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与人生传记
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我以为包括三个层次：社区研究，思考的是中国基层社区的现代化道路。社会理论，包括乡土中国、中国绅士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晚年的文化自觉。
我认为，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是在不断滋养、绵延的。他的学术生命是长青的。
在《江村经济》中，他触及到土地制度。土地问题是根本。家庭手工业被破坏。而缫丝业的乡村试验，证明是有效的。它具备了农村合作社的形式，但是因为受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销路受到影响。这部民族志揭示了农村的经济衰败问题。探索乡村工业化的道路。在两个月的调查中，费孝通的写作就不仅仅是功能主义的表征文化的任务了，而是探索中国农村在当时的外来冲击下怎么办的问题。现实主义的关怀，找出路、救中国的心情跃然纸上。
他从英国回到云南后，很快就投入到云南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组织了魁阁。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合作，投入到农村调查中。费孝通把其中的三个民族志编辑到一起，以《云南三村》的英文出版。费孝通调查禄村的想法是，一个闭塞的内地乡村，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的条件与契机，它的问题又是什么？费孝通发现，闲暇和生产是如此对立，以致于那些闲暇活动的富有阶级无所事事，不参与农业生产，厌恶劳动，而且以少消费或不消费来换取闲暇的适宜。而且当地人，在婚俗、节庆方面是不吝花费的，平时省吃俭用的都浪费掉了，更别说还要借贷。费孝通生活的云南，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收入之窘迫，甚至还不如卖力气的农民。在禄村的观察与调查，费孝通对绅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绅士不仅不从事民生的活动，发起改良的活动，而且还为了维持有闲生活更加奢靡。对绅士的批判，费孝通在《中国绅士》有了集中的讨论。
在理论思考当中，费孝通写下了《乡土中国》和《中国绅士》。与其说是著作，毋宁是小册子，在小册子里，将中国的社会结构说得如此透彻，实在是难得。《乡土中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中，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概括。他说的是人与土地的这份情感融合在乡土社会当中。也就是说，人可以离开土地，人可以流动，但是人对土地的那份眷恋是带不走的，叶落归根，死了还是要回到故土和家园。后来很多人对《乡土中国》提出批判，例如王铭铭认为它只看到居，而没有看到游。所谓的游，就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升官发财，再衣锦还乡。我认为，理解乡土中国，在于把握费老指出的那种乡土社会实质上是共同体的含义。费孝通说人离开土地，少部分升官发财，大部分是做了土匪，或是造反，成为中国的动荡因素。我认为费老说的这句话是深刻的。后人的反思和批评——告别乡土中国，走向城市，城市还不够，走向文明，才是民族志的实质内涵所在。这当然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以为《乡土中国》还是一代人的追寻，想要救中国的这一代人，都有着相通的情感和诉求。那就是他们看到，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根本之根本。无论是家族，还是村落，都是依托这个基础来生存的。费孝通的意义在于他主张依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租佃关系是如此恶劣，可是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必然，重要的是理性的对待，走现代化道路是必由之路。那就是乡村工业化是有效途径。费老认为，不要搞得那么死，要从民生的角度灵活找路子，副业就是农村的补充经济。他提出，男耕女织，就是这个道理。可以看到，在经济上，费老采纳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容纳工业化的农村混合经济。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也是贴合实际的有改良意味的经济思想。
这一思想在建国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1957年，费孝通打为右派，江村的经济思想就是原因之一。
