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用了两个多月，断断续续地看完了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杨度》。这本书是一次去电影资料馆时，无意中在一家路边小书店里发现的，上下两册好像一共花了八块钱，第一次体会到了淘书的乐趣。
《杨度》是唐浩明晚清三部曲中的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曾国藩》和《左宗棠》。《曾国藩》前几年看过，和《杨度》一样，兼具了历史读物的厚重和小说的精彩。两部书中既有正史的记载，又有野史的轶事，既有客观的描述，也有主观的评价。这里禁不住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出版商，我看的这两本书虽然不是一家出版商出版的，但是都在腰封上印着什么“官场必读”、“全面剖析官僚”之类的文字，好好的两本书，被不伦不类的出版商搞出一种功利化的味道。
言归正传，说一说杨度。对历史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可能不知道杨度是谁，无论在历史课本，还是那些娱乐化的影视剧中都极少看到这个名字。但他的一生的确很有传奇色彩，这本小说的封面上有一段文字，可以帮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人的一生，“他是中国近代最为奇特的一名政治家，参与维新、鼓吹立宪，曾为袁世凯幕下第一人，却与孙中山、黄兴为挚友。他曾为黑帮大亨杜月笙门下清客，加入国民党，却在白色恐怖时秘密加入共产党，党员身份直到周恩来病危时才予以透露……”。而这部小说中，关于杜月笙、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部分都基本上没有记述。当然可以理解为作者偷懒，草草结尾，但我感觉更多的是，对于这一部分，历史本身的记述就很少，因为即使在周恩来病危时，很多人依然不相信周总理的话，不相信这个“帝制余孽”会是中共的党员。
谈到“帝制余孽”，就说说杨度的政治生涯。杨度早年曾参与公车上书，后师从名师王闿运，学习帝王之学。戊戌年间，湖南流行新学，杨度也参与其中。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留学日本，研习各国法律。光绪二十九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但受“梁头康尾”牵连，又远走日本。二次去日本之时，开始学习各国政体制度，并确立君主立宪的思想。后受张之洞、袁世凯赏识，被调入京城从事立宪活动。进京后追随袁世凯，后调停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关系，并帮助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这一时期，杨度改由君主立宪而支持民主共和。随后跟随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起支持袁世凯复辟，企图再次举起他君主立宪的大旗，而后遭受失败，成为众矢之的，受新政府通缉。风波过去之后，杨度由佛学的研究中抽身出来，重新入世。他游说曹锟，拒绝了部下吴佩孚支持陈炯明的叛乱。陈炯明曾受恩于孙中山，后来不满自己的待遇，转而叛变了孙中山，而杨度的游说帮助孙中山渡过了一次危机。后来杨度在上海加入国民党（这里有的资料说当时国民党反对杨度加入，孙中山劝说他认错继而加入国民党，但是杨度始终没有认错，但仍坚持帮助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上海期间，经孙中山介绍，杨度结实了李大钊，后与周恩来交好，并在李大钊被捕时积极奔走营救，但仍未成功。后经周恩来介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帝制余孽”的罪名正是对杨度帮助袁世凯复辟这段经历的一个批判，也将杨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很长一段时间。纵观杨度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政治观点忽而君主立宪，忽而民主共和，颇有见风使舵之嫌。其实，杨度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认可君主立宪的，他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无法经得起革命的折腾，一起革命，国内更加混乱，而帝国主义列强会趁机瓜分中国。他不赞同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当时的国民素质低下，不适合民主，而且由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已经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人民更适应这种生活。但后来，袁世凯假借支持民主共和之名，并依靠其武力的强大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作为袁的重要幕僚，企图一展政治抱负的杨度也只好顺应民意，改变自己的初衷。而在得知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希望父亲复辟称帝的想法后，杨度的君主立宪梦而死而复生。最后随着袁世凯、溥仪、张勋复辟的三次失败，杨度彻底放弃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当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杨度曾经和孙中山就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问题谈了三天三夜，最终二者仍各持己见。最后杨度说，他主君主立宪，如果事成，希望孙中山帮他，而孙主民主共和，如果孙成功，他则废掉自己的主张而帮助孙中山。在君主立宪彻底失败后，杨度果然履行了当年的誓言，帮助孙中山践行他的民主共和。杨度虽然数次在君主和民主间摇摆，但其立宪的观点却一直没有变。他认为，政体是关键，所以立宪不可动摇，而君主或是民主则是国体之分，可以退而求其次。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杨度当年的政治坚持是失败的。一件事如果从后往前看，是很容易看清它的脉络，而如果是从前向后的摸索，很难知道哪一步走对，哪一步走错。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是孤独的，也是危险的。更多的时候，道路是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
