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治疗方法──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恩怨情仇 （受伤的医者一书）
一九九三年我在现已倒闭的边境书店（Borders）新书陈列柜上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它的全名是《危险疗程──心理学大师荣格、佛洛伊德，与她的故事》（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 Freud and Sabina Spielrein ）。此书最近再度引人注目，可能是因为据之改编的电影《危险疗程》（A Dangerous Method ）在不久前正式上映，颇获好评。英文片名与书名一字之差，不知是否基于票房考虑，还是顾虑到心理卫生界人士的反应。
虽然自大学以来我就一直对荣格（Carl G.Jung; 1875-1961）以及他与佛洛伊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十分好奇，但在读这本书之前，所知其实非常有限。以前印象中的荣格，总是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不免有雾里看花的感觉。透过这本书，我才开始对荣格这个人本身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也比较能够体会，在神秘面纱下的荣格（以及佛洛伊德或其它的「伟人」），都不免时时身陷于七情六欲，不得不持续地挣扎、追寻、探索。他们原来也是活生生的人，言行常有瑕疵、思想难免矛盾。他们不是天纵英明，不应该是完美的偶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洞见，才会与我们有切身的关联，才更弥足珍贵。
世纪大会面
大多数人谈及荣格的生涯与事业时，总难免会把他在一九○七年与佛洛伊德的初次会面当作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年已满五十岁的佛洛伊德，其学说才终于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引来日渐增多的攻击。荣格虽然三十出头，因追随那个时代精神医学泰斗尤金．布雷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多年，已是瑞士苏黎世大学伯格霍兹里（Burgholzli）精神专科医院的第二把手。他的确才华横溢，其时已因「字词联想」（word association）的研究而享誉欧美。
这个研究的目的，原初是为了要帮布雷勒收集「正常人」的资料，用以对照、了解精神科病人的思考过程。他意外地发现，「正常人」并不清楚自己因何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同时，「皮肤电流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以及用精确的秒表测量出来的「反应时间」，则显示联想的快慢与字词所引发的情绪极有关联。他由此而认定，心灵包含了比意识还多的领域，人的行为常被意识之外的力量所左右。
这种力量由何而来？布雷勒建议他阅读佛洛伊德的著作。布雷勒其时在精神病理学方面的成就已与埃弥尔．克雷培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齐名。他首创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词后来甚至取代了后者的「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延用至今。有趣的是，他比佛洛伊德（以及克雷培林）只小一岁，早年（1884）也游学巴黎，同样受教于神经医学大师沙考，亲眼见证催眠术对精神科病人的效力。其后他虽然一直留在精神专科疗养院系统里，却持续对催眠现象及暗示作用保持高度的兴趣。佛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论歇斯底里》，就得到他很高的评价。一九○○年出炉的《梦的解析》，更让他相信，佛洛伊德这位从未进入正统精神医学殿堂的神经科学家兼心理治疗师，的确极有创意，能言人之所未言。他开始在苏黎世大学组织佛洛伊德学说研讨会，并与佛氏正式接触。佛洛伊德兴奋莫名，随即建议他可以用通信的方式为布雷勒做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的意图，是要经过苏黎世大学传播他的新见解。