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兽性
2014/6/10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探讨了非常宏大的主题，关于人性与兽性，关于信仰与科学，片中有大段的派与老虎帕克相斗相生的场景，初看非常无聊，细想却是在映射人性试图克制、战胜兽性，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与兽性共存求生，最后濒临人性丧失时寻求解脱的过程。对于电影中的隐喻已经有足够多的讨论了，但我奇怪的是，面对吃人的派，居然没有人提起“人性经不起考验”，“人性本恶”之类的论调，好像大家看电影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人是善恶共同体”（派和帕克分别代表派的人性与兽性）这个观念。事实上，这个观念在电影中更像是作为一种前提、基础，电影讨论的是在此之上更高一层的信仰问题。观众之所以接受它的基本观念，可能与李安讲故事的方式有关，电影的大部分画面都在讲述一段冒险，等到接近片尾时真相揭晓，观众先是被震惊，然后回想起之前派一家人关于信仰的探讨，观众被引导去思考更大的问题，而像“派在故事里为什么会有两个化身”这种小问题变被忽略了，人是善恶共同体的观念便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倒可以学一学，比如卖东西的时候，先带顾客看最贵的，再看价格中等的，这样一来，中等价格看起来显得便宜而可以接受了。同样，在说服别人的时候，先抛出一个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观点，再说出一个稍微夸大的观点，对方就不会觉得突兀，从而更容易接受了。事实上，被大问题掩盖住的小问题并不小，我们知道，早在诸子百家时期就有了关于人性善恶的激烈争辩，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吿子持无善无恶论。虽然电影里人们广泛地接受了善恶共存的观念，但是据我所知，对于善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所当然的认识，所以我尝试说说关于人性与兽性的小问题。
新闻里不时爆出美国大兵虐囚的照片，政府解释说，他们只是部队里的几粒老鼠屎，好像他们之所以虐囚，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要作恶的；但新闻里同样不时有平民舍身救人的报道，他们被看做天使，好像他们生来就是要助人为乐的。为什么人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同时却又释放着野蛮的兽性？好人坏人是天生的吗？或者换种更一般的说法：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津巴多坚信虐囚的大兵本性不坏，为了找出他们变坏的原因，他做了一个著名的监狱实验，有24名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斯坦福学生参加。其中一部分学生被指派做“看守”，另一部分做“囚犯”，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每个“囚犯”在家中被真正的警方逮捕，穿上带标号的囚服，戴上脚镣和手铐；而“看守”则身着警服，眼戴墨镜，在“囚犯”进牢时按监狱的程序进行裸体搜身。实验预期进行两周，结果不到一周，几名“囚犯”已经被折磨得濒临崩溃。情况怎么会变成这样？
原来，实验刚开始时，年轻的“囚犯”们并不买帐，处处挑战“看守”的权威。看守们不知所措，向实验负责人请教，却被告知自行解决。要知道，实验前的准备其实已经让他们进入了各自的角色，手铐，囚服，裸体让囚犯们降低自尊，警服，电棍则让看守充满权力。一旦得知权力不受限制，看守们渐渐地肆无忌惮地采取镇压措施，开始是没收枕头和被子，然后是剥夺睡眠，关禁闭等等。暴力虐待的场景就这样在实验场里重演了，兽性被释放了，出现在健康的斯坦福学生身上，而不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大兵。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里给出的解释是，是周遭的情境决定了人的行为，人本无善恶，是情境把他们塑造成这个样子。概言之，每个人手中有人性与兽性两张牌，情境的好坏决定了出哪张牌。人在文明社会里，自然可以尽情显露人性：礼貌，尊重，帮助他人，一旦脱离了文明，与生俱来的兽性就容易被诱发出来。人由动物演化而来，可以这么说，人是第三种黑猩猩，携带着从远古遗传下来的，镌刻在基因里的自私、兽性。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便在于多了些我们称为人性的东西。而人性的存在进一步使人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兽性。问题是，怎么控制呢？
