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ver25-III（六）推倒心里的墙
推倒心里的墙
王宇/柏林
临别时，我抓着朱莉安娜的手，说：“你是我这三个月，最要感谢的人，因为……”还没等我说完，“打住！”她就赶忙说：“你这个家伙，别让我哭。”然后一把把我拉到怀里，用她的长发遮住我们四只泛红的眼睛。
头先两个月，被基金会安排在波恩学语言时，我俩就被分在一起。起初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我的笔试成绩可以去学更高阶的班。特别是看到这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巴西姑娘，仗着自己的语系优势，基本不学语法，但每天张口就能和老师跟那儿掰胡，我心里就是一个恼。
即便我知道，他们屈折语通过词形变化和变格，来表意，而不像汉语通过词序和虚词，但是，对于我这个说了快30年孤立语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我得完全换一种思维方式。更何况，口语老师和班里的哈佛法学女博士都会说法语，就让我觉得，在这个只有五个人的小课堂里，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其乐融融，而老师对我们几个说孤立语的中国学生，则是格外严厉。有一次，甚至逼得我，跑到厕所偷偷抹眼泪。
口语老师是不是有文化歧视？我心里开始嘀咕。自从有了这个念头，每次上口语课，我内心的抵触都不可言表。但是，没想到，等到了期末，我半开玩笑地抱怨，自己实在不喜欢上口语老师的课时，竟然立刻得到那两个西半球女生的强烈复议。随后，大家决定给语法老师买两盒巧克力，而口语老师只得到一张卡片。
这时，我才明白，对于课堂，大家的评判标准是一样的；只是早前，我自己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重新编排对墙外的解读。但是，每当那种非理性的意念冲上脑门时，我就可以暂时地逃离，自己因学不好德语，而久久不能自拔的内疚和嫉妒。毕竟，意识形态总是很好用，它能让我躺在一个安全的襁褓里，逃离复杂生活的真实，用一种更为“高尚的”情绪，置换另掉“低廉的”情绪。
然而，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式，就像挖好的沟渠，不管穿着什么外衣的冲突，总能让人七拐八弯地趟进去，并且对此忠贞不渝。似乎这样，自己的行为，就能得到合理化的解释；灵魂，便也能得到慰藉。
过去一个月的集体活动中，这种由冲突逐渐转化为对抗的戏剧感，则是让我体验得尤为强烈。因为焦灼的乌克兰危机，总让团队里的达瓦里希们（俄语：同志），一点就燃。
出于我们这个德国总理奖学金的申请资格限定，团队里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这五个国家的人。起初，在拜访商业机构时，团队里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俄罗斯同志也不忘给自己的研究课题，拉点“生意”。刚到柏林时，达瓦里希们看到东柏林那些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沿街长楼，也会颇为自嘲地说：“抱歉，给你们留下这么丑陋的建筑。”但是，一拜访与政治相关的机构，气氛就急转直下，东西之间无法沟通的水泥墙，被再度竖起。
“在制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大家常常会说‘理解’，但是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明白，一个是同意。”德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长Dr.Kindermann见到我们的时候，开门见山地说：“那么，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俄罗斯呢？”
这句话，说尽了政治无法逾越的悲伤；听得我的那些达瓦里希们，也颇为动容。但是，一谈到具体的俄乌关系，德国的学者们就对普京政府充满了指责，而俄罗斯同志们也像机关枪一样，不仅挨个地还击，还认为是欧美故意扭曲事实。惹得团队里的人不停地嘀咕：“这帮俄罗斯人真是不可理喻。”
很明显，在我们这个关乎德国利益的“新旧大国俱乐部”里，谁跟谁能玩到一起去，甚是一目了然。
站在远处的我，看得心里阵阵发凉。虽然在私下里，我的那些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同伴，都会对香港所引发的种种，指指点点，但是在外交台面上，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行为者们都会说，要对转型中的中国“保持沟通和参与”。但试想，倘若中国没有当前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又有多少人会用“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中国呢？而国际伦理，就像是一根踩在圆筒上的平衡木，在政府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舆论思潮之间，左右平衡。
谁会是赢家？即便德国在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但是当初为了两德统一，也不得不在国际政治的压力下，修订德国基本法（等同于德国宪法），于1990年承认与波兰之间的奥德-尼斯河边界，放弃对原东普鲁士的领土要求。不消争辩，战后的国际体系，早已定下了半个世纪的输赢。