布雷勒则希望由亲身的体验，来检视佛洛伊德理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此后五年，两人书信不断。布雷勒把个人的身世与家庭数据，以及他的许多梦境，毫无保留地寄给佛洛伊德。但是他对佛洛伊德的分析却常不能理解，也常抱怨佛氏苛求他人全盘接受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当佛洛伊德搬出他新发展的阻抗（resistance）理论来解释布雷勒的不理解时，他就更歉难同意了。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与医学家，他非常情愿、但也只愿接受理论里可以验证或可以运用的部分。一九一二年他们终于分道扬镳，当然有许多其它的因素，但是两人立场如此不同，其结局应该是早就注定了吧！
正是在这苏黎世与维也纳「眉目传情」的十年里，荣格从早期对佛洛伊德理论抱持怀疑与批评的态度，蜕变成为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坚与健将。一九○○年当布雷勒把《梦的解析》一书介绍给他时，他还抱怨此书深涩难解。一九○四年他在姑且一试的情况下，将佛洛伊德的「谈话治疗」应用于一个十分难缠的病人（也就是萨宾娜．史碧尔埃；详后）身上，居然有效。但是一直到两三年后，他对佛洛伊德的态度还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在他一九○六年出版的《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序言里，他在表达对佛氏理论的推崇的同时，还是不忘坚持理论不能当教条，特别标明他对「幼儿性欲」之类概念的不赞同。
继布雷勒之后，荣格也在一九○六年开始与佛洛伊德通信。翌年他奉乃师之命，去维也纳「探底」。未料两人一见投缘，从下午一点一路谈到次日清晨两点，十三个小时里废寝忘食，几无间断。多年后，荣格追忆这个「世纪大会面」时说：「佛洛伊德是在我生命里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他与众不同、充满智慧、颇富机灵。但是他也让我迷惑、捉摸不定。」荣格表达了他对佛氏性欲理论的疑虑，但是他「辩不过他」。荣格也坦承他从小对灵魂与通灵现象的兴趣，佛洛伊德的临别赠言却是「请千万不要放弃性欲理论，不要把青春抛掷在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上」。荣格与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于焉开展。在其后五年里，两人交换了七百多封热情洋溢、挖心掏肺、也时或不免勾心斗角的书信。
谁先昏倒
佛洛伊德当时正在寻找一个儿子。同时，不管是否自知，荣格也一直在寻觅父亲。两人由是一拍即合，其后关系有时「如胶似漆」。对佛洛伊德而言，荣格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精力充沛、聪颖过人，年纪轻轻就已享誉国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犹太人，他的加入，可以帮助精神分析术建立其普世性，使之不再被人认为「只是」犹太人的心理学。荣格的父亲是个不怎么成功的乡村牧师，他的母亲则是在巴塞尔（Basel）城里长大的名门闺秀，从小娇生惯养，不习惯乡间生活。荣格的童年想必是非常地孤独寂寞。他是独子，上面的三个哥哥都活不过婴儿期。他的母亲常因不知名的疾病住院，一住就是几个月，把他丢在娘家，
由单身的姨妈照顾。在家的时候，他的妈妈也还是非常冷漠疏远，经常足不出户，一个人待在卧房里。虽然他的外祖父是位知名的牧师，他的母亲与其它家人却多有通灵的能力，常聚集讨论神鬼附身等超自然现象。荣格对他们这种与亡魂沟通的秉赋又爱又怕，终其一生，一直在信与疑之间挣扎。
荣格童年时主要的安定力量来自父亲，但是到了青春期，当他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与宇宙的奥秘之时，身为牧师的父亲却不能给他满意的答案。「他叫我不要想，相信就好。」失望之余，他拒绝继续上教堂。二十岁的时候，父亲病危，他却沉浸于观察、记录附身于表姐妹们的「亡魂」的言行（后来成为他医学博士论文的资料来源），对父亲不闻不问。
在佛洛伊德身上，荣格似乎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在他写给佛洛伊德的书信里，荣格千方百计讨好他，有时肉麻得让人脸红。他坦承自己对佛洛伊德有同性恋的爱慕倾向。他有时发挥佛氏的理论过了头，有时也忍不住重提他对灵魂与玄学的兴趣，但是一经指正，马上就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似乎对佛洛伊德知无不言，其实在许多方面，当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或想法会遭受佛洛伊德的批评时，就不免刻意隐瞒，甚或坚决否认。
