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反侧,起身写日记(三)
今天晚饭后忽发奇想,把从朋友处借来的Brideshead Revisited放到电脑里。
从Ben Whishaw甫一出场,牛津那些抽离世界的尖塔映入眼帘,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英国种种,欧洲种种——老套得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是英国话剧/电影界的一群多么令人神往的人啊。Emma Thompson自不必说,给苍白的电影注入一种魔法的生命。Jonathan Cake当年在南岸的The Globe演那位大喊着:“捏塑我的并不是比常人更硬的陶土”的Coriolanus的时候,我站在下面看到发怔。Ed Stoppard虽然饰演一个被宗教压到窒息的长兄Bridie,但乔装打扮依然挡不住Hamlet氏的青春挺拔。Whishaw的头发剃光后的样子,让人想起Aidan Mathews写下的“handsome but hurt”。那英国人群体性的郁郁揖让,徘徊在欲言又止的边沿。
这不是一部多么出彩的电影,真的。电影和书比起来,永远都是直观而枯燥的,拨开了那一层想象的雾霭之后,错综的语词,微妙的掩映,转折、虚晃和踌躇……一旦清晰起来也就失去了他们本身的诱惑力。
可是这里面所有的标记都让我不能自已。威尼斯的景象一旦映入眼帘,我就大喊起来:Canaletto,曾经居住过的南伦敦,附近就是Dulwich Picture Gallery,离开之前还有一个他的展览。本来这些都只是过眼烟云,也不曾有多深的印象,不料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全部打开了。
曾经很矫情地把英语文学的文本虔诚地带到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展读。比如在北海边读Woolf的The Waves,在Dublin两年,边读Joyce边踩点,把Dublin弄得比较熟悉了,又匆匆地离开。在St Pauls的大穹顶下听着祷文还有organ voluntary和各色人等谱曲的英文拉丁文Magnificat,读了不知多少章节的KJV和Donne——我所有的欧陆朋友都对St Pauls不屑,因为他们的家乡大教堂不知道气象要宏伟多少倍,但对一个沉浸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小孩来说,语言的经纬编织出的母体永远比具象要更加受用。
罗马公教是折磨了我这许多年的研究课题。看到Flyte一家在宗教中生死的一幕幕,觉得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多年的挚友MA君是Durham郡出生的公教徒。他说在教堂里,他的自动导航就打开了,点圣水,屈膝礼,祷文都熟悉得成为第二本能。在爱尔兰更是如此,Ennis小镇的教堂满到站都站不下,那真是攫住人整个生命的宗教:华美的典仪和精致的歌咏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社群生活的全然融合又把每一个人牢牢地拉在这张网里。Donne明里是放下了,其实灵魂一辈子依旧没有放下那种对罪愆和爱欲的纠结。MA也说,走进Durham大教堂,他的心就飞起来,他分明感到这曾经是一间公教教堂,哪怕近四百年的圣公会洗濯。
妙就妙在,这一切又牵涉着英国的衰落、家族的更替。ménage à trois的永恒主题只是点衬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一个罗马公教的conscience对这一切的考问。在一个自称为“神圣普世”,其首领自称Vicar of Christ的森严宗教秩序中,个体的卑微,或如Lady Flyte那样病态地寄希望于彼岸,或如Sebastian纵情欢娱,然后纵情忏悔,或如Julia那般在明知自己的信仰已然被玩弄,自己沦为一种现实与理念的交易品,依旧要自戕,或如Lord Flyte那不免令人想到Wilde的临死悔改。Waugh本人是对这一切都抱有模棱两可的复杂心态的高超作家,看客只能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纠结。仿佛镶嵌着珠宝的乌龟的帝国不免夕阳西下:随着贵族的式微,中产阶级以及和下层阶级的全面接收(Hooper那开豁的口音和乐观的态度可资证)已经开始。Waugh不过希望接收者如Ryder那样,还企图保有摇曳的一枝蜡烛,不要恣意吹灭它……
