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帮人写的一些东西。请先读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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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like it, read it once is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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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跃马扬嘶，盛世欢腾
马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蓬勃的朝气，豪放的性情，飘逸的品格，以及忠诚、坚韧的品性，因此也常常被用来代表人才等。关于马的诗文很多，大都读之令人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而关于马的画，也往往如此。历史上有很多画马名家，如韩干、曹霸、胡环，近世以来则有金农、徐悲鸿等人。其中，金农画马最为近世所称道。
金农（1687-1764年），扬州八怪之一。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别号很多，有：曲江外史、稽梅主、莲身居士、寿道人、金吉金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博学多才，精篆刻、鉴定，善书画，多画竹、梅、鞍马、佛像、人物、山水，但其画马的作品存世量并不多，也正因此，这件册页的分量也就可以想见了。
这套《冬心先生画马册》主体部分共计六开，分别是《拟番骑图》、《拟宋人三马图》、《红鞯立马》、《骨剌名骑》、《滚尘图》和《待顾图》。其中，除《三马图》之外，每幅画一马，共计八骏，故册尾顾承称此册为《八骏图册》。
关于画马，金冬心自谓取法韩干、曹霸。余文植认为，“其（金农）画马尤为宝贵，笔端之奇气真如武梁祠石刻图像同一超迈”，在气息上直逼汉魏六朝。清人韩崇认为，金农此册堪称“妙得胡环”，“昂藏意气待孙阳，骨肉停匀类曹霸”，得尺幅即当珙璧珍宝视之。同样，顾承先生也赋诗给予很高评价。而徐邦达先生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金冬心画马取法陈居中、赵子昂等人较多，不能直抵韩、曹，但也算是“曹、韩之裔”。全览此册，八骏俱佳，动静结合，格高品逸，堪称吉金精品。
此册吉金八骏，线条爽利老辣，用线技法多变，设色简易而淡雅。静态描绘则采用比较实的线条，突出马的轮廓劲健，如《拟宋人三马图》；动态则多采用起伏变化的线条，强化用笔的节奏感，详尽的描绘马的动态特征，如《滚尘图》，用刚劲稳健、起伏变化的线条准确勾画出马的头、腹、臀、腿等部位动态要点，生动地展现了马在地上翻滚的一个瞬间，而这种动态令人很自然的联想起“滚尘”二字，名至实归。在《番骑图》中，金农着意强化线条的干湿变化，用以加强对动态的马身上不同部位的刻画，使人们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其不同部位运动的节奏感，略扭曲的马尾和起伏的鬃毛让观画者如同感受到骏马奔跑的激情。马的唇部略有颤动，可谓绘色且绘声，形在目，声在耳。值得一提的是，金农尤其擅长通过刻画马的面部神态来表现马的神采，如《红鞯立马》，《待顾图》，即使不读款字，也能想见其内在精神。也有人认为，金农在此册中所画之马，或以自喻，也不无道理。此册中所绘之马，大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意，若非格高品逸，恐难为之。
金农的人物画可谓锦上添花。此册虽以马为主，但是人物的刻画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如《古剌名骑》，《滚尘图》。金农的书法，虽然此册只有提款部分寥寥数字，但“苍古率意，不同凡响”（徐邦达跋语）。我们知道，金农所善诸体之中，最为个性的是其隶书，但后世多有争议；此册款字多用行楷书，时而率意生动，时而憨态可掬，时而老辣苍古，与所画之意境配合贴切，甚为难得。
张大千先生（及张善孖先生）对此册尤为珍爱，称其为“无上妙品”，于“大风堂供养”；又经多人收藏，流传有序，展览、出版亦有多次。七十五岁的金农作此册页，所抒之情我们恐难揣测，但，此册品相保存完好，书画俱佳，技法炉火纯青，意境神完气足，再者多番受到护持和珍视，今逢盛世，想必先生也应很是欣慰了。而八骏奔扬，欢腾盛世，于今“牵向朱门高问价，何人一顾值千金”呢？
