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James K．Lyon 叶美瑶／译 ）【转】

本文想说明当年我的无知、天真及固执是如何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于加州柏克莱大学见到素以孤僻避世闻名的张爱玲女士。
话说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三年间，当时我任教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德国文学，有一天我与一位同僚郑树森先生--当时他是比较文学系的助教一一聊起我那本研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滞美时期生活的书。那本书于一九八O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出版。我漫不经心地提到自己另外还在一九七八年时写过布莱希特的一位美国友人，他就是甫德南·赖雅 ( Ferdinand Reyher )。郑树森立刻指出此人是张爱玲的美国夫婿，并询问我是否与赖雅或张爱玲见过面。我告诉他我曾经在一九七一年会晤张爱玲女士还访问了她，他听了以后面露惊色（或许说“不可置信”更为贴切），我感到相当不解。透过他的说明，我才知道张女士向来以离群索居著称，过去不知有多少批评家与仰慕者试图见她一面，最后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并指出连张女士的出版代理人要联络她都很困难，而且从来没能私下与她面对面晤谈过；言下之意，我见过张女士已经够耸人听闻了，能够当面采访她恐怕算得是空前绝后。一九八四年，我认识了司马新先生，他也向我印证郑教授对张女士的陈述。
在我见张爱玲女士之前，我只知道她是赖雅的第二任妻子，我听说她是一九五五年来到美国，与赖雅在新罕布夏州彼得堡（ Peterborough ) 的麦道伟文艺营( MacDowell Colony ) 结识，一九五六年两人便结婚。一九六七年赖雅去世后，她则慢慢与公众团疏远。赖雅的女儿杰克森太太 ( Faith Reyher Jackson ) 曾经告诉我张女士出版过中文以及英文小说，不过当时我一本都没读过，而且杰克森太太并没有强调张女士在文坛的重要性。当我问她有什么方法可以联络到张爱玲时，她建议我向麻州康桥的罗德克里福女校（Radcliff Institute ) 询问，因为该校曾邀请张爱玲女士于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间担任特别研究员。刚巧我因为身为哈佛大学的职员，又住在康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张女士的联络地址：加州柏克莱杜汉大道第 2025 号 307 室。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一日，我寄了封信到这个地址给张爱玲，信中向她说明我正在研究布莱希特流放美国期间的生活，并旁及他与赖雅的友谊，接着问她可否让我在西海岸的行程中与她见个面，以便与她进一步讨论布莱希特与赖雅之间的情谊。几天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她将很乐意接待我。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要我到达后挂个电话给她，然后再到她的寓所跟她会面。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星期二早晨我到达柏克莱。我拨了电话号码，却无人接听，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人就在公寓里，却故意不应理。跟着，我直接把车开到她公寓前。我按了门铃，同样又是没人理；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人就在屋里，而且不愿与外人接触。由于她事前告知我她会在家，我便推断她只是暂时外出，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何况我已经订好明天一早飞回波士顿的机票，我非得当天见到她不可。因此我把租来的车停在路边，公寓的惟一入口就在我面前，我等在那里。几个小时后仍旧没有人进出那栋公寓的大门。我随便买了点东西充当午餐，回去，再度按她的门铃。还是没人在。我大约又等了两个多钟头，再按一次门铃，始终还是没人应门。这一次我留了一张便条给她，放在信封里，交给公寓的管理员，他答应我一定转送，还告诉我张女士在柏克莱市中心的加州大学某个机构服务，并把那条街的街名写给我，不过他没有完整的地址；他补充说她有时候待在那里，并且一直忙到晚上。
