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隐
几个月前看过山本常朝的《叶隐闻书》，因为最近重看《七武士》，说起武士的日常生活，想到《叶隐闻书》中有零星的介绍，就又打开翻了翻。
武士的日常生活看上去十分规律——“早晨四点钟起床，每天沐浴、休整月代，日出时用餐，日暮时休息”——但单单是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吃的忽视和对“面子”的极端重视了。穿衣打扮，竟是武士的日常功课，这让我暗暗吃惊。
“每天早晨都要沐浴，清身整发，还要在头发上喷香；修剪手脚指甲，还要用火山石打磨，用金黄涂色等，在休整自己的装扮方面丝毫不敢怠惰。当然自己的武器则更是一点锈迹都没有，勤拂尘，勤打磨。”想到一个个勇武刚强的汉子每天使尽浑身解数来修饰自己，真让人寒毛直竖。但毫无疑问，这的确是武士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外表修饰。这的确麻烦，似乎也要花很多时间，但武士的工作就是些这样的事情，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比这更需要花时间的事情了。”不仅如此，还要时时注意仪表，绝不能不让自己“失态”。喝酒不可烂醉，即便饿着肚子，也要用牙签剔牙以显尊贵，在人群中打哈欠也要坚决避免——“忍不住要打哈欠时，赶快用手抚摸额头就会止住；若不如此，就一边用舌尖舔唇，一边紧闭嘴巴，或者用衣襟内袖半遮半掩面部、以手掩口等方式，尽量不要让旁人看到。”在中国，《礼记》中虽然也有关于仪态的规范，什么“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之类的，但大概多半是强调由内心的修持所外化而出的一种神气和状态，重点还是在“内”，而非“外”。
山本常朝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说，在他年尚幼时，他的主君不喜欢他的脸型。因为这个，他闭门锻炼十年，彻底修正了自己的脸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当然，对于这样“极端自恋”的行为，山本常朝有自己的解释：“对于装扮格外地用心，诚然是为了装饰外表，但这样做也体现了一种修养：今日讨死也好，明日讨死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死，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决死心态。如果死的时候邋遢难看，说明平素的觉悟程度就值得怀疑，也会被敌人轻视。”这么说来，重视装扮，既不是为了现世的享乐，也不是为了遵守与人相交时的礼仪，却是为了迎向突然的死期——如果“死”是一件虚拟之事的话，这种说法就太虚荣、太颓废了。然而“死”是一件真事情，是只有一次机会的事情，在这点上说，武士的“死狂”是很难去评判的。
“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司马迁所谓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日本武士道里是说不通的。对真武士来说，死就是目的。具体的目的是不可靠的，因为“死”这件事情太过强大，即便能够为了目的选择去“死”，在临死的时候，也会迷失自己，更有那些抱着目的去“生”的人，在生死两难之际，就会以“死了不值”来为自己开脱，而这样的“生”显然是不纯粹的。只有绝对地服从于“死”，才是真正的高贵。武士的日常修养，就是每朝每夕都思死念死决死，常住死身。
三岛由纪夫写过《叶隐入门》，就他自己说，《叶隐闻书》对他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甚至称《叶隐闻书》是他“生之意志的源泉”。这种影响包括“忠君”、“专注”、“抱朴守一”，当然还有极端的“死狂”。在《叶隐入门》中，三岛由纪夫说：“自然，我等凡夫俗子，较之死更乐好生。也藉于此，诸多的乐生之理必然被书写出来。‘活着的人总是为活着制造理由’，活着的人们，为活着本身，必须制造出诸多活着的意义。”为活着而制造出活着的理由和意义，三岛由纪夫似乎是看不起这个的，比起“向死”的颓废，这似乎更虚伪、更狡猾，也更经不起推敲。武士道主张轻率、盲目、突进的气魄，不给对方，亦不给自己犹豫的余地，在决心杀人或自戕的时候，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惟其如此，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只有真武士才能做到这点——在洞悉了人自身的软弱、多变和易于厌倦之后，才能够以“我只做决定，不做判断”的执念迅速地奔赴黑暗的的临界点——这或许是一种虚无，但正如三岛由纪夫说的那样——“在平平涵泳的的虚无之中，坚持着一种极致的理想主义的操守”。
让我感动的是，三岛把《叶隐闻书》对他最大的影响，聚焦在艺术之上。“《叶隐》的操守与精神，对于一个以艺术家的方式生活的我来说，其实是难对企及的。但也恰是如此，《叶隐》是我文学唯一孕育之源。”可是他又说，“如果文学不是一种能够负责任的行为，那么行动本身就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真的武士。
