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
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2007-03-20 10:10:45)转载▼
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转载)
纪连海——在上海“文庙讲堂”上的讲演
儒家思想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都善于吸纳其他思想为我所用。而正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儒家思想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中国一直能够成为主导思想。
但是，随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儒家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却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朱熹做注的《四书》和《五经》成为开科取士的唯一标准。而这恰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
今天这个讲座，是上海文庙的第一场讲座。因此，我还是觉得，既然是第一次，又在文庙讲，这第一场讲座的题目就必须和文庙的身份相适应。因此，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内容是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
一、背景：从孔子到朱熹
1、春秋：儒家思想产生（孔子和《论语》）
我们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孔子一生对于中华民族有很多贡献，这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如下几点：
第一、创立儒家思想。他的这个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学生整理的他的语录——《论语》里面。他的主张主要是“仁”。这里，我们要说一句，什么是儒？所谓的“儒”，就是“人之所需”。什么是“人之所需”？那就是“仁”。什么是“仁”？“仁”就是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换句话说，所谓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人际关系的学说。那么，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孔夫子认为，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他的优缺点也就不同，这也就造成了我们提醒他要注意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是孔夫子在《论语》里面对于“仁”的解释多达几十种的原因。
第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过他整理的文化典籍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这五本著作就被后代称为“五经”。
第三、开展私学教育，打破了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的局面。历史上说，“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2、战国：儒家思想发展（孟子和荀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由于孔门弟子对于孔夫子思想的理解不同，分化为八派。这其中，尤其以子张之学、子夏之学、子思之学等为有名。其中对于中国后世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私淑弟子，主张“仁政”；荀子的主张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这个主张后来被我们错误地理解为“人定胜天”——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说“人应该顺应自然、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规律”！
3、秦汉：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董仲舒）
秦汉时期，儒家经历的从大悲到大喜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否极泰来”吧。
先是，秦始皇“坑儒”，实际上，被坑杀的多数都是方士而不是儒生，但是儒家由此遭到很大的打击则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到了汉朝，就出现了一个在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也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为政府所接受？当他想通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开始了给儒家思想动一次大手术的行动！经过他的手术，儒家思想吸收了其他学派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认为的合理因素，重新解释了天人关系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并且建议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汉武帝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动用政府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还是决定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向着中国社会主导思想的地位迈进的步伐。
在这里，我们要说，董仲舒对于先秦儒家思想动的这次手术是决定性的，他完全改变了先秦儒家一直尊崇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里我们所说的“力”指的是所谓的超自然力；董仲舒创造性地改造了阴阳家的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的主张。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说，孔夫子创造了儒家学派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董仲舒第一次改造了儒家学派。换句话说，正是董仲舒的存在，才使儒家学派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才使儒家思想真正成为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仲舒是儒家学派继孔夫子之后，最伟大的领军人物。
4、唐朝：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九经”、“十二经”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先后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逐渐走向玄学。而这对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唐朝时期，韩愈、李翱等人极力推崇《大学》、《中庸》两篇文章。这里，我们对《大学》和《中庸》交代一下。《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传《大学》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传《中庸》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作。
另外，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是为“十二经”。
5、两宋时期：朱熹汇集《四书》，“十三经”正式形成
面对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对儒家思想的严重冲击，北宋的程氏兄弟和南宋的朱熹采用吸纳佛教和道教主张中的有益部分为我所用的办法，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从而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即著名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南宋的朱熹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大。
朱熹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位儒家大学者还说，“《四子》，《六经》之阶梯”。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朱熹第二次改造了儒家学派。换句话说，正是朱熹的存在，才使儒家学派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才使儒家思想再度成为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朱熹是儒家学派继孔夫子和董仲舒之后，最伟大的领军人物。
到了南宋，《孟子》也正式成为“经”，与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十二经”正式构成“十三经”。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都善于吸纳其他思想为我所用。而正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儒家思想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中国一直能够成为主导思想。
但是，随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儒家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却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朱熹做注的《四书》和《五经》成为开科取士的唯一标准。而这恰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
二、儒家文化的破坏
1、乐极生悲的儒家思想文化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还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学，它教会我们学会如何与别人相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上下级等等。换句话说，它是在太平盛世时期能够生存得长久的一种学说。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这场战争是中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我们学会的不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与西方的文明相处。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悲剧性的。从寻求富强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情境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思想和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似乎不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面对中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在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
