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 2009年9月26日－27日）

Astrid Erll的开幕式发言为：“Literatur als Medium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und nationaler Werte”（文学作为文化记忆和民族价值观的媒体），为大会讨论设立一个理论框架，阐明文学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特性、规则和可能性。她引为圭臬的是Aleida Assmann的话：“在文学研究维度上无法透析的，可以通过文化研究来获得。”
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近年来入主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各种学科。其实质是对解构主义的一种反思。一方面是重新还原主体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纠正历史宏大叙事带来的视角缺失和偏差。
而Erll的工作在于梳理作为文化研究部分的记忆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文学文本作为文化和集体记忆的载体，记忆的运行机制对于文本研究亦有重要意义。诸如遗忘的发生，记忆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史研究，文本互文性研究等。
接下去的两天会议，18个发言，焦点落在“记忆的诗学”，记忆和空间的文学表现，遗忘、排斥和沉默、现代化进程中的记忆断层。印象深刻的有Schoor的关于1933年后犹太作家对于柏林城的文学再现。Ich habe Heimweh, aber weiss nicht, wonach. 记忆之中故地的黯淡和失落。
冯老师对于歌德和格拉斯对于文化传承的比较，一是建构式(konstituierend)的，一是颠覆式(subversiv)的。体现在歌德成长小说《漫游时代》对于贵族价值观的接受上（歌德对于贵族价值观似乎是批判多于接受）；格拉斯在《比目鱼》一书中的记忆，是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批判性审视和填补空白。是女人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对传统叙事的反思也体现在口述史和童话的叙事形式上，是一种“Gegen-Erinnerung”，“Alternative Wahrheit”。
Feger将“Neue Sachlichkeit”（新实际主义）的一名作家Hans Dieter Schaffer1933年的小说《鸦片战争》为文本，提出的观点是“Versachlichung ist Vergessen”，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化的断裂，而后是文化的新生。鸦片战争和贸易不属于伦理讨论的范畴里面。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Lee Joon－Suh以Veit Harlan1945年导演的《Kolberg》为题，讨论了二战期间的纳粹利用宣传策略扭曲民族记忆，达到鼓动战争的目的。
魏老师讨论了格拉斯自传《剥洋葱》和《箱式照相机》中的记忆策略。
我的报告是讨论记忆在本雅明和茨威格自传中的诗学表现。感谢冯老师把我放到了第一个发言。大家精神都很集中，出现了三个问题：1）问及流亡自传的心理减压功能，很有意思，却并非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2）Mick认同记忆文学中的两种诗学策略，一是反思，二是储存；3）Kerstin从流亡研究的角度提出流亡文学中“新德国”的说法。
最后的讨论颇有建设意义，中国当今社会中的记忆热潮，学界却鲜有理论的提供。我的观点一是追本溯源，从中国本有的源头上寻找；二是引入西方比如德国的文化记忆理论。这也是我个人关注德国学界对于记忆讨论的初衷。最初接触到Assmann文化记忆理论是在2001年，第一次在慕尼黑大学选讨论课，就在Frau Dr. von Jagow的带领下对巴赫曼文本中的文化记忆进行了一学期的讨论。
Mick尤为关注德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认为当代德语文坛中出现了在他国异乡寻找新的文化认同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
正值大选当晚，旁观两位政治观点相左的德国学者争论。他们都认为黑黄联盟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却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有慨叹德国陷入万劫难复的危机中，希望在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