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华语电影圈为世界影坛贡献了众多出色的作品与导演，而王家卫无疑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电影作者之一。他迄今为止的六部作品已经凭借着其极端风格化的视觉影像、富有后现代意味的表述方式和对都市人群精神气质的敏锐把握成功地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王家卫式”的电影美学。
王家卫1958年出生在上海，五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早年在香港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平面设计时他疯狂地迷上了摄影，特别是Robert Frank、Henri Cartier-Bresson和Richard Avedon这些大师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1980年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开办的电视制作培训班学习剧本写作和影视制作，后在一系列无线的电视剧集中担任制作助理和编剧。1982年，王家卫离开无线正式进入电影圈，他先做了近五年的电影编剧。1987年，王家卫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主将谭家明编写系列影片“黑帮三部曲”的剧本，结果谭家明只采用了其中的最后一部拍成了《最后胜利》，而其中的第一部就成了1988年王家卫的首部导演作品《旺角卡门》的剧本。从1991年的《阿飞正传》到1995年的《堕落天使》，不断涌现的出色作品完成了王家卫对自我艺术风格的建立和巩固。1997年，王家卫终于凭《春光乍泄》一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
王家卫电影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对自己身处的城市和时代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而且他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去表述自己在这样一个特殊外部环境里的生命体验。他是最敏锐洞悉了现时态香港的艺术家：人流拥挤、华洋杂处的重庆大厦，旺角的高楼分割出的暗蓝色天空，启德机场边可以看见飞机起落的公寓窗口，当然还有路边摊、便利店和幽暗的酒吧，王家卫靠着这些标志性的元素组和出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最明显的例子是《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当然你也可以把《东邪西毒》中那片孤寂冷漠的沙漠看作是寓言化了的现代城市，而且《春光乍泄》里的那种远在异乡的无根飘零的感觉也是对香港这个殖民城市在另一个异域时空里的反照）。王家卫是一个浓厚地背负“都市感受性”的影像表述者，现代城市所拥有的无机性和符号性使他的作品经常是内容隐藏在形式和风格里的，或者说，风格本身有时候就是他的内容。在以往香港新浪潮导演的代表许鞍华、谭家明等人的作品中，你可以轻易地触摸到赖以支撑风格的“生活真实感”，但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你看不到这些。
王家卫的影像世界是高度抽象后的真实，这首先表现在他叙事时流露出的独特的时间观。王家卫电影里的场景往往都在线性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中呈现出一种悬置状态，尽管他不断地用细节去强调时间概念，像《阿飞正传》里那个著名的开场、《重庆森林》里对日期的反复诉说和《东邪西毒》里经常会在事件开头指出节气，但他讲述的这些故事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背景，它们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它们只是从城市生活中抽离出来的标本。如果你仔细看过《重庆森林》，你就会发现两个故事的某些细节其实是互相交错的，王家卫用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来造成一种共时性的效果，既消解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观念又凸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偶然和无序，从而形成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精神意蕴。
王家卫电影的“抽象真实”还表现在他偶然性片断式的叙事结构和对流行符码的拼贴借用上。如果你看了王家卫的作品而感动的话，那绝不是由于整体世界的印象所引发的，而是因为细节、片断以及絮语化的主观独白所唤起的气氛能让你产生心领神会的共鸣使然。气氛存在于片断中，或夹杂在片断与片断间的留白里，这很像是后现代美学对宏大叙事的摒弃和对细碎印象的偏好。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你可以发现大量流行文化的符号，诸如流行音乐、商标、卡通玩具等等，包括他非常喜欢使用的人物如警察、杀手、阿飞等其实都是一种都市边缘的亚文化符号，这种由都市提供的消费符码经过王家卫的拼贴变得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现代社会由具体实像蜕变成的符号化感性，这也使得他的电影极端敏锐，新鲜而发人深省。
当然谈到王家卫的电影，你立刻想到的还会有手提摄影机所拍摄的恍惚眩目的晃动镜头、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和艳丽但冷漠的色调运用。这种商标式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和他长期合作的美术指导张叔平和摄影杜可风。今天，在很多香港的独立艺术电影甚至有些商业电影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王家卫式的影像，但大多数都只有单纯形式的拷贝而缺乏内在的创意。
王家卫的电影有很酷、很炫的形式感，但其实内里充满了感情：像《重庆森林》里对快餐化爱情的反讽、《春光乍泄》里细腻纠缠的感情和《堕落天使》里金城武为父亲做冰激凌的那段戏都让人难忘。他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个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对某种倾诉和沟通的渴望以及对远比这种渴望更为强烈的个体交流不可能性的无奈。在华语电影圈中还没有人可以像王家卫那样更善于把这一主题表达得如此细腻而传神。
