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文学史上失踪的同济人”的更多观察
2014年11月3日，周一。CAUP一年级设计课的文学艺术专题讲座请来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闳[1]老师，讲座的题目叫做“一个文学史上失踪的同济人”。听完深受触动，于是写了此篇日记，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四部分：
•课程的简略回顾
•建筑学史上的朱育琳
•文学史上的朱育琳
•作为个体生命的朱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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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简略回顾
讲座从“一桩文学失踪者的真破案”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在一篇博士论文的答辩会[2]上，张老师发现了一个多年来在心中惦念着的名字——朱育琳。
关于这个名字，论文里给出了关于建筑学的一个重要线索（后来张老师也在更早的另一篇博士论文[3]里也看到了这条线索），在1957年4月的《建筑学报》上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只不过在以上两篇博士论文里，此人都被称作为“她”，可是根据张老师考据——如果这两个人真为同一个人的话，则——此人是一位男生。
对于朱育琳，张老师之前所知道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关于文学，据说是他在写作一部关于文革文学史的著作[4]时，发现了这个人。于是在关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概况的介绍时，朱育琳的形象隐约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文革期间，北京、上海等地有多个秘密的地下文学小群体。北京以高干子女为主，上海以陈建华[5]为主。朱育琳出现在陈建华先生的回忆里[6]：
文革时期可以阅读的文献很少，在上海的一个古旧书店里，“那天奇热，旧书店里人不见少。我在店里转，没买到书，也没见钱、王他们，颇为沮丧。朱育琳从书架走向柜台，打了个照面；虽未招呼过，同是书架旁抢书的，已面善心契的了。他不经意地问：
‘捡到了什么没有？’（陈）
‘没有，你呢？’（朱）
……”
省略号之后就到了关键的一幕——张老师讲道——陈问朱有没有找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7]，朱说“译的不好”。当时对波德莱尔的译介作者中，几位比较流行的有3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40年代的陈静荣等人。陈十分惊诧，当时，懂外语的人本来就少，而且还是法语，而且对波德莱尔了如指掌，而且还竟敢批评戴这样著名的大诗人、大翻译家的翻译？！此后朱给陈四首自己的译作，陈读后不胜惊喜，深感不同凡响，用陈的描述：那种感觉只能用“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8]来形容了。可以说正是朱的译本才让陈真正和波德莱尔相遇，而之前，陈也仅仅是因为戴的推崇所以才觉得应该是好的，但是怎么好也没觉得，以前读只觉得这个“恶魔诗人”令人恐怖，而朱的译本冲击了他的感官和意识。之后他们几位文学青年渐渐熟悉了起来，有时候会到公园里一起谈文学，朗读诗歌，朱也推崇艾伦•坡，对坡的诗作也有翻译。
陈回忆道：“关于老朱……不知他何处来，何处去……他个儿略高，戴一副普通眼镜，眼神机敏，深邃，而藏着怀疑；嘴唇扁平紧抿着严肃，谈笑时不时露出鄙夷和嘲讽；衣着不修边幅，却谈吐优雅，一边猛吸‘勇士牌’香烟，一边情绪投入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中的细节描写，仿佛亲身经历。只见他略带病容的脸上，皱纹似乎刻着伤痛。”下图是朱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随着讲座最初的线索，在同济毕业生的名册里，张老师也找到了朱育琳的名字，可惜的是，尽管多方打听，却没有能够了解到此人更多的信息。只知道在同济读建筑的时候，他曾经卷入一场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争论：本次争论源自1956年6月《建筑学报》（简称《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要现代建筑》，作者蒋维泓、金志强（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文章提出了对形式化的民族主义的质疑；紧接着在同年9月的《学报》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我们要现代建筑” 一文的意见》，作者王德千、强世政、巴世杰（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四年级学生），对前一篇文章提出了评论，并对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于是，在1957年4月，朱育琳在《学报》上发表了《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的意见》，（作者单位处写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对王等三位同学的部分论点进行了批驳，支持蒋等两位清华的同学。不过这场争论没有继续下去……
以下是张老师通过多方资料所拼凑出的朱的生平：
“朱育琳，1928年生，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学习外国文学，可能是法国文学。后来不知何故转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学生期间被打成右派，为1959届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新疆工作，之后因健康原因，回上海治病，一直在上海逗留。写过诗，翻译过波德莱尔，并深得原诗之神韵，对艾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如指掌。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砖的故事》的小书（没找到）。1968年夏天被人检举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教唆犯’，遭红卫兵批斗，后去世。”
最后张老师向朱育琳致以了敬意，并给我们朗诵了几首他对波德莱尔的译作……
以上即为对讲座的回顾。
二、建筑学史上的朱育琳
朱育琳曾经在《学报》上正式发表过文章这件事使得他无法否认地被载入了关于我国建筑学史的记录之中。通过对他的关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个时代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问题在我国的争论。
在《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中，蒋、金两位同学认为社会在进步，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在变小（尽管不可能完全消除），技术材料在日益革新，生产方式在变化，无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优秀的建筑做法都值得学习，甚至“对资本主义建筑中的某些优秀的处理办法，也必须重新给予估价与重视……科学技术不应用该用来作为保护旧形式的工具。我们科学研究的方向是研究装配式壳体、预制构件、轻型的家俱、而不是去研究装配式大屋顶、预制斗栱、轻质的玛叶头。”认为现代建筑就是“能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关于建筑形式的问题，文章中举了几例，并认为新的要求和建造方式、新材料会产生新的形式和新的美，而这种美和古典的美是不一样的。
针对以上观点，王、张、巴等三位同学在《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中做出了回应，认为“其中有些问题是可取的，同时也有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其主要观点“能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正是问题所在。认为“以技术代替艺术的认识是不应该的，这和资本主义的‘功能主义’者的论调几乎同出一辙”，并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种对立制度下美学观点的本质差异……‘现代建筑’不但要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采用一切最新、最科学、最完善的设备，又要建筑技术上、材料上表示出我们时代的辉煌成就。”而蒋、金两位同学的观点会“使我国走向‘世界主义’‘功能主义’”，并认为“‘世界主义’建筑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它抹杀了各国、各民族的优秀遗产……会使得我国建筑形式空前贫乏、空前落后”。 并认为“功能主义”会使得建筑失去“思想性和艺术性”会“否认民族艺术的丰富遗产，否认了建筑艺术处理。”而新建筑的发展方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概括，已经指的很明白了：那就是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民族的形式。”对于“科学的内容”和“大众的方向”，这三位同学似乎与前两位同学的观点并不矛盾，但是对于“民族的形式”，他们认为“这是需要谨慎回答的问题，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复古呢？还是与其走相反的‘功能主义’的道路呢？很明显，二条道路都不是我们应当走的。”认为“研究预制装配式大屋顶，如果解决的合理恰当，不提高造价，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看做是大薄壳的另一种形式呢？”，“民族形式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可回避的。认为这样的问题“有待于当代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深入研究”。也举例说明带有明显的民族形式的建筑“令人难忘、使人热爱”。
朱育琳在《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的意见》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蒋、金两位同学的观点“建筑因技术的改变而有改变，科学技术不应该用作保护旧形式的工具，因此要求我们的建筑师在现代物质基础上创造出忠于现代人的建筑来。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认为王、张、巴等三位同学对“认为这种现代建筑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所谓‘功能主义’的，是‘以技术代替了艺术’等等。这样说来，似乎社会主义是不在这个现代建筑能表达的‘我们（的）时代’之内了。而且“我们（的）时代” 本身好像也是没有艺术性的了，否则怎么能被一种‘没有艺术性’的现代建筑所表达呢？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接着展开论述。最后提出“我们要现实主义的现代建筑”。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全文阅读，下载链接在此：
01我们要现代建筑_蒋维泓
http://pan.baidu.com/s/1gdiVwnp 密码: i7sx
02 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_王德千
http://pan.baidu.com/s/1kTLwRD9 密码: goqg
03 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意见”的意见_朱育琳
http://pan.baidu.com/s/1qWNoAiK 密码: 1g7l
关于朱育琳，我好奇的是，有西语学习背景的他，为什么会到同济学习建筑？下面我给出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尽管以上的争论并没有继续下去，并且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在读的本科生，但所谈的问题却是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并且似乎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甚至仅在建筑界内部都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原因当然有很多，单从符号学角度出发来看，当一个人在使用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符号）的时候，能否“清楚地知道他人对其的定义是否与自己相一致”本身就是十分不确定的。并且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使用者那里，由于不同的背景和限制，都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地理环境、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且信息的闭塞、滞后甚至缺失（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局限决定了一个人认识世界的程度），从我国建筑学（特别是在当时，尽管现在也依然问题多多）的发展与全世界建筑历史、理论与实践“接轨”的现状看，这些同学的论点难免存在不全面甚至错误（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然而相对于前面几位同学来说，朱育琳的思考显然是更为成熟、深入和辩证的，并且可以看出，朱育琳保持着一种思辨的习惯，这使得他在思考建筑的时候，获得了更多的视角。
