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癖这种不治之症

作者／Nicholas A. Basbanes
翻译／陈焱
弗洛伊德研究心灵的种种神秘性，界定其本质与范围，而在他之前的几百年，已经有不少人为书痴狂，但是给这种怪病定名则要到一八○九年。当其时，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牧师（Thomas Frognall Dibdin，1776—1847 ）出版了一本笔调轻松的“书目传奇”，书名叫《藏书癖，又名藏书狂；含该不治之症之历史、病征及药方之说明》（The Bibliomania; or, Book-Madness;containing some account of the History, Symptoms, and Cure of This Fatal Disease）。迪布丁本人专门替第二代斯宾塞伯爵乔治·约翰搜书，兼任编写书目的主笔。法国著名藏书家伦瓦尔（A. A. Renouard）称，乔治·约翰的“私人藏书，精好无伦，独步欧洲”。不过后人最记得迪布丁是因为他根据耳闻，以夸张诙谐之笔逐年记录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个藏书的英雄时代。
迪布丁在《藏书癖》中写道：“藏书癖多肆虐于宫殿城堡、府第华宅。若罹是疾，则多离轩敞精洁之类远矣。而其发病与流毒，诱因又不可胜数也。此疾可四季作祟，祸害古今，并及后人，此为尤可惊怖者。”
迪布丁这篇文章之所以别具魅力，还因为他引述了一位真正的医学权威的说法，为这种病症命名。在他的书面世前的几个月，曼彻斯特市德高望重的医生约翰·费里亚（John Ferriar）发表了一首同题的诗歌，语带嘲讽，并“邮寄”给他的好友理查德·希伯（Richard Heber）。希伯藏书逾二十万册，分别藏于四个国家八所房子。费里亚医生是曼彻斯特文学哲学协会的会员，平时很积极，对医学和文学等很多学科都有精湛研究，撰写了不少文章。据说他最后发表的“《论幻象理论》对精神幻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对藏书癖的诊断令人发噱：此君不幸，爱书成疾欲望如狂，折磨不止。在后来的诗句中，费里亚医生描述了那些痛苦的藏书癖患者对与文字内容无关的书目如痴如狂：“没赚头！”书癖患者大声喊道，目光憔悴，匆匆翻过，拒绝买下，满脸鄙夷……每场拍卖会，他弯腰细看新拍品，他精读拍卖图录，满眼焦急：凡是标有斜体字“珍本善本”，都吸引了他的心神。
迪布丁出版《藏书癖》之后的第二年，英格兰有人匿名出版了一本册子，题为《书智》（Bibliosophia; or, Book-Wisdom），为藏书癖给出了另一种命名。这本有趣的作品赞颂“搜书一事，美差也，其可夸耀者曰自豪，曰乐趣，曰特权”，他还将此书直接题献给好心肠的迪布丁牧师本人。“迪兄真书痴也！书痴之号，清雅已极，惟志趣高洁之聚书者方名实相称。书痴嗜书之情，尽留痕于其书，近乎自承积书本其所愿，即若非自愿，遭其祸害，亦雀跃欢欣。其信然乎？”至于该书作者的身份，据哈佛霍顿图书馆馆长威廉·A. 杰克逊（William A. Jackson）在其权威的迪布丁参考书目中考证，此人名叫詹姆斯·贝雷斯福德（James Beresford）。此君建议另铸新字，对其作适当矫正：“余谓此辈当名之曰‘书智’（bibliosophia）。其人也，热衷积书，然无关‘读书’宏旨，亦极厌观书，对此实应辨明。”
《牛津英语大辞典》收录了二十多个以biblio-（意为“书的”）为前缀的英语单词，其中有biblioclasm 、bibliognost 、bibliolatry 、bibliogony 、bibliomancy 、bibliopegy 、bibliophobia 、bibliopoesy 、bibliotaph 、bibliophagist 、bibliopole, bibliomania ，但不收biblosophia 。以前用的bibliomania ，今后仍用bibliomania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语中首次使用这个单词的人既不是迪布丁，也不是费里亚医生。这个荣誉归于菲利普·多默·斯坦厄普（Philip Dormer Stanhope），亦即第四任切斯特菲尔德伯爵（Earl of Chesterfield），此人是深孚众望的政治家、演说家、才子、文人，与约翰逊博士、斯威夫特、蒲柏结为好友。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能留名后世，主要是因为他写给儿子的家书，这些书札博学多闻，前后持续写了三十年。这个儿子是他与一个法国女人的私生子，与他同名。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对儿子的安康关怀备至，信中对各方面的事情都有精金美玉般的嘉言。