当时已近傍晚。我开到那条街上，找了一会儿，发现一栋建筑，里头是加大中国研究协会的办公室，我猜那正是她上班的地方。我过去敲办公室的门，没人答应，室内灯也没亮着，所以我就在大厅等候。过了几分钟，一位女士手抱着几本书从楼上来到大厅，她没有看到我，径往刚才那间办公室走去。当她忙着开门锁时，我上前去问她是否就是张爱玲女士。很明显地，我的举止让她吓了一跳，待我向她表明身份，她才变得友善些，告诉我她就是张爱玲，并邀我进到她办公室里去。聊了几分钟彼此熟悉一点之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访谈，整个访问持续约一个小时多。
访问她的过程中，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她的英语无论是文法、用词遣字或是句型结构，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仅听得出些微的口音。此外她使用英文成语之流利也令人刮目相看。对于我提出关于她的先夫与布莱希特的问题，她给了我丰富的讯息且讲得清晰明白。言谈间她不经意地流露出高度的学识涵养以及惊人的记性。她所提关于她与赖雅生活的细节均符实，证诸我先前的研究。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并评估布莱希特与他之间的友情。.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用她的话来说，他少的正是“勇气和毅力”（“gumption，grit”），这种习惯用语一般外国人很少能知道的。作为一名好莱坞的编剧，她接着又说，他知道该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窍门；而她觉得正是这些把戏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
当她向我说明赖雅对布莱希特才华的仰慕时，我发现赖雅有可能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最亲近的友人。她强调赖雅需要友谊以及坚持对朋友忠诚的一面，朋友对他而言甚至比家人更重要（“他对人际关系的渴求简直到了太过分的程度”）。我们聊到这两个人在合作美国版的《伽利略传》时，赖雅因为布莱希特在最后定版中没有把他写的部分编进去而感到忿忿不平，赖雅的反应让她无法理解。毕竟他从事好莱坞剧本写作多年，在这个圈子里，东西被别人改写或更动是家常便饭。我问她这是否因于赖雅觉得自己与布莱希特间有一种竞争压力，她承认这个可能性。同时她也提出对这个看法的疑虑；她声称这些行径与赖雅素来对朋友的热诚以及他一贯在合作关系中抹杀自我的作风太不相符。她以为这两人不和的情形大概在一九五O年前后开始，究其原因，乃是赖雅曾于一九五O年时到柏林访晤布莱希特，当时赖雅因为没有受到最亲密的朋友应得的款待，因此感到被伤害；相较之下，布莱希特没把赖雅所写的部分放进《伽利略传》一事恐怕无关宏旨。
虽然因为这次的失和造成两人从此断讯，她指出赖雅自始至终对布莱希特是一贯地忠诚，并仍旧把他的作品推荐给她。例如：他鼓励她去看布莱希特的剧作《四川贤妇》（The Good Women of Sechwan），一方面出于此剧的背景是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杰出。张女士还替我解读赖雅给布莱希特信简中的一段话，当时他们正讨论关于“延续中国式戏剧”的惊人计划，而且显然想在纽约演出它。据她的说法，他们原想要把每天的新闻事件编写出来，不分场次地演出，大抵的形式则采用中国共产党所鼓吹的街头样版戏，用以宣导新的社会事件。
她略带批判地指出，赖雅耗费太多时间在纽约街头和其他地方闲逛（“四下逡巡”“prowling”他自称），但夸赞他有担任导游的天赋。‘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她说道，“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她同时指出赖雅正如布莱希特一样，他们与大多数四O年代的美国编剧们认同的是左翼思想，任何批评共产主义的言论他们都拒而不听，无论是斯大林的恐怖整肃抑或是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她推荐他读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他却因为怕是负面的而予以婉拒。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女士的表现热诚又令人舒坦，且相当帮忙。她的谈吐闲雅，怡然自若，我的印象是她对整个访谈很是满意；在我们相处的时刻，我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事实上，她优雅的举止留给我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对当天稍早与她联系困难的情况也没往其他因素去揣想，只归因于我听混了，或她记错了这种常见的理由。不久我得知不是这么简单——她的确曾试图逃躲。