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不懈地努力着——从洋务救国（洋务运动）到宗教救国（维新变法），从教育救国和文学救国到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按照“有用即真理”的原则评估理解和使用创造的：“保国所以保教，保教所以保种”（张之洞、康有为），“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鲁迅）等等。
任何思想，重要的不是它实际是什么，而是它究竟能做什么。
换言之，当把它说成什么对我有用，那就将它说成是什么！康有为将儒学说成宗教，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片面，就像生物进化论被理解为社会伦理学、仁义道德被指为“吃人”一样，也就像康氏本人将诸多儒门典籍贬为“伪经”一样。
于是，在这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儒家思想无可挽回地被我们抛弃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救民于水火的速成药品，这个时候的中国不需要中医来慢慢根治，他们需要西医的快刀斩乱麻和立竿见影。
在这之后，中国先后产生了以下几种主流的思想理论。
2、近代中国主流思想的演变
（1）“西学中源论”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创始人是黄宗羲、康熙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实际上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
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们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奕、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2）“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最为系统，也最有影响。
（3）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
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
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附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3、凤凰涅槃——儒家思想文化否极泰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著名运动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这七大领军人物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李大钊宣传了“社会主义”，钱玄同提出了“废除汉字”，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他们给中国开出西医药方的同时，也在彻底否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结果，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还逐渐赢得了富强。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似乎看到，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儒家思想文化似乎应该从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彻底消失了。但是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主流，似乎越来越靠近那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的儒家思想文化。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21世纪之初，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复兴？儒家思想文化复兴是否历史必然？
第二、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复兴？儒家思想文化在复兴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
1、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家地位的日益提高，先进的中国人又在思考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难道仅仅是我们单纯引进西方“物质文明”那么简单？这里面难道没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起作用么？如果有的话，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应该是哪些？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确实到了应该好好反思、好好整理一下的时候了。
这就是答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学热”其实并不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的再度反思和整理。所谓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只是一个简单的外表而已，这里的“复兴”绝对不是“复活”的意思。
第二、尽人皆知，1500年以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强权政治的世界。而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和国家地位日益提高，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世界已经离人们预言的“中国人的世纪”为期不远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思考，一旦“中国人的世纪”到来，我们将会如何来适应这个世界、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大国一定意味着强权么？这个未来的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将在未来的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把目光投向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文化。
于是，儒家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复兴”了。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有八十多个国家建立起了孔子文化学院。
问题在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需要注意的问题
（1）手段：渐进的、改良的
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复兴”却很值得我们探讨。
在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手段问题上，我主张渐进、改良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希望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是理性的，而不是盲从的。
有了理性，也就有了客观。盲从的结果，必然导致沉渣泛起。
（2）过程：学者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
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到底是学者的任务，还是政府的任务？我认为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需要学者的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者们的想法如何表达给受众，不一定是学者们的特长，因为今天早已不是孔夫子那个时代了。我的意思是：学者们应该走出象牙塔，学会在各种强势媒体（报刊、电视、网络等）表达自己的学术成果。
（3）结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复兴
在我们探讨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揭示一个现象：2000年，全英国几百万大中学生参加了一个调查：你认为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谁对全世界的贡献最大？结果表明，马克思占第一位，爱因斯坦占第二位，牛顿占第三位。英国人认为在过去的一千年中，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全世界。
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生命力所在。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讨论了如何改造宏观社会，而儒家思想文化则侧重于讨论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但这些差别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是必然冲突的。相反，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性很强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儒家思想文化则对于君臣双方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做出了详细说明；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宏观，而儒家思想文化更加注重微观等等。
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加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真正在世界上负起大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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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连海——在上海“文庙讲堂”上的讲演