我们现在回溯这一段陈年往事，或许会直觉地以为荣格这样的曲意奉承，是为了权位，其实并不尽然。荣格虽然年轻，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相当稳固。如果只是为了升迁，他完全没有必要得到佛洛伊德的支持。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与佛洛伊德的牵扯，毁了他在传统学术界的生涯。他的确是因为佛洛伊德的支持，才顺利成为新成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会长（佛洛伊德原本提议要他做终生会长，后来因为太多人反对才万般不情愿地把「终生」这两个字拿掉），可是佛洛伊德恐怕也别无选择。比起佛洛伊德的维也纳圈子，那时候的苏黎世是更开放、更具国际性的。即使在一九一一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带着维也纳几乎一半的成员出走之前，苏黎世的会众，论质论量，都已比维也纳为优。就客观的情势来讲，其实是佛洛伊德更需要荣格，而不是荣格在利用佛洛伊德。
所以不管之前佛洛伊德几乎清一色的犹太裔追随者多嫉妒，荣格一开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佛洛伊德的当然继承人（heir apparent），他最优秀、寄望最深的儿子。但是就如佛洛伊德闻名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概念所呈现的，成器的儿子往往是父亲最大的威胁，所以也就难怪佛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信里，也不免充满心机，有时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佛洛伊德两次昏倒中，非常具体地、戏剧化地表现出来。
佛洛伊德笫一次当着荣格的面昏倒，是在两人应邀结伴同行去美国麻州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会集在不来梅（Bremen）等船的时候。其时考古学家在北欧许多沼泽里发现保存完好的史前人遗体，面貌栩栩如生。荣格觉得他们可能是欧洲人的祖先，对他们非常有兴趣，一路上不时提起。有一天晚饭后，他又开始谈这些「沼泽人」，佛洛伊德忽然说：「你对他们这么关注，是因为你潜意识里有杀死我的欲望。」说完随即昏倒（这只是你们亚利安人的事，可与我们犹太人无关，佛洛伊德在昏倒前，或许是这么想的）。
两个人的美洲之行都很成功。佛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美国当代心理学元老 ，包括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都赶来参与。他用德语讲的五场演说，随即被翻译为英文，刊载于美国心理学杂志，流传至今。荣格也由此行而获福旦大学（FordhamUniversity）邀请，次年再回美国作为时六周的讲学。但是两人的裂痕，在他们回欧洲的路上，却已逐渐浮现。他们在船上不停地互相分析彼此的梦境。根据荣格后来的回忆，有一次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佛洛伊德却忽然停顿了下来，隔了一会儿才说，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需要维护我的权威。就像许多怨偶，他们的争执从此时隐时现，又拖了三年多的时间，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似有意似无意的误会，终于在一九一二年底引发了佛洛伊德的第二次当众昏倒。这之后不久，战火就急速表面化了。几番言词犀利的书信往返及无数次的反复思量之后，佛洛伊德终于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宣布与荣格「绝交」。
佛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也与考古学以及父子关系有关。当时两人及其它精神分析运动核心成员齐集在慕尼黑开会讨论学会期刊编辑事宜，气氛颇为紧张。午宴后有人把话题扯到古埃及的法老王阿曼诺费斯四世（Amenophis IV），主张他之所以改变传统，首创一神信仰，源自他对其父亲的复杂情结（father complex）。荣格强烈抗议，认为阿曼诺费斯四世的原创力与他的父亲无关，他的一神信仰不是反抗父亲的结果，阿曼诺费斯四世其实是很尊重他的父亲的，可是为了「真理」，不得不销毁父祖辈所崇拜的神祇塑像。荣格又说，所有其它的法老，固然没有破坏其父亲所崇拜的神像，但是「天无二日」，他们也就毫无例外地都以自己的名字及雕像取代其父辈留下的任何痕迹。荣格这一番话刚说完，佛洛伊德就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不省人事。荣格急忙将他抱起，放在躺椅上。过了好一阵子，佛洛伊德才回过神来，说「如果死亡这样甜蜜的话，那也蛮不错」。
