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口安吾：堕落论

堕落论
坂口安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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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落论
     半年（1）的时间里，世相就变了。那些“我辈甘为君王盾”“赴死为吾皇，捐躯终不悔” （2）的年轻人们，曾几何时还渴望着如落英般战死沙场，可同样是他们，幸存至战后，却干起了黑市勾当。至于那些曾经还唱着“不期有百岁，唯愿执君手，送君效天皇”（3），壮心满怀地送走丈夫的女人们，过了这半载光阴，而今连叩拜夫君排位都已成了例行公事，不消多长时日，终会有新的面孔住进她们心里。这并不是人心有变，人从来都是如此，变化的只是这世相的外表。
    据说古时，幕府未纳保命的主张，坚决处死四十七士（4）的理由之一，是幕府容不得这些义士因寿多而见辱，从而玷污他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名节 。这可谓用心良苦。现代的法律虽没了这样的情味，可是人们在感情上多半依然是倾向于此。希图美好的事物在它们尚且美好之时终结，这大概是一种人之常情。大概十多年前，在大矶的某个地方，一个学生和一个姑娘希望以童男处女之身相爱终生，因而殉情自杀，此事就博得了世人许多同情。就我自身经历而言，也曾有个与我极为亲密的侄女在二十一岁上了断了一生。那时我觉得，能在自己美貌尚存之年死去，实乃善莫大焉。因为她虽然一眼看去颇为洁净，身上却潜藏着一种行将毁灭的危险，会使人不安地觉得，她或许将转身堕入地狱。她无法正视自己的一生。
在战时，文人是禁止写寡妇爱情的。想必这是军人政治家们的图谋，他们不允许人们怂恿战争寡妇堕落，而意欲让她们像修女一样度过余生。军人们对道德败坏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并非不知道女人之心是如何易变，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对此太过了解，所以才想出了这样的禁令条目。
都说日本的武夫从来不解妇人之心，这实为肤浅之见，他们研究出“武士道”这种万分无情的法则，其最大的意义就是对人性的弱点筑起了一道防御之墙。
     武士道规定，为了复仇，武士哪怕是挖地三尺，沦为乞人，也必须追寻到仇敌的足迹。可是，怀着如此复仇热情去追讨仇人的忠臣孝子真的存在吗？武士们所知的不过是复仇的法则以及由这法则规定的名誉而已，而日本人却自古就是一个仇恨心极少且怨心不长久的民族，昨日为敌今日化友的乐天性格，是我们无法伪饰的真性情。与昨日的敌人妥协，不，应该说肝胆相照，于我们是再日常不过的事情。而且，因为曾经是仇敌，所以相互之间会更加肝胆相照，乃至双方都立刻生出事奉二主的念头，意欲帮助昨日的仇敌。训令说：“不可苟活着受俘虏之辱” （5），如果没有这一条规约，日本人是不可能被赶上战场的。可我们虽然顺从规约，但无法伪装的真性情却与这规约背道而驰。武士道的战史相比，日本的战史更称得上是一部权谋术数的战史，因此，若要探究历史的脉络规律，与其考察历史的证据，倒不如审视我们的本心来得容易。正如今日的军人政治家必须禁绝文人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夫也必须通过武士道来压制自己以及部下们的弱点。
     小林秀雄（6） 将政治家归结为毫无独创见解，只会管理和指挥的一类人，但事实似乎并不尽然如此。虽说政治家们大多数都如他所说，但也有少数天才在管理和指挥的方法上颇有独创，他们的独创发明后来成了平庸政治家们的规范，展现出了一个巨大生物的意志，这生物贯穿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政权，拥有历史的形状。就政治而言，历史并不是由单独的个体串连起来的东西，历史是一个侵吞个体后脱胎而出的巨大生物。在历史的体内，政治也同样在进行着宏大的独创活动。进行着这场战争的人是谁？是东条还是军部？诚然是他们，但这场战争无疑也属于那个纵贯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意志，无人可以挣脱。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能是一个顺从命运的孩子。即使政治家们没有做出那些发明，政治依然会在历史的体内形成发明，形成意欲，以无可阻挡的步伐，如大海的波涛一样行进。发明出武士道的人是谁？它恐怕也是历史的发明，或者说是历史嗅觉的结果。历史永远在嗅探着人类。武士道是针对人性和本能提出的禁止条目，所以，它是非世俗和反人性的，但是武士道也是在洞察人性和本能之后形成的结果，因而，它又完全是世俗的。
