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默林的彩衣笛手
收集资料时看到这篇觉得很不错。作者应该是liptontea。
“捕鼠人”童话流传最广、最著名的版本当然是德国的《格林童话》中的版本，“捕鼠人”这个名称即译自德语“Rattenfanger”：
1284年，德国中部的一个叫哈默恩（Hameln）的小镇上无数的老鼠到处横行，人们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来了一个穿彩色衣服的人，对镇上的居民说可以解决鼠害。绝望的人们许给他丰厚的报酬。彩衣人于是拿出一根笛子，一边走一边吹起了一支奇怪的曲调。结果镇上所有的老鼠都跑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笛手带领着老鼠来到了镇边的威瑟河（Weser）并走进河水里。老鼠们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结果全部淹死了。
笛手回到镇上要求报酬，居民们却反悔了，笛手只得愤愤地离开。后来，在6月26日这天，笛手回到了镇上。这次他穿着猎人的装束，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又一次吹起了一支奇怪的曲调。当时镇上的成年人都在教堂做礼拜（因为这一天是圣约翰和圣保罗的圣日），而这次跑出来跟在笛手后面的是所有4岁以上的孩子们。孩子们跟在笛手后面走出了小镇，最后来到了一座山脚下。这时山裂开一个大洞，笛手和孩子们走进山洞之中，然后所有人从此消失不见。
一个保姆目睹了笛手带走孩子，并马上去告诉了成年人，但为时已晚。既震惊又悲痛的居民们发现总共有130个孩子失踪，只有3个孩子幸免于难。其中有一个瞎孩子，他听见了笛声并试图跟上去，因为看不见路而行走缓慢，最终掉队。还有一个哑孩子（同时也是聋子），他没有听见笛声，只是跟着小伙伴们来到山洞前，并眼睁睁得看着小伙伴们消失。最终把那座山洞的位置指给成年人们的就是他，但孩子们消失的具体情况由于他不会说话而无法得知。最后一个孩子因为身上穿得太单薄，于是回家取外套，等返回去时所有人已经不见了。镇上的居民派人四处寻找孩子的下落，却从此杳无音讯。
不过格林兄弟也提到：有人说孩子们从哈默恩走入了山洞，最后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西部）走了出来。
这就是《格林童话》中“捕鼠人”童话的梗概，原题是《哈默恩的孩子们》。这个故事其实在欧洲各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如有人（Friedrich Umlauft）记录了奥地利的科努堡（Korneuburg，靠近维也纳的一个小城）也有类似的传说，和哈默恩的传说最显著的差异是：
一、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放到了德国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
二、老鼠们跳进去并淹死的是科努堡附近的多瑙河；
三、孩子们这次没有走进一个山洞，而是跟着笛手登上了多瑙河中的船队，随后满载孩子们 的船队顺多瑙河而下，一去不返。
科努堡的传说还明确提到了孩子们的结局，说是多年以后居民们得知：就在孩子们消失的那一年，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有相同数量的儿童被卖为奴隶。再比如，还有人（Joseph Jacobs）记录了英国的法兰齐维里（Franchville，今名“新城”，Newtown，英格兰南部怀特岛上的一座小镇）也有类似的传说。不过这次笛手先是把老鼠们引入了附近的海里，后来把孩子们引入了镇边上的橡树林，然后消失不见的。
这个“捕鼠人”故事不光在民间文化中流行，在纯文学领域也曾不止一次被人重新演绎过。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歌德的叙事诗《捕鼠人》（Der Rattenfanger，1803），以及英国著名诗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长诗《哈默林的彩衣笛手》（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1849）――哈默林（Hamelin）即哈默恩（Hameln）的英文拼法。其中勃朗宁的长诗更为著名，因为它早已成为西方的经典儿童读物。而“彩衣笛手”（Pied Piper）就是这个故事在英语世界的通行叫法。
让我们仔细一点审视这个故事：首先要明确的是，其它地方（比如科努堡、法兰齐维里）的版本都是哈默恩版本的流变和演绎。其原因不光是哈默恩版本出现得最早、影响最广（早在15、16世纪就不断有人将它记录下来，而科努堡、法兰齐维里的版本要到19世纪才见诸记载），还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细节（或者用神话学的术语，叫“动机”）是所有“捕鼠人”传说都共有的，即笛手身着一件色彩斑斓的“彩衣”。
问题的关键是：“彩衣”是由哪些颜色组成的，在哈默恩版本中没有说明，其它各版本对此尽管有不同的描述，但却不约而同地包含红色（科努堡版中是红、紫两色，法兰齐维里版本里是“彩虹的颜色”，勃朗宁版本里是红、黄两色）。我们应该记得，哈默恩版本里，笛手第二次出场带走孩子们时换了一身“猎人的装束”，戴着“一顶红帽”。而其它版本里全部没有提到这身“猎人的装束”。
如果说哈默恩版本不是传说的最原始版本，而和其它版本一样，是某个原始传说的后续加工版本，那么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明确提到笛手有两套衣服，而且偏偏只有这里没有说明彩衣的颜色组成呢？我们只有反过来假设，即哈默恩版本就是原始版本。这个原始版本在民间口耳相承的流传过程中，“猎人的装束”这个细节渐渐被遗忘，留下了“彩衣”和红帽的“红色”这两个细节，于是其他地方的人们对原始传说进行再创作的时候，总是把红色加到彩衣的颜色之中去。笛手的两件衣服变成了一件，红帽变成了彩衣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动机融合”的过程，明显地指示了哪个版本在前，哪个在后。另外，后续版本里的“红色”是一个典型的“哑动机”，即不承担任何叙事意义的“动机”。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可以随意地创作，彩衣的颜色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大家都强调里面有“红色”，而这个“红色”对于故事的情节又没有丝毫影响，这就说明“红色”肯定是传说最原始版本中的一个“动机”，人们不能不加入它。所有版本中，只有哈默恩版本里的“红色”有特殊的意义――“红帽”，所以据此可以认定哈默恩版本就是传说的原始版本。
还有两个佐证可以证明哈默恩版本的原创性。在《格林童话》中，格林兄弟提到：一、哈默恩镇上有一篇铭文，明确提到了1284年6月26日发生的这件事；二、哈默恩镇上有一条街叫“无声街”（Bungelosenstrasse），据说就是孩子们最后走过的一条街，长久以来这条街上就有一个习俗――不得发出任何音乐声，以纪念失踪的孩子们。据说即使是迎送新人的婚礼乐队到了这条街上也会自觉地停止奏乐。而这两点在有类似传说的其它地方都不存在。
我们从一开始研究“捕鼠人”故事，都是按照童话／传说／神话的模式来进行的，现在居然遇到了历史证据，似乎历史上真地出现过这样一个有魔力的笛手似的，没想到吧？——当然，用笛声带走老鼠和孩子，肯定不是历史的真相，那么在那130个哈默恩孩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历代许多学者想解答的问题。
最简单的解答就是孩子们遇到地震或者山崩而遇难了。所谓进入山洞然后消失，只是对地震或者山崩的隐讳之词。但这样大规模的地质事件，怎么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后来的地质考察完全无法证实呢？而且如果地质事件是这个故事的真相的话，那么“进入山洞并消失”这个动机就应该得到长久的保留，但不少后来的版本里孩子们却是以其它的方式消失的（乘船离开、进入森林等）。看来孩子们是如何消失的具体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的消失”这个结果。