比如朱育琳对“功能主义”的认识。“功能主义”这个词好像从来都在与各种人群成为对立：对于新的中国来说，认为它代表着资本主义，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遍布着“功能主义”的建筑了；然而在最初的时候，资本主义却认为它是“非资产阶级化”的，甚至属于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汤姆•沃尔夫[9]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包豪斯风格来源于一些坚定的假设。首先，新的建筑是为工人而建造的，最神圣的目标就是：十全十美的工人住宅。其次，建筑要拒绝任何资产阶级的东西，谁也不能例外。建筑师，这个正如说‘社会民主党的官老爷们’一样，这称呼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
所以它既与传统、历史、装饰及手工艺相矛盾，又与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贵族主义甚至是享乐主义毫不相干，它代表着“高效率”，这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现代性”这个词本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10]波德莱尔眼中，可以说等同于人性堕落的一种表现，正如他所看到的“巴黎的忧郁”。然而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影响，法国（实际上世界各地也都是）愈发成为文人们伤感的源泉，1899年，现代建筑的代表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罗成，但当时巴黎《时代报》却刊登了由一批艺术家和建筑师联合签名的抗议书，名为《反对修建埃菲尔铁塔》，抗议书下面的签名有古诺德、莫泊桑、佐拉、小仲马等300多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法国各艺术领域的头面人物，其中短篇之王莫泊桑更是扬言：“巴黎如果建成铁塔，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此时，波德莱尔已经过世32年之久。而用以上文人的眼光来看，巴黎的“忧郁”甚至已成“殇痛”。
但是，也有人认为以上认识过于悲观，“现代性”在勒•柯布西耶的眼中则是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1923年发表的法语版的Vers Une Architecture（国内的译名大多为《走向新建筑》）中，柯布做出预言：“当今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房子问题：要么进行建筑创新，要么进行革命……而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同样面对飞速改变的现实，这样的观点是多么的积极和主动。
我们看到：
波德莱尔VS柯布西耶！
诗歌VS建筑！
在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巨浪之中，这是一个选择。
瓦雷里在《波德莱尔的地位》一文中提供了《恶之花》的经典引言。他写道：“波德莱尔的问题在于：做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既不是雨果又不是拉马美也不是缪塞。我不是说这是波德莱尔的有意识的野心，但它一直围绕着他，这是他的‘国家大计’ ( R a i s o n d ’E t -at ) 。把国家大计用在一个诗人身上有些奇怪；对此要作些说明：摆脱经验的束缚。波德莱尔的诗担负着一个使命。他发现了一个空旷地带并用自己的诗填补了它。他的作品不能象任何其他人的作品一样仅仅是属于历史的范畴，但他却愿意这样，而且他也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11]
如果戏仿瓦莱里对波德莱尔的评价去观察柯布西耶，我们可以这么说：“柯布西耶的问题在于：做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但既不是维特鲁威又不是阿尔伯蒂也不是帕拉迪奥。我不是说这是柯布西耶的有意识的野心，但它一直围绕着他，这是他的‘国家大计’ ( R a i s o n d ’E t -at ) 。把国家大计用在一个建筑师身上似乎有些奇怪（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比用在诗人身上已经好了很多）；对此要作些说明：摆脱经验的束缚。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担负着一个使命。他发现了一个空旷地带并用自己的建筑理论和实践填补了它。他的作品不能象任何其他人的作品一样仅仅是属于历史的范畴，但他却愿意这样，而且他也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
或许熟悉法语的朱育琳读过这本激进的革命宣言书而被柯布洗了脑，也或许他并没有读过此书，无论如何，他在这篇建筑论文中所展现出的态度和观点是明确的：“我们要现实主义的现代建筑”。可以说，对于所谓现代性的挑战，朱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另一个人的选择，即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的选择。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但朱的论文中所看到的他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是很明显而强烈的。在鲁迅的年代，弃医从文是为了救国，那么对于朱弃文学改从建筑，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的知识分子热情使他希望投身到比诗歌和文学更为有用的建筑实践领域里，是他为建设新的国家而主动做的选择。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的确是一种自觉，从他的论文看，似乎也看得到一个壮志（野心），他看到了一个关于我国建筑问题的空旷地带，并试图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填补它，而且他也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正如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或许这也正是建筑师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文学史上的朱育琳
在这场给人带来强大的冲力的讲座中，张老师将朱育琳称之为一个“文学的精灵”实在名副其实。尽管小书《砖的故事》以及他的诗作都遗失在时间之海中，但陈建华先生保留了朱育琳对波德莱尔的几首译作，陈先生在回忆中这么写道：“‘文革’初借到《外国文学》1957年纪念波德莱尔的专号，把陈静荣译的九首《恶之花》和阿拉贡的长文《比冰和铁更此人心肠的快乐》痛痛快快地抄了下来。大约是陈的译笔‘达’而不‘雅’，难以直捣我心。除了那首《不灭的火炬》，诗人受到前辈大师的召唤，接过火炬，在他们的队伍中前行。那份极度的虔诚和神圣感令我深受感动。陈译也有《天鹅》，对比之下愈觉得老朱的译笔纷繁，即严守格律，又不失神韵，所谓‘信达雅’无一不备。”[13]
读过朱育琳的译本之后，我找到了其他的一些版本，包括两个英译本，试着对《天鹅》进行比较阅读（本人只学过一点点法语），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天鹅
原诗
Le Cygne
——À Victor Hugo
I
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Ce petit fleuve,
Pauvre et triste miroir où jadis resplendit
L'immense majesté de vos douleurs de veuve,
Ce Simoïs menteur qui par vos pleurs grandit,
A fécondé soudain ma mémoire fertile,
Comme je traversais le nouveau Carrousel.
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a forme d'une ville
Change plus vite, hélas! que le coeur d'un mortel);
Je ne vois qu'en esprit tout ce camp de baraques,
Ces tas de chapiteaux ébauchés et de fûts,
Les herbes, les gros blocs verdis par l'eau des flaques,
Et, brillant aux carreaux, le bric-à-brac confus.
Là s'étalait jadis une ménagerie;
Là je vis, un matin, à l'heure où sous les cieux
Froids et clairs le Travail s'éveille, où la voirie
Pousse un sombre ouragan dans l'air silencieux,
Un cygne qui s'était évadé de sa cage,
Et, de ses pieds palmés frottant le pavé sec,
Sur le sol raboteux traînait son blanc plumage.
Près d'un ruisseau sans eau la bête ouvrant le bec
Baignait nerveusement ses ailes dans la poudre,
Et disait, le coeur plein de son beau lac natal:
«Eau, quand donc pleuvras-tu? quand tonneras-tu, foudre?»
Je vois ce malheureux, mythe étrange et fatal,
Vers le ciel quelquefois, comme l'homme d'Ovide,
Vers le ciel ironique et cruellement bleu,
Sur son cou convulsif tendant sa tête avide
Comme s'il adressait des reproches à Dieu!
II
Paris change! mais rien dans ma mélancolie
N'a bougé! palais neufs, échafaudages, blocs,
Vieux faubourgs, tout pour moi devient allégorie
Et mes chers souvenirs sont plus lourds que des rocs.
Aussi devant ce Louvre une image m'opprime:
Je pense à mon grand cygne, avec ses gestes fous,
Comme les exilés, ridicule et sublime
Et rongé d'un désir sans trêve! et puis à vous,
Andromaque, des bras d'un grand époux tombée,
Vil bétail, sous la main du superbe Pyrrhus,
Auprès d'un tombeau vide en extase courbée
Veuve d'Hector, hélas! et femme d'Hélénus!
Je pense à la négresse, amaigrie et phtisique
Piétinant dans la boue, et cherchant, l'oeil hagard,
Les cocotiers absents de la superbe Afrique
Derrière la muraille immense du brouillard;
À quiconque a perdu ce qui ne se retrouve
Jamais, jamais! à ceux qui s'abreuvent de pleurs
Et tètent la Douleur comme une bonne louve!
Aux maigres orphelins séchant comme des fleurs!
Ainsi dans la forêt où mon esprit s'exile
Un vieux Souvenir sonne à plein souffle du cor!
Je pense aux matelots oubliés dans une île,
Aux captifs, aux vaincus!... à bien d'autres encor!