武士的日常生活看上去十分规律——“早晨四点钟起床，每天沐浴、休整月代，日出时用餐，日暮时休息”——但单单是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吃的忽视和对“面子”的极端重视了。穿衣打扮，竟是武士的日常功课，这让我暗暗吃惊。
“每天早晨都要沐浴，清身整发，还要在头发上喷香；修剪手脚指甲，还要用火山石打磨，用金黄涂色等，在休整自己的装扮方面丝毫不敢怠惰。当然自己的武器则更是一点锈迹都没有，勤拂尘，勤打磨。”想到一个个勇武刚强的汉子每天使尽浑身解数来修饰自己，真让人寒毛直竖。但毫无疑问，这的确是武士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外表修饰。这的确麻烦，似乎也要花很多时间，但武士的工作就是些这样的事情，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比这更需要花时间的事情了。”不仅如此，还要时时注意仪表，绝不能不让自己“失态”。喝酒不可烂醉，即便饿着肚子，也要用牙签剔牙以显尊贵，在人群中打哈欠也要坚决避免——“忍不住要打哈欠时，赶快用手抚摸额头就会止住；若不如此，就一边用舌尖舔唇，一边紧闭嘴巴，或者用衣襟内袖半遮半掩面部、以手掩口等方式，尽量不要让旁人看到。”在中国，《礼记》中虽然也有关于仪态的规范，什么“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之类的，但大概多半是强调由内心的修持所外化而出的一种神气和状态，重点还是在“内”，而非“外”。
山本常朝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据说，在他年尚幼时，他的主君不喜欢他的脸型。因为这个，他闭门锻炼十年，彻底修正了自己的脸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当然，对于这样“极端自恋”的行为，山本常朝有自己的解释：“对于装扮格外地用心，诚然是为了装饰外表，但这样做也体现了一种修养：今日讨死也好，明日讨死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死，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决死心态。如果死的时候邋遢难看，说明平素的觉悟程度就值得怀疑，也会被敌人轻视。”这么说来，重视装扮，既不是为了现世的享乐，也不是为了遵守与人相交时的礼仪，却是为了迎向突然的死期——如果“死”是一件虚拟之事的话，这种说法就太虚荣、太颓废了。然而“死”是一件真事情，是只有一次机会的事情，在这点上说，武士的“死狂”是很难去评判的。
“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司马迁所谓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日本武士道里是说不通的。对真武士来说，死就是目的。具体的目的是不可靠的，因为“死”这件事情太过强大，即便能够为了目的选择去“死”，在临死的时候，也会迷失自己，更有那些抱着目的去“生”的人，在生死两难之际，就会以“死了不值”来为自己开脱，而这样的“生”显然是不纯粹的。只有绝对地服从于“死”，才是真正的高贵。武士的日常修养，就是每朝每夕都思死念死决死，常住死身。
三岛由纪夫写过《叶隐入门》，就他自己说，《叶隐闻书》对他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甚至称《叶隐闻书》是他“生之意志的源泉”。这种影响包括“忠君”、“专注”、“抱朴守一”，当然还有极端的“死狂”。在《叶隐入门》中，三岛由纪夫说：“自然，我等凡夫俗子，较之死更乐好生。也藉于此，诸多的乐生之理必然被书写出来。‘活着的人总是为活着制造理由’，活着的人们，为活着本身，必须制造出诸多活着的意义。”为活着而制造出活着的理由和意义，三岛由纪夫似乎是看不起这个的，比起“向死”的颓废，这似乎更虚伪、更狡猾，也更经不起推敲。武士道主张轻率、盲目、突进的气魄，不给对方，亦不给自己犹豫的余地，在决心杀人或自戕的时候，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惟其如此，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只有真武士才能做到这点——在洞悉了人自身的软弱、多变和易于厌倦之后，才能够以“我只做决定，不做判断”的执念迅速地奔赴黑暗的的临界点——这或许是一种虚无，但正如三岛由纪夫说的那样——“在平平涵泳的的虚无之中，坚持着一种极致的理想主义的操守”。
让我感动的是，三岛把《叶隐闻书》对他最大的影响，聚焦在艺术之上。“《叶隐》的操守与精神，对于一个以艺术家的方式生活的我来说，其实是难对企及的。但也恰是如此，《叶隐》是我文学唯一孕育之源。”可是他又说，“如果文学不是一种能够负责任的行为，那么行动本身就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真的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