有人注意到孩子们是“载歌载舞”地跟着笛手离去的，于是提出孩子们其实是得了一种“舞蹈病”（chorea）。“孩子们的消失”也许指的是他们被带到某地去治病，但没有一个被治愈，所以没人回来。但是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舞蹈病”主要分两种：遗传性的或者风湿性的。这两种都没有理由只有孩子得病而成人无一人得病。特别是遗传性“舞蹈病”（又名“亨廷顿氏症”，病因是4号染色体上一个基因的变异），决无理由成人全部安然无恙而孩子们都“消失”了。另外，《格林童话》中记录的《哈默恩的孩子们》的原始版本中，并没有提到孩子们“载歌载舞”。这个细节是后来逐渐加上去的，特别是在勃朗宁的长诗中，这一点得到了极度的描写。
还有人把“孩子们的消失”和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联系了起来：
“儿童十字军”是欧洲中世纪一桩非常轰动然而也非常悲惨的事件。怀着纯洁的“拯救圣地”信念的几万名儿童，自愿聚集起来向圣地进发，最后只落得饥寒交迫、四散流亡、转卖为奴的结局。“孩子们的消失”也许指的就是这件事？但“儿童十字军”事件发生在1212年，与1284年相距太远，“儿童十字军”应该不是故事背后的真相。
有人注意到镇上的鼠害，而老鼠成为欧洲社会的大害当然是在“黑死病”流行的期间。由于老鼠是病菌的载体，而“黑死病”又是当时的不治之症，所以笛手驱走老鼠、带走孩子可以理解为一次为了对付“黑死病”的治疗行动。笛手先去除了传染源，又把抵抗力较弱的孩子们带到山中，以便和成人世界隔离。这样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黑死病”的第一次大爆发是在1340年代，和1284年也对不上茬。这应该也不是历史的真相。
否定了以上几种解释之后，下面来介绍现在得到比较多的学者认可的一种解释，还是让我们回到哈默恩小镇；前面提到这里有一篇铭文纪念“孩子们的消失”，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铭文是怎么写的。以下是原文（这篇铭文也被抄录了《格林童话》中）：
Anno 1284 am dage Johannis et Pauli／war der 26. junii／Dorch einen piper mit allerlei farve bekledet／gewesen CXXX kinder verledet binnen Hamelen geborn／to calvarie bi den koppen verloren
译成中文大概是：在1284年的圣约翰和圣保罗的圣日／即6月26日这天／一个身穿彩衣的笛手／将130名哈默恩出生的孩子们引入了／Koppen中的calvarie
Koppen是古德语，意思是“山丘”；calvarie，即英文中的calvary，是基督教中专用的一个词，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中译是“骷髅地”，这里显然是指孩子们“受难”的地方。铭文最后一行告诉我们孩子们是在某座山中“受难”的。而koppen到底指哪座山则至今不明。
请特别注意，这里没有提到老鼠。看来故事中有关老鼠的部分，是在后来，特别是“黑死病”大流行而老鼠变成一种“灾难”的时候被加上去的。
这篇铭文原来是刻在哈默恩镇教堂的一块玻璃窗的窗框上的，时间大概是在1300年左右。该玻璃窗上据说就绘有笛手和孩子们的形象。不过该玻璃窗以及铭文已经在1660年左右被毁。幸好1602年哈默恩镇为了纪念孩子们的失踪，建立了一个类似今天“纪念馆”的地方：“捕鼠人之家”（Rattenf?ngerhaus）。这篇铭文被转刻在了“捕鼠人之家”的墙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历史的证据。想来当年格林兄弟就是在这里抄录铭文的。
最初在窗框上的铭文真的是在1300年被刻上去的吗？不会是后来某个时候刻上去的？我们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肯定至少1430年左右它就在窗框上了。因为这篇铭文曾经被1430－1450年代的一份文书（所谓“吕内堡手稿”，the Lueneburg Manuscript）所收录。这份文书是记载此事件的年代最早的文献。看来铭文形成的时间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不会太远。
还有比“吕内堡手稿”更早的记录吗？有的。从1351年开始，哈默恩镇的法令集，总要以“自从我们的孩子离开已经多少多少年”为记年方式。可惜这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孩子们是怎么离开以及关于笛手的任何信息——注意，这里只是说“离开”，并没有暗示孩子们遭到什么悲剧的命运。
另外，据说在1384年，有人见到哈默恩的一位叫路德（Lude）的人有一本合唱歌集，封面上用拉丁文写着一首诗，说的就是笛手的故事。据说写诗的是当时的一位事件目击者――路德的祖母。很可惜该书在1675年之后就不知所终，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在自己的记载中提到了这本歌集和这首诗。遗憾的是没有人把诗抄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得知诗的内容。
综合起来看，哈默恩镇的孩子们只是“离开”了小镇，来到了一座山中并可能“受难”。
有的研究者注意到“捕鼠人”故事的原始版本中，有人说孩子们从哈默恩镇走入山中，从特兰西瓦尼亚走了出来。这很像是一次移民行动。而考察13世纪末期的欧洲历史，这种移民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1227年，北德的几个小邦（包括荷尔斯泰因、汉堡、吕贝克等）联合起来，在伯恩霍文之战（Battle of Bornhoved）中击败了丹麦王，夺回了对北德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打通了向东去的主要道路。此后，今天德国中、西部的日耳曼人开始大举向今天德国东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地移民。其中最著名的是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向普鲁士、波兰、立陶宛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移民浪潮。考虑到条顿骑士团的鼎盛时期是1226－1410年间，而我们的“捕鼠人”故事正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而且“特兰西瓦尼亚”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西部，也正好是当时的移民目的地之一，所以“移民”可能就是“孩子们消失”事件背后的真相。
对于移民的假设，最好的证据就是地名。比如纽约和约克的关系，比如新奥尔良和奥尔良的关系，都能看出移民的轨迹。有的学者已经发现从今天德国西部一直往东、远至波兰，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同样或者相似的名字。这肯定就是当时的移民一路走过留下的痕迹。比如有至少5个地方都叫兴登堡（Hindenburg），至少3个地方都叫斯皮尔堡（Spiegelberg）。最让我们惊讶的证据出现在今天德国东部的一个叫Querhameln的小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译过来就是“哈默恩的磨坊”。看来这里即便不是当年哈默恩镇移民的居住地，也一定是他们在路上停留过地方之一。
这样看来，所谓的“孩子们的消失”，指的就是1284年的一次向东移民行动。由于移民必须是身强力壮、能吃苦的年轻人（当时德国东部以及波兰等地还有很多未屈服的土著部落，移民随时有可能转变为战士），可能哈默恩镇上有很多甚至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参加了进去并一直没有回来。这些年轻人在后来的传说中渐渐被越说越年轻，以至最后成了孩子。（应该说母亲们的思念是这种“年轻化”趋势的主要动力。）而“捕鼠人”的原型，可能就是一位来号召大家去“开发东部”的宣传鼓动家。彩衣和笛子也许是他吸引年轻人注意力的手段。而他这一次宣传鼓动也许太过成功，以至于失去儿女们的家长们把他的这次“宣传”渐渐认定为一种“引诱”。
这里先要补充一个和“捕鼠人”传说有关系的故事，有人（J. G. Th. Gr?sse）在19世纪把它记录了下来：