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像杨度一样的大才是不为人所知，不为官方所认可的，包括唐浩明的另一部小说中的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课本中的定位多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刽子手，（但如果读过一些非官方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真的那么好。太平天国的作用仅仅是加速的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积极意义。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他的“政府”已经和晚清一样腐败，太平天国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等人的镇压，另一部分则完全是由它内部的腐朽堕落造成的），而对他至于洋务运动之类活动的贡献却并没有那么浓墨重彩。像杨度和曾国藩一类人，并不是官方提倡的伟大光明正确的代表，甚至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嫌疑。相比于他们的探索贡献，人们好像更多得记住了那些所谓的“负面影响”。相比于过程，人们还是更看中结果。所以，历史对于冯玉祥的定论是爱国将领，因为他最终站在了胜利的一方，而对他数叛其主的行为则淡化了许多。
因为同是晚清人物，又都倾向改良而非革命，所以很多人又对他们效忠满清颇为不满。我小时候看的背景在晚清的电影中，仿佛朝廷就都是坏的，反清复明才是人心所向。不过据我有限的认知中，明朝并不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期。荒诞的执政者，高压森严的统治，我想不出为什么清末的人会渴望恢复明朝的统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明朝是汉人的政权，而满族在他们看来仍是不开化的野蛮民族，更多人视满族为外族，而非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其实从国父孙中山早期的政治口号中也可见一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康雍乾盛世时可能没心思想这些，等不如意的时候又想到了统治者鞑虏的身份。记住一个人的好不容易，可一旦有一点不好，可能他就会记住一辈子。评价一个政治家，不应该看他效忠哪一个政权，而该看他是不是效忠自己的国民。
看历史的书都挺有意思，用了几十天就窥探了别人几十年的人生。我们在此时对过去的人品头论足，却不知道后人怎么看我们。
《杨度》是唐浩明晚清三部曲中的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曾国藩》和《左宗棠》。《曾国藩》前几年看过，和《杨度》一样，兼具了历史读物的厚重和小说的精彩。两部书中既有正史的记载，又有野史的轶事，既有客观的描述，也有主观的评价。这里禁不住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出版商，我看的这两本书虽然不是一家出版商出版的，但是都在腰封上印着什么“官场必读”、“全面剖析官僚”之类的文字，好好的两本书，被不伦不类的出版商搞出一种功利化的味道。
言归正传，说一说杨度。对历史不是太感兴趣的人可能不知道杨度是谁，无论在历史课本，还是那些娱乐化的影视剧中都极少看到这个名字。但他的一生的确很有传奇色彩，这本小说的封面上有一段文字，可以帮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人的一生，“他是中国近代最为奇特的一名政治家，参与维新、鼓吹立宪，曾为袁世凯幕下第一人，却与孙中山、黄兴为挚友。他曾为黑帮大亨杜月笙门下清客，加入国民党，却在白色恐怖时秘密加入共产党，党员身份直到周恩来病危时才予以透露……”。而这部小说中，关于杜月笙、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部分都基本上没有记述。当然可以理解为作者偷懒，草草结尾，但我感觉更多的是，对于这一部分，历史本身的记述就很少，因为即使在周恩来病危时，很多人依然不相信周总理的话，不相信这个“帝制余孽”会是中共的党员。
谈到“帝制余孽”，就说说杨度的政治生涯。杨度早年曾参与公车上书，后师从名师王闿运，学习帝王之学。戊戌年间，湖南流行新学，杨度也参与其中。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留学日本，研习各国法律。光绪二十九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但受“梁头康尾”牵连，又远走日本。二次去日本之时，开始学习各国政体制度，并确立君主立宪的思想。后受张之洞、袁世凯赏识，被调入京城从事立宪活动。进京后追随袁世凯，后调停南方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关系，并帮助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这一时期，杨度改由君主立宪而支持民主共和。随后跟随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起支持袁世凯复辟，企图再次举起他君主立宪的大旗，而后遭受失败，成为众矢之的，受新政府通缉。风波过去之后，杨度由佛学的研究中抽身出来，重新入世。他游说曹锟，拒绝了部下吴佩孚支持陈炯明的叛乱。陈炯明曾受恩于孙中山，后来不满自己的待遇，转而叛变了孙中山，而杨度的游说帮助孙中山渡过了一次危机。