从Ben Whishaw甫一出场,牛津那些抽离世界的尖塔映入眼帘,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英国种种,欧洲种种——老套得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是英国话剧/电影界的一群多么令人神往的人啊。Emma Thompson自不必说,给苍白的电影注入一种魔法的生命。Jonathan Cake当年在南岸的The Globe演那位大喊着:“捏塑我的并不是比常人更硬的陶土”的Coriolanus的时候,我站在下面看到发怔。Ed Stoppard虽然饰演一个被宗教压到窒息的长兄Bridie,但乔装打扮依然挡不住Hamlet氏的青春挺拔。Whishaw的头发剃光后的样子,让人想起Aidan Mathews写下的“handsome but hurt”。那英国人群体性的郁郁揖让,徘徊在欲言又止的边沿。
这不是一部多么出彩的电影,真的。电影和书比起来,永远都是直观而枯燥的,拨开了那一层想象的雾霭之后,错综的语词,微妙的掩映,转折、虚晃和踌躇……一旦清晰起来也就失去了他们本身的诱惑力。
可是这里面所有的标记都让我不能自已。威尼斯的景象一旦映入眼帘,我就大喊起来:Canaletto,曾经居住过的南伦敦,附近就是Dulwich Picture Gallery,离开之前还有一个他的展览。本来这些都只是过眼烟云,也不曾有多深的印象,不料一个小小的开关,就全部打开了。
曾经很矫情地把英语文学的文本虔诚地带到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展读。比如在北海边读Woolf的The Waves,在Dublin两年,边读Joyce边踩点,把Dublin弄得比较熟悉了,又匆匆地离开。在St Pauls的大穹顶下听着祷文还有organ voluntary和各色人等谱曲的英文拉丁文Magnificat,读了不知多少章节的KJV和Donne——我所有的欧陆朋友都对St Pauls不屑,因为他们的家乡大教堂不知道气象要宏伟多少倍,但对一个沉浸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小孩来说,语言的经纬编织出的母体永远比具象要更加受用。
罗马公教是折磨了我这许多年的研究课题。看到Flyte一家在宗教中生死的一幕幕,觉得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多年的挚友MA君是Durham郡出生的公教徒。他说在教堂里,他的自动导航就打开了,点圣水,屈膝礼,祷文都熟悉得成为第二本能。在爱尔兰更是如此,Ennis小镇的教堂满到站都站不下,那真是攫住人整个生命的宗教:华美的典仪和精致的歌咏直接诉诸人的感官,社群生活的全然融合又把每一个人牢牢地拉在这张网里。Donne明里是放下了,其实灵魂一辈子依旧没有放下那种对罪愆和爱欲的纠结。MA也说,走进Durham大教堂,他的心就飞起来,他分明感到这曾经是一间公教教堂,哪怕近四百年的圣公会洗濯。
妙就妙在,这一切又牵涉着英国的衰落、家族的更替。ménage à trois的永恒主题只是点衬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一个罗马公教的conscience对这一切的考问。在一个自称为“神圣普世”,其首领自称Vicar of Christ的森严宗教秩序中,个体的卑微,或如Lady Flyte那样病态地寄希望于彼岸,或如Sebastian纵情欢娱,然后纵情忏悔,或如Julia那般在明知自己的信仰已然被玩弄,自己沦为一种现实与理念的交易品,依旧要自戕,或如Lord Flyte那不免令人想到Wilde的临死悔改。Waugh本人是对这一切都抱有模棱两可的复杂心态的高超作家,看客只能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纠结。仿佛镶嵌着珠宝的乌龟的帝国不免夕阳西下:随着贵族的式微,中产阶级以及和下层阶级的全面接收(Hooper那开豁的口音和乐观的态度可资证)已经开始。Waugh不过希望接收者如Ryder那样,还企图保有摇曳的一枝蜡烛,不要恣意吹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