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所知~~~中医
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一般指以中国汉文化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中国古人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国其他传统医学，如藏医、蒙医等则也被称为民族医学。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时代，“神农尝百草”“伏羲作针灸”的神话传说可以看到早期中医发展的影子。天然材料制成的“中药”和“针灸”治疗法是中医的两大显著特点。中医理论和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世界观一致，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术体系并保持至今。虽然中医整体学说在今天仍然未获主流科学界的认可，但是其中的一些治疗手段和传统方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公共医疗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砭石”这种医疗工具，后来“针灸”技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可谓中医滥觞。具体理论则在《黄帝内经》中加以文字化集成，成为中医界公认的最早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汉代，是对先秦时代中国医学和客观世界认知的总结，书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帝内经》一书侧重于理论引导，但是缺乏临床治疗技术的详细记录，记载的药方也很少，只有十三个。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以作者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依据，书中记录描述了多种实际治疗手段和药方，这部著作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秦代官方就设立了“太医令”这个机构，在秦代的官职中，正式设有太医令丞，属于九卿下少府所设的六丞之一，太医令丞主管全国与宫廷之医疗事宜，下面分设侍医、医长等职，侍医就是在皇帝身边的御医。汉以后延续这个设置，是官方主导的医疗医药体系，两汉时期，医疗体制基本上都是沿用秦代的太医令丞制，太医令丞仍然作为最高行政领导，而下面医官的分工则逐渐变得细化。设有太医监、侍医、尚药监、药长等职，太医监负责监管医药工作的情况，并向太医令丞汇报。此外，汉代还设立了药丞和方丞，他们是管理药品和医药处方的。汉代宫廷中所需药物，都是由全国各地进贡的，各个郡国每年要向宫廷进贡本地的名贵药材。遇到宫中缺少某种药材，太医令丞还会派人去地方采购。
“太医院”这类职能单位一直运作到清末。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的太医院类比为现代的卫生部机构。宋代是“太医院”机构的高峰时代，官方集合人才，按部就班的进行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为民间和宫廷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医师。宋代医务机构甚多，有太常寺属下的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御医院等，宋徽宗时又设“惠民局”，广传医方及施诊。著名的“针灸铜人”就是北宋发明的，用于医术教学并考试工具。“针灸铜人”身上遍布当时已知的人体穴位，按穴位分布留出空孔，教学时一目了然，考试时用蜡遮住铜人全身，孔中注水。学生要凭经验判断穴位的位置，用针刺穿蜡层，水流出为合格。在古代，这是很先进的教学和研究措施（宋代的“针灸铜人”原版据传可能流落到日本，国内现存的模型是明清两代制作的）。尽管经络之说目前尚无科学定论，但治疗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随着对中医科学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清晰的结论出来。
医学是由病理认知和治疗技术组成的，治疗手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药物的使用，中药是组成中医体系的关键之一。其实在现代化学之前，东西方的医疗都依赖天然材料制药。比如西药中的阿司匹林，化学合成的阿司匹林发明于19世纪，在这之前，人们发现柳树皮拥有解热镇痛的治疗效果，古代西方医者也像中医那样，用天然的柳树皮作为草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柳树皮拥有这样的功能，直到用19世纪用化学分析发现了“乙酰水杨酸”这个成分，于是单独合成这种成分作为药物使用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中药也是这样，天然材料中的有效成分作用于病灶，达到治疗的效果，用现代化学手段对组成中药的材料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有效部分，加以析出提纯，做成新型中药，是目前中医研究的课题，正不断进行中。