    对于天皇制度，我同样把它视作一件极具日本特色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的）政治作品。天皇制并非由天皇所创造。虽然历代的天皇也曾施展过各样的阴谋，但基本上都无甚作为，他们的阴谋从来没有成功过，而主谋的天皇们要么被流放荒岛，要么自己逃入深山，结果往往只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们的存在才被人承认。即便在社会层面上，天皇被忘却了，可在政治层面上，天皇依然会被拥戴，而支撑他们存在的政治性理由，则全靠政治家们的嗅觉。政治家们洞察了日本人的本性，他们从这本性中发现了天皇制度。天皇制并不限于天皇家族。如果可以替代，不管是孔子家族、释迦家族还是列宁家族，都可以套用到这制度中，只不过这样的替代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罢了。
     至少而言，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们）嗅到了一种必要：他们需要一个绝对的君主，作为保证自己永远（这并非真的永远，但是他们梦想着能够永远）荣华富贵的工具。平安时代的藤原氏一面随心所欲地操纵着天皇的废立，一面却对自己居于天皇之下的地位既不感到怀疑，也未感到不便。他们利用天皇的存在来处理自家的骚动，使弟弟打倒哥哥，哥哥击败父亲。他们是本能的实用主义者，只顾着让自己欢度一生，可是，他们又要把朝廷的仪式装点弄得非常盛大，热爱且满足于朝拜天皇的奇异形式。因为凭借朝拜天皇的仪式，他们既可以把自己的威严显示出来，又能使自己感觉到威严。
    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愚蠢至极。每当我们坐着电车经过靖国神社门前时，我们都会被要求低头行礼。我们实难忍受此举的愚蠢，然而对某种人来说，惟其如此，他们才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我们在靖国神社的事情上嘲笑其愚蠢，可又在其他的事情上，身体力行了同样的愚行，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愚蠢毫无自知。当宫本武藏匆匆赶往一乘寺下松（7）的决斗场时，半路经过了八幡神社，他忍不住就要对它下拜，却一转念止住了。他那“吾不仰赖神佛” （8）的规训，发自于他自身的本性，同时也是面对自己本性的深深自责之言。我们都在自发地朝拜着一些愚蠢的东西，只是自己却不自知罢了。道学先生在上讲台前，先要用双手恭敬地把书奉举头顶，或许是此举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威严，乃至自己的存在。同样，我们也总是在某些事情上进行着类似的行为。
      对于日本人这样专念于权谋术数的民族而言，无论是为了权谋术数还是为了大义名分，都需要一个天皇。单个的政治家未必感觉到了这种需要，而置于历史性的嗅觉中，他们也并非是自发感觉到了这种需要，而是从未怀疑过自身所处的现实。当天皇行幸聚乐第（9） 时，丰臣秀吉在隆重的仪式中臣伏流涕，然而他却借此感知到了自己的威严，同时也当场洞见了宇宙之神。虽然这只是丰臣秀吉的个例，并非不能套用于其他政治家身上，但是如果把权谋术数看作是一种魔鬼的诡计，那么看到魔鬼像孩子一样膜拜神灵，也并不值得诧异。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天皇制度和武士道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女人的心易变，所以有“节女不从二夫”的禁令。这禁令本身是非世俗、反人性的，然而从它洞察的真理来说，它又是世俗的。同样，天皇制度本身并非真理，也非自然法则，但是从催生它的历史性发现和洞察来说，它又含有一种难以被轻易否定的深刻意味，光用表面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无法解释通的。