1257年，埃尔福特（Erfurt，德国中部一城市，离魏玛很近。）发生了一件奇事。一千多名孩子聚集在一起，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同离开了城市。他们出了洛伯门（L?ber Gate），沿着斯泰格大道（Steiger Way），一直走到了昂斯塔特（Arnstadt，在埃尔福特以南约17公里），那里的市民接纳了他们。埃尔福特的市民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去了那里，直到昂斯塔特的市民来通知他们。埃尔福特的市民于是用马车把孩子们都接了回来。没人知道是谁领孩子们去的。
注意到了吗？以哈默恩镇铭文为代表的原始传说核心部分中原来没有的一个“动机”出现了：孩子们的“载歌载舞”。这次1257年发生在埃尔福特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大量记录告诉我们，这种无缘无故的“载歌载舞”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
虽然最早的记录在12世纪就出现了，但现在可以被证实的“载歌载舞”事件，最早发生在1374年7月的亚琛（Aachen，德国西部一城市，离科隆很近）。据当时的记载说舞者表现出极度的快乐和疯狂，直到精疲力尽也不肯停止舞蹈。一直到17世纪这种现象才慢慢绝迹。
对于这种现象有很多种解释，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舞蹈病”（chorea）。如果抛开疾病的原因，那么还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个是麦角碱中毒（ergotism）：麦角碱是一种寄生在谷物（通常是黑麦）上的真菌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此物质有极强的致幻作用。比如1960年代美国盛行的“药物文化”中鼎鼎大名的“酸”，即LSD，就是麦角碱的近亲。LSD的学名就是麦角酸二乙胺。食用了含有麦角碱的谷物之后，人会产生强烈的幻觉并且身体不受控制地摆动。由于中世纪后期经常发生饥荒，而人平时不吃的黑麦成了饥荒时的口粮，再加上当时的粮食储存手段的落后，所以麦角碱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对此不理解，于是被认为是一种“舞蹈病”或者是魔鬼附身。麦角碱中毒在当时被称为“圣安东尼之火”（St Anthony's fire），因为据说这位圣徒可以驱走病人身上不停舞蹈的魔鬼。
二就是中世纪有一种“死亡之舞”（Dance of Death）文化：这个应该是在比如“英法百年战争”、“黑死病”事件之后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主要盛行在15、16世纪，即强调人生的无常、不管生前如何富贵或者贫穷，到头来谁都不免一死。很明显这是由于战争、疾病而产生的厌世思潮。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人士都持有此观点。“死亡之舞”文化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是他们创作的一些诗和版画。诗中、画面上总是出现骷髅围绕活人舞蹈的场景，该文化现象也由此得名。而这种文化在民间的流传却起到了相反的结果，即人民反而产生了与其厌世等死，不如及时行乐的情绪。也许那种无缘无故的“载歌载舞”就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吧。说远一点，像《十日谈》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就有这种情绪的痕迹。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载歌载舞”也可能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collective hysteria）。即在大的灾难、战争或者社会巨变的压力下，人们以一种统一的、极度兴奋、疯狂的行动表现出自身的恐惧。比如二战前德国的排犹行动、文革中红卫兵的行动等等，都可以算得上是这种社会心理机制的表现。甚至包括《圣经》中以“末日就要降临”来驱使人们去洗礼的“施洗者约翰”，很多受洗礼的人的疯狂举动、以及他们产生的集体幻觉，也可以算作“集体性歇斯底里”的症状。而中世纪的欧洲灾难频发，出现以“载歌载舞”为表现形式的“集体性歇斯底里”，并不奇怪。
最后一种可能性和宗教信仰有关：虽然中世纪早期以后，欧洲大部分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但原来的凯尔特人（Celt，即罗马人所说的“高卢人”，原来散居在西欧大地，特别是今天的法国。今天的布列塔尼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是其后裔）、日耳曼人（German，原来居住在波罗的海南部，公元前1世纪逐渐向东南迁徙，定居于黑海北岸，后于公元4世纪受到匈奴人的压迫向西迁徙，历史上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萨克逊人都是日耳曼人的分支，今天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是其主要后裔，还有部分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等）、维京人（Viking，北欧的土著居民，今天的瑞典人、冰岛人是其后裔）等，这些民族的原始的多神教信仰并没有完全绝迹，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影响。比如玩电子游戏的人都很熟悉的德鲁伊（Druid）就是凯尔特人原始宗教中的祭司；维京人要到大约11世纪才最后接受基督教，他们的原始宗教神话有很大一部分流传到了今天，而他们的原始宗教和日耳曼人的原始宗教其实非常相似。
通过考察诸如凯撒、塔西陀等古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记载，我们知道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人和其它民族在信仰形式上最大的不同是：日耳曼人不建造寺庙或者神殿，而是崇拜某处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的某棵圣树，平常的祭祀活动就围绕着这棵圣树进行。现在西欧一些地方还保留着“五月节”（一般是5月1日）的风俗，这个节日中青年男女要围绕着一棵“五月柱”唱歌跳舞。这就是原始的“圣树”崇拜的遗风。而基督教传统对于唱歌跳舞这些“世俗享乐”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在中世纪，那些还暗地保留着前基督教时期的原始信仰的底层民众，如果进行类似今天“五月节”这样的活动，就会被上层的知识分子或者教会人士看作得了“舞蹈病”。
最后这一种可能性和我们的“捕鼠人”故事关系最大。因为就在哈默恩镇东边15公里处，有一座科彭布吕格山（Coppenbrugge），这里是被中世纪文献明确记载的所谓“异教崇拜”中心之一。也就是说，这座山附近的群众至少还部分坚守着原始的日耳曼人信仰，他们可能保留着以科彭布吕格山中的“圣林／圣树”为崇拜对象并在“圣树”下舞蹈的习俗。
所以哈默恩镇铭文中最后一行中的koppen可能就是指这座Coppenbrugge山（注意两个词的相似之处）；孩子们的calvarie／“受难”也许指他们重新堕入了“异教信仰”。彩衣笛手可能是一位原始日耳曼信仰的祭司或者倡导者，他把“载歌载舞”的孩子们带入了科彭布吕格山。很明显，这是和前面提到的1284年“向东移民”事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对“捕鼠人”故事的解释。如果那是“移民版”解释的话，这个就是“异教版”解释。
前面提到了，由于家长们对远去的孩子们的思念，原来只是一个移民召集人的彩衣笛手，逐渐被看作是“引诱者”。我想，应该是在14世纪的时候，这个“引诱者”的形象慢慢和哈默恩镇附近早已存在的“异教信仰”联系了起来。毕竟总会有新一代的孩子出生、长大，家长们的思念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但彩衣笛手的“引诱者”形象早已根深蒂固，人们需要为这个形象的继续存在寻找新的理由，于是“移民版”解释就渐渐变成了“异教版”解释。因为在正统的基督教徒看来，“引诱”孩子去崇拜“异教”，比“引诱”孩子去移民要严重、可恨得多。“异教版”解释一旦成立，那么笛手的“引诱者”形象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了。故事也就可以继续流传下去了。