以下文本网络版是说戴望舒所译，但未核实，有待进一步查证，暂且先这么比较着写一写吧。
天鹅
——赠维克多•雨果
1
安德洛玛克，我思念你！那条小溪，
闪耀过你严峻无边的寡居之苦，
可怜的镜子，那条充满泪水，
可悲可叹的西摩伊斯小溪，
当我穿过新建的崇武广场，
突然唤起我了我丰富的联想，
旧巴黎已改变模样（城市
的变化比人还快，真令人痛心）；
我在灵魂深处看到的木板房子，
那成堆的粗糙的柱头和柱身，
那野草以及浸在水中的绿色巨石，
映在玻璃窗里的杂乱的陈货。
在那当年的动物园里，
一天早晨，当“劳动”
在寒冷、澄明的天空下醒来，
垃圾场沉寂的空中卷起一阵黑风，
一只逃出笼子的天鹅，
用双脚擦着干燥的路面，
雪白的羽毛拖在不平的地上，
愚笨地张嘴来到无水的溪边，
张开的翅膀荡浴在尘埃中，
心中抱怨着家乡美丽的湖：
“雨啊，你何时降临？雷啊，你何时轰鸣？”
我看着这奇异的不幸的天鹅，
像奥维德诗中的人，有时向天空，
那令人难受、冷酷的蓝天，
抬起渴望的头，伸长痉挛的脖颈，
仿佛向上帝发出种种的责难！
2
巴黎在变，可是，在我烦恼的心中
却依然如故！脚手架、石块、新的皇宫、
古老的城郊，一切对我都成为讽刺，
我亲切的回忆比岩石还要沉重。
卢浮宫前同样有个形像使我烦恼：
我思念那具发狂姿态的大天鹅，
像流放者一样，又可笑，又崇高，
被欲望不停地侵蚀！然后，我想起你，
安德洛玛克，你离开伟大丈夫的怀抱，
像贱畜般落入傲慢的皮洛斯手中，
你神情恍惚地伏在一座空墓之旁，
赫克托耳的遗孀，唉！赫勒诺斯之妻！
我想起那个黑女人，消瘦的痨病鬼，
脚踩着泥泞，睁着惊恐的眼睛，
在浓浓迷雾的大墙后面探寻那
生长在壮丽的非洲的椰子树；
我想起那些失掉一切而永不能
再寻获的人！想起那些饮泣吞声，
吸吮痛苦如吸吮慈狼乳汁的人！
那些憔悴无泽的瘦弱的孤儿们！
在我的灵魂流亡处的森林里，
响起号角狂吹的一段古老的回忆！
我想起被遗忘在岛上的那些船员，
囚徒，失败者！……还有其他人士！
【注释】
天鹅：雨果因反对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改变，遭到迫害，过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波德莱尔在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七日将这首诗献给雨果，并在信中说：“这首诗是为你，想起你的事而作。”
安德洛玛克：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之妻?。在战场上她丈夫死在阿喀琉斯手下，她自己被希腊人俘去当女奴，始度流亡生涯。
西摩伊斯：原为特洛伊战场上的河名，安德洛玛克被俘后，在一条像故国西摩伊斯河的小溪旁，筑了一座空墓，以祭夫君。诗人看到一只流亡的天鹅逃到一条干涸的小溪边，于是将这条小溪想象为安德洛玛克祭夫的小溪。
皮洛斯：是阿喀琉斯之子。特洛伊沦陷后，他把安德洛玛克带到厄庇洛斯为女奴，跟他生了三个孩子。
赫勒诺斯：为赫克托耳之弟，特洛伊攻陷后，他随皮洛斯同去厄庇洛斯。皮洛斯在得耳福被人暗杀，临终时将王位和安德洛玛克都给了他。
痨病鬼：诗人想到自己的爱人让娜•迪瓦尔，她是个黑白混血儿，患肺结核和慢性酒精中毒。她可能是从非洲流落到巴黎来的。
吸吮慈狼乳汁的人：罗马开国者洛摩罗斯和瑞摩斯生后被遗弃，一只母狼将他们衔入洞中去哺乳。故罗马人把母狼当作恩慈的野兽。
朱育琳译本
天鹅
（1）
安德罗马克，我想起了你！
西摩依河是你悲惨的镜子，
曾映照你寡妇之悲庄严无比，
这多变的小河涨满你的泪汁。
突然间灌溉我肥沃的记忆。
当我穿过面目一新的卡洛赛，
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啊，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
但我心里还记得那片营房，
粗糙的柱子和柱子构成一体，
长满了青苔的巨石、野草、池塘，
闪亮的方瓦，这堆杂乱的古玩意。
那里曾有过一个动物园。
有个早晨，天空明澈而凌冽，
当白昼的“劳役”从此开端，
垃圾的臭味弥漫沉寂的空气。
我看见一只天鹅逃出了牢笼，
雪白的羽毛拖到不平的泥地。
它的蹼脚在干燥的铺道上挪动，
张开了嘴，走向一条干涸的小溪。
她把翅膀在尘土中慌张地扑击，
缅怀着家乡美丽的湖沼，说道：
“雨啊，你几时落下？几时霹雳？”
这不幸的奇怪的神话之鸟
像奥威特诗里的一样像天空张望，
向那嘲弄的天空，残酷的蔚蓝，
渴望的头儿挂在痉挛的颈上，
似乎在向上帝吐出她的埋怨。
（2）
巴黎变了，但我的忧郁如故！
古老的郊区和新建的皇宫，
于我都成了意味深长的画图，
而我珍惜的记忆比岩石还重！
罗浮宫前一个形象，压在我心上，
我想起那只天鹅的形态怪异，
像一个流放者，滑稽而又轩昂，
被渴念无休的销蚀，于是想起你。
安德罗马克，失去了伟大的丈夫，
牲口般落在傲慢的庇罗斯手里，
在一个空墓之前魂丧而屈服。
啊，赫克特的寡妇，赫来奴的妻。
我想起一个患肺病的黑女瘦瘦，
踯躅在泥泞中，用憔悴的眼睛，
在一片无际的浓雾之中寻求
高傲的非洲，椰子树的逝影。
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复得的人，
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声饮泪，
悲哀像仁慈的母狼哺育它们，
想起瘦弱的孤儿像枯萎的蓓蕾。
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
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
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
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
1.从准确性角度看
（1）对一个比喻的翻译
《天鹅》中L8：
（原诗）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a forme d'une ville
Change plus vite, hélas! que le coeur d'un mortel);
（英译1）— Old Paris is no more (the form of a city
Changes more quickly, alas! than the human heart);
— William Aggeler, The Flowers of Evil （Fresno, CA: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英译2）— Old Paris is no more (for cities change
— alas! — more quickly than a mortal's heart);
—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旧巴黎已改变模样（城市
的变化比人还快，真令人痛心）；
（朱译）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啊，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
在戴的版本里，“人心”被翻译为“令人心痛”的确有不妥之处。有许多关于人心的俗语比如“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等等都潜含着人心变化莫测，无法仅从表面去了解之意，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大众”和“受惊的形象”是重要的主题，这一句既表达了大众之心的不古、麻木以及人性的堕落，同时也表达作者对发现了对这一现象的惊慌和讶异，并且作为一个直接的比喻，轻松照见现代化速度之快的形象——快过人心的变化！显然朱的译本更为准确——“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而且这样译更好地表达出了原诗中的受惊、无奈、感慨、哀叹等情绪以及冷酷的嘲讽之意。
（2）对一个主题的翻译
波德莱尔深受美国诗人（同时还是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爱伦•坡的影响。坡的名诗The Raven（《乌鸦》）中曾反复出现过一组关于否定的词语Lenore/nothing more/evermore。体现出坡的常用主题，诸如对某种陨落了的事物的哀叹和追念、对无常和荒诞的感受以及某种暗色调的预言等等。从精神脉系看，波德莱尔愿认坡为师，坡的部分主题也是波德莱尔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波德莱尔在《天鹅》一诗中，也重复运用了这样否定的词语：
《天鹅》中
L7
（原诗）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46
（原诗）À quiconque a perdu ce qui ne se retrouve
Jamais, jamais! à ceux qui s'abreuvent de pleurs
不同译本如下：
L7
（英译1）— Old Paris is no more
— William Aggeler, The Flowers of Evil （Fresno, CA: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英译2）— Old Paris is no more
—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旧巴黎已改变模样
（朱译）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在戴的译本里，尽管“改变模样”的确也有否定之义，然而因为“改变”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所以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单从这一句无法表达出作者的价值取向；而朱的译本里用到了“无遗”这个词，很清楚地表达了对过去的否性，而这恰恰是原作者需要表达的态度。
L46
（英译1）Of whoever has lost that which is never found
Again! Never! Of those who deeply drink of tears
— William Aggeler, The Flowers of Evil （Fresno, CA: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英译2）I think of all who lose the boons we find
no more! no more! who feed on tears and cling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我想起那些失掉一切而永不能
再寻获的人！想起那些饮泣吞声（省略了这个重复的否定词语）
（朱译）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复得的人，
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声饮泪
如果说前面一个否定仅仅是词语使用上的不周，那么后面对于“Jamais, jamais!”的省略便不再是词语使用不周的小问题了，省略了这个重复的否定词语，诗人对逝去的一切的态度、立场和情感便模棱两可起来。
2.从语言的美学角度看
以《天鹅》中L1-8为例
（原诗）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Ce petit fleuve,
Pauvre et triste miroir où jadis resplendit
L'immense majesté de vos douleurs de veuve,
Ce Simoïs menteur qui par vos pleurs grandit,
A fécondé soudain ma mémoire fertile,
Comme je traversais le nouveau Carrousel.
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a forme d'une ville
Change plus vite, hélas! que le coeur d'un mortel);
（英译1）Andromache! — This shallow stream, the brief
Mirror you once so grandly overcharged
With your vast majesty of widowed grief,
This lying Simois your tears enlarged,
Evoked your name, and made me think of you,
As I was crossing the new Carrousel.
— Old Paris is no more (cities renew,
Quicker than human hearts, their changing spell).
— Roy Campbell, Poems of Baudelai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2)
（英译2）Andromache, of thee I think! and of
the dreary streamlet where, through exiled years,
shone the vast grandeur of thy widow's love,
that false Simois brimmed with royal tears
poured like the Nile across my memory strange,
as past the Louvre new I strolled, apart.
