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理解与“集体沉默”
我只有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
在这两个小时内，把近期的阅读尽快地，尽快地转化为文献综述。这个阅读和写作是速写的，急就的，为教学服务的。我把它形容为密植模式。其质量必然要损削。但是又是极为迫切的fastfood。我猜想，教学大纲，也可以象黄百鸣的喜剧一样，用一套机械化生产的办法，生产出来。
实践证明是可以的。
我一边诅咒，一边又不得不进入角色。
这一期主题是革命，相对于改良而言。
费孝通和革命者看到了相似的问题，我指的是参加土改的革命者。但是费孝通却不是一个革命者。确切说，他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乡村企业家。他的一生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他批判政权，却并不意味着他要推翻政权，毕生追求的是如何为政权服务。革命者却不然。他们要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土地中的雇农和佃农的土地剥削问题，第二步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第三步，就变得复杂了，当一个新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的时候，当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时候，土地的再分配问题解决的时候，下一步就是发展的问题了。如何发展？我想说的是，土改结束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并非是文革结束后，而是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始终存在的是两条路线的争议与斗争，这两种话语就是改革与革命。
改革和革命不同，改革和改良亦不同，差了一个字，意思却谬之千里。
改革是革命阵营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化出来的。改革是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改良是资产阶级阵营的自我修正与发展的社会重建力量，经济上是自由主义，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但是改良的政治理想与改革派的政治理想并不完全重合。前者是宪政。是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宪政自由的实现。主张平民政治。领导者是时势权力的个人英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费孝通的这个群众基础的时势权力思想，包括个人英雄主义的做法被毛狠狠地羞辱了一通，经过文革的冲击后，费孝通就不提了）因为改良者不是革命者，改革派是从革命者分化出来的。一系列的私有经济的恢复是毛的基层民主政权的补充形式。是“一大二公”的经济补充形式。随着拨乱反正，改革派的主张冲出了公社的束缚。在全国范围推广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但是有个问题是，私有经济的扩张与发展总是要面对政权和体制的阶级基础。这样，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开始还是一个名与实分离的变通策略，但是到后来，就无法回避政权的属性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急迫地辨认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当下的社会表征是什么？于是，带着这个激荡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问题，让我们来进入革命篇章，打开一扇中国乡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画卷。看看这个把改良派打倒在地的革命政权是如何在乡村着手展开他们的社会主义蓝图的。
革命的理论和民族志，在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正统体系里，是不怎么care的。可是读书的时候，我就被革命的范式深深地吸引。所谓的正统体系，以《》为例，关注的是乡村作为一个研究单位的可研究性的质疑。这种怀疑一旦开始，就会在社会理论可以承载的单位上进行辨析和寻找。换个角度而言，不管找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方式，不脱形式主义的范畴。至于中国人类学能够为世界人类学贡献的普适性价值，则是一个理想，摆在任何一个研究者面前。我们一定要这样入手吗？beginning的地方，就伴随着我青年时候的困惑与兴趣。我大致从华北的乡村民族志的阅读中，发现社会问题的思考可能。燕京学派、历史特殊主义等，从人类学理论流派衍生出的中国人类学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多元形成，这些学科发展史范畴的动态，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并行不悖。研究单位的厘清、学科发展史的动态等，似乎还可以在社会史的体例上靠拢。当提出革命的时候，我倾向于界定为处在殖民格局的不发达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翻身到实践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长时段实践与经验。它指的是革命不得不在乡村建立它的合法性，它的创造性实践是什么，它的转变是什么，它的光明和黑暗如何充分被认识到，它给当下留下的精神、制度和经济管理的遗产是什么？什么还在继续作用？什么已被抛弃？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正是在我的头脑中反复打转，我无法打消教化与镇压的顾虑，我无法弄清光明与黑暗为何能同时存在，我无法否定延安道路的进步之处，翻身带来的民主和自由，我象参与翻身的作者一样真诚地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康庄大道就在脚下。我无法象诉苦的研究者那样，揭露诉苦运用的仪式元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虽然我曾经也干过修辞解构的事情，盯着诉苦当中虚假和伎俩不放。今日重新审视革命，我总感到青年时候读的书籍，其实没有读懂，中年时候干的时候，其实破坏大于理解。这是一件值得让我深思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在理想和信仰中去容纳现实，容纳恐怖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必须学会接受，而且要冷静下来，弄懂相互冲突的事实和价值观之间，让我们受益的事情。