然而，从冷战伊始，东西之间的对抗，就在一次次的冲突爆发后，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柏林墙。如今，即便物理的墙，早已倒塌了25年，但是，一次次的冲突爆发后，意识形态的墙，依然梗咽在双方的心头。更何况，两边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随时能够成为这种相互指责的靶子。
就像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里，原本只是因乌克兰政治危机而产生的俄德嘴仗，很快就变成了关于文化的整体情绪对抗。在跨文化培训时，我的俄罗斯伙伴们对德国餐厅服务员态度偏硬、以及男人在公共场合不礼让女人，等等文化现象，数尽了抱怨。即便我们的那位德国文化教授解释说，这是因为德国男女之间、不同工种之间充分平等，但是俄罗斯伙伴们依然认为，德国人不可理喻。最后，激得那位德国教授，说了一些与自己职业身份欠妥的话。
看着他们之间的戏剧，我的脑子有点凌乱。因为我的俄罗斯伙伴们，不论是来自东西伯利亚的蒙古族，还是来自圣彼得堡的斯拉夫族，有一半的人的第一外语是德语；而团队里的俄罗斯女孩子们，基本上是只要摸着钢琴，都能来段流利的贝多芬和巴赫；他们那位名声显赫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不是还是德国公爵的公主么？如果这样都不能相互“理解”，那么，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我，还真有点累觉不爱。
但是，转念想想，这种隔阂似乎跟个体的情感也没有什么关系。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基本就是一家子人，但这三个国家还不是因为系统性的冲突，最终走向一战么？很难说，到底是因为哪个国家迅速扩张的工业化、还是哪里的民族主义急剧膨胀、亦或是全球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分野，冲突总是无处不在。
然而，当非理性的情绪被第一个冲突制造出来之后，就很容易在空气中飘散，蔓延到一个又一个的冲突中去，梗阻了解决冲突的意愿。
直到我对朱莉安娜符号化的怨念，因为她总是抱怨我对每个拜访机构都提很多问题，而被再度制造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的墙有多么顽固。她是认为我的过度突出，给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带来压抑，但我却不满于为何她只针对我，而不去说别人。或许，我早已被训练得如此敏感。
王宇/柏林
临别时，我抓着朱莉安娜的手，说：“你是我这三个月，最要感谢的人，因为……”还没等我说完，“打住！”她就赶忙说：“你这个家伙，别让我哭。”然后一把把我拉到怀里，用她的长发遮住我们四只泛红的眼睛。
头先两个月，被基金会安排在波恩学语言时，我俩就被分在一起。起初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我的笔试成绩可以去学更高阶的班。特别是看到这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巴西姑娘，仗着自己的语系优势，基本不学语法，但每天张口就能和老师跟那儿掰胡，我心里就是一个恼。
即便我知道，他们屈折语通过词形变化和变格，来表意，而不像汉语通过词序和虚词，但是，对于我这个说了快30年孤立语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我得完全换一种思维方式。更何况，口语老师和班里的哈佛法学女博士都会说法语，就让我觉得，在这个只有五个人的小课堂里，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其乐融融，而老师对我们几个说孤立语的中国学生，则是格外严厉。有一次，甚至逼得我，跑到厕所偷偷抹眼泪。
口语老师是不是有文化歧视？我心里开始嘀咕。自从有了这个念头，每次上口语课，我内心的抵触都不可言表。但是，没想到，等到了期末，我半开玩笑地抱怨，自己实在不喜欢上口语老师的课时，竟然立刻得到那两个西半球女生的强烈复议。随后，大家决定给语法老师买两盒巧克力，而口语老师只得到一张卡片。
这时，我才明白，对于课堂，大家的评判标准是一样的；只是早前，我自己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重新编排对墙外的解读。但是，每当那种非理性的意念冲上脑门时，我就可以暂时地逃离，自己因学不好德语，而久久不能自拔的内疚和嫉妒。毕竟，意识形态总是很好用，它能让我躺在一个安全的襁褓里，逃离复杂生活的真实，用一种更为“高尚的”情绪，置换另掉“低廉的”情绪。
然而，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式，就像挖好的沟渠，不管穿着什么外衣的冲突，总能让人七拐八弯地趟进去，并且对此忠贞不渝。似乎这样，自己的行为，就能得到合理化的解释；灵魂，便也能得到慰藉。
过去一个月的集体活动中，这种由冲突逐渐转化为对抗的戏剧感，则是让我体验得尤为强烈。因为焦灼的乌克兰危机，总让团队里的达瓦里希们（俄语：同志），一点就燃。