既然兽性是由情境决定的，那么可不可以尽力避免陷入到这样的情境当中去呢？以上述实验为例，从体制角度来说，上述情境形成的关键在于，看守被赋予了不被监管的权力，因而更透明的监狱管理体制有利于避免上述情境的形成；从个人角度来说，尽量不要有犯罪入狱的机会。然而有些抱着诸如“人性经不起检验”，“爱情经不起检验”想法的人却千方百计地想着造出来一个刀山火海似的情境，并美其名曰考验。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特定情境下人可能表现出来的恶劣行径并不意味着没人性，你能说派没人性吗？与其用引诱恶行的特定场景下人的表现来驳斥人性与爱，不如尽力避免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情境当中。实验里的学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派甚至自己编造了一段故事来掩盖他一想起来便不寒而栗的痛苦历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他们宁愿不接受检验，宁愿这些情境从来没有发生过。话说回来，我们爱他人，不就是想让对方少经历这种刀山火海般的情境，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地建设更好的社会环境，不正是为了让人性与爱更多地绽放吗？我们不再需要靠吃人以求得生存，我们不再需要靠出卖朋友求得安定。我们不再需要经受上一代人的苦难，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然而社会环境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个人来说，情境的意义更加在于，我们可以部分的决定自己周遭的环境，我们有部分的权利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决定，进入什么样的圈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生活，it's up to you。
然而嘴上说避免太过假大空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实上，扮演看守的学生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兽性已经被唤醒，又何谈避免，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一个看守应尽的责任，他们太过沉溺于角色的扮演中，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从前的自我，连津巴多自己，典狱长的扮演者也不能幸免。我想如果我身处和他一样的情形下，未必能做得比他更好。不过监狱实验终于被叫停，派终于从海岛的梦幻中醒来，似乎预示着某种解脱的办法，津巴多的结论是，身陷情境中的人们，需要来自清醒的局外人的当头棒喝，对于津巴多，那个局外人是他女友，对于派，那个局外人是毗湿奴。可是万一我不够幸运，碰不到一个清醒的局外人唤醒我，而作为无神论者的我又得不到神的眷顾，怎么办呢？那就让自己成为那个局外人。现实情况远比实验结果乐观，因为现实中总有几个人时刻保持着清醒，比如集中营里的辛德勒，中情局里的斯诺登，他们都成了英雄。坏的情境固然是罪恶的根源，却也是英雄借以成名的试炼场。英雄所有为英雄，说起来简单，在于他惊人的不随大流抽身而出的冷静与清醒，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这个话题果然太大了，完全hold不住，将就着看吧。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探讨了非常宏大的主题，关于人性与兽性，关于信仰与科学，片中有大段的派与老虎帕克相斗相生的场景，初看非常无聊，细想却是在映射人性试图克制、战胜兽性，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与兽性共存求生，最后濒临人性丧失时寻求解脱的过程。对于电影中的隐喻已经有足够多的讨论了，但我奇怪的是，面对吃人的派，居然没有人提起“人性经不起考验”，“人性本恶”之类的论调，好像大家看电影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人是善恶共同体”（派和帕克分别代表派的人性与兽性）这个观念。事实上，这个观念在电影中更像是作为一种前提、基础，电影讨论的是在此之上更高一层的信仰问题。观众之所以接受它的基本观念，可能与李安讲故事的方式有关，电影的大部分画面都在讲述一段冒险，等到接近片尾时真相揭晓，观众先是被震惊，然后回想起之前派一家人关于信仰的探讨，观众被引导去思考更大的问题，而像“派在故事里为什么会有两个化身”这种小问题变被忽略了，人是善恶共同体的观念便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倒可以学一学，比如卖东西的时候，先带顾客看最贵的，再看价格中等的，这样一来，中等价格看起来显得便宜而可以接受了。同样，在说服别人的时候，先抛出一个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观点，再说出一个稍微夸大的观点，对方就不会觉得突兀，从而更容易接受了。事实上，被大问题掩盖住的小问题并不小，我们知道，早在诸子百家时期就有了关于人性善恶的激烈争辩，孟子持性善论，荀子持性恶论，吿子持无善无恶论。虽然电影里人们广泛地接受了善恶共存的观念，但是据我所知，对于善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所当然的认识，所以我尝试说说关于人性与兽性的小问题。
新闻里不时爆出美国大兵虐囚的照片，政府解释说，他们只是部队里的几粒老鼠屎，好像他们之所以虐囚，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要作恶的；但新闻里同样不时有平民舍身救人的报道，他们被看做天使，好像他们生来就是要助人为乐的。为什么人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同时却又释放着野蛮的兽性？好人坏人是天生的吗？或者换种更一般的说法：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津巴多坚信虐囚的大兵本性不坏，为了找出他们变坏的原因，他做了一个著名的监狱实验，有24名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斯坦福学生参加。其中一部分学生被指派做“看守”，另一部分做“囚犯”，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每个“囚犯”在家中被真正的警方逮捕，穿上带标号的囚服，戴上脚镣和手铐；而“看守”则身着警服，眼戴墨镜，在“囚犯”进牢时按监狱的程序进行裸体搜身。实验预期进行两周，结果不到一周，几名“囚犯”已经被折磨得濒临崩溃。情况怎么会变成这样？