首先要说的是，塞尔登在《延安道路》的后记中，写得很详细。告诉读者，美国中国学的三代学者，研究革命的背景的变化和观点的变化。第一代是亲历者。这其中有《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还有迪西？？观察团在延安将近一年的生活与交流。还有作为外语教员的韩丁和柯鲁克，他们是早期外语教员的骨干，也是北京外语学院的雏形。柯鲁克夫妇还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好多年。他们作为外语教学加入工作组，派驻在他们著作中的村子。韩丁在山西长治下面的一个村子——张庄跟随工作组进行了将近6个月工作和生活。老韩用筷子夹虱子，老韩下地和老乡一起播种玉米，种种亲切的乡村劳作生活使他的语言扎实、可信而又充满生机。翻译的文风，甚至有点像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比《翻身》早，又是另外一种纪实文风。第一代亲历者在麦卡锡主义中大受迫害。任何人只要有可疑言论都被看作是左翼主义者。严峻的冷战迫使学术转移。第二代学者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失掉了中国？这个问题再换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这个问题激发了很多学者的讨论。当然有点像马后炮了。它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考虑到国际环境。国民党政府和德国的关系，中共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是倾向于从中国的具体的条件和现实出发，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研究的重心从抗日战争转到1920-1935年。“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俄的模仿，而置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于不顾”。p279阴谋论“深受冷战观念的影响”。在60年代和70年代，学者们的兴趣回到了抗日战争问题上。代表性的作品是约翰逊，对农民民族主义的提出。他们将抗日战争看作是重要的民族主义整合的资源，不过民族主义的源泉来自于农民民族主义。农民民族主义是中共获胜的关键所在。战争成为第三代学者的兴趣所在。他们对1920年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道路发生了兴趣。更多地披露了大跃进和文革给乡村带来的灾难。塞尔登、马丁 怀特、比克伟等即为第三代学者的一员。塞尔登强调农民民族主义是事实，但是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否则就无法缝合中共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农民有很多叛乱和复仇是小农主义的，农民起义有盲动的特点。中共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吻合了农民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农民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动员资源。缺失了动员和组织，农民民族主义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政治经济的取向逐渐鲜明。以上是美国中国学经历的打上了冷战烙印的三个阶段。1970年代以来，美中关系缓和，很多美国学者有了进入中国的机会。不仅能够进行调查，而且能够利用文献档案。这一时期有意思的是，学者对叛乱发生了兴趣。这些叛乱发生在晚清。他们的问题起点是：鸦片战争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时间。卷入世界殖民市场是外因，对中国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地方叛乱。也就是说，他们把革命看作是晚清叛乱和社会变迁下的延续性反应。他们尝试在历史结构中寻求革命的解释。孔飞力和魏裴德皆如此。叛乱与革命的联系，则是裴宜理在捻军叛乱的研究中关注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继续深化中。1978年，塞尔登他们就来到河北定县的五公村进行访问，先后进行了数次调查。塞尔登发现，延安道路初期的政治、经济纲领吻合了农民的利益，为了团结大多数人，打击敌人，毛泽东竭力阻止、避免左倾错误。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反市场主义切断了农民和外界的经济交换渠道，给乡村和农民带来灾难和苦难的来源。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正好回应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遍胜利。
板书内容
1.中国革命需要考虑的三点：国际关系，城乡关系，阶级关系。
2.改良与改革的区别。
3.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社会问题式的思考方式：城乡关系三部曲，第一部是费孝通笔下的灾难深重的乡村，第二部是中国革命的中国乡村，第三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社会变迁。
5.美国中国学的三个阶段：1.亲历者。2.冷战时期。3.1960-70年代。4.附带性提及1980年代以来条件放宽了，美中关系复苏，美国学者可以进入中国查找档案和社会调查。代表人物是塞尔登等人的河北五公村调查。裴宜理的安徽亳州捻军调查。
6.延安道路书写问题。
7.土改：农民翻身了。
8.合作化运动。从自发的合作社到强制入社，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视频资料：《活着》、《黄土地》等。
教学反馈与心得：
今天教学结束，但是我的心情不高兴。畅所欲言，同学没有畅所欲言。我闷闷不乐地回来了。我总觉得1.fastfood的形式，太浮躁了。我的心情太浮躁了。2.我也像大跃进一样，急躁冒进，急于表达，想要表达的太多，可是哪一个都没有表达好。理性没有把学术工作控制住。怎么了？3.实践证明，fastfood能够应付任何场合，但是就是不能转化为真正的精神食粮。