儒家思想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都善于吸纳其他思想为我所用。而正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儒家思想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中国一直能够成为主导思想。
但是，随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儒家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却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朱熹做注的《四书》和《五经》成为开科取士的唯一标准。而这恰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
今天这个讲座，是上海文庙的第一场讲座。因此，我还是觉得，既然是第一次，又在文庙讲，这第一场讲座的题目就必须和文庙的身份相适应。因此，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内容是儒家文化的破坏与重建。
一、背景：从孔子到朱熹
1、春秋：儒家思想产生（孔子和《论语》）
我们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孔子一生对于中华民族有很多贡献，这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如下几点：
第一、创立儒家思想。他的这个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学生整理的他的语录——《论语》里面。他的主张主要是“仁”。这里，我们要说一句，什么是儒？所谓的“儒”，就是“人之所需”。什么是“人之所需”？那就是“仁”。什么是“仁”？“仁”就是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换句话说，所谓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人际关系的学说。那么，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孔夫子认为，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他的优缺点也就不同，这也就造成了我们提醒他要注意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是孔夫子在《论语》里面对于“仁”的解释多达几十种的原因。
第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过他整理的文化典籍主要有《诗》、《书》、《礼》、《易》、《春秋》，这五本著作就被后代称为“五经”。
第三、开展私学教育，打破了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的局面。历史上说，“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2、战国：儒家思想发展（孟子和荀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由于孔门弟子对于孔夫子思想的理解不同，分化为八派。这其中，尤其以子张之学、子夏之学、子思之学等为有名。其中对于中国后世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私淑弟子，主张“仁政”；荀子的主张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这个主张后来被我们错误地理解为“人定胜天”——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说“人应该顺应自然、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规律”！
3、秦汉：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董仲舒）
秦汉时期，儒家经历的从大悲到大喜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否极泰来”吧。
先是，秦始皇“坑儒”，实际上，被坑杀的多数都是方士而不是儒生，但是儒家由此遭到很大的打击则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到了汉朝，就出现了一个在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也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能为政府所接受？当他想通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开始了给儒家思想动一次大手术的行动！经过他的手术，儒家思想吸收了其他学派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认为的合理因素，重新解释了天人关系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并且建议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结果，汉武帝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动用政府的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还是决定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向着中国社会主导思想的地位迈进的步伐。
在这里，我们要说，董仲舒对于先秦儒家思想动的这次手术是决定性的，他完全改变了先秦儒家一直尊崇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里我们所说的“力”指的是所谓的超自然力；董仲舒创造性地改造了阴阳家的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的主张。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说，孔夫子创造了儒家学派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董仲舒第一次改造了儒家学派。换句话说，正是董仲舒的存在，才使儒家学派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才使儒家思想真正成为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仲舒是儒家学派继孔夫子之后，最伟大的领军人物。
4、唐朝：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九经”、“十二经”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先后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逐渐走向玄学。而这对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这种情况，唐朝时期，韩愈、李翱等人极力推崇《大学》、《中庸》两篇文章。这里，我们对《大学》和《中庸》交代一下。《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传《大学》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传《中庸》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作。
另外，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
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是为“十二经”。
5、两宋时期：朱熹汇集《四书》，“十三经”正式形成
面对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对儒家思想的严重冲击，北宋的程氏兄弟和南宋的朱熹采用吸纳佛教和道教主张中的有益部分为我所用的办法，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从而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即著名的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南宋的朱熹对于后世的影响最大。
朱熹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这位儒家大学者还说，“《四子》，《六经》之阶梯”。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朱熹第二次改造了儒家学派。换句话说，正是朱熹的存在，才使儒家学派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才使儒家思想再度成为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朱熹是儒家学派继孔夫子和董仲舒之后，最伟大的领军人物。
到了南宋，《孟子》也正式成为“经”，与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十二经”正式构成“十三经”。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直以来都善于吸纳其他思想为我所用。而正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儒家思想才能在变化莫测的中国一直能够成为主导思想。
但是，随着南宋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儒家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却不复存在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朱熹做注的《四书》和《五经》成为开科取士的唯一标准。而这恰恰限制了儒家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不允许有任何突破的儒家思想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
二、儒家文化的破坏
1、乐极生悲的儒家思想文化
我们从前面的介绍中还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学，它教会我们学会如何与别人相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上下级等等。换句话说，它是在太平盛世时期能够生存得长久的一种学说。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这场战争是中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需要我们学会的不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与西方的文明相处。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悲剧性的。从寻求富强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情境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思想和行为，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似乎不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面对中国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在思考，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