— Old Paris is no more (for cities change
— alas! — more quickly than a mortal's heart);
—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安德洛玛克，我思念你！那条小溪，
闪耀过你严峻无边的寡居之苦，
可怜的镜子，那条充满泪水，
可悲可叹的西摩伊斯小溪，
当我穿过新建的崇武广场，
突然唤起我了我丰富的联想，
旧巴黎已改变模样（城市
的变化比人还快，真令人痛心）；
我在灵魂深处看到的木板房子，
那成堆的粗糙的柱头和柱身，
那野草以及浸在水中的绿色巨石，
映在玻璃窗里的杂乱的陈货。
（朱译）安德罗马克，我想起了你！
西摩依河是你悲惨的镜子，
曾映照你寡妇之悲庄严无比，
这多变的小河涨满你的泪汁。
突然间灌溉我肥沃的记忆。
当我穿过面目一新的卡洛赛，
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啊，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
从忠于原作的角度出发，段落形式的一致性、诗行的断句以及标点的运用，朱的翻译都更接近原诗，并且没有冗长的翻译体，尽量用短句把话讲清楚。
从再创作的角度看，朱对词语的选择和使用更是独特新颖又十分恰当，比如“泪汁”、“肥沃的记忆”、“变换无遗”、“方瓦”、“ 白昼的‘劳役’”、“沉寂的空气”、“ 蹼脚”、“湖沼”、“几时霹雳”、“残酷的蔚蓝”、“ 吐出她的埋怨”、“滑稽而又轩昂”、“空墓”、“魂丧而屈服”、“黑女瘦瘦”、“失而不再复得的人”、“吞声饮泪”、“一切悲凄”。
并且这些词语从某种角度上革新着现代中文的经验性表达，在这些词语面前，习以为常的态度将可能体会到片刻的停顿，随之现代中文的经验内涵即被丰富。在原诗的基础上，这些词语增加了新的画面感、新的诗意以及更多的张力。
此外从诗歌音乐性的角度出发，这些词语之间韵脚的起落带有明显的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
作为一种文化最高思想性及艺术性的载体，诗歌可以成为丈量一种语言及文字发育成熟度的标尺。当代中文诗歌写作，几乎每位作者都无法逃脱外语诗歌中译本的阅读经验，而这种经验多少都会影响他们的创作。但翻译体的诗歌，是在用别人的讲话方式说自己的话。朱育琳的译诗，在对原文高度的理解基础上，像是波德莱尔遥远时空的回应者和传承者，更像是在用自己的话重新道出诗人的心声，阅读时不会觉得生硬和造作，可以说，尽管他自己的诗歌没能得见，译作保留也并不多，但对于现代中文的发育和成长，是有着自己的一份贡献的。
摘录朱育琳的几首译作：
恶运
背起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
息息弗斯，我仰慕你的气概。
对于工作，我的心一样勇迈，
但艺术无涯而生命太短暂。
远离了荣名的庄严的陵堂，
走向一个凄凉寂寞的坟墓，
我的心像一面低沉的大鼓，
敲奏着丧礼的哀歌去送葬。
多少昏睡的珍宝，沉埋
在不可探测的深海，
永远无人知晓。
多少含恨的花朵，虚赠
他难以言说的芬芳，
在独孤中枯凋。
烦闷
多雨的五月对全城恼怒：
把冰凉黑暗的大雨浇灌；
湿透了墓地里苍白的住户，
湿透了迷蒙的郊区的穷汉。
我的猫在方砖地上寻梦，
瘦骨上的长毛抖个不停；
水沟里一个老诗人的幽魂
像阴森的鬼影啾啾悲鸣。
哀悼的钟声，嗤嗤冒烟的湿柴
用尖声呼应患了风湿的钟摆。
一副沾满凝脂香污的纸牌
是水肿病老太的致命遗产；
红桃杰克和黑桃皇后在闲谈，
阴险地谈起他们死去的旧爱。
裂钟
冬夜里，辛酸而又甜蜜。
挨近闪烁冒烟的光火，
我倾听钟声，透过雾气，
缓缓地勾起了往事茫茫。
嘹亮的钟声，你多么幸福，
尽管苍老，仍健康而惊醒（警醒）。
忠实的发出虔诚的欢呼，
像一个营前守夜的老兵。
啊，我的灵魂已经碎裂，
在烦恼中想把寒夜唱彻，
但他的声音已经嘶竭。
像一个呻吟的受伤者，
遗弃在尸堆下血泊中，
挣扎着死去而不能一动。
（括号内为本文作者结合语境猜测可能应是“警醒”，书中用的是“惊醒”，或许是是由于陈建华先生记载的错误。）
L'Héautontimorouménos [14]
AJGF
我打你没有愤怒
没有憎恨，像屠夫；
像摩西敲打岩石，
我使你眼睛痛苦；
喷出了苦水清清，
把我的沙漠倾灌。
希望增长我的欲念，
在你的泪上航行，
像扁舟驶往海岸。
在我陶醉的心上，
像鼓声号召战斗，
你的呜咽在回荡。
你是神圣的曲调，
我的失调的和音？
多亏你响亮的嘲笑，
把我震撼把我咬。
这哭声是我的声音，
这黑色的毒汁是我的血，
我是邪恶的明镜，
让泼妇对它照影。
我是刀锋也是窗口，
我是巴掌也是脸颊；
我是兔子也是猎狗，
我是牺牲也是凶手。
我是我心上的蛇精，
不可挽救的坏蛋。
大笑是我命里注定，
但微笑我却不行。
秋天小曲
你的明澈如水晶般的眼睛在问：
“我对你有什么优点，奇怪的情人？”
——甜蜜点，别出声，我的心不耐一切，
除了那古老的动物般的天真。
它不愿显露它的地狱的秘密
对你这邀我长眠的催眠女人；
它不愿用火焰写出黑色的传奇。
我恨激情，它使我受得够腻。
温柔地相爱吧，在阴影之中，
爱情埋伏着，弯起致命的长弓。
我熟悉她武库里一切花样。
罪行、恐怖、愚蠢——苍白的玛甘丽！
你岂不像我，同是秋天的斜阳？
啊，我的苍白、冰凉的玛甘丽！
月亮的悲哀
今夜做梦的月亮更为娇慵，
像美人躺在一堆软垫之中，
她用一手轻轻而又小心，
在临睡之前把胸脯抚弄。
她堕入一阵垂死的昏晕，
靠着雪崩似的软缎椅背，
凝视着那些白色的幻影，
像花朵一般出现在天顶。
在无奈的哀愁里，她的泪水
有一滴偷偷地落下了人间。
一个虔诚的诗人，睡眠之敌，
用他的掌心把它轻轻捧起，
那猫眼石般变幻的泪滴，
放进他不见太阳的心里。
异域的芳香
当温暖的秋夜，我的眼睛闭上，
吻着你灼热的胸脯的芬芳，
一片幸福的海岸在眼前展开，
那里浸透着火热的纯粹阳光。
一个慵懒的岛屿为自然慨赏，
奇特的树林还有美味的果子；
男人的体格瘦削而又健壮，
女人的眼神惊讶他们的大方。
你的芳香引我到这迷人的国土，
港口里挺慢了栀樯无数，
它们饱经风涛都已疲惫。
而那轻轻的合欢树的芳馨
弥漫着大气沁入我的心肺，
在我灵魂里渗进水手的歌音。
四、作为个体生命的朱育琳
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要记述这个事件，这个人物？
首先肯定的是，他的诗译打动了我。论文甚至是散文的可转译程度都比诗歌要高很多，所以我遇见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本雅明，并且愿意听他讲话，因为他讲波德莱尔，所以我心中承认波德莱尔。由于法语知识有限，读诗基本上无法达成，零星读过几个英译版本会有一些感触，但由于不是母语，依然有着一层隔膜。读了朱育琳的翻译，我好像初次看见了波德莱尔的形象，一个在西方个体化叙述语境下生长着的像柏拉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等被以赛亚•柏林称作“刺猬”[16]型的文学家、诗人的形象，他真挚、热情、倔强、执着，无论昂扬还是虚无，都充满了能量。
其次是他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瞬间，在这个瞬间里，有很多问题，有无数人在争执，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有物质和意识的交战，有个体与集体的选择，有能量与能量的交换。此时的他明显与柯布有着某种契合，不过如果依然套用以赛亚的观点，柯布恰恰是“狐狸”型。
还有他的命运，他翻译了“刺猬”般倔强的波德莱尔的诗歌，用“狐狸”般的智慧看待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可能，最终被宣判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教唆犯”，却更像是“刺猬”般的结局。这些戏剧性的矛盾和转折，既是对他选择时的复杂心态的映照，又是对一个疯狂时代的戏谑。朱育琳的每一个时刻，都像被清晰定格的电影镜头，以某种分形的规律性的方式体现着更为广大的循环（按照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事物以及历史的维度会从一个切片出发不断展开或者称为生成），而其间的规律是难以回避的，任何不符合这个规律的念头和行为都会遭到规律的惩罚和训诫。无论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还是朱育琳的中国建筑。毕竟思考可以是无立场和无限的，但是生活必须有立足之地、立足之时。个体的生命自有他的局限，这局限来自历史、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以及许许多多无法被普通人获知的但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他在论文中探讨的问题，我们至今依然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是，这个生命留下的能量却是清清楚楚的，作为波德莱尔的译作者，朱育琳的实践却已融进后来者的阅读经验，并不知何时何处悄然埋下一颗颗语言的种子。这是一桩神奇的事，和生命本身一样神奇。
而我最好奇的是，他具体是何时到了新疆的哪里并且在那里接触了什么人，什么事呢？张老师在同济的名册里找到了他，而且还问了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得到他更多的消息，他在新疆的岁月更像是一个深深的谜团，但我认为，这其中一定还有值得深挖之处。可惜在写此篇日记的时候，已没有了任何的线索。所以写这篇日记，也是希望某一天，某位知道他的人偶然会看到，相信这个侦破案还会继续下去。
前两天去参观“冯继忠和王大闳文献展”，在纪录片《久别了，王大闳先生》[17]中，王先生儿子转述了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能做到简单，就不简单”。
就以这句话作为此篇文章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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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张闳，江西都昌人，1962年生，文学博士，文化批评家，随笔作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内部的风景》广州出版社，2000年；《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10余部。
[2]博士论文题目（根据张老师回忆）《1980年代语境中的“传统“话语》，作者黄欣，导师郑时龄（院士）。根据张老师回忆，博士论文答辩时间是在2013年12月——2014年1月之间。因为题目涉及到80年代，而张老师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所以被邀请来参加答辩。
[3]博士论文题目《现代建筑教育在中国（1920s—1980s）》，作者钱锋，导师伍江（教授）。
[4]《乌托邦文学狂欢——文革文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5] 陈建华，生于上海。1988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0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1989-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欧柏林学院，今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6]《陈建华诗选》，陈建华，花城出版社，2006年。
[7]《恶之花掇英》诗集，（法）波德莱尔著，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出版社。
[8]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
[9]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美）汤姆•沃尔夫，关肇邺译，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2014年。
[10]《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德）本雅明，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1]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德）本雅明，张旭东译，（期刊）当代电影，1989年10月。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德）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0年。
[13] 《陈建华诗选》，陈建华，花城出版社，2006年。
[14] 陈建华批注为：此原译未标题。意为：自我折磨者，笔者注。
[15]西方有句谚语：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意思是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分析俄国思想家时曾以此为例将历史上的思想家分成两类：刺猬型和狐狸型。所谓刺猬型思想家是指那些有创造体系的思想家，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罗尔思、哈贝马斯等。这些人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感兴趣，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自己思考的中心，最后创造出一个很严密的理论体系。与刺猬型思想家相对应的是狐狸型思想家。狐狸型思想家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也没有兴趣要构造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们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像帕斯卡尔、尼采、包括以赛亚•柏林本人都是狐狸型的思想家。（未整理）