在这两个小时内，把近期的阅读尽快地，尽快地转化为文献综述。这个阅读和写作是速写的，急就的，为教学服务的。我把它形容为密植模式。其质量必然要损削。但是又是极为迫切的fastfood。我猜想，教学大纲，也可以象黄百鸣的喜剧一样，用一套机械化生产的办法，生产出来。
实践证明是可以的。
我一边诅咒，一边又不得不进入角色。
这一期主题是革命，相对于改良而言。
费孝通和革命者看到了相似的问题，我指的是参加土改的革命者。但是费孝通却不是一个革命者。确切说，他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乡村企业家。他的一生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他批判政权，却并不意味着他要推翻政权，毕生追求的是如何为政权服务。革命者却不然。他们要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土地中的雇农和佃农的土地剥削问题，第二步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第三步，就变得复杂了，当一个新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的时候，当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时候，土地的再分配问题解决的时候，下一步就是发展的问题了。如何发展？我想说的是，土改结束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并非是文革结束后，而是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前，党内始终存在的是两条路线的争议与斗争，这两种话语就是改革与革命。
改革和革命不同，改革和改良亦不同，差了一个字，意思却谬之千里。
改革是革命阵营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化出来的。改革是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改良是资产阶级阵营的自我修正与发展的社会重建力量，经济上是自由主义，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但是改良的政治理想与改革派的政治理想并不完全重合。前者是宪政。是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宪政自由的实现。主张平民政治。领导者是时势权力的个人英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费孝通的这个群众基础的时势权力思想，包括个人英雄主义的做法被毛狠狠地羞辱了一通，经过文革的冲击后，费孝通就不提了）因为改良者不是革命者，改革派是从革命者分化出来的。一系列的私有经济的恢复是毛的基层民主政权的补充形式。是“一大二公”的经济补充形式。随着拨乱反正，改革派的主张冲出了公社的束缚。在全国范围推广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但是有个问题是，私有经济的扩张与发展总是要面对政权和体制的阶级基础。这样，政治上社会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开始还是一个名与实分离的变通策略，但是到后来，就无法回避政权的属性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急迫地辨认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当下的社会表征是什么？于是，带着这个激荡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问题，让我们来进入革命篇章，打开一扇中国乡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画卷。看看这个把改良派打倒在地的革命政权是如何在乡村着手展开他们的社会主义蓝图的。
革命的理论和民族志，在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正统体系里，是不怎么care的。可是读书的时候，我就被革命的范式深深地吸引。所谓的正统体系，以《》为例，关注的是乡村作为一个研究单位的可研究性的质疑。这种怀疑一旦开始，就会在社会理论可以承载的单位上进行辨析和寻找。换个角度而言，不管找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方式，不脱形式主义的范畴。至于中国人类学能够为世界人类学贡献的普适性价值，则是一个理想，摆在任何一个研究者面前。我们一定要这样入手吗？beginning的地方，就伴随着我青年时候的困惑与兴趣。我大致从华北的乡村民族志的阅读中，发现社会问题的思考可能。燕京学派、历史特殊主义等，从人类学理论流派衍生出的中国人类学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多元形成，这些学科发展史范畴的动态，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并行不悖。研究单位的厘清、学科发展史的动态等，似乎还可以在社会史的体例上靠拢。当提出革命的时候，我倾向于界定为处在殖民格局的不发达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翻身到实践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长时段实践与经验。它指的是革命不得不在乡村建立它的合法性，它的创造性实践是什么，它的转变是什么，它的光明和黑暗如何充分被认识到，它给当下留下的精神、制度和经济管理的遗产是什么？什么还在继续作用？什么已被抛弃？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正是在我的头脑中反复打转，我无法打消教化与镇压的顾虑，我无法弄清光明与黑暗为何能同时存在，我无法否定延安道路的进步之处，翻身带来的民主和自由，我象参与翻身的作者一样真诚地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康庄大道就在脚下。我无法象诉苦的研究者那样，揭露诉苦运用的仪式元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虽然我曾经也干过修辞解构的事情，盯着诉苦当中虚假和伎俩不放。今日重新审视革命，我总感到青年时候读的书籍，其实没有读懂，中年时候干的时候，其实破坏大于理解。这是一件值得让我深思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在理想和信仰中去容纳现实，容纳恐怖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必须学会接受，而且要冷静下来，弄懂相互冲突的事实和价值观之间，让我们受益的事情。
