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亭缘之三十九：圣塘闸亭
自诗：“昭庆寺外钱塘门，舟马碌碌往来尘。城迹湮荒换沧海，空留古闸清浊分。”
古代时，杭州曾为一海湾。后沧海桑田，海湾逐渐淤塞，西湖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湾的潮水还可以涌入西湖造成灾害。五代时，吴越国主钱鏐加筑海塘，消除了潮水之灾，西湖渐渐成为一处平静的内湖。加之后世时常治理修整，风光遂成。然而一湖之水需要使其流通循环，方能确保不成为一潭死水。于是西湖便从南岸引钱塘江水而入，由北则构渠排浊水出京杭运河。北渠名为“新河”，宋时已有。当时河上有一桥，因为在昭庆寺东，故称“九曲昭庆桥”。从桥名来猜想，此桥必然也是一道景致。明代后，桥改称“溜水桥”，并在桥下设闸，配合原有的石函闸和中龙闸以控制西湖水的排放。民国元年沿湖城墙拆除，钱塘门外的水门被改为圣塘闸，以代替旧闸控排功能。圣塘闸屡经升级改造，如今已经十分现代化。1984年，在闸上建一亭，为钢筋混凝土亭身加一四角歇山仿木顶，即为“圣塘闸亭”。
此亭最为引人注目的除亭内圣塘闸之外，还有其面北之外墙上嵌有一碑，刻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治理西湖的文告《钱塘湖石记》全文。文章内容主要讲述了白居易治理西湖以利灌溉、沦井、通漕之用，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官僚与世俗对水利工程的一些偏见，并揭露了各方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阻挠其施政的现实问题。又兼白居易文极一时而为官清正，故深得民众爱戴，此文便也成为他主政一方时能够关爱百姓、为国为民等高尚道德的佐证，故于此铭记至今。
此文在当时为一公告，但管中窥豹，可以发现在唐代中后期，西湖仍然以灌溉农田为主要作用，而且湖水水量随气候变化而涨落频繁，水少时，“湖浅则田出”，水多时，“湖深则田没”；如遇暴涨，则“……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因此当时西湖是一处与杭州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难以捉摸的湖泊，而较难作为一处风景名胜存在。白居易有不少留传下来关于西湖风光的诗作，如《钱塘湖春行》、《杭州春望》、《忆江南》等，但细读之发现其所描述的主要景观多在白沙堤（今白堤）至灵隐群山一带。正因为有白沙堤和孤山等阻挡，所以湖水涨没时，此堤以西一带不受太大影响；而当时城在湖东，西湖之西则全为农田，故白堤可保田地不受水淹之苦。而修缮白沙堤又是白居易在杭诸政中最杰出者之一，故其本人诗作常有提及也十分合乎情理了。而我最爱其一首《忆江南·其二》，开篇二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直接成为杭州如今的城市宣传语。但再接下来两句重点“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所言意象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西湖，即使是和“水”有关，却也是如今到杭州已成强弩之末的钱塘江潮而已。相比于宋代之后文士大量关于西湖的题咏，唐代及唐之前的相关诗文却少得多，可见即使到了唐代，西湖之风光大概也实在一般。而唐末、五代则是杭州以及西湖城市的一个变迁转折点，具体说来，西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一千年江南至美的“人间天堂”，主要还是依靠五代吴越国几位国主的历史功绩。如今我们在西湖周边看到的许多古代遗迹、寺庙等，除灵隐群山一带为东晋始兴之外，大多数都始建于五代，也就是吴越国时期。不例外的，治理西湖最为关键的两处措施一为筑钱塘江海堤控制江水流入西湖、二为开通水渠连通西湖与京杭运河以控制湖水排出（即今圣塘闸、亭之所在），从而使西湖风平浪静、湖水不分旱涝均能充盈不溢，都是当时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大概不会不明白真正能够解决湖水之患的根本办法，但是以中晚唐朝廷暗弱、力不从心的状态，以一州之力大概也只能治标而已；其能量岂能与吴越一国以钱塘为都城时倾力而为相比。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如今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几乎不会论及“五代史”，故即使在杭州，也并非人人都知道“吴越”这个国家曾经的存在，更不提“钱王”何许人也，又岂论吴越对西湖与杭州的决定性贡献。圣塘闸亭至少有三组楹联，几乎将西湖今日水利之功全部归功于苏、白二公，而完全不曾提到真实的历史。苏白二公功不可没，却岂知白乐天只是一修一补，苏东坡也不过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罢了。
如今的人们大概早已经习惯于西湖一池静水波光粼粼的美好景色，不太能够再去想象当年如利剑在悬的岁月时此湖对一城百姓惊心动魄的压力，而只是在前人恩泽之下尽受其惠。这种恩惠的施舍，就连以保护、纪念圣塘闸的圣塘闸亭也不能幸免。如今此亭，虽有一半为封闭保护圣塘闸，但另一半已经出租给了商户，直接在此亭半阙之中开设小店售卖什物赚钱，就连楹联也被其摆设的物品遮住，实在令人唏嘘。就在这个小店铺抬头可见的地方，就是圣塘闸亭南向题匾，上书四个大字，正在真实地讲述着西湖与此闸尚未完成的故事——“源远流长”。