其次再来看《中国绅士》。我以为《中国绅士》是一部精彩至极的小册子。这部小册子，酣畅淋漓，阅读后心潮澎湃。使我猜想当年费老口述这部小册子的时候，心情一定也是不平静的。他在批判性分析中国社会的症结，这次，他以城乡关系为视角，来剖析中国乡村为什么没有活路？他发现，乡村之所以没有活路，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而是畸形的城乡关系带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部小册子告诉我们，由于城市只是消费，而且城市的有闲阶级消费的是外国货，他们又不生产，依赖农村的原材料，来换取消费。为了满足消费，他们依靠高利贷、提高租佃来压榨乡村，租佃关系恶劣。这样农民就被活活逼死。不逼死，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城市找活路。费孝通尤其批判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不仅崇洋媚外，“反动”消费恶劣，而且滋生了一批反动阶级——买办。买办没有责任感，买办的下一代也不是好东西。现代教育和乡村脱节，农村花费了那么多资源培养现代教育的学生，但是他们毕业后就不回来了，而且他们的知识也无法贡献乡村，回到家乡，也是无所事事，无法找到归属感。在这么短的篇幅里，费老把一个宏大的中国的城乡社会状况用他简化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我总觉得，在技法上，他采取的是社会问题根本视角来切入的。这里所说的社会问题根本视角，意思是说，为了认识中国，他们不得不采用一个“唯一法”来定义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们的主张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的认知，而是为了实践和行动做准备的。这是需要注意的。正如毛泽东的兴国调查，湖南农村调查，一系列的调查是为了他的理论做准备的，那就是“一切问题都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就是毛泽东式的“唯一法”。而对待农村阶级范畴之外的存在，毛泽东把他们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衍生，将其改造为新文艺，目的是阶级动员。这便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费孝通也不例外，他在乡村工业化的纲领之上，探讨乡村风俗改良的可能。例如，可不可以废弃陋俗，回到理性经济的轨道上来。对于闲暇生活，他没有去挖掘闲暇生活的艺术价值本体，去探索闲暇生活创造的另外一种时间美感。他没有条件啊。一个肚子都吃不饱的人，你叫他怎么去享受闲暇，去琴棋书画、附庸风雅！
这部小册子是对绅士阶级的告别，丧钟响起，平民的时代就要到来。当我读到王铭铭的那篇“从江村到禄村”的文章，说费孝通是绅士，再也无法忍受。费孝通是绅士阶级的一员，但是他写作《中国绅士》是发现绅士阶级已经是没落阶级无法挽回了。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参与劳动，参与到现代化事业上来。没有其他办法。他对待绅士的不忍态度就是他心肠软的表现，他不能够用革命的暴力逻辑来对待那些应该结束政治舞台的人。他说也要给绅士活路，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这个观点也构成了1957年他被打为右派的“罪证”之一。费孝通虽然说要让绅士参加劳动，自动放弃他们已有的一切特权。但是说句实话，1957年对他的批判也有道理。这充分说明了费孝通的政治幻想。我以为，费孝通这一生，凡是和政治打交道的，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玩弄权术的政治宣传家，他只是一个理想政治的幻想家。他的政治思想了充满了太多的调和色彩，理想色彩，例如，他希望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为了社会的目的而服务。这同样是不可能的。资本家只会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不会为了一个好社会而假装做慈善家的。就是这些幻想气质，他对国家充满了幻想，他吃尽了苦头。费孝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冲。一方面上纲上线太过激，因为对待一个幻想大于实际的书生，这么严重的政治罪名，是革命的恐怖主义的风气泛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在世界观上结结实实地对费孝通进行了肉体的改造——“我学会了种地，我学会了种棉花，我是一个很好的伙夫”。这是费孝通在后来的回忆中自述的。也就是说，费孝通虽然主张绅士劳动，他自己却是直到五七干校下放时期，才学会了劳动。改造一个绅士阶级该是多么难。中国共产党的“从灵魂深处的革命”，用的办法就是肉体的改造。
费孝通变了。