荣格其实才是个很会昏倒的人。他在十二岁时因细故被一个同学揍了一顿之后就常常昏倒，被怀疑有癫痫症。有趣的是，在这「父子反目」的过程中，昏倒的却不是他。或许他那时候，忙于反抗，并不清楚自己一旦被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弃绝之后，面对的会是如何绝望的深渊。
祸水的名字就是女人吗？
如前所述，一九○四年萨宾娜住进伯格霍兹里医院，成为荣格第一个尝试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实验品。其时刚满十八岁的萨宾娜是个来自俄国黑海岸边的犹太女孩，娇小美艳、聪慧敏感。在荣格的关注下，她多年不愈的歇斯底里症很快就好起来了，但是她同时也就爱上了他。那时新婚不久的荣格还是一个拘谨守礼、爱惜颜面的人。虽然被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迷人女孩深深吸引，荣格对她的痴情无从回应。但是在他的鼓励下，她来年就进入苏黎世大学医学院习医。
几年后，萨宾娜再度成为荣格的病人，也很快地就又爱上了他。她幻想他们会有一个结合犹太人与亚利安人的小孩，长大之后会成为救世英雄。荣格在接受与逃避之间来回摆荡，时而狂喜、时而愧疚，自承没有医德。但是「他的潜意识就握在她手里」，他们的关系，也就继续如万花筒似地离离合合，流转不息。她写信向佛洛伊德投诉，他则抵死不认，坚持她处心积虑，硬是要引诱他，这一切都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弗罗伊德在一旁静观好戏，也乐得有这个把柄在手，必要时可以用来要挟荣格。直到一九一三年他已与荣格「绝交」，而萨宾娜也已结婚即将生育之时，佛洛伊德才松口对她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犹太人，他们永远也不会了解我们、尊重我们」。
荣格在这两次「治疗」之间作风的转变，固然可以有许多解读，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应该是来自他另外一位同事兼病人的影响。小荣格两岁的奥图．格罗斯（Otto Gross; 1877- 1920）是除了荣格以外，唯一被佛洛伊德认为是天才的精神分析师。格罗斯热情洋溢、聪慧过人、人见人爱。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积年沉迷于吗啡与古柯碱不能自拔的人。他成天成夜流连于咖啡厅与酒廊，在那些地方结识、「治疗」许多「前卫」文人、艺术家，也在那里勾引一个又一个名女人，其中包括后来嫁给名作家D．H．劳伦斯（D. H. Laurence; 1885-1930），也就是《查泰莱夫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书女主角原型的芭伦妮丝．弗莉达．冯．李奇特芬（Baroness Frieda von Richthofen; 1879-1956）。讽刺的是，奥图的父亲，汉斯．格罗斯（Hans Gross; 1847-1915），正是现代「犯罪学」之父，享誉国际。眼看着他的独子即将掉落于万丈深渊，汉斯同时写信向布雷勒及佛洛伊德求援，两人不约而同地推荐荣格。耐不住他们的央求，荣格勉强同意让格罗斯入院，成为他的主治医师。此后半年，荣格只得日日与这个他素所厌恶的人为伍。他分析格罗斯，急于向两个老师表现他的治疗能力。没想到事隔不久，他就反而变成被格罗斯分析的人。他们同样佩服尼采与佛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学将会改变世界。但是他也从格罗斯身上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格罗斯的性观念让他震惊，也让他着迷。格罗斯认为，不论从演化论还是精神分析学的眼光来看，人的天性本来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性自由的。不论男女，都需要不同的性伴侣，礼教带来的压抑不合人性，是疾病之源。