珠联璧合，雅韵长兴
明季书家众多，画坛兴盛，流派纷呈，文艺大兴。这个时间段传世作品较多，而手卷、册页也逐渐增多，书画合璧册也偶有流传。
在明代，无论书法或是绘画，董其昌的地位都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书法，其影响一直到清中期依然风靡天下。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他的书法以行草书最负盛名，行书以“二王”为宗，参以米南宫，间习颜真卿、赵子昂、杨凝式诸家，用笔精到，韵味悠远。据记载，当时的董其昌已经“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了。这件册页中董其昌的书法作品用笔灵巧，时而犀利，时而圆浑；墨色变化生动，重则若崩云，轻则如蝉翼；章法疏朗明快，行其流畅，典雅而耐人寻味，简淡清新，极富书卷气。作品的左下方，钤有一方小印：“张大千长年大吉又日利”，亦足可见前贤对此页尤为珍视。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幼聪颖过人，诗文短翰极有风致，善绘画书法，也精于鉴赏。清代的秦祖永在《桐阴论画》里评论他“（眉公）书法在苏米之间”。这件册页中，陈的书法较平素写得更为生动，连带增多，一气呵成，而其中节奏变化也极为生动，如“中”字末笔稍向左上挑出，戛然而止；“杏花能寄书”数字连书，一挥而就，连绵尽兴。这件作品的墨色变化虽然较大，但过渡自然，洋洋洒洒，整体显得古雅中和，也是陈书中所不常见到的神来之作。
除上述两家之外，朱从古的书法也颇有可观之处：朱书受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这件册页中的作品笔画扎实，牵丝灵活，敦厚而不失灵动。据传“行书可与董其昌媲美”的李待问（字存我，明松江府华亭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中书舍人），书法中多了几分才气和灵性，意趣盎然。徐期生的行书潇洒飘逸，结字奇丽，部分字形（如“飞”、“浑”等）与陈鸿寿或有暗合之处。周裕度，字公远，华亭（今松江属上海市）人。据记载善绘事，花鸟仿陈淳，得其神似。晚年兼写山水，在此册中，书法与曹勳皆倾向质朴的风格，不同的是，曹书章法空灵，周书寓巧于拙。而蔡挺的书法，飘逸潇洒，草法精熟，神采风韵在赵、董之间，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
这件册页的出彩之处，尤其在册中绘画之精。张子俊，号古淡，浙江人，官礼部员外郎。他笔下的这树梅花枝干欹侧，以重墨皴擦树干，淡墨写枝，清墨勾勒梅花，大片的留白，也增添了几分寒气，使得这一树梅花清芬凸显，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墨梅“不要人夸颜色好”，但傲冰斗雪，既有清肌玉骨的仙姿，又能先于众花报春，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青睐。此页“个个花开”，尤显品格坚强，气节高贵。
李肇亨和董孝初的山水，也颇为画册增色。李肇亨，嘉兴人，字会嘉，号柯雪（珂雪），又号醉鸥。此册山水，画山多用披麻皴，用笔细腻，云雾流走，溪水潺潺，古木丛生，百草丰茂，楼阁隐约其间，犹若仙境。相较之下，董孝初（字仁堂，华亭人）的山水则是另一种风格，用笔率意，画近山则笔法琐碎，远山施以淡墨，整体气息流动而不失静谧和谐。昔人谓其“中年作画具元人法，笔墨简远，为时所称”，断非虚传。布穀山水兼用小斧劈，多用点法，少施赭石，见疏旷于繁琐，得逸兴于笔端，活脱脱一幅世外田园景象。
沈有邑和蒋蔼则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对山的刻画上。蒋蔼，字志和，号怡云野人，华亭人。善画山水，传规摹唐、宋，皆能神合，时人陈继儒题其画卷云：“自唐、宋、元名家，皆撮其精微，染于毫端，岂惟气吞时流，即董宗伯(其昌)见之，几下卫夫人之叹。”此册中峰高岭峻，树木葱茏，云蒸霞蔚，构图奇伟，颇与子久合。册中蒋蔼的山水元气淋漓，水墨生发，构图疏处大可走马，密处仅容云过，一抹远山，使得意境幽远，气象含弘。肇台鼎设色雅怡，留白疏朗，以简约的笔法写壶峤之灵椿，兴致别逸，格高韵古，颇耐寻味。
这册明人书画册，涵盖书画家之多，水准之高，实为罕见。兼之诗画交相辉映，流传有序，品相完好，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千年结仙桃，嘉实庆华诞