他最大的变化是即使是出面恢复社会学，在是否恢复人类学的决定上，他是犹豫的，逃避的。这一退缩可以视为政治运动在他身上留下的创伤其实并没有褪去。与费孝通的犹豫相对比的，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倒是勇往直前、四处奔走，为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专业奔走相告，终于得到北京的批准。1986年梁钊韬培养出第一个中国人类学博士：格勒。1980年，当费孝通在丹佛接受马林诺夫斯基奖项时，他发表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我以为，这就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干校劳动在他身上打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深刻回应。我常常想，为什么费老会发生戏剧化的转折，相较于年轻时候的批判性、倾诉的热忱性，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蜕变”。所以，这一宣言，可以看作是费孝通的学术生命的又一个篇章的开启。然而我对费孝通走的小城镇道路非常隔膜，总感觉它虽然经世致用，但是缺乏了学者的独立批判。虽然现代化的梦想搁置了近二十年，再次恢复了生机，但是这个时候的费孝通，恰恰是因为取得了和政府非常好的合作（貌似他的社会学理论和政策一拍即合），失去了某种意义的批判性。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回味的是，费孝通晚年的文化自觉绽放出人文的光彩，也就是说，费老在晚年的时候，变得那么温和，那么沉思，这位老人将他早年的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进行了反思，救中国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心情沉淀下来后，他发现了文化的价值和艺术的魅力。这个时候，他早年交往的任何片段，都会构成美好的雪片，滋润着作者的心灵，也深深地滋润着读者的心。潘光旦的“中和位育”，告诉他人的珍贵。史禄国的ethos mental complex，也深深地打动着他的心。费孝通吸纳了梁漱溟的中西文化比较，吸纳了钱穆的国学思想，吸纳了孔子的仁学，费孝通想要把他年轻时候丢弃的人文的吉光片羽，一一再捡回来。他回到了童年，又像是回到了上古世界。恰切地说，他回到了现实与理想整合的桃花源，这便是文化自觉的草创。
我很晚才读到文化自觉的写作，但是读后，心灵受到的触动却是不一般的。如果说写作《中国绅士》的费孝通因为他的尖锐批判和才华横溢，感染了周围的冷漠，唤起了读者的激情的话，那么文化自觉的思考，则像是一束风铃一般，掠过人的心扉，还回味无穷。就像是一阵风铃，费老走了，这些文化自觉的思考几乎来不及化为社会科学的事业，费老就走了。他给我们提出的文化自觉的使命，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在他走后的第一个十年没有好好的实践，而且刚好相反，在学术繁荣的背后是青黄不接的年代。
我想我在这课上，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认为，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是在不断滋养、绵延的。他的学术生命是长青的。
在《江村经济》中，他触及到土地制度。土地问题是根本。家庭手工业被破坏。而缫丝业的乡村试验，证明是有效的。它具备了农村合作社的形式，但是因为受到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销路受到影响。这部民族志揭示了农村的经济衰败问题。探索乡村工业化的道路。在两个月的调查中，费孝通的写作就不仅仅是功能主义的表征文化的任务了，而是探索中国农村在当时的外来冲击下怎么办的问题。现实主义的关怀，找出路、救中国的心情跃然纸上。
他从英国回到云南后，很快就投入到云南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组织了魁阁。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合作，投入到农村调查中。费孝通把其中的三个民族志编辑到一起，以《云南三村》的英文出版。费孝通调查禄村的想法是，一个闭塞的内地乡村，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化的条件与契机，它的问题又是什么？费孝通发现，闲暇和生产是如此对立，以致于那些闲暇活动的富有阶级无所事事，不参与农业生产，厌恶劳动，而且以少消费或不消费来换取闲暇的适宜。而且当地人，在婚俗、节庆方面是不吝花费的，平时省吃俭用的都浪费掉了，更别说还要借贷。费孝通生活的云南，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收入之窘迫，甚至还不如卖力气的农民。在禄村的观察与调查，费孝通对绅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绅士不仅不从事民生的活动，发起改良的活动，而且还为了维持有闲生活更加奢靡。对绅士的批判，费孝通在《中国绅士》有了集中的讨论。