两个天才在一起相处半年，谁影响谁，谁赢谁输，又有谁能说得定？但是这一次荣格的确是一败涂地。他的惨败，不单是因为格罗斯于半年后翻墙「越狱」出逃，一点都不给他面子。更为严重的是，格罗斯人是走了，却留下人性里有「多重配偶」（polygamous）倾向的这个观念，继续在荣格心中萌芽、滋长。当然，如果荣格的「潜意识」里原本没有这样的欲望，他应该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洗脑」的。当然到头来格罗斯才是最大的输家；他从此穷困潦倒，几年后便如流星般消逝于天际。但是如果没有格罗斯（加上萨宾娜）的出现，荣格的人生，大概会是很不一样的。
虽然自大学以来我就一直对荣格（Carl G.Jung; 1875-1961）以及他与佛洛伊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十分好奇，但在读这本书之前，所知其实非常有限。以前印象中的荣格，总是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不免有雾里看花的感觉。透过这本书，我才开始对荣格这个人本身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也比较能够体会，在神秘面纱下的荣格（以及佛洛伊德或其它的「伟人」），都不免时时身陷于七情六欲，不得不持续地挣扎、追寻、探索。他们原来也是活生生的人，言行常有瑕疵、思想难免矛盾。他们不是天纵英明，不应该是完美的偶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洞见，才会与我们有切身的关联，才更弥足珍贵。
世纪大会面
大多数人谈及荣格的生涯与事业时，总难免会把他在一九○七年与佛洛伊德的初次会面当作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年已满五十岁的佛洛伊德，其学说才终于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引来日渐增多的攻击。荣格虽然三十出头，因追随那个时代精神医学泰斗尤金．布雷勒（Eugen Bleuler; 1857-1939）多年，已是瑞士苏黎世大学伯格霍兹里（Burgholzli）精神专科医院的第二把手。他的确才华横溢，其时已因「字词联想」（word association）的研究而享誉欧美。
这个研究的目的，原初是为了要帮布雷勒收集「正常人」的资料，用以对照、了解精神科病人的思考过程。他意外地发现，「正常人」并不清楚自己因何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同时，「皮肤电流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以及用精确的秒表测量出来的「反应时间」，则显示联想的快慢与字词所引发的情绪极有关联。他由此而认定，心灵包含了比意识还多的领域，人的行为常被意识之外的力量所左右。
这种力量由何而来？布雷勒建议他阅读佛洛伊德的著作。布雷勒其时在精神病理学方面的成就已与埃弥尔．克雷培林（Emil Kraepelin; 1856-1926）齐名。他首创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词后来甚至取代了后者的「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延用至今。有趣的是，他比佛洛伊德（以及克雷培林）只小一岁，早年（1884）也游学巴黎，同样受教于神经医学大师沙考，亲眼见证催眠术对精神科病人的效力。其后他虽然一直留在精神专科疗养院系统里，却持续对催眠现象及暗示作用保持高度的兴趣。佛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论歇斯底里》，就得到他很高的评价。一九○○年出炉的《梦的解析》，更让他相信，佛洛伊德这位从未进入正统精神医学殿堂的神经科学家兼心理治疗师，的确极有创意，能言人之所未言。他开始在苏黎世大学组织佛洛伊德学说研讨会，并与佛氏正式接触。佛洛伊德兴奋莫名，随即建议他可以用通信的方式为布雷勒做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的意图，是要经过苏黎世大学传播他的新见解。布雷勒则希望由亲身的体验，来检视佛洛伊德理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此后五年，两人书信不断。布雷勒把个人的身世与家庭数据，以及他的许多梦境，毫无保留地寄给佛洛伊德。但是他对佛洛伊德的分析却常不能理解，也常抱怨佛氏苛求他人全盘接受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当佛洛伊德搬出他新发展的阻抗（resistance）理论来解释布雷勒的不理解时，他就更歉难同意了。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与医学家，他非常情愿、但也只愿接受理论里可以验证或可以运用的部分。一九一二年他们终于分道扬镳，当然有许多其它的因素，但是两人立场如此不同，其结局应该是早就注定了吧！
