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最是学者——写在马承源先生离开五周年前夕
（一）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中国青铜器”字样，用鼠标轻点搜索键，弹出的网页上必定会出现马承源的名字。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但他的名字在中国青铜器学界还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相信这种现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存在。
马承源，这位在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开馆当日无意间成为第一个参观者的年轻人，在1954年的最后一天正式进入上海博物馆任职，开始了他为之无怨无悔奋斗终生的文博生涯。从此，他在上博文物保管、藏品征集、研究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以青铜器研究为专业的马承源，最初的学术著作竟是关于仰韶文化彩陶。如果说仰韶彩陶开启了马承源文博之路的大门，那么青铜器便是成就他人生辉煌的坚固基石。 马承源通过他在上海冶炼厂炼炉旁边对无数青铜器的拣选工作，他练得火眼金睛；通过他在上博青铜器库房里对藏品的婆娑，他对上博家底一清二楚；通过他对全国青铜器出土情况的全面掌握和考察，他对青铜器研究现状了如指掌；通过他对青铜器内涵的深入认知与对实践中遇到问题的准确解读，他终于成为青铜器学界一代大家，成为在青铜器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马先生27岁开始接触青铜器，这在学者中算是起步较晚的，但他在十多年之后就直接与郭沫若、唐兰等考古学界先生展开笔墨间极具学术价值的笔诛墨伐，于不经意之中发现文献可考最早出现“中国”字样字字玑珠的何尊铭文，成为最年轻的赴美出土文物展览的随展组长，最后编写出至今仍为全国高校教学沿用的《中国青铜器》教材，成为至今最为精美权威的彩色图录《中国青铜器全集》的主编。这不仅是学界对他学术水准的肯定，更是对一位学者最佳的褒扬。 熟悉他的美国华裔著名收藏家，上海博物馆重要捐赠人范季融先生在马承源追思会上动情地说道：“马先生的离去对学界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他所掌握的理论实践知识，远远比书本上多得多。” 2008年我有机会到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拜访，面对即将装箱武装押运到北京，参加唯一在奥运村核心区域举行的国宝荟萃的“天工开物”展览的“何尊”，张亚炜馆长说：“如果不是当年马老发现上面的铭文，撰写论文向学界介绍它的价值，我们宝博就缺少了一件镇馆之宝。”数着陈列室里2003年初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单氏吉金，张亚炜说：“这批东西出土后不久，马老就亲自来看过了，是位很好的先生。” （二） 马承源作为上海解放前活跃在党的青年学生工作领域里的地下党员，他听党指挥，为党辛勤劳动，直到身份暴露撤往后方；作为新中国建国后活跃在文物研究领域里的讲求实事求是的学者，他德才兼备，提携青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作为当今世界著名博物馆的管理者，他一切为了上博，为上博的大事小事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直到七十高龄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前几天病倒在夜景灯光调试的深夜。 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这位国际享有盛誉的博物院为自豪的学者，也被当年马承源先生“要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高水准的上海博物馆，到开馆当天也希望秦院长光临。”的话语所震慑。 为了使上博雕塑收藏构成体系，马承源不顾胃病疼痛在暴晒的田野考察征集佛教石刻；为了给上博新馆建设筹款，马先生在香港中风后，简单医治后就又去拜访下一位“上博之友”；为了使在荷李摩道邂逅的一件件国之瑰宝回归祖国，马先生以其人格魅力筹来一笔笔收购款；为了给新馆建筑不留丝毫遗憾，他不顾年高体虚在脚手架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