“尔于坐立起行措意否？谈吐举止优雅否？”一七五○年，其时他的儿子才十六岁，他在三月十九日的信中问道：“尔有否极意小心不雅举止，粗鄙无教养惹人讨厌之恶习？如当众挠痒，伸指入口或挖鼻抠耳。”在此信中得知儿子对珍本书兴趣日浓，这位舐犊情深的父亲也作了答复。“尔应购好书，读好书；最佳之书亦最常见之书，最新版本亦多为最佳版本。编书者若非愚钝，必可自旧刻本获益。切记勿太在意版本，否则终有迂腐炫学之味。余有珍本，虽曰无多，足可供尔读也。”在书信末尾，他用一个简短的警告结束了教诲：“谨防藏书成癖。”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卒于一七七三年，享年七十有八。次年，他坚持多年写给儿子的家书以一千五百七十五英镑售出，编为两册刊印。到了一八○○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教子书》已发行至第十一版。这位贵族大人对书痴的嘲弄口吻，在费里亚医生和迪布丁牧师经常交游的圈子里应该是广为流传的。
在一九六六年为某精神病学刊物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费城的心理分析学者诺曼·S. 韦纳医生（Dr. Norman S. Weiner ）把有藏书癖的人描述成“过度渴求”书籍，他会“主动购书，或受诱惑而购书；他会起盗心去偷窃；他会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他会做环球旅行，他甚至会与别人结婚，都是为了获得一本垂涎已久的书籍”。根据他收集到的例证，韦纳医生认为藏书癖是“一种解难情结的行为，此行为可缓解焦虑，或直接满足某些本能冲动”。
他在“关于藏书癖的文献”一节中又写道，“据说书可成为主人的护身法宝，但只是转瞬即逝的激情。”藏书癖患者还有更多好奇心，然后他们必然又会去搜求珍本秘籍，因为他的焦虑刚刚又出现了。他们自吹自擂，不断去寻找新的战利品，对得书过程与成功津津乐道。上述品性都让人想起性欲超强的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行为，此类患者必须不断地确认自己未被阉割才能放心。古代意大利风流浪子卡萨诺瓦经历多次艳遇之后，定居在波希米亚地区瓦尔德施泰因伯爵的杜赫佐夫城堡中，帮伯爵看护图书。如此看来，两者似乎不无关系。
这位精神分析师由此作出结论，某些收藏者把书奉为“神物”，它能为“口腔的、肛门的、阳具的渴求提供满足感”，结论还提到“阉割焦虑”，且仅限于男性。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极为依靠一百年前尤金·菲尔德所坚持的说法：“女人为何总是以书为敌，为何尤其厌恶书痴？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韦纳医生认为这个权威性意见证据确凿，所以这位精神病专家兼心理分析师能够把他的“症候学”限于男人。其实，古往今来并不乏女藏书家。罗森巴赫在其大作《一个搜书人的假日》（A Book Hunter’s Holiday ）中就有一章题为“非凡的女猎书客”，其中特别提到几位法国国王身边的女人。他写道：“好几位法国国王都选择与爱好漂亮书籍的美女结为好友，我想这就是明证。”法国的名媛如加布莉·德斯特蕾、蓬皮杜夫人、卡特琳·德·梅迪契等人的藏书都是既丰且美。法王亨利二世的情人黛安娜·德·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 ）在安那堡（Chateau d’Anet ）藏有很多装潢精美的书籍。书上有两人名字的首字母H 和D，是压印浮雕，互相交缠。一五五八年，她成功说服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法国出版商每出一本书，都必须向布卢瓦和枫丹白露的两地图书馆呈交一本复本。这种“书税”让国家的藏书顿时猛增了八百多卷。卡特琳·德·梅迪契的做法没这么遮遮掩掩。她的亲属法国斯特罗齐元帅在军中服役死后，她竟然下令把元帅的全部藏书充公。罗森巴赫觉得：“我们宽恕她吧，她是一个真正的书痴。” 史上对藏书更为固执的当属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她从一六四四到一六五四年在位，父亲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女王十八岁登基，不久就致力于创办馆藏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在“三十年战争”中，她手下的将领攻城略地，抢掠了不少书籍，她就先从整理这些书籍开始。之后她又批准购置珍贵的手稿，买下了好些私人藏家的藏书，其中包括法国神学家德尼·佩托（Denys Petau）、荷兰法学家胡戈·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荷兰神学家弗修斯（Gerhard Vossius）。她还请法国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 ）的前任藏书楼主管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 来斯德哥尔摩，帮她搜集藏书。