天然材料化学成分复杂，既含有可以对症的成分也含有无用甚至有害的部分，即便是对症的化学成分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因此有“是药三分毒”的提法。中医采取了多重材料相辅相成的解决方式，既用其他材料中的成分中和另一种材料中的有害能量，并斟酌药物的用量，尽量降低无用成分或有害成分的危害性，所以中药有“验方（治疗效果明显，副作用小）”和“奇方（治疗作用明显，副作用明显）”、“偏方（治疗作用不明确，副作用不明确）”的分别。一般对于治疗作用明显副作用也明显的药方，中医称之为“虎狼药”，使用上十分谨慎。副作用和治疗作用相抵触是中西医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副作用的原因，西医提出了过敏的概念，中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概念，都是针对人的体质差异造成的药物适应性不一致这一现象。《神农本草经》中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原文：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详细述说了中药处方中的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君臣佐使”是中医方剂学术语，系方剂配合组成的基本原则，开中药处方时，要安排好各味药之间的关系。
至今为止，无论医疗技术有多么发达，患病本身仍然是一个痛苦的体验。中医早在《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就提出“治未病”的观点，“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是“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这与西医关于人体免疫力的在治疗和预防疾病过程中的作用理念不谋而合。
现代人保障健康的手段无非体育锻炼、完善营养、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定期检查等等。古代中医对于保健这一块的建议和措施更是蔚为大观，马王堆汉墓出土过《引导图》，里面提供了四十余种健身运动姿势，民间传说名医华佗发明了“五禽戏”这种和现代体操锻炼理念一致的健身方式，这些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跟今天通过体育运动来健身逻辑的并不矛盾。
现代医学在保健领域多有用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及针对性使用激素类制品来增强营养，影响内分泌，达到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健身效果的意见。中医把“食补”作为“治未病”的重要手段，明代李时珍著作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大量进补的方子，“养颜益气”是食补的作用和目的，养颜属于美容，益气是增强体质，中西医在这方面也存在共通互补的地方。
现代医学对于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建议基于对所处的微生物环境的科学认知，中医虽然没能自主产生出对微生物的认识，但是古代医家一样认识到环境对人体健康与疾病治疗的影响，中医用阴阳寒热来解释环境和人的相互作用，对于居住、饮食、衣着、行动等日常细节提出大量针对性意见，虽然受到当时客观认识的局限，但其中很多经验之谈在今天仍然有着实际意义。
和当代医师一样，古代中医对病人或亚健康人群“讳医忌药”的心理提出了警告。现代人会定期到医院或保健所进行体检，打疫苗等来预防和提前发现可能对人体健康不利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方太医院机构也有此职能，医生会对固定人群进行常态诊疗，在宫廷中谓之“请平安脉”，民间大户人家或官宦人家也会定期请大夫来家中做类似的工作，有“开常方”的说法。官方医疗机构还还负责流行病防治中的医药施散。这种社会化、常态化的医患互动，是古代中医对医疗制度的创举，实际上西方直到18世纪，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持续性的公共措施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进行服务，现代医院系统的设置，是在19世纪晚期才逐步建立起来。
严格的说，中国古代在意识形态上把“医卜相术”归为一类，是古代中医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这里的“祝由”就是巫术的概念。但古代巫医不分是东西方早期医学的共同弊端，中国自汉代以后官方对于“医”的独立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尽量避免“巫”对“医”的干扰。往前更早在战国时期，医家“扁鹊”就提出了“信医不信巫”的口号，虽然扁鹊的生平神话色彩颇浓，但中医认识到巫医不分对治疗的负面影响却是一般事实。
古代中医设有祝由科，据《唐书》及《唐六典》记载，太医署属下设四科一园，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和药园。至元代中医由九科扩大到十三科，即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和禁咒科。明代太医院规定医术也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接骨科、伤寒科、咽喉科、金镞科、按摩科、祝由科。
在临床应用上，祝由是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等。从科学角度看，用“祝由术”治疗疾病一定程度上类似现代的心理暗示、催眠这些手段。心理暗示类治疗手段是现代医学的研究及应用课题，病人的主观心态对于疾病的治疗过程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对于某些医疗技术难以迅速奏效的大病，需要长期观察，若患者本身悲观消极，会对抗治疗程序，恶化病情，因此负责任的医生会想方设法让患者保持一种能战胜疾病的乐观心理以利配合治疗。而对于一些心因性的疾病，患者的心理引导更加重要。因此中医祝由一样存在可以探讨的地方，应该用科学方法进行剖析，继承其中积极的部分，应用到现代医疗中。