首先要说的是，塞尔登在《延安道路》的后记中，写得很详细。告诉读者，美国中国学的三代学者，研究革命的背景的变化和观点的变化。第一代是亲历者。这其中有《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还有迪西？？观察团在延安将近一年的生活与交流。还有作为外语教员的韩丁和柯鲁克，他们是早期外语教员的骨干，也是北京外语学院的雏形。柯鲁克夫妇还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好多年。他们作为外语教学加入工作组，派驻在他们著作中的村子。韩丁在山西长治下面的一个村子——张庄跟随工作组进行了将近6个月工作和生活。老韩用筷子夹虱子，老韩下地和老乡一起播种玉米，种种亲切的乡村劳作生活使他的语言扎实、可信而又充满生机。翻译的文风，甚至有点像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比《翻身》早，又是另外一种纪实文风。第一代亲历者在麦卡锡主义中大受迫害。任何人只要有可疑言论都被看作是左翼主义者。严峻的冷战迫使学术转移。第二代学者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失掉了中国？这个问题再换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这个问题激发了很多学者的讨论。当然有点像马后炮了。它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考虑到国际环境。国民党政府和德国的关系，中共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是倾向于从中国的具体的条件和现实出发，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研究的重心从抗日战争转到1920-1935年。“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俄的模仿，而置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于不顾”。p279阴谋论“深受冷战观念的影响”。在60年代和70年代，学者们的兴趣回到了抗日战争问题上。代表性的作品是约翰逊，对农民民族主义的提出。他们将抗日战争看作是重要的民族主义整合的资源，不过民族主义的源泉来自于农民民族主义。农民民族主义是中共获胜的关键所在。战争成为第三代学者的兴趣所在。他们对1920年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道路发生了兴趣。更多地披露了大跃进和文革给乡村带来的灾难。塞尔登、马丁 怀特、比克伟等即为第三代学者的一员。塞尔登强调农民民族主义是事实，但是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否则就无法缝合中共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农民有很多叛乱和复仇是小农主义的，农民起义有盲动的特点。中共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吻合了农民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农民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动员资源。缺失了动员和组织，农民民族主义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政治经济的取向逐渐鲜明。以上是美国中国学经历的打上了冷战烙印的三个阶段。1970年代以来，美中关系缓和，很多美国学者有了进入中国的机会。不仅能够进行调查，而且能够利用文献档案。这一时期有意思的是，学者对叛乱发生了兴趣。这些叛乱发生在晚清。他们的问题起点是：鸦片战争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时间。卷入世界殖民市场是外因，对中国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地方叛乱。也就是说，他们把革命看作是晚清叛乱和社会变迁下的延续性反应。他们尝试在历史结构中寻求革命的解释。孔飞力和魏裴德皆如此。叛乱与革命的联系，则是裴宜理在捻军叛乱的研究中关注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继续深化中。1978年，塞尔登他们就来到河北定县的五公村进行访问，先后进行了数次调查。塞尔登发现，延安道路初期的政治、经济纲领吻合了农民的利益，为了团结大多数人，打击敌人，毛泽东竭力阻止、避免左倾错误。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反市场主义切断了农民和外界的经济交换渠道，给乡村和农民带来灾难和苦难的来源。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正好回应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遍胜利。
板书内容
1.中国革命需要考虑的三点：国际关系，城乡关系，阶级关系。
2.改良与改革的区别。
3.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社会问题式的思考方式：城乡关系三部曲，第一部是费孝通笔下的灾难深重的乡村，第二部是中国革命的中国乡村，第三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社会变迁。
5.美国中国学的三个阶段：1.亲历者。2.冷战时期。3.1960-70年代。4.附带性提及1980年代以来条件放宽了，美中关系复苏，美国学者可以进入中国查找档案和社会调查。代表人物是塞尔登等人的河北五公村调查。裴宜理的安徽亳州捻军调查。
6.延安道路书写问题。
7.土改：农民翻身了。
8.合作化运动。从自发的合作社到强制入社，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视频资料：《活着》、《黄土地》等。
教学反馈与心得：
今天教学结束，但是我的心情不高兴。畅所欲言，同学没有畅所欲言。我闷闷不乐地回来了。我总觉得1.fastfood的形式，太浮躁了。我的心情太浮躁了。2.我也像大跃进一样，急躁冒进，急于表达，想要表达的太多，可是哪一个都没有表达好。理性没有把学术工作控制住。怎么了？3.实践证明，fastfood能够应付任何场合，但是就是不能转化为真正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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