一六四九年，克里斯蒂娜女王邀请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到瑞典游览，并任帝师。笛卡尔很快就发现女王暴躁易怒，很难相处。尤其是她坚持在凌晨五点钟就要准时上课。北欧半岛的冬天酷寒无比，笛卡尔在一六五○年二月因发烧随即病逝。女王继续与其他博学之士交往，帕斯卡（Blaise Pascal） 亦在其中。他还给女王寄呈了他发明的一个计算器模型，以供御览。
克里斯蒂娜女王于一六五四年逊位。她一六五二年曾致函给她的荷兰代理人尼古拉斯·海因修斯（Nicholas Heinsius）。当时海因修斯正在意大利为她搜书。女王在信中写道：“凡与珍本秘籍有关之书目，可再寄来，惟不必急于购买。朕明晓所列珍本之后，自有安排。”据早期为女王立传的某人所记，女王位于瑞典京城的藏书楼甚大，“排列于四个大厅，印本藏书多不胜数。所藏手稿，数量亦逾八千部，涉及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
女王离开瑞典后，皈依了天主教。她在安特卫普逗留了一段时间，继而定居罗马。女王外出巡游带了两百名随从，她率领满载典籍的大队人马进入了永恒之城罗马。她在此建立了两座学院，允许学者查阅御用藏书。
一六八九年，女王驾崩。她辞世后，这批名为亚历山大丽娜的藏书（女王生前自视为女亚历山大大帝）转入梵蒂冈图书馆。教宗亚历山大十三世下令另辟一室，装潢华丽，专门储存这些藏书。韦纳医生的研究并未提及上述女藏书家，对埃丝特尔·多希尼女士的藏书他亦完全忽略不提。埃丝特尔是一位加州籍的女藏书家，一九八○年代，佳士得拍卖行为她的藏书举办了几场拍卖会，拍卖总价达三千七百四十万美元，获利之丰，史无前例。这笔款项后来捐给了洛杉矶的大主教管区。韦纳医生也绝口未提另一位女藏书家埃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 1925），这点颇出人意料。洛威尔女士是波士顿极有名气的收藏家，嗜抽大雪茄，这个癖好对一位探奇的心理分析学家来说，大概应是不同寻常的诱人研究目标。但是对韦纳的攻击会招来饶有趣味的反驳，正如彼得·盖伊（Peter Gay ）在他为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撰写的传记中所说：“若说弗洛伊德无可救药地嗜好雪茄证实了原始口欲的残留，那么他收藏古董则显示了他成年后还残留有原始肛门快感，两者不相上下。”事实上弗洛伊德也向自己的医生承认，他收藏古物（包括藏书）“已成瘾，其强度仅次于”尼古丁。
至少在费城书商罗森巴赫博士看来，埃米·洛威尔是最伟大的美国女收藏家。他写道：“洛威尔小姐对她要搜集的藏书制订了周密计划。” 有关济慈的未刊资料是她最想要之物。她收藏的济慈手稿，足证其搜罗之功，毋庸我费辞。如果她想得到某件特别的东西，只要一朝尚未到手，她都会坐立不安。她在夜间随时会从波士顿打电话给我，看看我是否在某个拍卖会上为她买了东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钱财何足道，书才是一切。
今天，埃米·洛威尔的藏书安放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二楼的专室里，与捐资建筑该馆的小阿瑟·A. 霍顿自己所藏的济慈文献放在一起。这是霍顿的提议，他要借此表达对洛威尔的敬意。洛威尔于一九二五年捐献的这批藏品中，有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圣亚尼节的前夕》（The Eve of St. Agnes）、《秋颂》（To Autumn ）亲笔手稿。洛威尔原拟要为这位浪漫派诗人撰写两卷本传记，因而收集了这些藏品。她的其他藏品还有兰姆的《饭前的祷告》（Grace Before Meat ）稿本、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签名私人藏书《拉塞拉斯》（Rasselas），以及惠特曼、贝多芬和乔治·艾略特的手稿。