在近代画坛上，吴昌硕先生无疑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原名俊、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别号缶卢、苦铁、大龙等，七十岁后以字行。出身书香门第，22岁中秀才，28岁开始游历杭州、苏州、上海等地，交游文艺，寻师访友，最终终于饮誉书画界，其诗、书、画、印也被人称为“四绝”。
吴昌硕先生自谓“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而事实上，从绘画技法上看，吴昌硕所走的是一条书画互养的路子；从绘画题材上看，这位画坛巨匠尤其擅长反映生活情趣。从绘画技法到表现对象，吴昌硕所选择的既是开创性的路子，但又能驱轻驾熟，这或许是他成为大师的原因之一吧。
若依吴昌硕先生所言，这件作品当是作于他学画十年之后了。按照民间说法，仙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实”，无论是作为贺寿的礼品还是作为求得长寿的方式，“仙桃”都拥有使长生不衰的功用和内涵，如另一首诗中所言：“千年桃实大如斗，仙人摘之以酿酒。一食可得千万寿，朱颜常如十八九”。追求健康长寿又是人们长久以来的企盼，或正基于此，画家们便常取材于此，以寄托这种美好的愿望。而吴昌硕画寿桃，在很多方面是具有开创性的。
这件作品《仙桃（三千年结实之桃）》给人的感觉首先是元气淋漓，酣畅爽快。从整体上看，两只硕大的仙桃凌空跃然纸上，画与款、桃与枝叶的搭配一气呵成，饱满丰盈，震人心魄；其次，颜色的运用，鲜艳喜庆却又能雅韵别出：用浓艳的西洋红大片地点染，偶尔施以深红，衔接部分则使用淡黄色过渡，使得画面更加和谐、尤显吉庆。这种对颜料的高超驾驭尤见功力，既是作者对民间审美情趣的吸收和提升，也是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表达，更是作者各方面综合素养的流露。在处理一些细节的时候，如枝叶的局部处理，层次清晰；同时作者以书入画，用劲健的笔法勾出叶筋，更能看到作者独到的用心，而这必然与这位大师为文为艺的格调、融道融技的才思是密不可分的。款印则极好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行款字苍茫浑穆而不失流动的气息，印文风格与整体相得益彰。
当我们面对这张画的时候，仿佛还能感觉到百年前画家作画时那时而急迫时而舒缓的笔触，抑或感受到那种洋溢的吉庆。虽然那位“云孙仁兄”已成过往，但这件作品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遐思。今年恰逢建国六十周年，而这幅作品的涌现似乎又多了一层意义：三千年所结之嘉实，在这样喜庆的氛围中会花落谁家？为谁而寿？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甚多，袁继咸誉其“才气横溢，不守陈规”，学识渊博，工书法，精于篆刻，时人谓之“当代巨眼”。
傅山这件书作正文为临张芝《冠军帖》。原帖33字，一气呵成，顾盼相生。在这件临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傅山准确地展示出原帖的一些特点，更出彩的是傅山书法本身的一些特色：一，用笔更加厚重，线条老辣，笔力千钧，大气磅礴；二，增加连带萦绕，气势连绵不绝，节奏变化更为微妙，气息也更加茂密；三，字距贴近，使之更适应章法需要，既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又能使这种狂奔疾驰戛然而止。作者所展示出的，是其娴熟的书写技法和非凡的气度。这件作品，也堪称是继承晚明“臆造性临摹”的佳作。
白谦慎先生在其专著《傅山的世界》中说：“傅山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事实上，即便是今天，他的学问志节，他的草书成就，都是令我们所仰止的。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孟津人。
是年（丁亥）三月，王铎前往报国寺看花而未能“入（寺）门”，归而书此立轴。
起伏跌宕的用笔，忽左忽右的欹侧，伴随着诗中的意趣流转——略带着观花未遂的遗憾，一件行书精品被这位“老乡丈”所得。
从这件作品中，我们不难窥探出王铎对米芾等人的卓越继承，同时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这位创造性书家给我们营造的运动感和表现力，这是一种不甘逊于古人的勇气、与古人同侪的精神张力。不得不提的是，这件作品中有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异体字，如“潭”、“深”、“雷”，“王铎以此来增加其作品形态的复杂性”（白谦慎），不可谓不精益求精矣。王氏作书讲求三得：得志，得时，得器，这件作品可谓“三得”皆具矣。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候官人。年少机警聪明，有异才；仕宦后多有政绩，尤以虎门销烟为后人所称誉。其诗文与书法亦名重一时，《续碑传集•林文忠公传》载：“公在翰林以书名，出入欧、董，尤长小楷，为世所重”，其诗文有《林则徐集》传世。
