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之人格论
欲言中国文化，孔子是无法避开的，自古及今，关于孔子学说的论述，可谓汗牛塞屋。以笔者的学识，既未精深，也乏系统，以孔子学说为论题，本为力所不能及之事，然虑及处学术日益昌明之时代，本着著述自由之理念，不敢私藏敝见，或能幸蒙指教，则不胜欣悦。本文拟取孔学中之“人格论”、“秩序论”，及以由秩序论而衍生之“政治论”三方面略加评述，以期探讨孔学于今日中国之取舍。
（一）孔子的人格论
孔子学说中的理想人格典型是“君子”，与“君子”人格相对立的是“小人”。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经常作为对比而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常荡荡，小人常戚戚”。在《易》中，也多处提及“君子”，如“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修身这一环节，正是要成就君子人格。庄子在《天下篇》对“君子”下定义：“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董然慈仁，谓之君子。”以下从几方面说明之。
【知与行】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妇孺皆能熟记之句，然而熊十力却偏偏要当头棒喝：“然试问学为何等义？时习是何等工夫？悦是何等境界？自康成以迄清儒，果谁解此？”在熊十力之前，梁启超恐怕是最早来解孔子的“学”是何等义，梁启超分析了《论语》中孔子提到的“学”的内容，认为并不纯然是指书本文字的学问，孔子所谓的学，“是要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梁启超《孔子》），南怀瑾继承了梁启超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南怀瑾《论语别裁》）换言之，即孔子所说的为学，其实是知行合一的学问。这里可以引孔子的话：“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
“知”与“行”并举，实侧重点在于“行”，不能实行的“知”，不能算是“真知”，倘若“真知”，必然要落实到“行”字。孔子曾经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论语》中，可见对人格之评判，往往不是以一个人的学问为标准，而是以其所作所为来衡量。一切学问，倘若不是以实行为最后之目的，便往往陷于空谈境地，成为无灵魂的形槁。思想不过为实行之指导，书册文字固然可以记录思想，然而思想背后之实行，却须得由自己自强不息地进行。然而历史却常常制造惰性，当后人将前人经典圣化、八股化，当“力行”二字不再是实践，而仅仅成为讨论学问的名相时，那么这种学说的活力已经渐渐被淘空。应该说明的一点是，实行主义，是中国先秦时代伟大的文化传统，并非仅是儒家的专利，象老子说：“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见道家亦以实行为指归；墨家更是如此，墨子言：“士虽有学，行为本焉”，极度重视实行主义。
【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以“仁”来展开的，仁是什么，是一种人生理想，是人格的最高标准，仁可以统摄其他方面。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个定义，但在《论语》中，孔子说仁，不下数十次，因此只能由此归纳出“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其一，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由爱人故，推衍出两条结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凡伟大的宗教，均有爱之观念，如基督教之“上帝是爱”，佛教之“慈悲”，然而孔学与其略有不同的是，孔子的爱人并非无条件，“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爱恨分明，孔子有宗教之气质，然实非宗教家。
其二，克己。“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从克己复礼出发，也衍生出其他准则：“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三者，用现代眼光视之，可称为敬畏感、敬业、诚信。克己这点，也同宗教节制放纵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荀子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讲的都是自省克己的功夫。
其三，力行。“力行近乎仁”，力行什么？《论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惟力行故，不尚空谈清论，故而：“仁者其言也讱”，“巧言令色鲜矣仁”；惟力行故，可以知难而进，可以勇猛无退，可以造次颠沛，可以杀身成仁，故曰：“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必有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忠恕】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对其理解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由是可见，忠恕两字，在孔子的学问里头，是很重要的。《大戴礼记》对“忠恕”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忠是一种立足于自身的内心的坚守，而恕则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向外的推衍，并且可以认为，忠恕是实现良知的前提。有一回，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终生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孔子认为便是“恕”，而“恕”实际上是“忠”的外推，所以曾子以“忠恕”来理解孔子的“一以贯之”，无疑是正确的。
【勇与强】
任勇与坚强，乃人格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举诸世界文明，无一不以勇强为人类可贵之品格，而孔子论勇论强，自有其特色所在。“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孔子之意，盖以为“衽金革死而不厌”固然堪称强者，然而仍未臻上乘之境，真正坚不可摧者，是仁慈之力量与忍辱负重之精神：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试较之基督之“登山宝训”及佛陀之忍辱精进，不可不感慨伟大精神之殊途同归。因为慈爱，故而勇猛，“仁者必有勇”，“知耻近乎勇”，“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即为充沛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奋斗精神。