是把中医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进行演绎还是把中医作为实用技术加以继承和发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现代中国社会关于中医的舆论争议很多，其中主要矛盾在于将中医学术和科学体系对立起来。一些“中医粉”不承认科学认知对中医研究的积极性，不认可科学分析对中医的补充和改进作用，将中医神化、神秘化、绝对化。以传统文化作为保守主义中医论的壁垒，因循守旧拒绝进步。而一些自诩为“中医黑”的人则干脆将中医理论排斥在科学语境之外，不屑用科学检验手法对中医实用技术进行证伪或证实，就以一种纯粹思辨的方式作出结论。诚然中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虽然在近代未能突破经验论、主观论，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是中医的敌人，而是一条新的路径。成立于1955年的中医科学研究院（现称中医科学院）就是新中国为振兴中医，将中医进行科学化发展的国家项目。
对中医不能采取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辨来结论其是否科学，而要靠科学实验来一条条验证。近代西方科学与神学的竞争是在化学发展压倒炼金术迷信，物理定律取代主观唯心归纳，科学实验、数学计算检验修正经验这一系列科学手法进步基础上展开的，从启蒙时代斗争到工业革命，时间跨度两到三个世纪。中国在近代错失了这个人文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实用领域逆仿工业革命开始，现在从科学验证中医开启中国的科学启蒙时代，不算晚也决不能回避。
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中医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医疗技术和其他实用技术一样，产生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经验，随着科学发展，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各项技术都在发展变化，古代的经验技术体系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之间有继承有扬弃。启蒙时代的科学大发展将古代西方医学带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新中国以来的全面现代化建设，一样为中医学术纳入了新鲜血液，将中医纳入科学体系，用科学提升中医学术的质量既是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新任务又是造福未来人类社会的重要环节。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时代，“神农尝百草”“伏羲作针灸”的神话传说可以看到早期中医发展的影子。天然材料制成的“中药”和“针灸”治疗法是中医的两大显著特点。中医理论和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世界观一致，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术体系并保持至今。虽然中医整体学说在今天仍然未获主流科学界的认可，但是其中的一些治疗手段和传统方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公共医疗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砭石”这种医疗工具，后来“针灸”技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可谓中医滥觞。具体理论则在《黄帝内经》中加以文字化集成，成为中医界公认的最早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汉代，是对先秦时代中国医学和客观世界认知的总结，书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帝内经》一书侧重于理论引导，但是缺乏临床治疗技术的详细记录，记载的药方也很少，只有十三个。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以作者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依据，书中记录描述了多种实际治疗手段和药方，这部著作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秦代官方就设立了“太医令”这个机构，在秦代的官职中，正式设有太医令丞，属于九卿下少府所设的六丞之一，太医令丞主管全国与宫廷之医疗事宜，下面分设侍医、医长等职，侍医就是在皇帝身边的御医。汉以后延续这个设置，是官方主导的医疗医药体系，两汉时期，医疗体制基本上都是沿用秦代的太医令丞制，太医令丞仍然作为最高行政领导，而下面医官的分工则逐渐变得细化。设有太医监、侍医、尚药监、药长等职，太医监负责监管医药工作的情况，并向太医令丞汇报。此外，汉代还设立了药丞和方丞，他们是管理药品和医药处方的。汉代宫廷中所需药物，都是由全国各地进贡的，各个郡国每年要向宫廷进贡本地的名贵药材。遇到宫中缺少某种药材，太医令丞还会派人去地方采购。