“没有马承源，就没有今天的上海博物馆。”这句话屡次从上博人那里听到。每个提到马先生的上博人眉宇间无不是充斥着赞叹的眼神，对马先生无限缅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手中捧着上海博物馆为马承源编撰的纪念集，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这里面收录了太多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他的爱戴与哀思。“树欲静而风不止”，每次翻开这本集子，对马先生的敬仰就像涓涓细流一般涌上心田，似乎从来不曾停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马承源在晚年因为主持收购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受到争议，甚至一度影响了他的生活。但时至今日，古文字学领域对“上博简”简序排列、文字厘定、训诂释义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有序展开。关于“上博简”的学术讨论会一次又一次地召开，文字编一本又一本地出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个又一个地立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也呼之欲出，这些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无声地辩驳了流言的荒谬。这也许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 历史是公平的。与马承源先生共事五十多年，一直以马承源学生谦虚自称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组成员陈佩芬先生，在追忆马承源的文章中写到：“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一位卓越的文博领导者。中国的文物界决不会忘记他！上海博物馆也不会忘记他！”
（三） 马承源先生在文革期间已经被要求靠边站。在自身难保的时候，他没有退却，依然挺身而出，依靠张贴在上海博物馆库房藏品柜外面印有毛主席语录的“解放日报”，保住了上博号称半壁江山的珍贵馆藏。他说过：“我们珍藏和发扬光大的不仅仅是这珍贵的文物，还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灭的美好心愿。”
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马承源没有因为不准看学术书籍而放弃学习的宝贵时间。文物方面的业务书是看不到了，他买科技书在晚上挑灯夜读，自学光学、电学等知识，这为他以后在上博开展的激光全息摄影、热释光测定陶瓷器年代、研究透光镜原理、研究商周双音钟频率直到研究汉代蒸馏器打下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他说过：“往昔的岁月里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但不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不会放弃求索青铜器各种知识的初衷。”
马承源爱好广泛。他的几位老朋友手里都有马承源为他们手刻的印鉴，一用就是几十年。他少年时候就开始练习篆刻，这也许为他日后收购晋侯酥编钟时候，鉴定刻铭笔道字口创造了条件。 在他任馆长期间，主持了多类文物的鉴定与评级，诸如雕刻、玺印、碑帖、钱币等诸多门类，但他只允许别人管他叫“青铜器专家”，因为他以不跨界鉴定为原则。“一个博物馆专家，涉足的研究领域太多，那就与古董店老板没有多少差别了。”这是马先生审慎处事、认真负责的道德体现。
见过马承源的人都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不骄不躁、待人真诚的作风。“他这人没有一点架子，为人很随和，说话很谦虚，进出展厅都给我们微笑，非常和蔼的老人。”自新馆开馆就在上博青铜器馆执勤的一位保安说道。 马承源在论文集《中国青铜器研究》序言中写到，“1999年脱离行政岗位以后，飘然一身，人在此山，应该完成我未了的心愿。剩下的时间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尽可能写完我对中国青铜器的思索，二是陆续完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整理和发表。这虽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却也乐在其中。” 2004年9月25日，马承源先生带着遗憾走了，显得那么匆忙，甚至连他桌上对中国青铜器的思考未完篇的手稿也来不及整理，馆里尚待出版的楚竹书样稿也没有校对审核。
2004年10月9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因为青铜使他们结缘的外国朋友，正在访华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赠送了花圈。此刻的希拉克已经甩掉总统的头衔，只剩下一位学生对老师的怀念。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讲解员还在那里给观众一遍遍地讲解着马承源先生发现何尊铭文的故事，一批批观众也在不断感叹着青铜时代的伟大。 上海博物馆的志愿者也在那里一遍遍地讲述着马承源先生冒着极大风险回购晋侯酥编钟的故事，一批批观众也在聆听着编钟演奏的古曲。 上海博物馆新馆就是一座纪念马承源先生的丰碑，处处看得到先生的影子。玻璃大门的扶手是马承源亲自根据出土青铜器纹样描绘，青铜馆墨绿色的基调是马承源亲自挑选，博物馆大堂地面图案是马承源亲自选自战国青铜镜纹饰。 大象希形，上海博物馆新馆永远镶嵌在世界的东方，马承源先生伟岸的形象永远会屹立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