在理论思考当中，费孝通写下了《乡土中国》和《中国绅士》。与其说是著作，毋宁是小册子，在小册子里，将中国的社会结构说得如此透彻，实在是难得。《乡土中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中，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概括。他说的是人与土地的这份情感融合在乡土社会当中。也就是说，人可以离开土地，人可以流动，但是人对土地的那份眷恋是带不走的，叶落归根，死了还是要回到故土和家园。后来很多人对《乡土中国》提出批判，例如王铭铭认为它只看到居，而没有看到游。所谓的游，就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升官发财，再衣锦还乡。我认为，理解乡土中国，在于把握费老指出的那种乡土社会实质上是共同体的含义。费孝通说人离开土地，少部分升官发财，大部分是做了土匪，或是造反，成为中国的动荡因素。我认为费老说的这句话是深刻的。后人的反思和批评——告别乡土中国，走向城市，城市还不够，走向文明，才是民族志的实质内涵所在。这当然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以为《乡土中国》还是一代人的追寻，想要救中国的这一代人，都有着相通的情感和诉求。那就是他们看到，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根本之根本。无论是家族，还是村落，都是依托这个基础来生存的。费孝通的意义在于他主张依靠土地是富不起来的，租佃关系是如此恶劣，可是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必然，重要的是理性的对待，走现代化道路是必由之路。那就是乡村工业化是有效途径。费老认为，不要搞得那么死，要从民生的角度灵活找路子，副业就是农村的补充经济。他提出，男耕女织，就是这个道理。可以看到，在经济上，费老采纳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容纳工业化的农村混合经济。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也是贴合实际的有改良意味的经济思想。
这一思想在建国后遭到了毁灭性的批判，1957年，费孝通打为右派，江村的经济思想就是原因之一。
其次再来看《中国绅士》。我以为《中国绅士》是一部精彩至极的小册子。这部小册子，酣畅淋漓，阅读后心潮澎湃。使我猜想当年费老口述这部小册子的时候，心情一定也是不平静的。他在批判性分析中国社会的症结，这次，他以城乡关系为视角，来剖析中国乡村为什么没有活路？他发现，乡村之所以没有活路，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而是畸形的城乡关系带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部小册子告诉我们，由于城市只是消费，而且城市的有闲阶级消费的是外国货，他们又不生产，依赖农村的原材料，来换取消费。为了满足消费，他们依靠高利贷、提高租佃来压榨乡村，租佃关系恶劣。这样农民就被活活逼死。不逼死，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城市找活路。费孝通尤其批判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不仅崇洋媚外，“反动”消费恶劣，而且滋生了一批反动阶级——买办。买办没有责任感，买办的下一代也不是好东西。现代教育和乡村脱节，农村花费了那么多资源培养现代教育的学生，但是他们毕业后就不回来了，而且他们的知识也无法贡献乡村，回到家乡，也是无所事事，无法找到归属感。在这么短的篇幅里，费老把一个宏大的中国的城乡社会状况用他简化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我总觉得，在技法上，他采取的是社会问题根本视角来切入的。这里所说的社会问题根本视角，意思是说，为了认识中国，他们不得不采用一个“唯一法”来定义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们的主张已经超出了学术范畴的认知，而是为了实践和行动做准备的。这是需要注意的。正如毛泽东的兴国调查，湖南农村调查，一系列的调查是为了他的理论做准备的，那就是“一切问题都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就是毛泽东式的“唯一法”。而对待农村阶级范畴之外的存在，毛泽东把他们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衍生，将其改造为新文艺，目的是阶级动员。这便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费孝通也不例外，他在乡村工业化的纲领之上，探讨乡村风俗改良的可能。例如，可不可以废弃陋俗，回到理性经济的轨道上来。对于闲暇生活，他没有去挖掘闲暇生活的艺术价值本体，去探索闲暇生活创造的另外一种时间美感。他没有条件啊。一个肚子都吃不饱的人，你叫他怎么去享受闲暇，去琴棋书画、附庸风雅！