出于我们这个德国总理奖学金的申请资格限定，团队里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这五个国家的人。起初，在拜访商业机构时，团队里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俄罗斯同志也不忘给自己的研究课题，拉点“生意”。刚到柏林时，达瓦里希们看到东柏林那些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沿街长楼，也会颇为自嘲地说：“抱歉，给你们留下这么丑陋的建筑。”但是，一拜访与政治相关的机构，气氛就急转直下，东西之间无法沟通的水泥墙，被再度竖起。
“在制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大家常常会说‘理解’，但是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明白，一个是同意。”德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长Dr.Kindermann见到我们的时候，开门见山地说：“那么，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俄罗斯呢？”
这句话，说尽了政治无法逾越的悲伤；听得我的那些达瓦里希们，也颇为动容。但是，一谈到具体的俄乌关系，德国的学者们就对普京政府充满了指责，而俄罗斯同志们也像机关枪一样，不仅挨个地还击，还认为是欧美故意扭曲事实。惹得团队里的人不停地嘀咕：“这帮俄罗斯人真是不可理喻。”
很明显，在我们这个关乎德国利益的“新旧大国俱乐部”里，谁跟谁能玩到一起去，甚是一目了然。
站在远处的我，看得心里阵阵发凉。虽然在私下里，我的那些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同伴，都会对香港所引发的种种，指指点点，但是在外交台面上，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行为者们都会说，要对转型中的中国“保持沟通和参与”。但试想，倘若中国没有当前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又有多少人会用“理解”的态度，去对待中国呢？而国际伦理，就像是一根踩在圆筒上的平衡木，在政府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舆论思潮之间，左右平衡。
谁会是赢家？即便德国在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但是当初为了两德统一，也不得不在国际政治的压力下，修订德国基本法（等同于德国宪法），于1990年承认与波兰之间的奥德-尼斯河边界，放弃对原东普鲁士的领土要求。不消争辩，战后的国际体系，早已定下了半个世纪的输赢。
然而，从冷战伊始，东西之间的对抗，就在一次次的冲突爆发后，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柏林墙。如今，即便物理的墙，早已倒塌了25年，但是，一次次的冲突爆发后，意识形态的墙，依然梗咽在双方的心头。更何况，两边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随时能够成为这种相互指责的靶子。
就像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里，原本只是因乌克兰政治危机而产生的俄德嘴仗，很快就变成了关于文化的整体情绪对抗。在跨文化培训时，我的俄罗斯伙伴们对德国餐厅服务员态度偏硬、以及男人在公共场合不礼让女人，等等文化现象，数尽了抱怨。即便我们的那位德国文化教授解释说，这是因为德国男女之间、不同工种之间充分平等，但是俄罗斯伙伴们依然认为，德国人不可理喻。最后，激得那位德国教授，说了一些与自己职业身份欠妥的话。
看着他们之间的戏剧，我的脑子有点凌乱。因为我的俄罗斯伙伴们，不论是来自东西伯利亚的蒙古族，还是来自圣彼得堡的斯拉夫族，有一半的人的第一外语是德语；而团队里的俄罗斯女孩子们，基本上是只要摸着钢琴，都能来段流利的贝多芬和巴赫；他们那位名声显赫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不是还是德国公爵的公主么？如果这样都不能相互“理解”，那么，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我，还真有点累觉不爱。
但是，转念想想，这种隔阂似乎跟个体的情感也没有什么关系。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基本就是一家子人，但这三个国家还不是因为系统性的冲突，最终走向一战么？很难说，到底是因为哪个国家迅速扩张的工业化、还是哪里的民族主义急剧膨胀、亦或是全球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分野，冲突总是无处不在。
然而，当非理性的情绪被第一个冲突制造出来之后，就很容易在空气中飘散，蔓延到一个又一个的冲突中去，梗阻了解决冲突的意愿。
直到我对朱莉安娜符号化的怨念，因为她总是抱怨我对每个拜访机构都提很多问题，而被再度制造出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的墙有多么顽固。她是认为我的过度突出，给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带来压抑，但我却不满于为何她只针对我，而不去说别人。或许，我早已被训练得如此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