纽约布鲁克林女收藏家艾比·波普夫人（Abbie Ellen Hanscom Pope） 在十九世纪晚期所得的绝品珍籍，后来归于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现已列为纽约摩根藏书楼的至宝。可惜没有专门辟出一室以她的名字命名，供藏书楼的游客观赏。波普夫人所藏的几部书中有十五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 ）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品相极好，一四八五年由英国第一位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刻印于伦敦威敏斯特。她是在一八八五年中击败大英图书馆而得到此珍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波普夫人在一八九四年突然病故，当时很多人公认为执牛耳的美国大藏书家罗伯特·霍三世（Robert Hoe Ⅲ）买入了其藏书的最精善之本，共计二十五万美元，亦是前所未闻的壮举。一九○九年，罗伯特·霍三世去世，他的一万四千部藏书以里程碑般的规模出售，波普夫人的那些藏书也在其中。
一九九○年春，格罗利耶书社在纽约举办了主题为“藏书女史十五家”的展览，借此纪念五百年来女性藏书家的成就，从黛安娜·德·普瓦捷到弗郎西丝·胡珀（Frances Hooper ）均在其列。胡珀女士是芝加哥人，曾经做过记者，也做过广告公司的高管。她搜集的那些稀珍之本，现已散入多个公共机构。致开幕词的玛丽·海德·埃克尔斯女士是当时在世的著名女藏书家，她首先称赞了女书痴这个“新物种起源”：“关于所有这一切，有一个问题很令人感兴趣：为什么五百年来，六个国家之中，似乎只是出现了寥寥可数的几个女藏书家？答案显而易见：且不论藏书多少，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必须具备三个优势：家境丰裕、受过良好教育、享有自由身。直到最近，也只是少数女性全部拥有上述三个条件，但是时代正在变化！”
从一九四○年开始，玛丽·海德·埃克尔斯开始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唐纳德·海德（Donald Hyde ）先生（已故）专门搜集约翰逊博士及其圈子的第一手材料，藏品范围广而数量多，收藏于新泽西州四橡树农庄的家里。这些藏品受到全球的推崇，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题目。开幕式的当晚，埃克尔斯在谈话中回忆起了当年他们伉俪“最漂亮的大胜仗”，亦即在一九四八年购入了“大西洋两岸至为精绝”的有关约翰逊的藏书及文献资料。这批藏书原属罗伯特·B. 亚当（Robert B. Adam ）及其侄子与继承人罗伯特·B. 亚当二世（Robert B. Adam Ⅱ） ，已经传了两代人，该家族在布法罗和纽约各有一家百货商店。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盘三天后，这批藏品在市场上出售。
尽管业界对这批藏品的重要性并无争议，罗森巴赫博士也大力帮助亚当家族，但是真正出价想买的人却屈指可数。一九三六年，纽约州银行监管局下令把这批藏品存放于罗彻斯特大学，作为亚当家族银行贷款的抵押，藏品总计有几百封书信、多页手稿，以及很多译文稿件。藏品保留于该大学，直到一九四八年卖给了海德夫妇。埃克尔斯谈到随后发生的事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距亚当家族欲出售这批藏书已过去逾十九年，这批藏品抵达新泽西州格雷斯通市火车站，遭遇狂风暴雪，一时之间天昏地暗。五十个货箱和两个大皮箱被举起放入几辆农用汽车中，驶往四橡树农庄。体格魁梧的约翰逊博士从此就和我们同住了。有一件事显然是要尽快去做的——他要有自己的房间。
一九六六年，海德先生逝世，埃克尔斯夫人承认她那时“对藏书一事已感索然”，但是慢慢地，她有意“重拾旧好，以藏书为生活方式”。岁月如流，因为对书友、书籍和藏书的共同兴趣，她和英伦的戴维·埃克尔斯结为连理。她目前正着手编辑一部新的约翰逊书信集，交谈中她兴致忽起，提到远期计划：“我真希望自己还能再找到一封约翰逊的书信，几块碎纸片也好。那仍然是……永无止境的追求。”
常常听人说起书可疗疾，不过有时却是从让人心酸的片言只语听来的。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小肯尼迪向众多新闻记者宣布，他的母亲杰奎琳前天从纽约某医院返回第五大道公寓的家中，不幸于昨晚去世。医生告诉她已经没有办法阻止癌症扩散全身，这位前第一夫人选择了那间公寓作为最后的归宿，这里曾经让她获得了安宁与惬意，而过去三十年间，她的生活总是被公众关注，无休无止。小肯尼迪提及：“母亲临终时，陪伴在她身边的有亲友，有她的藏书，还有她深爱的人和物。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做的，我们都觉得很幸运。”
本文摘自《文雅的疯狂——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