必须指出，勇毅与坚强，乃孔子所处时代之中国民族精神，百家所论，或有高下之差别，而其根本精神，实则大同小异，老子云：“自知者胜，自胜者强”，又云：“慈故能勇”。墨子一系，尤以勇闻名，墨子云：“战虽有阵，勇为本焉。”，又云：“勇，志之所以敢也。”故而观当时之民族气势，固然雄强刚健，凛然有不可摧折之意志，因此中华文化高峰出现于此时，岂只是偶然？
【作为道德的礼】
孔教又称礼教，足见“礼”在孔学中的地位。礼，含摄有两方面意义：作为道德的礼与作为秩序论的礼。前者为人格修养，后者为政治理论，此处先论作为道德之礼。
人格修养意义上的礼为一套行为规则，其目的在于去除散漫、轻纵、放逸、掉举、昏沉、懈怠等等习惯，培养从容、沉勇、威严、稳重、精进等习惯。所以孔子多次谈到“克己复礼”，礼的修养，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恶习与纵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实际上是行为的节制，孔子认为，有些本来好的品格，如果没有节制也可能走向极端，所以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被杀前，不忘整衣冠，这便是一种从容。
礼的精神，原本是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是后来的儒学强调繁文缛节，将礼的内容形式化、固定化，使其丧失了原来的精神含义，更兼礼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一种道德行为，又是一种秩序的表现，两者混在一起，不容易理清，所以后来“打倒礼教”运动中，不分清红皂白，一概打倒了。礼其实是文明之一种表现，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一书，多处不惜笔墨大谈礼节；印度之宗教，对礼是极其重视；得儒教礼学真传者，似乎只有日本，其武士道立道根本，大约就是礼了。
【对孔子的人格论略评】
自孔子后二千余年，孔子学说左右中国学术界及政治界，其核心为道德论，落实于个体即为人格论。自晚清，孔子学说遭遇巨大冲击，渐失其统治地位并一落千丈，此历史之选择，而且在我看来，是不可逆转的选择。然而文化作为一国一民族之魂魄，其顽强之生命力渗透于此国家、民族之各个血管气孔，其优秀者亦难消失，其糟粕者亦不易除去。社会巨变，然而国家、民族之习性似乎仍被一种无形之力量所牵引，试研究百多年来民族性格之变迁，与百年前相比，果真变迁乎？看来却是未必。因而梳理文化，探精寻痼，实有有意义之举，认清自身民族之性格演化及惰性之成因，此我的目的也。
述及孔子人格论，余窃以为是儒学中尚存意义的部分，虽然儒学的道德决定论已经不再是社会制度的支柱，但仍然不可否认道德于社会的重要性。自人类初始，便存有道德，而且道德的内容，绝大多数历经数千年时间，然是无变化，这大概是人类共存中产生的共性吧。在今天，一个道德家可能可以将孔子人格论的观点统统说一遍，而且可能说得更详细具体，更富有时代意义，然而，还是不可能代替孔子的儒教，就象是这位道德家也代替不了耶稣一样，这是因为文化，特别是伟大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一些言论的集合，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并且渐渐地凝结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的组成部分。
（一）孔子的人格论
孔子学说中的理想人格典型是“君子”，与“君子”人格相对立的是“小人”。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经常作为对比而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常荡荡，小人常戚戚”。在《易》中，也多处提及“君子”，如“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等。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修身这一环节，正是要成就君子人格。庄子在《天下篇》对“君子”下定义：“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董然慈仁，谓之君子。”以下从几方面说明之。
【知与行】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是妇孺皆能熟记之句，然而熊十力却偏偏要当头棒喝：“然试问学为何等义？时习是何等工夫？悦是何等境界？自康成以迄清儒，果谁解此？”在熊十力之前，梁启超恐怕是最早来解孔子的“学”是何等义，梁启超分析了《论语》中孔子提到的“学”的内容，认为并不纯然是指书本文字的学问，孔子所谓的学，“是要学来养成自己的人格”（梁启超《孔子》），南怀瑾继承了梁启超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南怀瑾《论语别裁》）换言之，即孔子所说的为学，其实是知行合一的学问。这里可以引孔子的话：“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
“知”与“行”并举，实侧重点在于“行”，不能实行的“知”，不能算是“真知”，倘若“真知”，必然要落实到“行”字。孔子曾经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论语》中，可见对人格之评判，往往不是以一个人的学问为标准，而是以其所作所为来衡量。一切学问，倘若不是以实行为最后之目的，便往往陷于空谈境地，成为无灵魂的形槁。思想不过为实行之指导，书册文字固然可以记录思想，然而思想背后之实行，却须得由自己自强不息地进行。然而历史却常常制造惰性，当后人将前人经典圣化、八股化，当“力行”二字不再是实践，而仅仅成为讨论学问的名相时，那么这种学说的活力已经渐渐被淘空。应该说明的一点是，实行主义，是中国先秦时代伟大的文化传统，并非仅是儒家的专利，象老子说：“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见道家亦以实行为指归；墨家更是如此，墨子言：“士虽有学，行为本焉”，极度重视实行主义。