[16] 《俄国思想家》（英）以赛亚•柏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17] 纪录片《久别了，王大闳先生》，录制日期2006年11月28日，时常47分钟，宝花传播制作。
•课程的简略回顾
•建筑学史上的朱育琳
•文学史上的朱育琳
•作为个体生命的朱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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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简略回顾
讲座从“一桩文学失踪者的真破案”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在一篇博士论文的答辩会[2]上，张老师发现了一个多年来在心中惦念着的名字——朱育琳。
关于这个名字，论文里给出了关于建筑学的一个重要线索（后来张老师也在更早的另一篇博士论文[3]里也看到了这条线索），在1957年4月的《建筑学报》上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只不过在以上两篇博士论文里，此人都被称作为“她”，可是根据张老师考据——如果这两个人真为同一个人的话，则——此人是一位男生。
对于朱育琳，张老师之前所知道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关于文学，据说是他在写作一部关于文革文学史的著作[4]时，发现了这个人。于是在关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概况的介绍时，朱育琳的形象隐约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文革期间，北京、上海等地有多个秘密的地下文学小群体。北京以高干子女为主，上海以陈建华[5]为主。朱育琳出现在陈建华先生的回忆里[6]：
文革时期可以阅读的文献很少，在上海的一个古旧书店里，“那天奇热，旧书店里人不见少。我在店里转，没买到书，也没见钱、王他们，颇为沮丧。朱育琳从书架走向柜台，打了个照面；虽未招呼过，同是书架旁抢书的，已面善心契的了。他不经意地问：
‘捡到了什么没有？’（陈）
‘没有，你呢？’（朱）
……”
省略号之后就到了关键的一幕——张老师讲道——陈问朱有没有找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7]，朱说“译的不好”。当时对波德莱尔的译介作者中，几位比较流行的有3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40年代的陈静荣等人。陈十分惊诧，当时，懂外语的人本来就少，而且还是法语，而且对波德莱尔了如指掌，而且还竟敢批评戴这样著名的大诗人、大翻译家的翻译？！此后朱给陈四首自己的译作，陈读后不胜惊喜，深感不同凡响，用陈的描述：那种感觉只能用“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8]来形容了。可以说正是朱的译本才让陈真正和波德莱尔相遇，而之前，陈也仅仅是因为戴的推崇所以才觉得应该是好的，但是怎么好也没觉得，以前读只觉得这个“恶魔诗人”令人恐怖，而朱的译本冲击了他的感官和意识。之后他们几位文学青年渐渐熟悉了起来，有时候会到公园里一起谈文学，朗读诗歌，朱也推崇艾伦•坡，对坡的诗作也有翻译。
陈回忆道：“关于老朱……不知他何处来，何处去……他个儿略高，戴一副普通眼镜，眼神机敏，深邃，而藏着怀疑；嘴唇扁平紧抿着严肃，谈笑时不时露出鄙夷和嘲讽；衣着不修边幅，却谈吐优雅，一边猛吸‘勇士牌’香烟，一边情绪投入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中的细节描写，仿佛亲身经历。只见他略带病容的脸上，皱纹似乎刻着伤痛。”下图是朱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
从左往右依次是：钱玉林、陈建华、王定国和朱育琳 |
随着讲座最初的线索，在同济毕业生的名册里，张老师也找到了朱育琳的名字，可惜的是，尽管多方打听，却没有能够了解到此人更多的信息。只知道在同济读建筑的时候，他曾经卷入一场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争论：本次争论源自1956年6月《建筑学报》（简称《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要现代建筑》，作者蒋维泓、金志强（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文章提出了对形式化的民族主义的质疑；紧接着在同年9月的《学报》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我们要现代建筑” 一文的意见》，作者王德千、强世政、巴世杰（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四年级学生），对前一篇文章提出了评论，并对部分观点提出了质疑。于是，在1957年4月，朱育琳在《学报》上发表了《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的意见》，（作者单位处写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对王等三位同学的部分论点进行了批驳，支持蒋等两位清华的同学。不过这场争论没有继续下去……
以下是张老师通过多方资料所拼凑出的朱的生平：
“朱育琳，1928年生，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学习外国文学，可能是法国文学。后来不知何故转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学生期间被打成右派，为1959届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新疆工作，之后因健康原因，回上海治病，一直在上海逗留。写过诗，翻译过波德莱尔，并深得原诗之神韵，对艾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如指掌。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砖的故事》的小书（没找到）。1968年夏天被人检举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教唆犯’，遭红卫兵批斗，后去世。”
最后张老师向朱育琳致以了敬意，并给我们朗诵了几首他对波德莱尔的译作……
以上即为对讲座的回顾。
二、建筑学史上的朱育琳
朱育琳曾经在《学报》上正式发表过文章这件事使得他无法否认地被载入了关于我国建筑学史的记录之中。通过对他的关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个时代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问题在我国的争论。
在《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中，蒋、金两位同学认为社会在进步，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在变小（尽管不可能完全消除），技术材料在日益革新，生产方式在变化，无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优秀的建筑做法都值得学习，甚至“对资本主义建筑中的某些优秀的处理办法，也必须重新给予估价与重视……科学技术不应用该用来作为保护旧形式的工具。我们科学研究的方向是研究装配式壳体、预制构件、轻型的家俱、而不是去研究装配式大屋顶、预制斗栱、轻质的玛叶头。”认为现代建筑就是“能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关于建筑形式的问题，文章中举了几例，并认为新的要求和建造方式、新材料会产生新的形式和新的美，而这种美和古典的美是不一样的。
针对以上观点，王、张、巴等三位同学在《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中做出了回应，认为“其中有些问题是可取的，同时也有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其主要观点“能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正是问题所在。认为“以技术代替艺术的认识是不应该的，这和资本主义的‘功能主义’者的论调几乎同出一辙”，并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种对立制度下美学观点的本质差异……‘现代建筑’不但要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要求，采用一切最新、最科学、最完善的设备，又要建筑技术上、材料上表示出我们时代的辉煌成就。”而蒋、金两位同学的观点会“使我国走向‘世界主义’‘功能主义’”，并认为“‘世界主义’建筑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它抹杀了各国、各民族的优秀遗产……会使得我国建筑形式空前贫乏、空前落后”。 并认为“功能主义”会使得建筑失去“思想性和艺术性”会“否认民族艺术的丰富遗产，否认了建筑艺术处理。”而新建筑的发展方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概括，已经指的很明白了：那就是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民族的形式。”对于“科学的内容”和“大众的方向”，这三位同学似乎与前两位同学的观点并不矛盾，但是对于“民族的形式”，他们认为“这是需要谨慎回答的问题，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复古呢？还是与其走相反的‘功能主义’的道路呢？很明显，二条道路都不是我们应当走的。”认为“研究预制装配式大屋顶，如果解决的合理恰当，不提高造价，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看做是大薄壳的另一种形式呢？”，“民族形式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不可回避的。认为这样的问题“有待于当代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深入研究”。也举例说明带有明显的民族形式的建筑“令人难忘、使人热爱”。
朱育琳在《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的意见》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蒋、金两位同学的观点“建筑因技术的改变而有改变，科学技术不应该用作保护旧形式的工具，因此要求我们的建筑师在现代物质基础上创造出忠于现代人的建筑来。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认为王、张、巴等三位同学对“认为这种现代建筑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所谓‘功能主义’的，是‘以技术代替了艺术’等等。这样说来，似乎社会主义是不在这个现代建筑能表达的‘我们（的）时代’之内了。而且“我们（的）时代” 本身好像也是没有艺术性的了，否则怎么能被一种‘没有艺术性’的现代建筑所表达呢？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接着展开论述。最后提出“我们要现实主义的现代建筑”。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全文阅读，下载链接在此：
01我们要现代建筑_蒋维泓
http://pan.baidu.com/s/1gdiVwnp 密码: i7sx
02 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_王德千
http://pan.baidu.com/s/1kTLwRD9 密码: goqg
03 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意见”的意见_朱育琳
http://pan.baidu.com/s/1qWNoAiK 密码: 1g7l
关于朱育琳，我好奇的是，有西语学习背景的他，为什么会到同济学习建筑？下面我给出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尽管以上的争论并没有继续下去，并且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在读的本科生，但所谈的问题却是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并且似乎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甚至仅在建筑界内部都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原因当然有很多，单从符号学角度出发来看，当一个人在使用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符号）的时候，能否“清楚地知道他人对其的定义是否与自己相一致”本身就是十分不确定的。并且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使用者那里，由于不同的背景和限制，都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地理环境、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并且信息的闭塞、滞后甚至缺失（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局限决定了一个人认识世界的程度），从我国建筑学（特别是在当时，尽管现在也依然问题多多）的发展与全世界建筑历史、理论与实践“接轨”的现状看，这些同学的论点难免存在不全面甚至错误（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然而相对于前面几位同学来说，朱育琳的思考显然是更为成熟、深入和辩证的，并且可以看出，朱育琳保持着一种思辨的习惯，这使得他在思考建筑的时候，获得了更多的视角。