也就是说，在故事的原始版本里只是若隐若现的“引诱”动机，现在得到了新加入的、可持续的情绪的支持，开始占据了比较主要、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机更新”的过程。即某个特定的事件导致了某个“动机”的出现，而该“动机”一旦被纳入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对它的理解便不再受原有的特定事件的限制，新的事件于是被加到此“动机”之上。一个故事想要流传下去，总要被听众所理解。而一代一代的听众，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希望和梦想，都不相同。所以对于故事，特别是对于故事中一些特定的“细节／动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情况。后人生活的环境和故事产生时的原始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但故事依旧可以流传下去，原因就是“动机”在被一代一代人不断地更新。
随着“异教版”解释逐渐取代“移民版”解释，“载歌载舞”动机自然开始出现，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当然，“载歌载舞”动机的出现，原因不仅仅是“异教版”解释，可能上面提到的比如“集体性歇斯底里”、“死亡之舞”文化等都参与了这个动机的建立和发展。因为这些因素都是14世纪－17世纪时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人们自然可以用它们来再次“更新”故事里的“引诱”动机和“载歌载舞”动机。而这个故事在13世纪刚出现时原始历史背景，即“向东移民”事件，则早已被后人忘记了。
下面简要地谈谈“捕鼠人”故事在14世纪之后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最初的故事里其实并没有老鼠。那么老鼠是何时被加进去的呢？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提到老鼠的版本，出现于17世纪早期的一个丹麦人维斯特根（Richard Rowland Verstegan）所写的一本叫《重建消逝的智慧》（Restitution of Decayed Intelligence，1605）书中。此人不光加进了笛手驱走老鼠的情节，还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改成了1376年7月22日。由于维斯特根是第一个用英文讲述“捕鼠人”故事的，所以英国文学界接受“彩衣笛手”故事的同时也一并接受了这个新时间。勃郎宁的长诗中也是采用了这个1376年的日期。
至于维斯特根为什么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拖后，很明显是因为“鼠灾”和“黑死病”发生于1340年代，如果保留1284年这个时间，则“驱鼠”的情节就加不进去。于是原来“引诱”孩子们的笛手，在新的历史环境（“黑死病”大流行）之下，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引诱”老鼠。
基于新的历史事件而对旧有的故事进行改编，和“动机更新”一样，是故事得以持续流传的一种必要手段。无论是古希腊神话还是基督教的《圣经》，都充斥着这类情况。
至17世纪，特别是《重建消逝的智慧》一书以及其它的类似著作，特别是《格林童话》出版（1816）之后，“捕鼠人”故事基本上已经定型。故事的基本情节和主要动机都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就这个意义上说，出版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一旦大家都能很方便地读到一个故事，那么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继续被“更新”或者“改编”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故事的某一个“正式版”一旦出现、一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口头文学最大的魅力――因时、因地、因对象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就显得不可接受了。口头文学依靠的是面对面的讲述者和听众，而固定在书里面的故事只需要也许永远互不见面的作者和读者。口头文学里，这一代的听众也许就是下一代的讲述者，他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放到故事之中去，而读者只有权被动地理解。活的文学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批评。
对于“捕鼠人”故事的文学批评也经历了很曲折的过程。早在16世纪，就有人用“死亡之舞”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故事。笛手在这时被视为“死亡”或者“魔鬼”的化身；孩子们被他引诱，则代表了人的无知和脆弱。应该说在中世纪严格的文化氛围中，这种理解是唯一可能的理解。
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笛手的形象开始变得正面起来。原因是“文艺复兴”张扬的是“人”，而不是神。在这时，相比神的道德律条，“人”的快乐要重要得多。于是笛手既能迷住老鼠，又能迷住孩子，简直是一个让所有的生命都听其摆布的新“奥尔菲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琴手，据说其琴声能让顽石点头并感动了冥界的王后）。他给予孩子们的快乐，成了当时最崇尚的“人的快乐”的代表。从这个时候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文学家开始用自己的理解来改写“捕鼠人”故事了。
当歌德在1803年写《捕鼠人》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故事的人。这里的“我”就是笛手，或者说笛手在这里成了诗人的另一个自我。笛手的魔力这时象征的是诗人的魔力，或者说诗歌的魔力。诗人现在开始以新“奥尔菲斯”自居。这种“艺术（或者说精神）至高无上”的态度，可以说这是“浪漫主义”正式面世的一份宣言。而且歌德是唯一一个改变了“捕鼠人”手中的乐器的人，“捕鼠人”手中拿的不是笛子，而是七弦琴。这样，“捕鼠人”的形象和“奥尔菲斯”的形象就更接近了。
等到1849年勃郎宁写《哈默林的彩衣笛手》的时候，情况又是一变。在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刻板和金钱至上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勃郎宁把诗的重点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孩子的纯洁在这里被当作了成人世界的虚伪、狡诈的对立面。于是笛手的形象现在成了带领孩子摆脱成人世界的引路人，是让孩子得以永葆纯洁的一个天使。他们要去的特兰西瓦尼亚也被写成了一个天堂似的地方。应该说，在“捕鼠人”故事的所有版本中，勃郎宁笔下的这个笛手的形象是最正面的。
而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在1914年写的《圣梅里的音乐家》（Le Musicien de Saint Mérry），则是“捕鼠人”故事的所有版本中，最灰暗的一个。阿波利奈尔不仅将故事放到了现代社会中（时间被他放在了1913年5月21日），还说笛手所吸引的不光是孩子，还有妇女，而且所有人是走进了一幢破败的旧房子之后最后消失的。而世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继续存在、运转着，因为那些妇女原本就是在无聊中度日。这是一次大战前夕弥漫于欧洲的虚无主义的绝妙表达。
而20世纪著名剧作家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1930年的著名德国影片《蓝天使》的编剧）曾经在1975年写过一出戏剧《捕鼠人》。在这里，笛手成了带领下层劳动人民向上层统治者反抗的领袖人物。当笛手被捕后即将被绞死的时候，他的同伴们绑架了镇上的孩子们用来交换他的生命。最后他和孩子们一起消失在浓雾之中。这种改编肯定是受了1970年代动荡的世界局势和激烈的社会冲突的影响。