中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不懈地努力着——从洋务救国（洋务运动）到宗教救国（维新变法），从教育救国和文学救国到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按照“有用即真理”的原则评估理解和使用创造的：“保国所以保教，保教所以保种”（张之洞、康有为），“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鲁迅）等等。
任何思想，重要的不是它实际是什么，而是它究竟能做什么。
换言之，当把它说成什么对我有用，那就将它说成是什么！康有为将儒学说成宗教，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片面，就像生物进化论被理解为社会伦理学、仁义道德被指为“吃人”一样，也就像康氏本人将诸多儒门典籍贬为“伪经”一样。
于是，在这长期的探索过程中，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儒家思想无可挽回地被我们抛弃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救民于水火的速成药品，这个时候的中国不需要中医来慢慢根治，他们需要西医的快刀斩乱麻和立竿见影。
在这之后，中国先后产生了以下几种主流的思想理论。
2、近代中国主流思想的演变
（1）“西学中源论”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创始人是黄宗羲、康熙等。这种学说的产生实际上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
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们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如奕、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2）“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最为系统，也最有影响。
（3）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
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
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著名人物是康有为。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当然，批评他们牵强附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3、凤凰涅槃——儒家思想文化否极泰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著名运动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这七大领军人物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李大钊宣传了“社会主义”，钱玄同提出了“废除汉字”，吴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他们给中国开出西医药方的同时，也在彻底否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其结果，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还逐渐赢得了富强。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似乎看到，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儒家思想文化似乎应该从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彻底消失了。但是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主流，似乎越来越靠近那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的儒家思想文化。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在21世纪之初，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复兴？儒家思想文化复兴是否历史必然？
第二、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复兴？儒家思想文化在复兴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
1、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国家地位的日益提高，先进的中国人又在思考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难道仅仅是我们单纯引进西方“物质文明”那么简单？这里面难道没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起作用么？如果有的话，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应该是哪些？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确实到了应该好好反思、好好整理一下的时候了。
这就是答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学热”其实并不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而是中华文明的再度反思和整理。所谓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只是一个简单的外表而已，这里的“复兴”绝对不是“复活”的意思。
第二、尽人皆知，1500年以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强权政治的世界。而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和国家地位日益提高，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世界已经离人们预言的“中国人的世纪”为期不远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思考，一旦“中国人的世纪”到来，我们将会如何来适应这个世界、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大国一定意味着强权么？这个未来的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将在未来的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把目光投向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文化。
于是，儒家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复兴”了。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有八十多个国家建立起了孔子文化学院。
问题在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需要注意的问题
（1）手段：渐进的、改良的
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不可避免，但是儒家思想文化如何“复兴”却很值得我们探讨。
在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手段问题上，我主张渐进、改良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希望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是理性的，而不是盲从的。
有了理性，也就有了客观。盲从的结果，必然导致沉渣泛起。
（2）过程：学者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
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到底是学者的任务，还是政府的任务？我认为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需要学者的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学者们的想法如何表达给受众，不一定是学者们的特长，因为今天早已不是孔夫子那个时代了。我的意思是：学者们应该走出象牙塔，学会在各种强势媒体（报刊、电视、网络等）表达自己的学术成果。
（3）结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复兴
在我们探讨儒家思想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揭示一个现象：2000年，全英国几百万大中学生参加了一个调查：你认为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谁对全世界的贡献最大？结果表明，马克思占第一位，爱因斯坦占第二位，牛顿占第三位。英国人认为在过去的一千年中，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全世界。
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生命力所在。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中国，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讨论了如何改造宏观社会，而儒家思想文化则侧重于讨论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家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但这些差别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是必然冲突的。相反，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性很强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儒家思想文化则对于君臣双方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做出了详细说明；又比如，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宏观，而儒家思想文化更加注重微观等等。
因此，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加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真正在世界上负起大国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