在今天对王家卫的成就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英国著名的《声与画》杂志将王家卫选为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革新者，在他的名字前面有50年代的安德列·巴赞和70年代的安迪·沃霍尔，该杂志在对他的评价中说：“王家卫也许不是未来电影的全部，但他确实地指出了未来电影的一个方向。”
王家卫1958年出生在上海，五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早年在香港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平面设计时他疯狂地迷上了摄影，特别是Robert Frank、Henri Cartier-Bresson和Richard Avedon这些大师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1980年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开办的电视制作培训班学习剧本写作和影视制作，后在一系列无线的电视剧集中担任制作助理和编剧。1982年，王家卫离开无线正式进入电影圈，他先做了近五年的电影编剧。1987年，王家卫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主将谭家明编写系列影片“黑帮三部曲”的剧本，结果谭家明只采用了其中的最后一部拍成了《最后胜利》，而其中的第一部就成了1988年王家卫的首部导演作品《旺角卡门》的剧本。从1991年的《阿飞正传》到1995年的《堕落天使》，不断涌现的出色作品完成了王家卫对自我艺术风格的建立和巩固。1997年，王家卫终于凭《春光乍泄》一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
王家卫电影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对自己身处的城市和时代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而且他找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去表述自己在这样一个特殊外部环境里的生命体验。他是最敏锐洞悉了现时态香港的艺术家：人流拥挤、华洋杂处的重庆大厦，旺角的高楼分割出的暗蓝色天空，启德机场边可以看见飞机起落的公寓窗口，当然还有路边摊、便利店和幽暗的酒吧，王家卫靠着这些标志性的元素组和出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最明显的例子是《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当然你也可以把《东邪西毒》中那片孤寂冷漠的沙漠看作是寓言化了的现代城市，而且《春光乍泄》里的那种远在异乡的无根飘零的感觉也是对香港这个殖民城市在另一个异域时空里的反照）。王家卫是一个浓厚地背负“都市感受性”的影像表述者，现代城市所拥有的无机性和符号性使他的作品经常是内容隐藏在形式和风格里的，或者说，风格本身有时候就是他的内容。在以往香港新浪潮导演的代表许鞍华、谭家明等人的作品中，你可以轻易地触摸到赖以支撑风格的“生活真实感”，但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你看不到这些。
王家卫的影像世界是高度抽象后的真实，这首先表现在他叙事时流露出的独特的时间观。王家卫电影里的场景往往都在线性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中呈现出一种悬置状态，尽管他不断地用细节去强调时间概念，像《阿飞正传》里那个著名的开场、《重庆森林》里对日期的反复诉说和《东邪西毒》里经常会在事件开头指出节气，但他讲述的这些故事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背景，它们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它们只是从城市生活中抽离出来的标本。如果你仔细看过《重庆森林》，你就会发现两个故事的某些细节其实是互相交错的，王家卫用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来造成一种共时性的效果，既消解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观念又凸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偶然和无序，从而形成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精神意蕴。
王家卫电影的“抽象真实”还表现在他偶然性片断式的叙事结构和对流行符码的拼贴借用上。如果你看了王家卫的作品而感动的话，那绝不是由于整体世界的印象所引发的，而是因为细节、片断以及絮语化的主观独白所唤起的气氛能让你产生心领神会的共鸣使然。气氛存在于片断中，或夹杂在片断与片断间的留白里，这很像是后现代美学对宏大叙事的摒弃和对细碎印象的偏好。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你可以发现大量流行文化的符号，诸如流行音乐、商标、卡通玩具等等，包括他非常喜欢使用的人物如警察、杀手、阿飞等其实都是一种都市边缘的亚文化符号，这种由都市提供的消费符码经过王家卫的拼贴变得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现代社会由具体实像蜕变成的符号化感性，这也使得他的电影极端敏锐，新鲜而发人深省。
当然谈到王家卫的电影，你立刻想到的还会有手提摄影机所拍摄的恍惚眩目的晃动镜头、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和艳丽但冷漠的色调运用。这种商标式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和他长期合作的美术指导张叔平和摄影杜可风。今天，在很多香港的独立艺术电影甚至有些商业电影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王家卫式的影像，但大多数都只有单纯形式的拷贝而缺乏内在的创意。
王家卫的电影有很酷、很炫的形式感，但其实内里充满了感情：像《重庆森林》里对快餐化爱情的反讽、《春光乍泄》里细腻纠缠的感情和《堕落天使》里金城武为父亲做冰激凌的那段戏都让人难忘。他作品中始终贯彻的一个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对某种倾诉和沟通的渴望以及对远比这种渴望更为强烈的个体交流不可能性的无奈。在华语电影圈中还没有人可以像王家卫那样更善于把这一主题表达得如此细腻而传神。
在今天对王家卫的成就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英国著名的《声与画》杂志将王家卫选为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革新者，在他的名字前面有50年代的安德列·巴赞和70年代的安迪·沃霍尔，该杂志在对他的评价中说：“王家卫也许不是未来电影的全部，但他确实地指出了未来电影的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