“太医院”这类职能单位一直运作到清末。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的太医院类比为现代的卫生部机构。宋代是“太医院”机构的高峰时代，官方集合人才，按部就班的进行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为民间和宫廷培养了大量的应用医师。宋代医务机构甚多，有太常寺属下的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御医院等，宋徽宗时又设“惠民局”，广传医方及施诊。著名的“针灸铜人”就是北宋发明的，用于医术教学并考试工具。“针灸铜人”身上遍布当时已知的人体穴位，按穴位分布留出空孔，教学时一目了然，考试时用蜡遮住铜人全身，孔中注水。学生要凭经验判断穴位的位置，用针刺穿蜡层，水流出为合格。在古代，这是很先进的教学和研究措施（宋代的“针灸铜人”原版据传可能流落到日本，国内现存的模型是明清两代制作的）。尽管经络之说目前尚无科学定论，但治疗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随着对中医科学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清晰的结论出来。
医学是由病理认知和治疗技术组成的，治疗手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药物的使用，中药是组成中医体系的关键之一。其实在现代化学之前，东西方的医疗都依赖天然材料制药。比如西药中的阿司匹林，化学合成的阿司匹林发明于19世纪，在这之前，人们发现柳树皮拥有解热镇痛的治疗效果，古代西方医者也像中医那样，用天然的柳树皮作为草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柳树皮拥有这样的功能，直到用19世纪用化学分析发现了“乙酰水杨酸”这个成分，于是单独合成这种成分作为药物使用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中药也是这样，天然材料中的有效成分作用于病灶，达到治疗的效果，用现代化学手段对组成中药的材料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有效部分，加以析出提纯，做成新型中药，是目前中医研究的课题，正不断进行中。
天然材料化学成分复杂，既含有可以对症的成分也含有无用甚至有害的部分，即便是对症的化学成分也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因此有“是药三分毒”的提法。中医采取了多重材料相辅相成的解决方式，既用其他材料中的成分中和另一种材料中的有害能量，并斟酌药物的用量，尽量降低无用成分或有害成分的危害性，所以中药有“验方（治疗效果明显，副作用小）”和“奇方（治疗作用明显，副作用明显）”、“偏方（治疗作用不明确，副作用不明确）”的分别。一般对于治疗作用明显副作用也明显的药方，中医称之为“虎狼药”，使用上十分谨慎。副作用和治疗作用相抵触是中西医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副作用的原因，西医提出了过敏的概念，中医提出了五行相克的概念，都是针对人的体质差异造成的药物适应性不一致这一现象。《神农本草经》中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原文：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详细述说了中药处方中的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君臣佐使”是中医方剂学术语，系方剂配合组成的基本原则，开中药处方时，要安排好各味药之间的关系。
至今为止，无论医疗技术有多么发达，患病本身仍然是一个痛苦的体验。中医早在《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就提出“治未病”的观点，“治”，为治理管理的意思。其在中医中的主要思想是“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这与西医关于人体免疫力的在治疗和预防疾病过程中的作用理念不谋而合。
现代人保障健康的手段无非体育锻炼、完善营养、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定期检查等等。古代中医对于保健这一块的建议和措施更是蔚为大观，马王堆汉墓出土过《引导图》，里面提供了四十余种健身运动姿势，民间传说名医华佗发明了“五禽戏”这种和现代体操锻炼理念一致的健身方式，这些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跟今天通过体育运动来健身逻辑的并不矛盾。
现代医学在保健领域多有用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及针对性使用激素类制品来增强营养，影响内分泌，达到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健身效果的意见。中医把“食补”作为“治未病”的重要手段，明代李时珍著作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大量进补的方子，“养颜益气”是食补的作用和目的，养颜属于美容，益气是增强体质，中西医在这方面也存在共通互补的地方。
现代医学对于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的建议基于对所处的微生物环境的科学认知，中医虽然没能自主产生出对微生物的认识，但是古代医家一样认识到环境对人体健康与疾病治疗的影响，中医用阴阳寒热来解释环境和人的相互作用，对于居住、饮食、衣着、行动等日常细节提出大量针对性意见，虽然受到当时客观认识的局限，但其中很多经验之谈在今天仍然有着实际意义。