比如朱育琳对“功能主义”的认识。“功能主义”这个词好像从来都在与各种人群成为对立：对于新的中国来说，认为它代表着资本主义，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遍布着“功能主义”的建筑了；然而在最初的时候，资本主义却认为它是“非资产阶级化”的，甚至属于工人阶级的立场的，汤姆•沃尔夫[9]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包豪斯风格来源于一些坚定的假设。首先，新的建筑是为工人而建造的，最神圣的目标就是：十全十美的工人住宅。其次，建筑要拒绝任何资产阶级的东西，谁也不能例外。建筑师，这个正如说‘社会民主党的官老爷们’一样，这称呼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
所以它既与传统、历史、装饰及手工艺相矛盾，又与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贵族主义甚至是享乐主义毫不相干，它代表着“高效率”，这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现代性”这个词本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10]波德莱尔眼中，可以说等同于人性堕落的一种表现，正如他所看到的“巴黎的忧郁”。然而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影响，法国（实际上世界各地也都是）愈发成为文人们伤感的源泉，1899年，现代建筑的代表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罗成，但当时巴黎《时代报》却刊登了由一批艺术家和建筑师联合签名的抗议书，名为《反对修建埃菲尔铁塔》，抗议书下面的签名有古诺德、莫泊桑、佐拉、小仲马等300多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法国各艺术领域的头面人物，其中短篇之王莫泊桑更是扬言：“巴黎如果建成铁塔，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此时，波德莱尔已经过世32年之久。而用以上文人的眼光来看，巴黎的“忧郁”甚至已成“殇痛”。
但是，也有人认为以上认识过于悲观，“现代性”在勒•柯布西耶的眼中则是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1923年发表的法语版的Vers Une Architecture（国内的译名大多为《走向新建筑》）中，柯布做出预言：“当今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房子问题：要么进行建筑创新，要么进行革命……而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同样面对飞速改变的现实，这样的观点是多么的积极和主动。
我们看到：
波德莱尔VS柯布西耶！
诗歌VS建筑！
在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巨浪之中，这是一个选择。
瓦雷里在《波德莱尔的地位》一文中提供了《恶之花》的经典引言。他写道：“波德莱尔的问题在于：做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既不是雨果又不是拉马美也不是缪塞。我不是说这是波德莱尔的有意识的野心，但它一直围绕着他，这是他的‘国家大计’ ( R a i s o n d ’E t -at ) 。把国家大计用在一个诗人身上有些奇怪；对此要作些说明：摆脱经验的束缚。波德莱尔的诗担负着一个使命。他发现了一个空旷地带并用自己的诗填补了它。他的作品不能象任何其他人的作品一样仅仅是属于历史的范畴，但他却愿意这样，而且他也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11]
如果戏仿瓦莱里对波德莱尔的评价去观察柯布西耶，我们可以这么说：“柯布西耶的问题在于：做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但既不是维特鲁威又不是阿尔伯蒂也不是帕拉迪奥。我不是说这是柯布西耶的有意识的野心，但它一直围绕着他，这是他的‘国家大计’ ( R a i s o n d ’E t -at ) 。把国家大计用在一个建筑师身上似乎有些奇怪（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比用在诗人身上已经好了很多）；对此要作些说明：摆脱经验的束缚。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担负着一个使命。他发现了一个空旷地带并用自己的建筑理论和实践填补了它。他的作品不能象任何其他人的作品一样仅仅是属于历史的范畴，但他却愿意这样，而且他也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
或许熟悉法语的朱育琳读过这本激进的革命宣言书而被柯布洗了脑，也或许他并没有读过此书，无论如何，他在这篇建筑论文中所展现出的态度和观点是明确的：“我们要现实主义的现代建筑”。可以说，对于所谓现代性的挑战，朱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另一个人的选择，即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的选择。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但朱的论文中所看到的他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是很明显而强烈的。在鲁迅的年代，弃医从文是为了救国，那么对于朱弃文学改从建筑，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他的知识分子热情使他希望投身到比诗歌和文学更为有用的建筑实践领域里，是他为建设新的国家而主动做的选择。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的确是一种自觉，从他的论文看，似乎也看得到一个壮志（野心），他看到了一个关于我国建筑问题的空旷地带，并试图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去填补它，而且他也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正如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或许这也正是建筑师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文学史上的朱育琳
在这场给人带来强大的冲力的讲座中，张老师将朱育琳称之为一个“文学的精灵”实在名副其实。尽管小书《砖的故事》以及他的诗作都遗失在时间之海中，但陈建华先生保留了朱育琳对波德莱尔的几首译作，陈先生在回忆中这么写道：“‘文革’初借到《外国文学》1957年纪念波德莱尔的专号，把陈静荣译的九首《恶之花》和阿拉贡的长文《比冰和铁更此人心肠的快乐》痛痛快快地抄了下来。大约是陈的译笔‘达’而不‘雅’，难以直捣我心。除了那首《不灭的火炬》，诗人受到前辈大师的召唤，接过火炬，在他们的队伍中前行。那份极度的虔诚和神圣感令我深受感动。陈译也有《天鹅》，对比之下愈觉得老朱的译笔纷繁，即严守格律，又不失神韵，所谓‘信达雅’无一不备。”[13]
读过朱育琳的译本之后，我找到了其他的一些版本，包括两个英译本，试着对《天鹅》进行比较阅读（本人只学过一点点法语），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天鹅
原诗
Le Cygne
——À Victor Hugo
I
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Ce petit fleuve,
Pauvre et triste miroir où jadis resplendit
L'immense majesté de vos douleurs de veuve,
Ce Simoïs menteur qui par vos pleurs grandit,
A fécondé soudain ma mémoire fertile,
Comme je traversais le nouveau Carrousel.
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a forme d'une ville
Change plus vite, hélas! que le coeur d'un mortel);
Je ne vois qu'en esprit tout ce camp de baraques,
Ces tas de chapiteaux ébauchés et de fûts,
Les herbes, les gros blocs verdis par l'eau des flaques,
Et, brillant aux carreaux, le bric-à-brac confus.
Là s'étalait jadis une ménagerie;
Là je vis, un matin, à l'heure où sous les cieux
Froids et clairs le Travail s'éveille, où la voirie
Pousse un sombre ouragan dans l'air silencieux,
Un cygne qui s'était évadé de sa cage,
Et, de ses pieds palmés frottant le pavé sec,
Sur le sol raboteux traînait son blanc plumage.
Près d'un ruisseau sans eau la bête ouvrant le bec
Baignait nerveusement ses ailes dans la poudre,
Et disait, le coeur plein de son beau lac natal:
«Eau, quand donc pleuvras-tu? quand tonneras-tu, foudre?»
Je vois ce malheureux, mythe étrange et fatal,
Vers le ciel quelquefois, comme l'homme d'Ovide,
Vers le ciel ironique et cruellement bleu,
Sur son cou convulsif tendant sa tête avide
Comme s'il adressait des reproches à Dieu!
II
Paris change! mais rien dans ma mélancolie
N'a bougé! palais neufs, échafaudages, blocs,
Vieux faubourgs, tout pour moi devient allégorie
Et mes chers souvenirs sont plus lourds que des rocs.
Aussi devant ce Louvre une image m'opprime:
Je pense à mon grand cygne, avec ses gestes fous,
Comme les exilés, ridicule et sublime
Et rongé d'un désir sans trêve! et puis à vous,
Andromaque, des bras d'un grand époux tombée,
Vil bétail, sous la main du superbe Pyrrhus,
Auprès d'un tombeau vide en extase courbée
Veuve d'Hector, hélas! et femme d'Hélénus!
Je pense à la négresse, amaigrie et phtisique
Piétinant dans la boue, et cherchant, l'oeil hagard,
Les cocotiers absents de la superbe Afrique
Derrière la muraille immense du brouillard;
À quiconque a perdu ce qui ne se retrouve
Jamais, jamais! à ceux qui s'abreuvent de pleurs
Et tètent la Douleur comme une bonne louve!
Aux maigres orphelins séchant comme des fleurs!
Ainsi dans la forêt où mon esprit s'exile
Un vieux Souvenir sonne à plein souffle du cor!
Je pense aux matelots oubliés dans une île,
Aux captifs, aux vaincus!... à bien d'autres encor!