“捕鼠人”童话流传最广、最著名的版本当然是德国的《格林童话》中的版本，“捕鼠人”这个名称即译自德语“Rattenfanger”：
1284年，德国中部的一个叫哈默恩（Hameln）的小镇上无数的老鼠到处横行，人们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来了一个穿彩色衣服的人，对镇上的居民说可以解决鼠害。绝望的人们许给他丰厚的报酬。彩衣人于是拿出一根笛子，一边走一边吹起了一支奇怪的曲调。结果镇上所有的老鼠都跑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笛手带领着老鼠来到了镇边的威瑟河（Weser）并走进河水里。老鼠们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结果全部淹死了。
笛手回到镇上要求报酬，居民们却反悔了，笛手只得愤愤地离开。后来，在6月26日这天，笛手回到了镇上。这次他穿着猎人的装束，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又一次吹起了一支奇怪的曲调。当时镇上的成年人都在教堂做礼拜（因为这一天是圣约翰和圣保罗的圣日），而这次跑出来跟在笛手后面的是所有4岁以上的孩子们。孩子们跟在笛手后面走出了小镇，最后来到了一座山脚下。这时山裂开一个大洞，笛手和孩子们走进山洞之中，然后所有人从此消失不见。
一个保姆目睹了笛手带走孩子，并马上去告诉了成年人，但为时已晚。既震惊又悲痛的居民们发现总共有130个孩子失踪，只有3个孩子幸免于难。其中有一个瞎孩子，他听见了笛声并试图跟上去，因为看不见路而行走缓慢，最终掉队。还有一个哑孩子（同时也是聋子），他没有听见笛声，只是跟着小伙伴们来到山洞前，并眼睁睁得看着小伙伴们消失。最终把那座山洞的位置指给成年人们的就是他，但孩子们消失的具体情况由于他不会说话而无法得知。最后一个孩子因为身上穿得太单薄，于是回家取外套，等返回去时所有人已经不见了。镇上的居民派人四处寻找孩子的下落，却从此杳无音讯。
不过格林兄弟也提到：有人说孩子们从哈默恩走入了山洞，最后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西部）走了出来。
这就是《格林童话》中“捕鼠人”童话的梗概，原题是《哈默恩的孩子们》。这个故事其实在欧洲各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如有人（Friedrich Umlauft）记录了奥地利的科努堡（Korneuburg，靠近维也纳的一个小城）也有类似的传说，和哈默恩的传说最显著的差异是：
一、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放到了德国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
二、老鼠们跳进去并淹死的是科努堡附近的多瑙河；
三、孩子们这次没有走进一个山洞，而是跟着笛手登上了多瑙河中的船队，随后满载孩子们 的船队顺多瑙河而下，一去不返。
科努堡的传说还明确提到了孩子们的结局，说是多年以后居民们得知：就在孩子们消失的那一年，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有相同数量的儿童被卖为奴隶。再比如，还有人（Joseph Jacobs）记录了英国的法兰齐维里（Franchville，今名“新城”，Newtown，英格兰南部怀特岛上的一座小镇）也有类似的传说。不过这次笛手先是把老鼠们引入了附近的海里，后来把孩子们引入了镇边上的橡树林，然后消失不见的。
这个“捕鼠人”故事不光在民间文化中流行，在纯文学领域也曾不止一次被人重新演绎过。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歌德的叙事诗《捕鼠人》（Der Rattenfanger，1803），以及英国著名诗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长诗《哈默林的彩衣笛手》（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1849）――哈默林（Hamelin）即哈默恩（Hameln）的英文拼法。其中勃朗宁的长诗更为著名，因为它早已成为西方的经典儿童读物。而“彩衣笛手”（Pied Piper）就是这个故事在英语世界的通行叫法。
让我们仔细一点审视这个故事：首先要明确的是，其它地方（比如科努堡、法兰齐维里）的版本都是哈默恩版本的流变和演绎。其原因不光是哈默恩版本出现得最早、影响最广（早在15、16世纪就不断有人将它记录下来，而科努堡、法兰齐维里的版本要到19世纪才见诸记载），还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细节（或者用神话学的术语，叫“动机”）是所有“捕鼠人”传说都共有的，即笛手身着一件色彩斑斓的“彩衣”。
问题的关键是：“彩衣”是由哪些颜色组成的，在哈默恩版本中没有说明，其它各版本对此尽管有不同的描述，但却不约而同地包含红色（科努堡版中是红、紫两色，法兰齐维里版本里是“彩虹的颜色”，勃朗宁版本里是红、黄两色）。我们应该记得，哈默恩版本里，笛手第二次出场带走孩子们时换了一身“猎人的装束”，戴着“一顶红帽”。而其它版本里全部没有提到这身“猎人的装束”。
如果说哈默恩版本不是传说的最原始版本，而和其它版本一样，是某个原始传说的后续加工版本，那么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明确提到笛手有两套衣服，而且偏偏只有这里没有说明彩衣的颜色组成呢？我们只有反过来假设，即哈默恩版本就是原始版本。这个原始版本在民间口耳相承的流传过程中，“猎人的装束”这个细节渐渐被遗忘，留下了“彩衣”和红帽的“红色”这两个细节，于是其他地方的人们对原始传说进行再创作的时候，总是把红色加到彩衣的颜色之中去。笛手的两件衣服变成了一件，红帽变成了彩衣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动机融合”的过程，明显地指示了哪个版本在前，哪个在后。另外，后续版本里的“红色”是一个典型的“哑动机”，即不承担任何叙事意义的“动机”。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可以随意地创作，彩衣的颜色可以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大家都强调里面有“红色”，而这个“红色”对于故事的情节又没有丝毫影响，这就说明“红色”肯定是传说最原始版本中的一个“动机”，人们不能不加入它。所有版本中，只有哈默恩版本里的“红色”有特殊的意义――“红帽”，所以据此可以认定哈默恩版本就是传说的原始版本。
还有两个佐证可以证明哈默恩版本的原创性。在《格林童话》中，格林兄弟提到：一、哈默恩镇上有一篇铭文，明确提到了1284年6月26日发生的这件事；二、哈默恩镇上有一条街叫“无声街”（Bungelosenstrasse），据说就是孩子们最后走过的一条街，长久以来这条街上就有一个习俗――不得发出任何音乐声，以纪念失踪的孩子们。据说即使是迎送新人的婚礼乐队到了这条街上也会自觉地停止奏乐。而这两点在有类似传说的其它地方都不存在。
我们从一开始研究“捕鼠人”故事，都是按照童话／传说／神话的模式来进行的，现在居然遇到了历史证据，似乎历史上真地出现过这样一个有魔力的笛手似的，没想到吧？——当然，用笛声带走老鼠和孩子，肯定不是历史的真相，那么在那130个哈默恩孩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历代许多学者想解答的问题。
最简单的解答就是孩子们遇到地震或者山崩而遇难了。所谓进入山洞然后消失，只是对地震或者山崩的隐讳之词。但这样大规模的地质事件，怎么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后来的地质考察完全无法证实呢？而且如果地质事件是这个故事的真相的话，那么“进入山洞并消失”这个动机就应该得到长久的保留，但不少后来的版本里孩子们却是以其它的方式消失的（乘船离开、进入森林等）。看来孩子们是如何消失的具体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的消失”这个结果。