这件扇面，书写状态相对趋近理性。作者一方面在体悟着诗中的意趣，另一方面，着意于书法之工：牵丝连带，一丝不苟；提按使转，蕴藉雅致；字里行间，清隽风流。连带自然，疏密有致，实少穆佳作。与平素书作不同的是，这件作品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上，或又添加少许东坡笔意。尤其是扇面每列首字，见飘逸于沉雄，得敦厚于天真，不可多得。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善画山水，尤工书，晚明四大家之一。用笔峭逸多姿，自成面貌。
这件书作内容为五律，诗意萧散悠远，而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其书风：行距宽松，字距紧凑，遒逸舒爽。张瑞图的行草书借鉴了一些章草的笔法，一方面，减弱了行草书本身带给欣赏着的流畅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丰富了笔画形态和章法。在这件作品中，用笔如锥画沙，既有沉着清穆的气息，又兼具飘逸的舒缓；疏朗的行气带给欣赏者的是诗境的悠远；而章法的留白，进一步加强这种疏朗，令欣赏着流连于诗境和书作本身的意境之中。
孙岳颁（1639—1708），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善书，受知（清）圣祖，每有御制碑版必命书之。卒年七十。
孙岳颁的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董其昌等人的影响，这可能与清代统治者的偏好有很大关系。这件长卷的书写内容为杜子美《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用笔精到，笔画圆劲秀逸，章法疏朗，飘逸空灵，深得董书三昧。作者在书写这件长卷时，着意凸显长卷独有的节奏美感：墨色的干湿浓淡，提按的轻重变化，行气的摇曳等，旨在丰富整体带给欣赏着的多重审美期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创作时那种伴随诗意的宣泄，是维系整件作品气息的魂魄，也是整件作品最动人的部分。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一号园客，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李自成攻陷京师后，倪自缢而死。谥文正，清谥文贞。善书，工画山水竹石。书法与黄道周有相近之处，多取纵势，然亦颇具自家特色。
倪的这件行草书七律，用笔跳掷腾挪，险峻峭逸，但不失沉着酣畅；结字欹侧，多往右上方倾斜，开合有度，重心多居中上；章法字距密集而行间疏朗，摇曳生姿。其动人之处，不仅仅在其入笔、出锋的尖锐提神，作者对结构的大胆调整（如“怖”、“嘲”、“朋”等），一样使得欣赏者眼前一亮。而用笔干湿的变化，则令作品整体更加耐看，也极大地丰富了作品韵味的“厚度”，这种思路，对后世书法创作有极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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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画马，金冬心自谓取法韩干、曹霸。余文植认为，“其（金农）画马尤为宝贵，笔端之奇气真如武梁祠石刻图像同一超迈”，在气息上直逼汉魏六朝。清人韩崇认为，金农此册堪称“妙得胡环”，“昂藏意气待孙阳，骨肉停匀类曹霸”，得尺幅即当珙璧珍宝视之。同样，顾承先生也赋诗给予很高评价。而徐邦达先生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金冬心画马取法陈居中、赵子昂等人较多，不能直抵韩、曹，但也算是“曹、韩之裔”。全览此册，八骏俱佳，动静结合，格高品逸，堪称吉金精品。