     希望美的东西在其尚美之时终结——这只是卑微的人情，放在我侄女身上，或许我本该希望她不要自杀，堕入地狱，彷徨于黑暗的旷野中。我现在为自己选择的文学之路，其实也是这样一场旷野流浪。尽管如此，我却仍然不会抹去让美的事物终结于其尚美之时的卑微希望。未完成的美并不能称为美。或许只有当人们在注定要堕入的地狱里的遍历、沉沦本身成为美时，美才能称为美，那么我们就因此而必须刻意地在花甲之年的丑老之态上看出一个二十岁的处女吗？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喜欢的是二十岁的美女。
       都说人死之后便无可遮盖了，可事实上究竟是怎样呢？有人觉得，战败了，最终结局悲惨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我委实无法肯定这样的观点。可是，一想到那些年过六十的将军们尚且贪生恋世地被带上法庭，我就要发问，什么才算活着的魅力？我对此一无所知，可如果放在我身上，若我也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我能想象得出的结局，恐怕不过也是贪生恋世地被拉进法庭。因此，对于“活着”这奇怪的力量，我只是感到一片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人，那么老将军们也喜欢二十岁的美人吗？而所谓战死的英灵可怜可悲，也即意味着他们也喜欢二十岁的美人吗？如果事情都如此清晰明了，我便能安下心来，甚至怀抱信念，一心去追求二十岁的美人。但是活着却是一件远比二十岁的美人更捉摸不透的事情。
      我非常避忌见血，每当看到有车将要开到我面前，我就会立马转身逃开。可是，我又喜欢伟大的破坏。在炸弹和燃烧弹前，我一面战栗不已，一面又对它们狂暴的破坏感到激昂亢奋。尽管如此，我又觉得，在直面轰炸的此时此刻，我对人类的渴望和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我拒绝了疏散的建议，也拒绝了好几个人为我在乡下提供住宅的好意，在东京撑到了最后。我那时打算把大井广介 家废墟里的防空洞当成最后的据点，而当大井广介（10）往九州疏散，与我分别后，我一度在东京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我想象到了美军最终登陆，而自己则屏气凝神地躲在重炮包围下的防空洞里的情形，于是横下心来，心甘情愿地等待着这样的命运。我想过自己或许会丧命，但我当时一定更确信自己能活下来。然而，若是问我挣扎着活在废墟中，还有什么包袱，我只能说，除了活下去，我别无指望。在一个无法预想的新世界里的不可思议的重生——我对此充满好奇，这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鲜活的东西，而我似乎又被施加了某种诡异的咒文：为了保持它畸形的鲜度，我必须付出代价，赌命留在东京。尽管如此，我却胆战心惊。 昭和二十年（11）四月四日，我首度经历了一场在身边持续两个小时的轰炸。当时头顶上的天被照明弹耀得如白昼一般，那时二哥恰恰来到东京，他躲在防空洞里问我外面的是不是燃烧弹。我正要回答“不，落下的是照明弹”，却发觉自己已处于一种无力的状态，除非在腹中使把劲，否则我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又有一次，我作为当时日本映画社的临时聘员，在银座刚刚受过一次轰炸之后，站在银座日映大楼的楼顶上等待飞行编队下一轮来袭。这幢五层的楼上立着一座塔，我们把三台摄像机架在了那里。空袭警报响起时，银座所有的人纷纷从路面上、窗户边、屋顶上隐去了踪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也藏进了掩体，不见人影。天地之间还暴露着身影的，只有日映大楼上的这十几个人。彼时，先是石川岛陷入了燃烧弹的暴雨，接着下一轮编队眼看就要飞到我们正上方。我感到自己的腿已经发软无力。看着那些嘴里叼着烟，沉着得令人生厌的摄像师们将摄像机对准飞行编队，我感到惊叹不已。