正是在这苏黎世与维也纳「眉目传情」的十年里，荣格从早期对佛洛伊德理论抱持怀疑与批评的态度，蜕变成为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坚与健将。一九○○年当布雷勒把《梦的解析》一书介绍给他时，他还抱怨此书深涩难解。一九○四年他在姑且一试的情况下，将佛洛伊德的「谈话治疗」应用于一个十分难缠的病人（也就是萨宾娜．史碧尔埃；详后）身上，居然有效。但是一直到两三年后，他对佛洛伊德的态度还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在他一九○六年出版的《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 ）的序言里，他在表达对佛氏理论的推崇的同时，还是不忘坚持理论不能当教条，特别标明他对「幼儿性欲」之类概念的不赞同。
继布雷勒之后，荣格也在一九○六年开始与佛洛伊德通信。翌年他奉乃师之命，去维也纳「探底」。未料两人一见投缘，从下午一点一路谈到次日清晨两点，十三个小时里废寝忘食，几无间断。多年后，荣格追忆这个「世纪大会面」时说：「佛洛伊德是在我生命里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他与众不同、充满智慧、颇富机灵。但是他也让我迷惑、捉摸不定。」荣格表达了他对佛氏性欲理论的疑虑，但是他「辩不过他」。荣格也坦承他从小对灵魂与通灵现象的兴趣，佛洛伊德的临别赠言却是「请千万不要放弃性欲理论，不要把青春抛掷在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上」。荣格与佛洛伊德的恩怨情仇，于焉开展。在其后五年里，两人交换了七百多封热情洋溢、挖心掏肺、也时或不免勾心斗角的书信。
谁先昏倒
佛洛伊德当时正在寻找一个儿子。同时，不管是否自知，荣格也一直在寻觅父亲。两人由是一拍即合，其后关系有时「如胶似漆」。对佛洛伊德而言，荣格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精力充沛、聪颖过人，年纪轻轻就已享誉国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犹太人，他的加入，可以帮助精神分析术建立其普世性，使之不再被人认为「只是」犹太人的心理学。荣格的父亲是个不怎么成功的乡村牧师，他的母亲则是在巴塞尔（Basel）城里长大的名门闺秀，从小娇生惯养，不习惯乡间生活。荣格的童年想必是非常地孤独寂寞。他是独子，上面的三个哥哥都活不过婴儿期。他的母亲常因不知名的疾病住院，一住就是几个月，把他丢在娘家，
由单身的姨妈照顾。在家的时候，他的妈妈也还是非常冷漠疏远，经常足不出户，一个人待在卧房里。虽然他的外祖父是位知名的牧师，他的母亲与其它家人却多有通灵的能力，常聚集讨论神鬼附身等超自然现象。荣格对他们这种与亡魂沟通的秉赋又爱又怕，终其一生，一直在信与疑之间挣扎。
荣格童年时主要的安定力量来自父亲，但是到了青春期，当他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与宇宙的奥秘之时，身为牧师的父亲却不能给他满意的答案。「他叫我不要想，相信就好。」失望之余，他拒绝继续上教堂。二十岁的时候，父亲病危，他却沉浸于观察、记录附身于表姐妹们的「亡魂」的言行（后来成为他医学博士论文的资料来源），对父亲不闻不问。
在佛洛伊德身上，荣格似乎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在他写给佛洛伊德的书信里，荣格千方百计讨好他，有时肉麻得让人脸红。他坦承自己对佛洛伊德有同性恋的爱慕倾向。他有时发挥佛氏的理论过了头，有时也忍不住重提他对灵魂与玄学的兴趣，但是一经指正，马上就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似乎对佛洛伊德知无不言，其实在许多方面，当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或想法会遭受佛洛伊德的批评时，就不免刻意隐瞒，甚或坚决否认。