后来杨度在上海加入国民党（这里有的资料说当时国民党反对杨度加入，孙中山劝说他认错继而加入国民党，但是杨度始终没有认错，但仍坚持帮助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上海期间，经孙中山介绍，杨度结实了李大钊，后与周恩来交好，并在李大钊被捕时积极奔走营救，但仍未成功。后经周恩来介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帝制余孽”的罪名正是对杨度帮助袁世凯复辟这段经历的一个批判，也将杨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很长一段时间。纵观杨度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政治观点忽而君主立宪，忽而民主共和，颇有见风使舵之嫌。其实，杨度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认可君主立宪的，他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无法经得起革命的折腾，一起革命，国内更加混乱，而帝国主义列强会趁机瓜分中国。他不赞同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当时的国民素质低下，不适合民主，而且由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已经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人民更适应这种生活。但后来，袁世凯假借支持民主共和之名，并依靠其武力的强大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作为袁的重要幕僚，企图一展政治抱负的杨度也只好顺应民意，改变自己的初衷。而在得知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希望父亲复辟称帝的想法后，杨度的君主立宪梦而死而复生。最后随着袁世凯、溥仪、张勋复辟的三次失败，杨度彻底放弃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当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杨度曾经和孙中山就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问题谈了三天三夜，最终二者仍各持己见。最后杨度说，他主君主立宪，如果事成，希望孙中山帮他，而孙主民主共和，如果孙成功，他则废掉自己的主张而帮助孙中山。在君主立宪彻底失败后，杨度果然履行了当年的誓言，帮助孙中山践行他的民主共和。杨度虽然数次在君主和民主间摇摆，但其立宪的观点却一直没有变。他认为，政体是关键，所以立宪不可动摇，而君主或是民主则是国体之分，可以退而求其次。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杨度当年的政治坚持是失败的。一件事如果从后往前看，是很容易看清它的脉络，而如果是从前向后的摸索，很难知道哪一步走对，哪一步走错。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是孤独的，也是危险的。更多的时候，道路是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
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像杨度一样的大才是不为人所知，不为官方所认可的，包括唐浩明的另一部小说中的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课本中的定位多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刽子手，（但如果读过一些非官方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它并不是真的那么好。太平天国的作用仅仅是加速的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积极意义。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后，他的“政府”已经和晚清一样腐败，太平天国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等人的镇压，另一部分则完全是由它内部的腐朽堕落造成的），而对他至于洋务运动之类活动的贡献却并没有那么浓墨重彩。像杨度和曾国藩一类人，并不是官方提倡的伟大光明正确的代表，甚至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嫌疑。相比于他们的探索贡献，人们好像更多得记住了那些所谓的“负面影响”。相比于过程，人们还是更看中结果。所以，历史对于冯玉祥的定论是爱国将领，因为他最终站在了胜利的一方，而对他数叛其主的行为则淡化了许多。
因为同是晚清人物，又都倾向改良而非革命，所以很多人又对他们效忠满清颇为不满。我小时候看的背景在晚清的电影中，仿佛朝廷就都是坏的，反清复明才是人心所向。不过据我有限的认知中，明朝并不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期。荒诞的执政者，高压森严的统治，我想不出为什么清末的人会渴望恢复明朝的统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明朝是汉人的政权，而满族在他们看来仍是不开化的野蛮民族，更多人视满族为外族，而非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其实从国父孙中山早期的政治口号中也可见一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康雍乾盛世时可能没心思想这些，等不如意的时候又想到了统治者鞑虏的身份。记住一个人的好不容易，可一旦有一点不好，可能他就会记住一辈子。评价一个政治家，不应该看他效忠哪一个政权，而该看他是不是效忠自己的国民。
看历史的书都挺有意思，用了几十天就窥探了别人几十年的人生。我们在此时对过去的人品头论足，却不知道后人怎么看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