这部小册子是对绅士阶级的告别，丧钟响起，平民的时代就要到来。当我读到王铭铭的那篇“从江村到禄村”的文章，说费孝通是绅士，再也无法忍受。费孝通是绅士阶级的一员，但是他写作《中国绅士》是发现绅士阶级已经是没落阶级无法挽回了。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参与劳动，参与到现代化事业上来。没有其他办法。他对待绅士的不忍态度就是他心肠软的表现，他不能够用革命的暴力逻辑来对待那些应该结束政治舞台的人。他说也要给绅士活路，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这个观点也构成了1957年他被打为右派的“罪证”之一。费孝通虽然说要让绅士参加劳动，自动放弃他们已有的一切特权。但是说句实话，1957年对他的批判也有道理。这充分说明了费孝通的政治幻想。我以为，费孝通这一生，凡是和政治打交道的，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玩弄权术的政治宣传家，他只是一个理想政治的幻想家。他的政治思想了充满了太多的调和色彩，理想色彩，例如，他希望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为了社会的目的而服务。这同样是不可能的。资本家只会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不会为了一个好社会而假装做慈善家的。就是这些幻想气质，他对国家充满了幻想，他吃尽了苦头。费孝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冲。一方面上纲上线太过激，因为对待一个幻想大于实际的书生，这么严重的政治罪名，是革命的恐怖主义的风气泛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在世界观上结结实实地对费孝通进行了肉体的改造——“我学会了种地，我学会了种棉花，我是一个很好的伙夫”。这是费孝通在后来的回忆中自述的。也就是说，费孝通虽然主张绅士劳动，他自己却是直到五七干校下放时期，才学会了劳动。改造一个绅士阶级该是多么难。中国共产党的“从灵魂深处的革命”，用的办法就是肉体的改造。
费孝通变了。
他最大的变化是即使是出面恢复社会学，在是否恢复人类学的决定上，他是犹豫的，逃避的。这一退缩可以视为政治运动在他身上留下的创伤其实并没有褪去。与费孝通的犹豫相对比的，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倒是勇往直前、四处奔走，为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专业奔走相告，终于得到北京的批准。1986年梁钊韬培养出第一个中国人类学博士：格勒。1980年，当费孝通在丹佛接受马林诺夫斯基奖项时，他发表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我以为，这就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干校劳动在他身上打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深刻回应。我常常想，为什么费老会发生戏剧化的转折，相较于年轻时候的批判性、倾诉的热忱性，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蜕变”。所以，这一宣言，可以看作是费孝通的学术生命的又一个篇章的开启。然而我对费孝通走的小城镇道路非常隔膜，总感觉它虽然经世致用，但是缺乏了学者的独立批判。虽然现代化的梦想搁置了近二十年，再次恢复了生机，但是这个时候的费孝通，恰恰是因为取得了和政府非常好的合作（貌似他的社会学理论和政策一拍即合），失去了某种意义的批判性。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回味的是，费孝通晚年的文化自觉绽放出人文的光彩，也就是说，费老在晚年的时候，变得那么温和，那么沉思，这位老人将他早年的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进行了反思，救中国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心情沉淀下来后，他发现了文化的价值和艺术的魅力。这个时候，他早年交往的任何片段，都会构成美好的雪片，滋润着作者的心灵，也深深地滋润着读者的心。潘光旦的“中和位育”，告诉他人的珍贵。史禄国的ethos mental complex，也深深地打动着他的心。费孝通吸纳了梁漱溟的中西文化比较，吸纳了钱穆的国学思想，吸纳了孔子的仁学，费孝通想要把他年轻时候丢弃的人文的吉光片羽，一一再捡回来。他回到了童年，又像是回到了上古世界。恰切地说，他回到了现实与理想整合的桃花源，这便是文化自觉的草创。
我很晚才读到文化自觉的写作，但是读后，心灵受到的触动却是不一般的。如果说写作《中国绅士》的费孝通因为他的尖锐批判和才华横溢，感染了周围的冷漠，唤起了读者的激情的话，那么文化自觉的思考，则像是一束风铃一般，掠过人的心扉，还回味无穷。就像是一阵风铃，费老走了，这些文化自觉的思考几乎来不及化为社会科学的事业，费老就走了。他给我们提出的文化自觉的使命，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在他走后的第一个十年没有好好的实践，而且刚好相反，在学术繁荣的背后是青黄不接的年代。
我想我在这课上，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