有人注意到孩子们是“载歌载舞”地跟着笛手离去的，于是提出孩子们其实是得了一种“舞蹈病”（chorea）。“孩子们的消失”也许指的是他们被带到某地去治病，但没有一个被治愈，所以没人回来。但是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舞蹈病”主要分两种：遗传性的或者风湿性的。这两种都没有理由只有孩子得病而成人无一人得病。特别是遗传性“舞蹈病”（又名“亨廷顿氏症”，病因是4号染色体上一个基因的变异），决无理由成人全部安然无恙而孩子们都“消失”了。另外，《格林童话》中记录的《哈默恩的孩子们》的原始版本中，并没有提到孩子们“载歌载舞”。这个细节是后来逐渐加上去的，特别是在勃朗宁的长诗中，这一点得到了极度的描写。
还有人把“孩子们的消失”和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联系了起来：
“儿童十字军”是欧洲中世纪一桩非常轰动然而也非常悲惨的事件。怀着纯洁的“拯救圣地”信念的几万名儿童，自愿聚集起来向圣地进发，最后只落得饥寒交迫、四散流亡、转卖为奴的结局。“孩子们的消失”也许指的就是这件事？但“儿童十字军”事件发生在1212年，与1284年相距太远，“儿童十字军”应该不是故事背后的真相。
有人注意到镇上的鼠害，而老鼠成为欧洲社会的大害当然是在“黑死病”流行的期间。由于老鼠是病菌的载体，而“黑死病”又是当时的不治之症，所以笛手驱走老鼠、带走孩子可以理解为一次为了对付“黑死病”的治疗行动。笛手先去除了传染源，又把抵抗力较弱的孩子们带到山中，以便和成人世界隔离。这样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黑死病”的第一次大爆发是在1340年代，和1284年也对不上茬。这应该也不是历史的真相。
否定了以上几种解释之后，下面来介绍现在得到比较多的学者认可的一种解释，还是让我们回到哈默恩小镇；前面提到这里有一篇铭文纪念“孩子们的消失”，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铭文是怎么写的。以下是原文（这篇铭文也被抄录了《格林童话》中）：
Anno 1284 am dage Johannis et Pauli／war der 26. junii／Dorch einen piper mit allerlei farve bekledet／gewesen CXXX kinder verledet binnen Hamelen geborn／to calvarie bi den koppen verloren
译成中文大概是：在1284年的圣约翰和圣保罗的圣日／即6月26日这天／一个身穿彩衣的笛手／将130名哈默恩出生的孩子们引入了／Koppen中的calvarie
Koppen是古德语，意思是“山丘”；calvarie，即英文中的calvary，是基督教中专用的一个词，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中译是“骷髅地”，这里显然是指孩子们“受难”的地方。铭文最后一行告诉我们孩子们是在某座山中“受难”的。而koppen到底指哪座山则至今不明。
请特别注意，这里没有提到老鼠。看来故事中有关老鼠的部分，是在后来，特别是“黑死病”大流行而老鼠变成一种“灾难”的时候被加上去的。
这篇铭文原来是刻在哈默恩镇教堂的一块玻璃窗的窗框上的，时间大概是在1300年左右。该玻璃窗上据说就绘有笛手和孩子们的形象。不过该玻璃窗以及铭文已经在1660年左右被毁。幸好1602年哈默恩镇为了纪念孩子们的失踪，建立了一个类似今天“纪念馆”的地方：“捕鼠人之家”（Rattenf?ngerhaus）。这篇铭文被转刻在了“捕鼠人之家”的墙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历史的证据。想来当年格林兄弟就是在这里抄录铭文的。
最初在窗框上的铭文真的是在1300年被刻上去的吗？不会是后来某个时候刻上去的？我们不能肯定，但我们可以肯定至少1430年左右它就在窗框上了。因为这篇铭文曾经被1430－1450年代的一份文书（所谓“吕内堡手稿”，the Lueneburg Manuscript）所收录。这份文书是记载此事件的年代最早的文献。看来铭文形成的时间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不会太远。
还有比“吕内堡手稿”更早的记录吗？有的。从1351年开始，哈默恩镇的法令集，总要以“自从我们的孩子离开已经多少多少年”为记年方式。可惜这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孩子们是怎么离开以及关于笛手的任何信息——注意，这里只是说“离开”，并没有暗示孩子们遭到什么悲剧的命运。
另外，据说在1384年，有人见到哈默恩的一位叫路德（Lude）的人有一本合唱歌集，封面上用拉丁文写着一首诗，说的就是笛手的故事。据说写诗的是当时的一位事件目击者――路德的祖母。很可惜该书在1675年之后就不知所终，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在自己的记载中提到了这本歌集和这首诗。遗憾的是没有人把诗抄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得知诗的内容。
综合起来看，哈默恩镇的孩子们只是“离开”了小镇，来到了一座山中并可能“受难”。
有的研究者注意到“捕鼠人”故事的原始版本中，有人说孩子们从哈默恩镇走入山中，从特兰西瓦尼亚走了出来。这很像是一次移民行动。而考察13世纪末期的欧洲历史，这种移民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1227年，北德的几个小邦（包括荷尔斯泰因、汉堡、吕贝克等）联合起来，在伯恩霍文之战（Battle of Bornhoved）中击败了丹麦王，夺回了对北德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打通了向东去的主要道路。此后，今天德国中、西部的日耳曼人开始大举向今天德国东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地移民。其中最著名的是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向普鲁士、波兰、立陶宛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移民浪潮。考虑到条顿骑士团的鼎盛时期是1226－1410年间，而我们的“捕鼠人”故事正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而且“特兰西瓦尼亚”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西部，也正好是当时的移民目的地之一，所以“移民”可能就是“孩子们消失”事件背后的真相。
对于移民的假设，最好的证据就是地名。比如纽约和约克的关系，比如新奥尔良和奥尔良的关系，都能看出移民的轨迹。有的学者已经发现从今天德国西部一直往东、远至波兰，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同样或者相似的名字。这肯定就是当时的移民一路走过留下的痕迹。比如有至少5个地方都叫兴登堡（Hindenburg），至少3个地方都叫斯皮尔堡（Spiegelberg）。最让我们惊讶的证据出现在今天德国东部的一个叫Querhameln的小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译过来就是“哈默恩的磨坊”。看来这里即便不是当年哈默恩镇移民的居住地，也一定是他们在路上停留过地方之一。
这样看来，所谓的“孩子们的消失”，指的就是1284年的一次向东移民行动。由于移民必须是身强力壮、能吃苦的年轻人（当时德国东部以及波兰等地还有很多未屈服的土著部落，移民随时有可能转变为战士），可能哈默恩镇上有很多甚至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参加了进去并一直没有回来。这些年轻人在后来的传说中渐渐被越说越年轻，以至最后成了孩子。（应该说母亲们的思念是这种“年轻化”趋势的主要动力。）而“捕鼠人”的原型，可能就是一位来号召大家去“开发东部”的宣传鼓动家。彩衣和笛子也许是他吸引年轻人注意力的手段。而他这一次宣传鼓动也许太过成功，以至于失去儿女们的家长们把他的这次“宣传”渐渐认定为一种“引诱”。
这里先要补充一个和“捕鼠人”传说有关系的故事，有人（J. G. Th. Gr?sse）在19世纪把它记录了下来：
1257年，埃尔福特（Erfurt，德国中部一城市，离魏玛很近。）发生了一件奇事。一千多名孩子聚集在一起，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同离开了城市。他们出了洛伯门（L?ber Gate），沿着斯泰格大道（Steiger Way），一直走到了昂斯塔特（Arnstadt，在埃尔福特以南约17公里），那里的市民接纳了他们。埃尔福特的市民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去了那里，直到昂斯塔特的市民来通知他们。埃尔福特的市民于是用马车把孩子们都接了回来。没人知道是谁领孩子们去的。