以下文本网络版是说戴望舒所译，但未核实，有待进一步查证，暂且先这么比较着写一写吧。
天鹅
——赠维克多•雨果
1
安德洛玛克，我思念你！那条小溪，
闪耀过你严峻无边的寡居之苦，
可怜的镜子，那条充满泪水，
可悲可叹的西摩伊斯小溪，
当我穿过新建的崇武广场，
突然唤起我了我丰富的联想，
旧巴黎已改变模样（城市
的变化比人还快，真令人痛心）；
我在灵魂深处看到的木板房子，
那成堆的粗糙的柱头和柱身，
那野草以及浸在水中的绿色巨石，
映在玻璃窗里的杂乱的陈货。
在那当年的动物园里，
一天早晨，当“劳动”
在寒冷、澄明的天空下醒来，
垃圾场沉寂的空中卷起一阵黑风，
一只逃出笼子的天鹅，
用双脚擦着干燥的路面，
雪白的羽毛拖在不平的地上，
愚笨地张嘴来到无水的溪边，
张开的翅膀荡浴在尘埃中，
心中抱怨着家乡美丽的湖：
“雨啊，你何时降临？雷啊，你何时轰鸣？”
我看着这奇异的不幸的天鹅，
像奥维德诗中的人，有时向天空，
那令人难受、冷酷的蓝天，
抬起渴望的头，伸长痉挛的脖颈，
仿佛向上帝发出种种的责难！
2
巴黎在变，可是，在我烦恼的心中
却依然如故！脚手架、石块、新的皇宫、
古老的城郊，一切对我都成为讽刺，
我亲切的回忆比岩石还要沉重。
卢浮宫前同样有个形像使我烦恼：
我思念那具发狂姿态的大天鹅，
像流放者一样，又可笑，又崇高，
被欲望不停地侵蚀！然后，我想起你，
安德洛玛克，你离开伟大丈夫的怀抱，
像贱畜般落入傲慢的皮洛斯手中，
你神情恍惚地伏在一座空墓之旁，
赫克托耳的遗孀，唉！赫勒诺斯之妻！
我想起那个黑女人，消瘦的痨病鬼，
脚踩着泥泞，睁着惊恐的眼睛，
在浓浓迷雾的大墙后面探寻那
生长在壮丽的非洲的椰子树；
我想起那些失掉一切而永不能
再寻获的人！想起那些饮泣吞声，
吸吮痛苦如吸吮慈狼乳汁的人！
那些憔悴无泽的瘦弱的孤儿们！
在我的灵魂流亡处的森林里，
响起号角狂吹的一段古老的回忆！
我想起被遗忘在岛上的那些船员，
囚徒，失败者！……还有其他人士！
【注释】
天鹅：雨果因反对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改变，遭到迫害，过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波德莱尔在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七日将这首诗献给雨果，并在信中说：“这首诗是为你，想起你的事而作。”
安德洛玛克：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之妻?。在战场上她丈夫死在阿喀琉斯手下，她自己被希腊人俘去当女奴，始度流亡生涯。
西摩伊斯：原为特洛伊战场上的河名，安德洛玛克被俘后，在一条像故国西摩伊斯河的小溪旁，筑了一座空墓，以祭夫君。诗人看到一只流亡的天鹅逃到一条干涸的小溪边，于是将这条小溪想象为安德洛玛克祭夫的小溪。
皮洛斯：是阿喀琉斯之子。特洛伊沦陷后，他把安德洛玛克带到厄庇洛斯为女奴，跟他生了三个孩子。
赫勒诺斯：为赫克托耳之弟，特洛伊攻陷后，他随皮洛斯同去厄庇洛斯。皮洛斯在得耳福被人暗杀，临终时将王位和安德洛玛克都给了他。
痨病鬼：诗人想到自己的爱人让娜•迪瓦尔，她是个黑白混血儿，患肺结核和慢性酒精中毒。她可能是从非洲流落到巴黎来的。
吸吮慈狼乳汁的人：罗马开国者洛摩罗斯和瑞摩斯生后被遗弃，一只母狼将他们衔入洞中去哺乳。故罗马人把母狼当作恩慈的野兽。
朱育琳译本
天鹅
（1）
安德罗马克，我想起了你！
西摩依河是你悲惨的镜子，
曾映照你寡妇之悲庄严无比，
这多变的小河涨满你的泪汁。
突然间灌溉我肥沃的记忆。
当我穿过面目一新的卡洛赛，
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啊，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
但我心里还记得那片营房，
粗糙的柱子和柱子构成一体，
长满了青苔的巨石、野草、池塘，
闪亮的方瓦，这堆杂乱的古玩意。
那里曾有过一个动物园。
有个早晨，天空明澈而凌冽，
当白昼的“劳役”从此开端，
垃圾的臭味弥漫沉寂的空气。
我看见一只天鹅逃出了牢笼，
雪白的羽毛拖到不平的泥地。
它的蹼脚在干燥的铺道上挪动，
张开了嘴，走向一条干涸的小溪。
她把翅膀在尘土中慌张地扑击，
缅怀着家乡美丽的湖沼，说道：
“雨啊，你几时落下？几时霹雳？”
这不幸的奇怪的神话之鸟
像奥威特诗里的一样像天空张望，
向那嘲弄的天空，残酷的蔚蓝，
渴望的头儿挂在痉挛的颈上，
似乎在向上帝吐出她的埋怨。
（2）
巴黎变了，但我的忧郁如故！
古老的郊区和新建的皇宫，
于我都成了意味深长的画图，
而我珍惜的记忆比岩石还重！
罗浮宫前一个形象，压在我心上，
我想起那只天鹅的形态怪异，
像一个流放者，滑稽而又轩昂，
被渴念无休的销蚀，于是想起你。
安德罗马克，失去了伟大的丈夫，
牲口般落在傲慢的庇罗斯手里，
在一个空墓之前魂丧而屈服。
啊，赫克特的寡妇，赫来奴的妻。
我想起一个患肺病的黑女瘦瘦，
踯躅在泥泞中，用憔悴的眼睛，
在一片无际的浓雾之中寻求
高傲的非洲，椰子树的逝影。
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复得的人，
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声饮泪，
悲哀像仁慈的母狼哺育它们，
想起瘦弱的孤儿像枯萎的蓓蕾。
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
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
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
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
1.从准确性角度看
（1）对一个比喻的翻译
《天鹅》中L8：
（原诗）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a forme d'une ville
Change plus vite, hélas! que le coeur d'un mortel);
（英译1）— Old Paris is no more (the form of a city
Changes more quickly, alas! than the human heart);
— William Aggeler, The Flowers of Evil （Fresno, CA: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英译2）— Old Paris is no more (for cities change
— alas! — more quickly than a mortal's heart);
—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旧巴黎已改变模样（城市
的变化比人还快，真令人痛心）；
（朱译）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啊，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
在戴的版本里，“人心”被翻译为“令人心痛”的确有不妥之处。有许多关于人心的俗语比如“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等等都潜含着人心变化莫测，无法仅从表面去了解之意，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大众”和“受惊的形象”是重要的主题，这一句既表达了大众之心的不古、麻木以及人性的堕落，同时也表达作者对发现了对这一现象的惊慌和讶异，并且作为一个直接的比喻，轻松照见现代化速度之快的形象——快过人心的变化！显然朱的译本更为准确——“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而且这样译更好地表达出了原诗中的受惊、无奈、感慨、哀叹等情绪以及冷酷的嘲讽之意。
（2）对一个主题的翻译
波德莱尔深受美国诗人（同时还是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爱伦•坡的影响。坡的名诗The Raven（《乌鸦》）中曾反复出现过一组关于否定的词语Lenore/nothing more/evermore。体现出坡的常用主题，诸如对某种陨落了的事物的哀叹和追念、对无常和荒诞的感受以及某种暗色调的预言等等。从精神脉系看，波德莱尔愿认坡为师，坡的部分主题也是波德莱尔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波德莱尔在《天鹅》一诗中，也重复运用了这样否定的词语：
《天鹅》中
L7
（原诗）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46
（原诗）À quiconque a perdu ce qui ne se retrouve
Jamais, jamais! à ceux qui s'abreuvent de pleurs
不同译本如下：
L7
（英译1）— Old Paris is no more
— William Aggeler, The Flowers of Evil （Fresno, CA: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英译2）— Old Paris is no more
—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旧巴黎已改变模样
（朱译）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在戴的译本里，尽管“改变模样”的确也有否定之义，然而因为“改变”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所以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单从这一句无法表达出作者的价值取向；而朱的译本里用到了“无遗”这个词，很清楚地表达了对过去的否性，而这恰恰是原作者需要表达的态度。
L46
（英译1）Of whoever has lost that which is never found
Again! Never! Of those who deeply drink of tears
— William Aggeler, The Flowers of Evil （Fresno, CA: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英译2）I think of all who lose the boons we find
no more! no more! who feed on tears and cling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我想起那些失掉一切而永不能
再寻获的人！想起那些饮泣吞声（省略了这个重复的否定词语）
（朱译）我想起一切失而不再复得的人，
不再！不再！想起有人吞声饮泪
如果说前面一个否定仅仅是词语使用上的不周，那么后面对于“Jamais, jamais!”的省略便不再是词语使用不周的小问题了，省略了这个重复的否定词语，诗人对逝去的一切的态度、立场和情感便模棱两可起来。
2.从语言的美学角度看
以《天鹅》中L1-8为例
（原诗）Andromaque, je pense à vous! Ce petit fleuve,
Pauvre et triste miroir où jadis resplendit
L'immense majesté de vos douleurs de veuve,
Ce Simoïs menteur qui par vos pleurs grandit,
A fécondé soudain ma mémoire fertile,
Comme je traversais le nouveau Carrousel.
Le vieux Paris n'est plus (la forme d'une ville
Change plus vite, hélas! que le coeur d'un mortel);
（英译1）Andromache! — This shallow stream, the brief
Mirror you once so grandly overcharged
With your vast majesty of widowed grief,
This lying Simois your tears enlarged,
Evoked your name, and made me think of you,
As I was crossing the new Carrousel.
— Old Paris is no more (cities renew,
Quicker than human hearts, their changing spell).
— Roy Campbell, Poems of Baudelai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2)
（英译2）Andromache, of thee I think! and of
the dreary streamlet where, through exiled years,
shone the vast grandeur of thy widow's love,
that false Simois brimmed with royal tears
poured like the Nile across my memory strange,
as past the Louvre new I strolled, apart.