和当代医师一样，古代中医对病人或亚健康人群“讳医忌药”的心理提出了警告。现代人会定期到医院或保健所进行体检，打疫苗等来预防和提前发现可能对人体健康不利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方太医院机构也有此职能，医生会对固定人群进行常态诊疗，在宫廷中谓之“请平安脉”，民间大户人家或官宦人家也会定期请大夫来家中做类似的工作，有“开常方”的说法。官方医疗机构还还负责流行病防治中的医药施散。这种社会化、常态化的医患互动，是古代中医对医疗制度的创举，实际上西方直到18世纪，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持续性的公共措施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进行服务，现代医院系统的设置，是在19世纪晚期才逐步建立起来。
严格的说，中国古代在意识形态上把“医卜相术”归为一类，是古代中医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这里的“祝由”就是巫术的概念。但古代巫医不分是东西方早期医学的共同弊端，中国自汉代以后官方对于“医”的独立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尽量避免“巫”对“医”的干扰。往前更早在战国时期，医家“扁鹊”就提出了“信医不信巫”的口号，虽然扁鹊的生平神话色彩颇浓，但中医认识到巫医不分对治疗的负面影响却是一般事实。
古代中医设有祝由科，据《唐书》及《唐六典》记载，太医署属下设四科一园，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和药园。至元代中医由九科扩大到十三科，即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和禁咒科。明代太医院规定医术也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接骨科、伤寒科、咽喉科、金镞科、按摩科、祝由科。
在临床应用上，祝由是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祝由”的概念很广，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等。从科学角度看，用“祝由术”治疗疾病一定程度上类似现代的心理暗示、催眠这些手段。心理暗示类治疗手段是现代医学的研究及应用课题，病人的主观心态对于疾病的治疗过程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对于某些医疗技术难以迅速奏效的大病，需要长期观察，若患者本身悲观消极，会对抗治疗程序，恶化病情，因此负责任的医生会想方设法让患者保持一种能战胜疾病的乐观心理以利配合治疗。而对于一些心因性的疾病，患者的心理引导更加重要。因此中医祝由一样存在可以探讨的地方，应该用科学方法进行剖析，继承其中积极的部分，应用到现代医疗中。
是把中医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进行演绎还是把中医作为实用技术加以继承和发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现代中国社会关于中医的舆论争议很多，其中主要矛盾在于将中医学术和科学体系对立起来。一些“中医粉”不承认科学认知对中医研究的积极性，不认可科学分析对中医的补充和改进作用，将中医神化、神秘化、绝对化。以传统文化作为保守主义中医论的壁垒，因循守旧拒绝进步。而一些自诩为“中医黑”的人则干脆将中医理论排斥在科学语境之外，不屑用科学检验手法对中医实用技术进行证伪或证实，就以一种纯粹思辨的方式作出结论。诚然中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虽然在近代未能突破经验论、主观论，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是中医的敌人，而是一条新的路径。成立于1955年的中医科学研究院（现称中医科学院）就是新中国为振兴中医，将中医进行科学化发展的国家项目。
对中医不能采取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辨来结论其是否科学，而要靠科学实验来一条条验证。近代西方科学与神学的竞争是在化学发展压倒炼金术迷信，物理定律取代主观唯心归纳，科学实验、数学计算检验修正经验这一系列科学手法进步基础上展开的，从启蒙时代斗争到工业革命，时间跨度两到三个世纪。中国在近代错失了这个人文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实用领域逆仿工业革命开始，现在从科学验证中医开启中国的科学启蒙时代，不算晚也决不能回避。
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中医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医疗技术和其他实用技术一样，产生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经验，随着科学发展，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各项技术都在发展变化，古代的经验技术体系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之间有继承有扬弃。启蒙时代的科学大发展将古代西方医学带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新中国以来的全面现代化建设，一样为中医学术纳入了新鲜血液，将中医纳入科学体系，用科学提升中医学术的质量既是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新任务又是造福未来人类社会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