谈最后，她和善地告诉我若是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写下来寄给她。我谢过她，离开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搭机返回康桥。就在我到达后没多久，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误记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但是这封信很明显是我们访谈当天写的，正确的日期应是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信上说：
亲爱的莱昂博士：
请接受我迟来的道歉——因为我手边正有一些工作本周内需完成，怕有人来催，所以才不接电话也不应门。我原来并不知道就是你，一直到我们聊完，我独自回住所，见到了管理员塞在我门缝里头的信，才明白过来。
走笔匆促。愿你的书出版成功。
你的友人爱玲·赖雅
附带说明：在谈到他们之间有竞争意味时，请不要提到我。当时因为你说赖雅可能是布莱希特在美国仅有的亲密好友，我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一时之间觉得这样的竞争说法不妥。赖雅有值得信赖和性情随和的特质。当然，尔后他因为对自己的作品在意而心受伤害。或许他往后不复与布莱希特来往与不引用他作品一事有关；毕竟这与写剧本不同。
对于这封书写于精致洋葱信纸上的回函，有两件事让我感到惊奇——一来她署名“ Eileen Reyher ”，二来我们的会谈显然教她印象深刻，所以才会有后续而来的书信探询。有了这样的鼓舞，我收到信当天就给她回了封信——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信里对赖雅及布莱希特间的事提出一些较详细的问题。她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号给我答复——这回她签的是本名“ Eileen Chang ”--而且这一次她侃侃谈起自己，就如她毫不隐藏地告诉我赖雅与布莱希特之事一般。信上说：
亲爱的莱昂博士：
感谢您在二月四日的来信。能够这么快速地互相了解并对话着，在我而言是罕有的经验。而这样不同的经验无疑是教我欣喜的，应当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因我平常是不善与人沟通的。
先答复您所提出的问题：
（l）的确，我和甫德是在彼得堡相识的，后来在纽约结的婚。
（2）我的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她之后还有两个男孩，一个是亲弟弟，另一个是领回来养的——其实是侄子。因为这位先祖实在太热门，很多不相干的人也称他为祖宗，所以我得详细说明。
（3）史提芬·布莱希特（Stefan Brecht）曾经到我们旧金山的居所来访，是哪一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是一九五九年春天搬过去的，住到一九六一年秋天。甫德很热诚地接待他，我没跟他们一道，他和朋友聚会，我总是避开。他们这次碰面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后来他跟我说起史提芬最近结了婚——也许这能帮你确定年期。
（4）我印象里，你那天提到甫德帮布莱希特的事——当天我有点困——是指帮布莱希特编写剧本吧？——但他所写的部分并没有被采用，起先他并未放在心上，后来他还造访他们。
或许他一开始不吭气，心上仍是不快的。
他常向我提起待在英伦及法国的日子，他很喜欢，可是对德国的那趟旅行，他则甚少提及，谈到也很简短。我猜那是因为他对德国有着复杂情感，还有一九五O年东柏林的气氛（莱昂教授注：赖雅在一九五O年至东柏林，发现当地民不聊生，而布莱希特则住在豪华别墅，进出有司机轿车，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现实，有天壤之别，赖雅终生信仰共产主义，看了很受刺激，而大失所望。）；又或许与他当时在作品中，因为有更多寂寞感，所以对这件事才变得特别敏感。
总之，在一九五五年，他想为美国的当代文学注入一种‘粗嘎的声音”（sounding strident）。他说许多作品表面上强硬，骨子里滥情（ sentimental ）。我认为他说得对。
我们在旧金山时便看过《三便士歌剧》，在华盛顿又跟别人去看一次。整个节目进行中他都默默不语，只有在看完戏后，他把我想在东柏林看这出戏的想法椰榆了一阵。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其中有一场的制作相当精彩，所以才说想看德文演出。