此册吉金八骏，线条爽利老辣，用线技法多变，设色简易而淡雅。静态描绘则采用比较实的线条，突出马的轮廓劲健，如《拟宋人三马图》；动态则多采用起伏变化的线条，强化用笔的节奏感，详尽的描绘马的动态特征，如《滚尘图》，用刚劲稳健、起伏变化的线条准确勾画出马的头、腹、臀、腿等部位动态要点，生动地展现了马在地上翻滚的一个瞬间，而这种动态令人很自然的联想起“滚尘”二字，名至实归。在《番骑图》中，金农着意强化线条的干湿变化，用以加强对动态的马身上不同部位的刻画，使人们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其不同部位运动的节奏感，略扭曲的马尾和起伏的鬃毛让观画者如同感受到骏马奔跑的激情。马的唇部略有颤动，可谓绘色且绘声，形在目，声在耳。值得一提的是，金农尤其擅长通过刻画马的面部神态来表现马的神采，如《红鞯立马》，《待顾图》，即使不读款字，也能想见其内在精神。也有人认为，金农在此册中所画之马，或以自喻，也不无道理。此册中所绘之马，大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意，若非格高品逸，恐难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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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先生（及张善孖先生）对此册尤为珍爱，称其为“无上妙品”，于“大风堂供养”；又经多人收藏，流传有序，展览、出版亦有多次。七十五岁的金农作此册页，所抒之情我们恐难揣测，但，此册品相保存完好，书画俱佳，技法炉火纯青，意境神完气足，再者多番受到护持和珍视，今逢盛世，想必先生也应很是欣慰了。而八骏奔扬，欢腾盛世，于今“牵向朱门高问价，何人一顾值千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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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书家众多，画坛兴盛，流派纷呈，文艺大兴。这个时间段传世作品较多，而手卷、册页也逐渐增多，书画合璧册也偶有流传。
在明代，无论书法或是绘画，董其昌的地位都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书法，其影响一直到清中期依然风靡天下。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他的书法以行草书最负盛名，行书以“二王”为宗，参以米南宫，间习颜真卿、赵子昂、杨凝式诸家，用笔精到，韵味悠远。据记载，当时的董其昌已经“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了。这件册页中董其昌的书法作品用笔灵巧，时而犀利，时而圆浑；墨色变化生动，重则若崩云，轻则如蝉翼；章法疏朗明快，行其流畅，典雅而耐人寻味，简淡清新，极富书卷气。作品的左下方，钤有一方小印：“张大千长年大吉又日利”，亦足可见前贤对此页尤为珍视。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幼聪颖过人，诗文短翰极有风致，善绘画书法，也精于鉴赏。清代的秦祖永在《桐阴论画》里评论他“（眉公）书法在苏米之间”。这件册页中，陈的书法较平素写得更为生动，连带增多，一气呵成，而其中节奏变化也极为生动，如“中”字末笔稍向左上挑出，戛然而止；“杏花能寄书”数字连书，一挥而就，连绵尽兴。这件作品的墨色变化虽然较大，但过渡自然，洋洋洒洒，整体显得古雅中和，也是陈书中所不常见到的神来之作。
除上述两家之外，朱从古的书法也颇有可观之处：朱书受苏东坡、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这件册页中的作品笔画扎实，牵丝灵活，敦厚而不失灵动。据传“行书可与董其昌媲美”的李待问（字存我，明松江府华亭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中书舍人），书法中多了几分才气和灵性，意趣盎然。徐期生的行书潇洒飘逸，结字奇丽，部分字形（如“飞”、“浑”等）与陈鸿寿或有暗合之处。周裕度，字公远，华亭（今松江属上海市）人。据记载善绘事，花鸟仿陈淳，得其神似。晚年兼写山水，在此册中，书法与曹勳皆倾向质朴的风格，不同的是，曹书章法空灵，周书寓巧于拙。而蔡挺的书法，飘逸潇洒，草法精熟，神采风韵在赵、董之间，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
这件册页的出彩之处，尤其在册中绘画之精。张子俊，号古淡，浙江人，官礼部员外郎。他笔下的这树梅花枝干欹侧，以重墨皴擦树干，淡墨写枝，清墨勾勒梅花，大片的留白，也增添了几分寒气，使得这一树梅花清芬凸显，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墨梅“不要人夸颜色好”，但傲冰斗雪，既有清肌玉骨的仙姿，又能先于众花报春，历来为文人雅士所青睐。此页“个个花开”，尤显品格坚强，气节高贵。