原来，实验刚开始时，年轻的“囚犯”们并不买帐，处处挑战“看守”的权威。看守们不知所措，向实验负责人请教，却被告知自行解决。要知道，实验前的准备其实已经让他们进入了各自的角色，手铐，囚服，裸体让囚犯们降低自尊，警服，电棍则让看守充满权力。一旦得知权力不受限制，看守们渐渐地肆无忌惮地采取镇压措施，开始是没收枕头和被子，然后是剥夺睡眠，关禁闭等等。暴力虐待的场景就这样在实验场里重演了，兽性被释放了，出现在健康的斯坦福学生身上，而不是臭名昭著的美国大兵。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里给出的解释是，是周遭的情境决定了人的行为，人本无善恶，是情境把他们塑造成这个样子。概言之，每个人手中有人性与兽性两张牌，情境的好坏决定了出哪张牌。人在文明社会里，自然可以尽情显露人性：礼貌，尊重，帮助他人，一旦脱离了文明，与生俱来的兽性就容易被诱发出来。人由动物演化而来，可以这么说，人是第三种黑猩猩，携带着从远古遗传下来的，镌刻在基因里的自私、兽性。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便在于多了些我们称为人性的东西。而人性的存在进一步使人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兽性。问题是，怎么控制呢？
既然兽性是由情境决定的，那么可不可以尽力避免陷入到这样的情境当中去呢？以上述实验为例，从体制角度来说，上述情境形成的关键在于，看守被赋予了不被监管的权力，因而更透明的监狱管理体制有利于避免上述情境的形成；从个人角度来说，尽量不要有犯罪入狱的机会。然而有些抱着诸如“人性经不起检验”，“爱情经不起检验”想法的人却千方百计地想着造出来一个刀山火海似的情境，并美其名曰考验。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在特定情境下人可能表现出来的恶劣行径并不意味着没人性，你能说派没人性吗？与其用引诱恶行的特定场景下人的表现来驳斥人性与爱，不如尽力避免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情境当中。实验里的学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派甚至自己编造了一段故事来掩盖他一想起来便不寒而栗的痛苦历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他们宁愿不接受检验，宁愿这些情境从来没有发生过。话说回来，我们爱他人，不就是想让对方少经历这种刀山火海般的情境，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地建设更好的社会环境，不正是为了让人性与爱更多地绽放吗？我们不再需要靠吃人以求得生存，我们不再需要靠出卖朋友求得安定。我们不再需要经受上一代人的苦难，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然而社会环境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个人来说，情境的意义更加在于，我们可以部分的决定自己周遭的环境，我们有部分的权利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决定，进入什么样的圈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生活，it's up to you。
然而嘴上说避免太过假大空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实上，扮演看守的学生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兽性已经被唤醒，又何谈避免，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一个看守应尽的责任，他们太过沉溺于角色的扮演中，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从前的自我，连津巴多自己，典狱长的扮演者也不能幸免。我想如果我身处和他一样的情形下，未必能做得比他更好。不过监狱实验终于被叫停，派终于从海岛的梦幻中醒来，似乎预示着某种解脱的办法，津巴多的结论是，身陷情境中的人们，需要来自清醒的局外人的当头棒喝，对于津巴多，那个局外人是他女友，对于派，那个局外人是毗湿奴。可是万一我不够幸运，碰不到一个清醒的局外人唤醒我，而作为无神论者的我又得不到神的眷顾，怎么办呢？那就让自己成为那个局外人。现实情况远比实验结果乐观，因为现实中总有几个人时刻保持着清醒，比如集中营里的辛德勒，中情局里的斯诺登，他们都成了英雄。坏的情境固然是罪恶的根源，却也是英雄借以成名的试炼场。英雄所有为英雄，说起来简单，在于他惊人的不随大流抽身而出的冷静与清醒，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这个话题果然太大了，完全hold不住，将就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