【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以“仁”来展开的，仁是什么，是一种人生理想，是人格的最高标准，仁可以统摄其他方面。孔子并没有给“仁”下个定义，但在《论语》中，孔子说仁，不下数十次，因此只能由此归纳出“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其一，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由爱人故，推衍出两条结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凡伟大的宗教，均有爱之观念，如基督教之“上帝是爱”，佛教之“慈悲”，然而孔学与其略有不同的是，孔子的爱人并非无条件，“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爱恨分明，孔子有宗教之气质，然实非宗教家。
其二，克己。“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从克己复礼出发，也衍生出其他准则：“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三者，用现代眼光视之，可称为敬畏感、敬业、诚信。克己这点，也同宗教节制放纵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荀子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讲的都是自省克己的功夫。
其三，力行。“力行近乎仁”，力行什么？《论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惟力行故，不尚空谈清论，故而：“仁者其言也讱”，“巧言令色鲜矣仁”；惟力行故，可以知难而进，可以勇猛无退，可以造次颠沛，可以杀身成仁，故曰：“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必有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忠恕】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对其理解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由是可见，忠恕两字，在孔子的学问里头，是很重要的。《大戴礼记》对“忠恕”作了较详细的说明：“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忠是一种立足于自身的内心的坚守，而恕则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向外的推衍，并且可以认为，忠恕是实现良知的前提。有一回，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终生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孔子认为便是“恕”，而“恕”实际上是“忠”的外推，所以曾子以“忠恕”来理解孔子的“一以贯之”，无疑是正确的。
【勇与强】
任勇与坚强，乃人格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举诸世界文明，无一不以勇强为人类可贵之品格，而孔子论勇论强，自有其特色所在。“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孔子之意，盖以为“衽金革死而不厌”固然堪称强者，然而仍未臻上乘之境，真正坚不可摧者，是仁慈之力量与忍辱负重之精神：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试较之基督之“登山宝训”及佛陀之忍辱精进，不可不感慨伟大精神之殊途同归。因为慈爱，故而勇猛，“仁者必有勇”，“知耻近乎勇”，“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即为充沛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奋斗精神。
必须指出，勇毅与坚强，乃孔子所处时代之中国民族精神，百家所论，或有高下之差别，而其根本精神，实则大同小异，老子云：“自知者胜，自胜者强”，又云：“慈故能勇”。墨子一系，尤以勇闻名，墨子云：“战虽有阵，勇为本焉。”，又云：“勇，志之所以敢也。”故而观当时之民族气势，固然雄强刚健，凛然有不可摧折之意志，因此中华文化高峰出现于此时，岂只是偶然？
【作为道德的礼】
孔教又称礼教，足见“礼”在孔学中的地位。礼，含摄有两方面意义：作为道德的礼与作为秩序论的礼。前者为人格修养，后者为政治理论，此处先论作为道德之礼。
人格修养意义上的礼为一套行为规则，其目的在于去除散漫、轻纵、放逸、掉举、昏沉、懈怠等等习惯，培养从容、沉勇、威严、稳重、精进等习惯。所以孔子多次谈到“克己复礼”，礼的修养，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恶习与纵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实际上是行为的节制，孔子认为，有些本来好的品格，如果没有节制也可能走向极端，所以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被杀前，不忘整衣冠，这便是一种从容。
礼的精神，原本是积极向上的精神，但是后来的儒学强调繁文缛节，将礼的内容形式化、固定化，使其丧失了原来的精神含义，更兼礼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一种道德行为，又是一种秩序的表现，两者混在一起，不容易理清，所以后来“打倒礼教”运动中，不分清红皂白，一概打倒了。礼其实是文明之一种表现，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一书，多处不惜笔墨大谈礼节；印度之宗教，对礼是极其重视；得儒教礼学真传者，似乎只有日本，其武士道立道根本，大约就是礼了。
【对孔子的人格论略评】
自孔子后二千余年，孔子学说左右中国学术界及政治界，其核心为道德论，落实于个体即为人格论。自晚清，孔子学说遭遇巨大冲击，渐失其统治地位并一落千丈，此历史之选择，而且在我看来，是不可逆转的选择。然而文化作为一国一民族之魂魄，其顽强之生命力渗透于此国家、民族之各个血管气孔，其优秀者亦难消失，其糟粕者亦不易除去。社会巨变，然而国家、民族之习性似乎仍被一种无形之力量所牵引，试研究百多年来民族性格之变迁，与百年前相比，果真变迁乎？看来却是未必。因而梳理文化，探精寻痼，实有有意义之举，认清自身民族之性格演化及惰性之成因，此我的目的也。
述及孔子人格论，余窃以为是儒学中尚存意义的部分，虽然儒学的道德决定论已经不再是社会制度的支柱，但仍然不可否认道德于社会的重要性。自人类初始，便存有道德，而且道德的内容，绝大多数历经数千年时间，然是无变化，这大概是人类共存中产生的共性吧。在今天，一个道德家可能可以将孔子人格论的观点统统说一遍，而且可能说得更详细具体，更富有时代意义，然而，还是不可能代替孔子的儒教，就象是这位道德家也代替不了耶稣一样，这是因为文化，特别是伟大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一些言论的集合，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并且渐渐地凝结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