识分子的疑虑也源自于历史经验，谁都不能否认俄国革命是知识分子干出来的，也不能否认六八年美国与法国学生的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干系，更不能否认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身影。
但纵然如此，依旧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个时代需要知识分子，诸如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把反对宰制与体系作为原则，把批判权力者作为信念，站在弱势者的一侧，这就是知识人该干的事情。当然也存在绝对不食人间烟火的智者，他们处在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用冥想与玄奥来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那么就让他们存在。但是我觉得诸如萨义德这样介入的知识分子更具人情味。萨义德说，没有绝对个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旦发表文章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空间。说到底，知识分子免不了要对这个经验世界“指指点点”。要守卫有产者的财产权，也要替弱势者发声争取一些权利，我想在经历了恐怖的苏联经验后，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会反对这点。
萨特、纪德、凯斯特勒、罗曼罗兰、巴列霍……这是一个长长的列表，他们曾经对苏联式的理想国抱有很多幻想，但他们最大的价值之一也正在于留给当下人的教训。我觉得萨义德的意义非凡，首先是阐释了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区别于知识分子背叛了、不再有知识分子了，而是知识分子依然存在，并理应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其次是知识分子如何做？对权力者发声，代表弱势者（是一切弱势的一方，不分国界、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批判压迫人的宰制。第三则是用什么方式？介入。第四是用什么态度？温和与节制。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大概能较为清晰描绘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面貌。
对于知识分子个人来说，最具价值的是知识与自由。在个人之外的基于正义的介入与发声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当然，必须得承认也许即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达到尽善尽美。最后用萨义德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是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身为知识分子能在主动地尽力代表真理和被动地让主子或权威来引导之间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