李肇亨和董孝初的山水，也颇为画册增色。李肇亨，嘉兴人，字会嘉，号柯雪（珂雪），又号醉鸥。此册山水，画山多用披麻皴，用笔细腻，云雾流走，溪水潺潺，古木丛生，百草丰茂，楼阁隐约其间，犹若仙境。相较之下，董孝初（字仁堂，华亭人）的山水则是另一种风格，用笔率意，画近山则笔法琐碎，远山施以淡墨，整体气息流动而不失静谧和谐。昔人谓其“中年作画具元人法，笔墨简远，为时所称”，断非虚传。布穀山水兼用小斧劈，多用点法，少施赭石，见疏旷于繁琐，得逸兴于笔端，活脱脱一幅世外田园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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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结仙桃，嘉实庆华诞
在近代画坛上，吴昌硕先生无疑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原名俊、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别号缶卢、苦铁、大龙等，七十岁后以字行。出身书香门第，22岁中秀才，28岁开始游历杭州、苏州、上海等地，交游文艺，寻师访友，最终终于饮誉书画界，其诗、书、画、印也被人称为“四绝”。
吴昌硕先生自谓“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而事实上，从绘画技法上看，吴昌硕所走的是一条书画互养的路子；从绘画题材上看，这位画坛巨匠尤其擅长反映生活情趣。从绘画技法到表现对象，吴昌硕所选择的既是开创性的路子，但又能驱轻驾熟，这或许是他成为大师的原因之一吧。
若依吴昌硕先生所言，这件作品当是作于他学画十年之后了。按照民间说法，仙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实”，无论是作为贺寿的礼品还是作为求得长寿的方式，“仙桃”都拥有使长生不衰的功用和内涵，如另一首诗中所言：“千年桃实大如斗，仙人摘之以酿酒。一食可得千万寿，朱颜常如十八九”。追求健康长寿又是人们长久以来的企盼，或正基于此，画家们便常取材于此，以寄托这种美好的愿望。而吴昌硕画寿桃，在很多方面是具有开创性的。
这件作品《仙桃（三千年结实之桃）》给人的感觉首先是元气淋漓，酣畅爽快。从整体上看，两只硕大的仙桃凌空跃然纸上，画与款、桃与枝叶的搭配一气呵成，饱满丰盈，震人心魄；其次，颜色的运用，鲜艳喜庆却又能雅韵别出：用浓艳的西洋红大片地点染，偶尔施以深红，衔接部分则使用淡黄色过渡，使得画面更加和谐、尤显吉庆。这种对颜料的高超驾驭尤见功力，既是作者对民间审美情趣的吸收和提升，也是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表达，更是作者各方面综合素养的流露。在处理一些细节的时候，如枝叶的局部处理，层次清晰；同时作者以书入画，用劲健的笔法勾出叶筋，更能看到作者独到的用心，而这必然与这位大师为文为艺的格调、融道融技的才思是密不可分的。款印则极好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行款字苍茫浑穆而不失流动的气息，印文风格与整体相得益彰。
当我们面对这张画的时候，仿佛还能感觉到百年前画家作画时那时而急迫时而舒缓的笔触，抑或感受到那种洋溢的吉庆。虽然那位“云孙仁兄”已成过往，但这件作品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遐思。今年恰逢建国六十周年，而这幅作品的涌现似乎又多了一层意义：三千年所结之嘉实，在这样喜庆的氛围中会花落谁家？为谁而寿？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甚多，袁继咸誉其“才气横溢，不守陈规”，学识渊博，工书法，精于篆刻，时人谓之“当代巨眼”。
傅山这件书作正文为临张芝《冠军帖》。原帖33字，一气呵成，顾盼相生。在这件临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傅山准确地展示出原帖的一些特点，更出彩的是傅山书法本身的一些特色：一，用笔更加厚重，线条老辣，笔力千钧，大气磅礴；二，增加连带萦绕，气势连绵不绝，节奏变化更为微妙，气息也更加茂密；三，字距贴近，使之更适应章法需要，既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又能使这种狂奔疾驰戛然而止。作者所展示出的，是其娴熟的书写技法和非凡的气度。这件作品，也堪称是继承晚明“臆造性临摹”的佳作。