古代时，杭州曾为一海湾。后沧海桑田，海湾逐渐淤塞，西湖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湾的潮水还可以涌入西湖造成灾害。五代时，吴越国主钱鏐加筑海塘，消除了潮水之灾，西湖渐渐成为一处平静的内湖。加之后世时常治理修整，风光遂成。然而一湖之水需要使其流通循环，方能确保不成为一潭死水。于是西湖便从南岸引钱塘江水而入，由北则构渠排浊水出京杭运河。北渠名为“新河”，宋时已有。当时河上有一桥，因为在昭庆寺东，故称“九曲昭庆桥”。从桥名来猜想，此桥必然也是一道景致。明代后，桥改称“溜水桥”，并在桥下设闸，配合原有的石函闸和中龙闸以控制西湖水的排放。民国元年沿湖城墙拆除，钱塘门外的水门被改为圣塘闸，以代替旧闸控排功能。圣塘闸屡经升级改造，如今已经十分现代化。1984年，在闸上建一亭，为钢筋混凝土亭身加一四角歇山仿木顶，即为“圣塘闸亭”。
此亭最为引人注目的除亭内圣塘闸之外，还有其面北之外墙上嵌有一碑，刻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治理西湖的文告《钱塘湖石记》全文。文章内容主要讲述了白居易治理西湖以利灌溉、沦井、通漕之用，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官僚与世俗对水利工程的一些偏见，并揭露了各方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阻挠其施政的现实问题。又兼白居易文极一时而为官清正，故深得民众爱戴，此文便也成为他主政一方时能够关爱百姓、为国为民等高尚道德的佐证，故于此铭记至今。
此文在当时为一公告，但管中窥豹，可以发现在唐代中后期，西湖仍然以灌溉农田为主要作用，而且湖水水量随气候变化而涨落频繁，水少时，“湖浅则田出”，水多时，“湖深则田没”；如遇暴涨，则“……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因此当时西湖是一处与杭州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难以捉摸的湖泊，而较难作为一处风景名胜存在。白居易有不少留传下来关于西湖风光的诗作，如《钱塘湖春行》、《杭州春望》、《忆江南》等，但细读之发现其所描述的主要景观多在白沙堤（今白堤）至灵隐群山一带。正因为有白沙堤和孤山等阻挡，所以湖水涨没时，此堤以西一带不受太大影响；而当时城在湖东，西湖之西则全为农田，故白堤可保田地不受水淹之苦。而修缮白沙堤又是白居易在杭诸政中最杰出者之一，故其本人诗作常有提及也十分合乎情理了。而我最爱其一首《忆江南·其二》，开篇二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直接成为杭州如今的城市宣传语。但再接下来两句重点“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所言意象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西湖，即使是和“水”有关，却也是如今到杭州已成强弩之末的钱塘江潮而已。相比于宋代之后文士大量关于西湖的题咏，唐代及唐之前的相关诗文却少得多，可见即使到了唐代，西湖之风光大概也实在一般。而唐末、五代则是杭州以及西湖城市的一个变迁转折点，具体说来，西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一千年江南至美的“人间天堂”，主要还是依靠五代吴越国几位国主的历史功绩。如今我们在西湖周边看到的许多古代遗迹、寺庙等，除灵隐群山一带为东晋始兴之外，大多数都始建于五代，也就是吴越国时期。不例外的，治理西湖最为关键的两处措施一为筑钱塘江海堤控制江水流入西湖、二为开通水渠连通西湖与京杭运河以控制湖水排出（即今圣塘闸、亭之所在），从而使西湖风平浪静、湖水不分旱涝均能充盈不溢，都是当时所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大概不会不明白真正能够解决湖水之患的根本办法，但是以中晚唐朝廷暗弱、力不从心的状态，以一州之力大概也只能治标而已；其能量岂能与吴越一国以钱塘为都城时倾力而为相比。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如今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几乎不会论及“五代史”，故即使在杭州，也并非人人都知道“吴越”这个国家曾经的存在，更不提“钱王”何许人也，又岂论吴越对西湖与杭州的决定性贡献。圣塘闸亭至少有三组楹联，几乎将西湖今日水利之功全部归功于苏、白二公，而完全不曾提到真实的历史。苏白二公功不可没，却岂知白乐天只是一修一补，苏东坡也不过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罢了。
如今的人们大概早已经习惯于西湖一池静水波光粼粼的美好景色，不太能够再去想象当年如利剑在悬的岁月时此湖对一城百姓惊心动魄的压力，而只是在前人恩泽之下尽受其惠。这种恩惠的施舍，就连以保护、纪念圣塘闸的圣塘闸亭也不能幸免。如今此亭，虽有一半为封闭保护圣塘闸，但另一半已经出租给了商户，直接在此亭半阙之中开设小店售卖什物赚钱，就连楹联也被其摆设的物品遮住，实在令人唏嘘。就在这个小店铺抬头可见的地方，就是圣塘闸亭南向题匾，上书四个大字，正在真实地讲述着西湖与此闸尚未完成的故事——“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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