我们现在回溯这一段陈年往事，或许会直觉地以为荣格这样的曲意奉承，是为了权位，其实并不尽然。荣格虽然年轻，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相当稳固。如果只是为了升迁，他完全没有必要得到佛洛伊德的支持。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与佛洛伊德的牵扯，毁了他在传统学术界的生涯。他的确是因为佛洛伊德的支持，才顺利成为新成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会长（佛洛伊德原本提议要他做终生会长，后来因为太多人反对才万般不情愿地把「终生」这两个字拿掉），可是佛洛伊德恐怕也别无选择。比起佛洛伊德的维也纳圈子，那时候的苏黎世是更开放、更具国际性的。即使在一九一一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带着维也纳几乎一半的成员出走之前，苏黎世的会众，论质论量，都已比维也纳为优。就客观的情势来讲，其实是佛洛伊德更需要荣格，而不是荣格在利用佛洛伊德。
所以不管之前佛洛伊德几乎清一色的犹太裔追随者多嫉妒，荣格一开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佛洛伊德的当然继承人（heir apparent），他最优秀、寄望最深的儿子。但是就如佛洛伊德闻名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概念所呈现的，成器的儿子往往是父亲最大的威胁，所以也就难怪佛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信里，也不免充满心机，有时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佛洛伊德两次昏倒中，非常具体地、戏剧化地表现出来。
佛洛伊德笫一次当着荣格的面昏倒，是在两人应邀结伴同行去美国麻州的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会集在不来梅（Bremen）等船的时候。其时考古学家在北欧许多沼泽里发现保存完好的史前人遗体，面貌栩栩如生。荣格觉得他们可能是欧洲人的祖先，对他们非常有兴趣，一路上不时提起。有一天晚饭后，他又开始谈这些「沼泽人」，佛洛伊德忽然说：「你对他们这么关注，是因为你潜意识里有杀死我的欲望。」说完随即昏倒（这只是你们亚利安人的事，可与我们犹太人无关，佛洛伊德在昏倒前，或许是这么想的）。
两个人的美洲之行都很成功。佛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美国当代心理学元老 ，包括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都赶来参与。他用德语讲的五场演说，随即被翻译为英文，刊载于美国心理学杂志，流传至今。荣格也由此行而获福旦大学（FordhamUniversity）邀请，次年再回美国作为时六周的讲学。但是两人的裂痕，在他们回欧洲的路上，却已逐渐浮现。他们在船上不停地互相分析彼此的梦境。根据荣格后来的回忆，有一次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佛洛伊德却忽然停顿了下来，隔了一会儿才说，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需要维护我的权威。就像许多怨偶，他们的争执从此时隐时现，又拖了三年多的时间，其间还穿插了许多似有意似无意的误会，终于在一九一二年底引发了佛洛伊德的第二次当众昏倒。这之后不久，战火就急速表面化了。几番言词犀利的书信往返及无数次的反复思量之后，佛洛伊德终于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宣布与荣格「绝交」。
佛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也与考古学以及父子关系有关。当时两人及其它精神分析运动核心成员齐集在慕尼黑开会讨论学会期刊编辑事宜，气氛颇为紧张。午宴后有人把话题扯到古埃及的法老王阿曼诺费斯四世（Amenophis IV），主张他之所以改变传统，首创一神信仰，源自他对其父亲的复杂情结（father complex）。荣格强烈抗议，认为阿曼诺费斯四世的原创力与他的父亲无关，他的一神信仰不是反抗父亲的结果，阿曼诺费斯四世其实是很尊重他的父亲的，可是为了「真理」，不得不销毁父祖辈所崇拜的神祇塑像。荣格又说，所有其它的法老，固然没有破坏其父亲所崇拜的神像，但是「天无二日」，他们也就毫无例外地都以自己的名字及雕像取代其父辈留下的任何痕迹。荣格这一番话刚说完，佛洛伊德就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不省人事。荣格急忙将他抱起，放在躺椅上。过了好一阵子，佛洛伊德才回过神来，说「如果死亡这样甜蜜的话，那也蛮不错」。
荣格其实才是个很会昏倒的人。他在十二岁时因细故被一个同学揍了一顿之后就常常昏倒，被怀疑有癫痫症。有趣的是，在这「父子反目」的过程中，昏倒的却不是他。或许他那时候，忙于反抗，并不清楚自己一旦被心目中理想的父亲弃绝之后，面对的会是如何绝望的深渊。
祸水的名字就是女人吗？