注意到了吗？以哈默恩镇铭文为代表的原始传说核心部分中原来没有的一个“动机”出现了：孩子们的“载歌载舞”。这次1257年发生在埃尔福特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大量记录告诉我们，这种无缘无故的“载歌载舞”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
虽然最早的记录在12世纪就出现了，但现在可以被证实的“载歌载舞”事件，最早发生在1374年7月的亚琛（Aachen，德国西部一城市，离科隆很近）。据当时的记载说舞者表现出极度的快乐和疯狂，直到精疲力尽也不肯停止舞蹈。一直到17世纪这种现象才慢慢绝迹。
对于这种现象有很多种解释，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舞蹈病”（chorea）。如果抛开疾病的原因，那么还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个是麦角碱中毒（ergotism）：麦角碱是一种寄生在谷物（通常是黑麦）上的真菌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此物质有极强的致幻作用。比如1960年代美国盛行的“药物文化”中鼎鼎大名的“酸”，即LSD，就是麦角碱的近亲。LSD的学名就是麦角酸二乙胺。食用了含有麦角碱的谷物之后，人会产生强烈的幻觉并且身体不受控制地摆动。由于中世纪后期经常发生饥荒，而人平时不吃的黑麦成了饥荒时的口粮，再加上当时的粮食储存手段的落后，所以麦角碱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对此不理解，于是被认为是一种“舞蹈病”或者是魔鬼附身。麦角碱中毒在当时被称为“圣安东尼之火”（St Anthony's fire），因为据说这位圣徒可以驱走病人身上不停舞蹈的魔鬼。
二就是中世纪有一种“死亡之舞”（Dance of Death）文化：这个应该是在比如“英法百年战争”、“黑死病”事件之后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主要盛行在15、16世纪，即强调人生的无常、不管生前如何富贵或者贫穷，到头来谁都不免一死。很明显这是由于战争、疾病而产生的厌世思潮。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人士都持有此观点。“死亡之舞”文化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是他们创作的一些诗和版画。诗中、画面上总是出现骷髅围绕活人舞蹈的场景，该文化现象也由此得名。而这种文化在民间的流传却起到了相反的结果，即人民反而产生了与其厌世等死，不如及时行乐的情绪。也许那种无缘无故的“载歌载舞”就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吧。说远一点，像《十日谈》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就有这种情绪的痕迹。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上看，这种“载歌载舞”也可能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collective hysteria）。即在大的灾难、战争或者社会巨变的压力下，人们以一种统一的、极度兴奋、疯狂的行动表现出自身的恐惧。比如二战前德国的排犹行动、文革中红卫兵的行动等等，都可以算得上是这种社会心理机制的表现。甚至包括《圣经》中以“末日就要降临”来驱使人们去洗礼的“施洗者约翰”，很多受洗礼的人的疯狂举动、以及他们产生的集体幻觉，也可以算作“集体性歇斯底里”的症状。而中世纪的欧洲灾难频发，出现以“载歌载舞”为表现形式的“集体性歇斯底里”，并不奇怪。
最后一种可能性和宗教信仰有关：虽然中世纪早期以后，欧洲大部分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但原来的凯尔特人（Celt，即罗马人所说的“高卢人”，原来散居在西欧大地，特别是今天的法国。今天的布列塔尼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是其后裔）、日耳曼人（German，原来居住在波罗的海南部，公元前1世纪逐渐向东南迁徙，定居于黑海北岸，后于公元4世纪受到匈奴人的压迫向西迁徙，历史上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萨克逊人都是日耳曼人的分支，今天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是其主要后裔，还有部分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等）、维京人（Viking，北欧的土著居民，今天的瑞典人、冰岛人是其后裔）等，这些民族的原始的多神教信仰并没有完全绝迹，一直到今天都还有影响。比如玩电子游戏的人都很熟悉的德鲁伊（Druid）就是凯尔特人原始宗教中的祭司；维京人要到大约11世纪才最后接受基督教，他们的原始宗教神话有很大一部分流传到了今天，而他们的原始宗教和日耳曼人的原始宗教其实非常相似。
通过考察诸如凯撒、塔西陀等古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的记载，我们知道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人和其它民族在信仰形式上最大的不同是：日耳曼人不建造寺庙或者神殿，而是崇拜某处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的某棵圣树，平常的祭祀活动就围绕着这棵圣树进行。现在西欧一些地方还保留着“五月节”（一般是5月1日）的风俗，这个节日中青年男女要围绕着一棵“五月柱”唱歌跳舞。这就是原始的“圣树”崇拜的遗风。而基督教传统对于唱歌跳舞这些“世俗享乐”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在中世纪，那些还暗地保留着前基督教时期的原始信仰的底层民众，如果进行类似今天“五月节”这样的活动，就会被上层的知识分子或者教会人士看作得了“舞蹈病”。
最后这一种可能性和我们的“捕鼠人”故事关系最大。因为就在哈默恩镇东边15公里处，有一座科彭布吕格山（Coppenbrugge），这里是被中世纪文献明确记载的所谓“异教崇拜”中心之一。也就是说，这座山附近的群众至少还部分坚守着原始的日耳曼人信仰，他们可能保留着以科彭布吕格山中的“圣林／圣树”为崇拜对象并在“圣树”下舞蹈的习俗。
所以哈默恩镇铭文中最后一行中的koppen可能就是指这座Coppenbrugge山（注意两个词的相似之处）；孩子们的calvarie／“受难”也许指他们重新堕入了“异教信仰”。彩衣笛手可能是一位原始日耳曼信仰的祭司或者倡导者，他把“载歌载舞”的孩子们带入了科彭布吕格山。很明显，这是和前面提到的1284年“向东移民”事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对“捕鼠人”故事的解释。如果那是“移民版”解释的话，这个就是“异教版”解释。
前面提到了，由于家长们对远去的孩子们的思念，原来只是一个移民召集人的彩衣笛手，逐渐被看作是“引诱者”。我想，应该是在14世纪的时候，这个“引诱者”的形象慢慢和哈默恩镇附近早已存在的“异教信仰”联系了起来。毕竟总会有新一代的孩子出生、长大，家长们的思念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但彩衣笛手的“引诱者”形象早已根深蒂固，人们需要为这个形象的继续存在寻找新的理由，于是“移民版”解释就渐渐变成了“异教版”解释。因为在正统的基督教徒看来，“引诱”孩子去崇拜“异教”，比“引诱”孩子去移民要严重、可恨得多。“异教版”解释一旦成立，那么笛手的“引诱者”形象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了。故事也就可以继续流传下去了。