白谦慎先生在其专著《傅山的世界》中说：“傅山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事实上，即便是今天，他的学问志节，他的草书成就，都是令我们所仰止的。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孟津人。
是年（丁亥）三月，王铎前往报国寺看花而未能“入（寺）门”，归而书此立轴。
起伏跌宕的用笔，忽左忽右的欹侧，伴随着诗中的意趣流转——略带着观花未遂的遗憾，一件行书精品被这位“老乡丈”所得。
从这件作品中，我们不难窥探出王铎对米芾等人的卓越继承，同时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这位创造性书家给我们营造的运动感和表现力，这是一种不甘逊于古人的勇气、与古人同侪的精神张力。不得不提的是，这件作品中有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异体字，如“潭”、“深”、“雷”，“王铎以此来增加其作品形态的复杂性”（白谦慎），不可谓不精益求精矣。王氏作书讲求三得：得志，得时，得器，这件作品可谓“三得”皆具矣。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候官人。年少机警聪明，有异才；仕宦后多有政绩，尤以虎门销烟为后人所称誉。其诗文与书法亦名重一时，《续碑传集•林文忠公传》载：“公在翰林以书名，出入欧、董，尤长小楷，为世所重”，其诗文有《林则徐集》传世。
这件扇面，书写状态相对趋近理性。作者一方面在体悟着诗中的意趣，另一方面，着意于书法之工：牵丝连带，一丝不苟；提按使转，蕴藉雅致；字里行间，清隽风流。连带自然，疏密有致，实少穆佳作。与平素书作不同的是，这件作品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上，或又添加少许东坡笔意。尤其是扇面每列首字，见飘逸于沉雄，得敦厚于天真，不可多得。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善画山水，尤工书，晚明四大家之一。用笔峭逸多姿，自成面貌。
这件书作内容为五律，诗意萧散悠远，而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其书风：行距宽松，字距紧凑，遒逸舒爽。张瑞图的行草书借鉴了一些章草的笔法，一方面，减弱了行草书本身带给欣赏着的流畅感；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丰富了笔画形态和章法。在这件作品中，用笔如锥画沙，既有沉着清穆的气息，又兼具飘逸的舒缓；疏朗的行气带给欣赏者的是诗境的悠远；而章法的留白，进一步加强这种疏朗，令欣赏着流连于诗境和书作本身的意境之中。
孙岳颁（1639—1708），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官。善书，受知（清）圣祖，每有御制碑版必命书之。卒年七十。
孙岳颁的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董其昌等人的影响，这可能与清代统治者的偏好有很大关系。这件长卷的书写内容为杜子美《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用笔精到，笔画圆劲秀逸，章法疏朗，飘逸空灵，深得董书三昧。作者在书写这件长卷时，着意凸显长卷独有的节奏美感：墨色的干湿浓淡，提按的轻重变化，行气的摇曳等，旨在丰富整体带给欣赏着的多重审美期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创作时那种伴随诗意的宣泄，是维系整件作品气息的魂魄，也是整件作品最动人的部分。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一号园客，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李自成攻陷京师后，倪自缢而死。谥文正，清谥文贞。善书，工画山水竹石。书法与黄道周有相近之处，多取纵势，然亦颇具自家特色。
倪的这件行草书七律，用笔跳掷腾挪，险峻峭逸，但不失沉着酣畅；结字欹侧，多往右上方倾斜，开合有度，重心多居中上；章法字距密集而行间疏朗，摇曳生姿。其动人之处，不仅仅在其入笔、出锋的尖锐提神，作者对结构的大胆调整（如“怖”、“嘲”、“朋”等），一样使得欣赏者眼前一亮。而用笔干湿的变化，则令作品整体更加耐看，也极大地丰富了作品韵味的“厚度”，这种思路，对后世书法创作有极大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