如前所述，一九○四年萨宾娜住进伯格霍兹里医院，成为荣格第一个尝试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实验品。其时刚满十八岁的萨宾娜是个来自俄国黑海岸边的犹太女孩，娇小美艳、聪慧敏感。在荣格的关注下，她多年不愈的歇斯底里症很快就好起来了，但是她同时也就爱上了他。那时新婚不久的荣格还是一个拘谨守礼、爱惜颜面的人。虽然被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迷人女孩深深吸引，荣格对她的痴情无从回应。但是在他的鼓励下，她来年就进入苏黎世大学医学院习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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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弗洛伊德 |
几年后，萨宾娜再度成为荣格的病人，也很快地就又爱上了他。她幻想他们会有一个结合犹太人与亚利安人的小孩，长大之后会成为救世英雄。荣格在接受与逃避之间来回摆荡，时而狂喜、时而愧疚，自承没有医德。但是「他的潜意识就握在她手里」，他们的关系，也就继续如万花筒似地离离合合，流转不息。她写信向佛洛伊德投诉，他则抵死不认，坚持她处心积虑，硬是要引诱他，这一切都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弗罗伊德在一旁静观好戏，也乐得有这个把柄在手，必要时可以用来要挟荣格。直到一九一三年他已与荣格「绝交」，而萨宾娜也已结婚即将生育之时，佛洛伊德才松口对她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犹太人，他们永远也不会了解我们、尊重我们」。
荣格在这两次「治疗」之间作风的转变，固然可以有许多解读，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应该是来自他另外一位同事兼病人的影响。小荣格两岁的奥图．格罗斯（Otto Gross; 1877- 1920）是除了荣格以外，唯一被佛洛伊德认为是天才的精神分析师。格罗斯热情洋溢、聪慧过人、人见人爱。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积年沉迷于吗啡与古柯碱不能自拔的人。他成天成夜流连于咖啡厅与酒廊，在那些地方结识、「治疗」许多「前卫」文人、艺术家，也在那里勾引一个又一个名女人，其中包括后来嫁给名作家D．H．劳伦斯（D. H. Laurence; 1885-1930），也就是《查泰莱夫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 ）一书女主角原型的芭伦妮丝．弗莉达．冯．李奇特芬（Baroness Frieda von Richthofen; 1879-1956）。讽刺的是，奥图的父亲，汉斯．格罗斯（Hans Gross; 1847-1915），正是现代「犯罪学」之父，享誉国际。眼看着他的独子即将掉落于万丈深渊，汉斯同时写信向布雷勒及佛洛伊德求援，两人不约而同地推荐荣格。耐不住他们的央求，荣格勉强同意让格罗斯入院，成为他的主治医师。此后半年，荣格只得日日与这个他素所厌恶的人为伍。他分析格罗斯，急于向两个老师表现他的治疗能力。没想到事隔不久，他就反而变成被格罗斯分析的人。他们同样佩服尼采与佛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学将会改变世界。但是他也从格罗斯身上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格罗斯的性观念让他震惊，也让他着迷。格罗斯认为，不论从演化论还是精神分析学的眼光来看，人的天性本来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性自由的。不论男女，都需要不同的性伴侣，礼教带来的压抑不合人性，是疾病之源。
两个天才在一起相处半年，谁影响谁，谁赢谁输，又有谁能说得定？但是这一次荣格的确是一败涂地。他的惨败，不单是因为格罗斯于半年后翻墙「越狱」出逃，一点都不给他面子。更为严重的是，格罗斯人是走了，却留下人性里有「多重配偶」（polygamous）倾向的这个观念，继续在荣格心中萌芽、滋长。当然，如果荣格的「潜意识」里原本没有这样的欲望，他应该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洗脑」的。当然到头来格罗斯才是最大的输家；他从此穷困潦倒，几年后便如流星般消逝于天际。但是如果没有格罗斯（加上萨宾娜）的出现，荣格的人生，大概会是很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