也就是说，在故事的原始版本里只是若隐若现的“引诱”动机，现在得到了新加入的、可持续的情绪的支持，开始占据了比较主要、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机更新”的过程。即某个特定的事件导致了某个“动机”的出现，而该“动机”一旦被纳入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对它的理解便不再受原有的特定事件的限制，新的事件于是被加到此“动机”之上。一个故事想要流传下去，总要被听众所理解。而一代一代的听众，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希望和梦想，都不相同。所以对于故事，特别是对于故事中一些特定的“细节／动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情况。后人生活的环境和故事产生时的原始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但故事依旧可以流传下去，原因就是“动机”在被一代一代人不断地更新。
随着“异教版”解释逐渐取代“移民版”解释，“载歌载舞”动机自然开始出现，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当然，“载歌载舞”动机的出现，原因不仅仅是“异教版”解释，可能上面提到的比如“集体性歇斯底里”、“死亡之舞”文化等都参与了这个动机的建立和发展。因为这些因素都是14世纪－17世纪时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人们自然可以用它们来再次“更新”故事里的“引诱”动机和“载歌载舞”动机。而这个故事在13世纪刚出现时原始历史背景，即“向东移民”事件，则早已被后人忘记了。
下面简要地谈谈“捕鼠人”故事在14世纪之后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最初的故事里其实并没有老鼠。那么老鼠是何时被加进去的呢？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提到老鼠的版本，出现于17世纪早期的一个丹麦人维斯特根（Richard Rowland Verstegan）所写的一本叫《重建消逝的智慧》（Restitution of Decayed Intelligence，1605）书中。此人不光加进了笛手驱走老鼠的情节，还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改成了1376年7月22日。由于维斯特根是第一个用英文讲述“捕鼠人”故事的，所以英国文学界接受“彩衣笛手”故事的同时也一并接受了这个新时间。勃郎宁的长诗中也是采用了这个1376年的日期。
至于维斯特根为什么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拖后，很明显是因为“鼠灾”和“黑死病”发生于1340年代，如果保留1284年这个时间，则“驱鼠”的情节就加不进去。于是原来“引诱”孩子们的笛手，在新的历史环境（“黑死病”大流行）之下，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引诱”老鼠。
基于新的历史事件而对旧有的故事进行改编，和“动机更新”一样，是故事得以持续流传的一种必要手段。无论是古希腊神话还是基督教的《圣经》，都充斥着这类情况。
至17世纪，特别是《重建消逝的智慧》一书以及其它的类似著作，特别是《格林童话》出版（1816）之后，“捕鼠人”故事基本上已经定型。故事的基本情节和主要动机都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就这个意义上说，出版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一旦大家都能很方便地读到一个故事，那么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继续被“更新”或者“改编”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故事的某一个“正式版”一旦出现、一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口头文学最大的魅力――因时、因地、因对象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就显得不可接受了。口头文学依靠的是面对面的讲述者和听众，而固定在书里面的故事只需要也许永远互不见面的作者和读者。口头文学里，这一代的听众也许就是下一代的讲述者，他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放到故事之中去，而读者只有权被动地理解。活的文学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批评。
对于“捕鼠人”故事的文学批评也经历了很曲折的过程。早在16世纪，就有人用“死亡之舞”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故事。笛手在这时被视为“死亡”或者“魔鬼”的化身；孩子们被他引诱，则代表了人的无知和脆弱。应该说在中世纪严格的文化氛围中，这种理解是唯一可能的理解。
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笛手的形象开始变得正面起来。原因是“文艺复兴”张扬的是“人”，而不是神。在这时，相比神的道德律条，“人”的快乐要重要得多。于是笛手既能迷住老鼠，又能迷住孩子，简直是一个让所有的生命都听其摆布的新“奥尔菲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琴手，据说其琴声能让顽石点头并感动了冥界的王后）。他给予孩子们的快乐，成了当时最崇尚的“人的快乐”的代表。从这个时候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文学家开始用自己的理解来改写“捕鼠人”故事了。
当歌德在1803年写《捕鼠人》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故事的人。这里的“我”就是笛手，或者说笛手在这里成了诗人的另一个自我。笛手的魔力这时象征的是诗人的魔力，或者说诗歌的魔力。诗人现在开始以新“奥尔菲斯”自居。这种“艺术（或者说精神）至高无上”的态度，可以说这是“浪漫主义”正式面世的一份宣言。而且歌德是唯一一个改变了“捕鼠人”手中的乐器的人，“捕鼠人”手中拿的不是笛子，而是七弦琴。这样，“捕鼠人”的形象和“奥尔菲斯”的形象就更接近了。
等到1849年勃郎宁写《哈默林的彩衣笛手》的时候，情况又是一变。在当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刻板和金钱至上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勃郎宁把诗的重点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孩子的纯洁在这里被当作了成人世界的虚伪、狡诈的对立面。于是笛手的形象现在成了带领孩子摆脱成人世界的引路人，是让孩子得以永葆纯洁的一个天使。他们要去的特兰西瓦尼亚也被写成了一个天堂似的地方。应该说，在“捕鼠人”故事的所有版本中，勃郎宁笔下的这个笛手的形象是最正面的。
而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在1914年写的《圣梅里的音乐家》（Le Musicien de Saint Mérry），则是“捕鼠人”故事的所有版本中，最灰暗的一个。阿波利奈尔不仅将故事放到了现代社会中（时间被他放在了1913年5月21日），还说笛手所吸引的不光是孩子，还有妇女，而且所有人是走进了一幢破败的旧房子之后最后消失的。而世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继续存在、运转着，因为那些妇女原本就是在无聊中度日。这是一次大战前夕弥漫于欧洲的虚无主义的绝妙表达。
而20世纪著名剧作家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1930年的著名德国影片《蓝天使》的编剧）曾经在1975年写过一出戏剧《捕鼠人》。在这里，笛手成了带领下层劳动人民向上层统治者反抗的领袖人物。当笛手被捕后即将被绞死的时候，他的同伴们绑架了镇上的孩子们用来交换他的生命。最后他和孩子们一起消失在浓雾之中。这种改编肯定是受了1970年代动荡的世界局势和激烈的社会冲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