— Old Paris is no more (for cities change
— alas! — more quickly than a mortal's heart);
— Lewis Piaget Shanks, Flowers of Evil (New York: Ives Washburn, 1931)
（戴译）安德洛玛克，我思念你！那条小溪，
闪耀过你严峻无边的寡居之苦，
可怜的镜子，那条充满泪水，
可悲可叹的西摩伊斯小溪，
当我穿过新建的崇武广场，
突然唤起我了我丰富的联想，
旧巴黎已改变模样（城市
的变化比人还快，真令人痛心）；
我在灵魂深处看到的木板房子，
那成堆的粗糙的柱头和柱身，
那野草以及浸在水中的绿色巨石，
映在玻璃窗里的杂乱的陈货。
（朱译）安德罗马克，我想起了你！
西摩依河是你悲惨的镜子，
曾映照你寡妇之悲庄严无比，
这多变的小河涨满你的泪汁。
突然间灌溉我肥沃的记忆。
当我穿过面目一新的卡洛赛，
旧日的巴黎已变换无遗，
啊，市容变得比人心还快！
从忠于原作的角度出发，段落形式的一致性、诗行的断句以及标点的运用，朱的翻译都更接近原诗，并且没有冗长的翻译体，尽量用短句把话讲清楚。
从再创作的角度看，朱对词语的选择和使用更是独特新颖又十分恰当，比如“泪汁”、“肥沃的记忆”、“变换无遗”、“方瓦”、“ 白昼的‘劳役’”、“沉寂的空气”、“ 蹼脚”、“湖沼”、“几时霹雳”、“残酷的蔚蓝”、“ 吐出她的埋怨”、“滑稽而又轩昂”、“空墓”、“魂丧而屈服”、“黑女瘦瘦”、“失而不再复得的人”、“吞声饮泪”、“一切悲凄”。
并且这些词语从某种角度上革新着现代中文的经验性表达，在这些词语面前，习以为常的态度将可能体会到片刻的停顿，随之现代中文的经验内涵即被丰富。在原诗的基础上，这些词语增加了新的画面感、新的诗意以及更多的张力。
此外从诗歌音乐性的角度出发，这些词语之间韵脚的起落带有明显的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
作为一种文化最高思想性及艺术性的载体，诗歌可以成为丈量一种语言及文字发育成熟度的标尺。当代中文诗歌写作，几乎每位作者都无法逃脱外语诗歌中译本的阅读经验，而这种经验多少都会影响他们的创作。但翻译体的诗歌，是在用别人的讲话方式说自己的话。朱育琳的译诗，在对原文高度的理解基础上，像是波德莱尔遥远时空的回应者和传承者，更像是在用自己的话重新道出诗人的心声，阅读时不会觉得生硬和造作，可以说，尽管他自己的诗歌没能得见，译作保留也并不多，但对于现代中文的发育和成长，是有着自己的一份贡献的。
摘录朱育琳的几首译作：
恶运
背起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
息息弗斯，我仰慕你的气概。
对于工作，我的心一样勇迈，
但艺术无涯而生命太短暂。
远离了荣名的庄严的陵堂，
走向一个凄凉寂寞的坟墓，
我的心像一面低沉的大鼓，
敲奏着丧礼的哀歌去送葬。
多少昏睡的珍宝，沉埋
在不可探测的深海，
永远无人知晓。
多少含恨的花朵，虚赠
他难以言说的芬芳，
在独孤中枯凋。
烦闷
多雨的五月对全城恼怒：
把冰凉黑暗的大雨浇灌；
湿透了墓地里苍白的住户，
湿透了迷蒙的郊区的穷汉。
我的猫在方砖地上寻梦，
瘦骨上的长毛抖个不停；
水沟里一个老诗人的幽魂
像阴森的鬼影啾啾悲鸣。
哀悼的钟声，嗤嗤冒烟的湿柴
用尖声呼应患了风湿的钟摆。
一副沾满凝脂香污的纸牌
是水肿病老太的致命遗产；
红桃杰克和黑桃皇后在闲谈，
阴险地谈起他们死去的旧爱。
裂钟
冬夜里，辛酸而又甜蜜。
挨近闪烁冒烟的光火，
我倾听钟声，透过雾气，
缓缓地勾起了往事茫茫。
嘹亮的钟声，你多么幸福，
尽管苍老，仍健康而惊醒（警醒）。
忠实的发出虔诚的欢呼，
像一个营前守夜的老兵。
啊，我的灵魂已经碎裂，
在烦恼中想把寒夜唱彻，
但他的声音已经嘶竭。
像一个呻吟的受伤者，
遗弃在尸堆下血泊中，
挣扎着死去而不能一动。
（括号内为本文作者结合语境猜测可能应是“警醒”，书中用的是“惊醒”，或许是是由于陈建华先生记载的错误。）
L'Héautontimorouménos [14]
AJGF
我打你没有愤怒
没有憎恨，像屠夫；
像摩西敲打岩石，
我使你眼睛痛苦；
喷出了苦水清清，
把我的沙漠倾灌。
希望增长我的欲念，
在你的泪上航行，
像扁舟驶往海岸。
在我陶醉的心上，
像鼓声号召战斗，
你的呜咽在回荡。
你是神圣的曲调，
我的失调的和音？
多亏你响亮的嘲笑，
把我震撼把我咬。
这哭声是我的声音，
这黑色的毒汁是我的血，
我是邪恶的明镜，
让泼妇对它照影。
我是刀锋也是窗口，
我是巴掌也是脸颊；
我是兔子也是猎狗，
我是牺牲也是凶手。
我是我心上的蛇精，
不可挽救的坏蛋。
大笑是我命里注定，
但微笑我却不行。
秋天小曲
你的明澈如水晶般的眼睛在问：
“我对你有什么优点，奇怪的情人？”
——甜蜜点，别出声，我的心不耐一切，
除了那古老的动物般的天真。
它不愿显露它的地狱的秘密
对你这邀我长眠的催眠女人；
它不愿用火焰写出黑色的传奇。
我恨激情，它使我受得够腻。
温柔地相爱吧，在阴影之中，
爱情埋伏着，弯起致命的长弓。
我熟悉她武库里一切花样。
罪行、恐怖、愚蠢——苍白的玛甘丽！
你岂不像我，同是秋天的斜阳？
啊，我的苍白、冰凉的玛甘丽！
月亮的悲哀
今夜做梦的月亮更为娇慵，
像美人躺在一堆软垫之中，
她用一手轻轻而又小心，
在临睡之前把胸脯抚弄。
她堕入一阵垂死的昏晕，
靠着雪崩似的软缎椅背，
凝视着那些白色的幻影，
像花朵一般出现在天顶。
在无奈的哀愁里，她的泪水
有一滴偷偷地落下了人间。
一个虔诚的诗人，睡眠之敌，
用他的掌心把它轻轻捧起，
那猫眼石般变幻的泪滴，
放进他不见太阳的心里。
异域的芳香
当温暖的秋夜，我的眼睛闭上，
吻着你灼热的胸脯的芬芳，
一片幸福的海岸在眼前展开，
那里浸透着火热的纯粹阳光。
一个慵懒的岛屿为自然慨赏，
奇特的树林还有美味的果子；
男人的体格瘦削而又健壮，
女人的眼神惊讶他们的大方。
你的芳香引我到这迷人的国土，
港口里挺慢了栀樯无数，
它们饱经风涛都已疲惫。
而那轻轻的合欢树的芳馨
弥漫着大气沁入我的心肺，
在我灵魂里渗进水手的歌音。
四、作为个体生命的朱育琳
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要记述这个事件，这个人物？
首先肯定的是，他的诗译打动了我。论文甚至是散文的可转译程度都比诗歌要高很多，所以我遇见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本雅明，并且愿意听他讲话，因为他讲波德莱尔，所以我心中承认波德莱尔。由于法语知识有限，读诗基本上无法达成，零星读过几个英译版本会有一些感触，但由于不是母语，依然有着一层隔膜。读了朱育琳的翻译，我好像初次看见了波德莱尔的形象，一个在西方个体化叙述语境下生长着的像柏拉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等被以赛亚•柏林称作“刺猬”[16]型的文学家、诗人的形象，他真挚、热情、倔强、执着，无论昂扬还是虚无，都充满了能量。
其次是他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瞬间，在这个瞬间里，有很多问题，有无数人在争执，有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有物质和意识的交战，有个体与集体的选择，有能量与能量的交换。此时的他明显与柯布有着某种契合，不过如果依然套用以赛亚的观点，柯布恰恰是“狐狸”型。
还有他的命运，他翻译了“刺猬”般倔强的波德莱尔的诗歌，用“狐狸”般的智慧看待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可能，最终被宣判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教唆犯”，却更像是“刺猬”般的结局。这些戏剧性的矛盾和转折，既是对他选择时的复杂心态的映照，又是对一个疯狂时代的戏谑。朱育琳的每一个时刻，都像被清晰定格的电影镜头，以某种分形的规律性的方式体现着更为广大的循环（按照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事物以及历史的维度会从一个切片出发不断展开或者称为生成），而其间的规律是难以回避的，任何不符合这个规律的念头和行为都会遭到规律的惩罚和训诫。无论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还是朱育琳的中国建筑。毕竟思考可以是无立场和无限的，但是生活必须有立足之地、立足之时。个体的生命自有他的局限，这局限来自历史、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以及许许多多无法被普通人获知的但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他在论文中探讨的问题，我们至今依然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是，这个生命留下的能量却是清清楚楚的，作为波德莱尔的译作者，朱育琳的实践却已融进后来者的阅读经验，并不知何时何处悄然埋下一颗颗语言的种子。这是一桩神奇的事，和生命本身一样神奇。
而我最好奇的是，他具体是何时到了新疆的哪里并且在那里接触了什么人，什么事呢？张老师在同济的名册里找到了他，而且还问了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得到他更多的消息，他在新疆的岁月更像是一个深深的谜团，但我认为，这其中一定还有值得深挖之处。可惜在写此篇日记的时候，已没有了任何的线索。所以写这篇日记，也是希望某一天，某位知道他的人偶然会看到，相信这个侦破案还会继续下去。
前两天去参观“冯继忠和王大闳文献展”，在纪录片《久别了，王大闳先生》[17]中，王先生儿子转述了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能做到简单，就不简单”。
就以这句话作为此篇文章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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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张闳，江西都昌人，1962年生，文学博士，文化批评家，随笔作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内部的风景》广州出版社，2000年；《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10余部。
[2]博士论文题目（根据张老师回忆）《1980年代语境中的“传统“话语》，作者黄欣，导师郑时龄（院士）。根据张老师回忆，博士论文答辩时间是在2013年12月——2014年1月之间。因为题目涉及到80年代，而张老师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所以被邀请来参加答辩。
[3]博士论文题目《现代建筑教育在中国（1920s—1980s）》，作者钱锋，导师伍江（教授）。
[4]《乌托邦文学狂欢——文革文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5] 陈建华，生于上海。1988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0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1989-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欧柏林学院，今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6]《陈建华诗选》，陈建华，花城出版社，2006年。
[7]《恶之花掇英》诗集，（法）波德莱尔著，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出版社。
[8]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
[9]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美）汤姆•沃尔夫，关肇邺译，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2014年。
[10]《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德）本雅明，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1]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德）本雅明，张旭东译，（期刊）当代电影，1989年10月。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德）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0年。
[13] 《陈建华诗选》，陈建华，花城出版社，2006年。
[14] 陈建华批注为：此原译未标题。意为：自我折磨者，笔者注。
[15]西方有句谚语：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意思是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分析俄国思想家时曾以此为例将历史上的思想家分成两类：刺猬型和狐狸型。所谓刺猬型思想家是指那些有创造体系的思想家，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罗尔思、哈贝马斯等。这些人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感兴趣，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自己思考的中心，最后创造出一个很严密的理论体系。与刺猬型思想家相对应的是狐狸型思想家。狐狸型思想家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也没有兴趣要构造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们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像帕斯卡尔、尼采、包括以赛亚•柏林本人都是狐狸型的思想家。（未整理）
[16] 《俄国思想家》（英）以赛亚•柏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17] 纪录片《久别了，王大闳先生》，录制日期2006年11月28日，时常47分钟，宝花传播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