有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莱·刘易士家作客后，写了一本书，他读后相当愤慨。平日他也会把辛克莱的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仅止于嘴皮上说说。我也不认为他有意将这些事写成文章，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吧！我个人以为里头不止一种自尊的成分在。布莱希特或许也察觉出他这一点。
他会给人一种饱藏强烈能量的印象，他戴的扁帽则予人十分欧派的感觉。我曾听过与他初会面的年轻人以及年长女士评论他的外形，言词中饶富敬佩之意。一九五五年前即使在阅读或观赏表演时，他一直都不戴眼镜，他总是说：“可以作二手厨子切刀。”他也是个玩扑克牌的好手。包括哈佛在内，他曾经到过不少学校研究院，不过他从未参加过毕业礼，也没缴所需的五元去取文凭。
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制作一出戏叫《夜空》，讲的是天文台的故事。《大杂会》其实就是《锡》，因旅行摄影师可将众多的故事挤凑一起。
我其实从没把他的文稿看完过。在旧金山时他就把存放在加州的书都丢掉大半，只带了一部分到华盛顿去，后来到华盛顿我才发现他已经把文稿都丢了。纽约那边的借书库后来搬到彼得堡，当时是六O年代中期，恩斯脱·哈勃许塔脱（ Enst Halberstadt ）因为准备毕业报告，要找《锡》这本书，所以前来帮忙整理，倒找到了他小学文凭。我的某些文稿大概在那阵子搞丢了，因为我有一部分稿件跟甫德的行李一起打包，后来均找不着了。我惟一保存的是他使用到五O年代的一本电话簿，上头还记着布莱希特、他太太孩子的联络电话。
至于他与布莱希特分手一事，甫德向来不听人作解释，或给别人一个解释。
我只希望您在提到他两人间可能有（或是缺乏）竞争意味时，避免提及我，因为那样的推想，是您首先提出的。您的研究若是触及甫德最后几年的情形，如不麻烦，我很希望能看看。
致上我的问候。
您诚挚的友人张爱玲
（我在信箱上把两个姓氏都写上，因此您无论用哪个姓氏，我都可以收到。）
我回了封谢函给她，感谢她对我的协助，心想这大约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了。出乎意外的是，两个月后我收到她寄来的包裹，里面除了一本书还附上信函，署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信依旧打在见了熟悉的洋葱纸上。那本书就是赖雅的小说《我听到他们唱歌》（ I Heard Them Sing ，一九四五）。这是他为数稀少的小说作品之一，可能还是他严肃作品之中最杰出的。可见她还记得我曾说过因为找不到书，而无缘一睹赖雅的小说，因此一直引以为憾的话。她信上说道：
亲爱的莱昂博士：
上一封信我就想把这本书寄给你，可惜当时我手边没书。前几次的信上，因为一面赶稿子，又常感冒，所以写得匆匆忙忙，事后我便发现没好好把辛克莱一书的事给说明白；不过您或许已经看过那本书了。此外，若是需要，你倒是可以在说明关于他两人竞争的看法上，附加上我的赞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只是希望不要让这个看法变成是我的。相信你的论文应该进行得很顺利吧！
谨致问候
您诚挚的友人张爱玲
有趣的是，在我们访谈过后两个月，间中她完成了许多工作，又几次感冒，而张女士仍旧可以详记我们会晤当天她所说的一切，当然还有后来书信中的话。我自己却都忘了，尤其是抱怨找不到赖雅写的《我听到他们歌唱》那件事。也许是因为她较少跟人接触，夸大了我们的相晤对她心理的冲击——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要为她所说所写的一切作更进一步的澄清。不管怎么说，承她记得我想找赖雅的书，并特地寄来给我，这样的亲切无疑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相反地，她的行径说明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
如今，我回想着当年能与她相遇的种种幸运，要不是我对她叱文坛的名声如此无知；或者是我不必赶在第二天一早离去，可能我也不会坚持要等，甚至跑到她办公室去找。但是在这一切里面，教我觉得自己再幸运不过的是她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那封信上所提到的（在那封信上，她提到自己日益从人际中退缩）——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她的说法是，跟我对话所产生的“迅速理解”与她自况“与人沟通的挫败”，两种情形实如天壤之别。到今天我仍不解她的天性中究竟有着什么，使得她能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并教她这样一个决意要隐世的女子，还愿意坦然向我说点话。
惟有在回顾过往的此际，我才明白当日看似平常的会晤，如今竟成了我人生中奇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