        可是我依然喜欢伟大的破坏，因为人类顺从命运的身姿，总是带着一种奇特的美感。麹町里所有的豪宅大院都已如天方夜谭一样灰飞烟灭了，只剩下四处飘散的余烬。一对体面人家的父女坐在渠边的绿草上，两人中间隔着一只红色的皮箱。如果一旁不是飘散着灰烬的茫茫废墟，这场面与和平时期的一次野餐毫无区别。在道玄坂，这里同样飘着茫茫的余烬，坡路的半道，横躺着一具尸体，死者看上去并非轰炸致死，而是被汽车撞死。一条毯子盖在尸体身上，旁边站着一个握着刺刀步枪的士兵。出门的人、回家的人、逃难的人在这路上绵延不绝，他们匆匆与尸体擦身而过，仿佛一道无心的流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即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过是将之视同一张废纸屑，毫不关心。美国人说，战后初期的日本人精神虚脱、惘然自失，可是这支由刚刚经历过轰炸的难民组成的队伍，他们的心理状态却并非虚脱或迷茫，而是惊人地充实、饱满而单纯。他们是老老实实顺从命运的孩子。此时还能露出欢笑的，通常是些十五六、十六七岁的女孩们，她们的笑声是爽朗的。她们或翻弄着轰炸后的废墟，把挖出瓷器纳入自己烧破的桶里；或守着一些少得可怜的行李，站在路上晒太阳。这个年纪的少女们是不是因为对充满了对未来的梦想，故而并不苦于当下的现实？抑或说，她们的笑容只是出于高傲的虚荣心？在烧焦荒野中寻找少女们的笑脸，成了我的一种乐趣。
        在这场巨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人们虽然单纯，却内心充实。穿过烈火逃命出来的人们，聚在正在燃着的房子旁边取暖驱寒，可是对着同样一片猛火，却另有一群人在拼命扑救，他们之间仅隔一尺距离，却完全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伟大的破坏，它令人惊异的爱；伟大的命运，它令人惊异的爱。与此相比，战败的世相只不过是一场堕落而已。
        可是，堕落寻常得令人惊异，而且寻常得理所当然。我以为，与堕落的寻常性相比，这场令人惊骇的巨大破坏所带来的爱，以及那些顺从命运的人们的美，都不过是一层泡沫一样的虚影。
        德川幕府本想通过处死四十七士去成就他们永远的义士名节，可这样不过是阻断了四十七士堕落的道路而已，他们却无法阻拦人类本身持续不断地从义士沦为凡夫再坠入地狱的堕落。节妇不从二夫，忠臣不仕二君——即便他们制定了这样的规约，仍然阻止不了人的堕落。纵使将处女刺死，成功地保住了她的纯洁，可当我们察觉到堕落那寻常的脚步声——那如荡漾的水波一般，极为自然的脚步声时，我们又一定会发现这人为努力的卑微，发现这人为保住的处女贞洁的卑微努力，不过是泡沫一样的虚影幻象。
        特攻队的勇士们不过是一层幻象而已，人类的历史是从他们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不是吗？寡妇变为使徒也不过是一场虚影，只有新的面孔住进她们心里，人类的历史才得以开始，不是吗？也或许天皇也不过是个虚影，只有他变成人的时候，真正的天皇历史才会开始。
    历史这个生物是巨大的，同样，人类自身也是惊人地巨大。活着实际上是唯一不可思议的事情。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反倒像马一样被人拉着嚼子，并排挨着走上法庭，这也是战争结束了才会有的壮观图景。日本战败了，武士道也消亡了，但是经由“堕落”这个真正的母胎，人类终于诞生出来了。活下去，堕落下去，除了这一正当的顺序之外，人还能有其他得到拯救的捷径吗？我并不喜欢切腹成仁。昔时，松永弹正（12）这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在织田信长的追迫下，虽然选择了与城同亡，可他在死前却依旧按平日的惯例施用了延命针灸，然后才用枪顶住脸，一击毙命。当时他已年过七十，却是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在人前调戏女人的恶棍。我对他死法是赞同的，我并不喜欢切腹成仁。
      在战时的东京，我一面恐惧地战栗，一面却又醉心于此间的美感。我无需思考，因为那里只有美感，而没有人类。事实上，那时的东京连盗贼都没有。虽说近来东京的路面很黑，但是在战时，此处更是一片漆黑，可是再怎么月黑风高，我都可以行走于漆黑的深夜而无需担心拦路抢劫，还可以夜不闭户地睡觉。战时的日本是天方夜谭一样的理想国，处处盛开着虚幻的美丽之花。可这并不是人类真正的美。如果我们忘记了思考，我们恐怕会觉得如此欢乐而壮观的盛景世间无二。纵然原子弹爆炸让人感到无尽的恐惧，只要人们不思考，他们就会一直感到欢乐，一个劲地心醉神迷。我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笨蛋，天真无邪地与战争游戏了一番。
    战后，我们被许以了应有尽有的自由，可是，一当人被应许了应有尽有的自由，他就一定会察觉到一种无法理解的限定，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自由。人类不可能是永远自由的，因为人不得不活着，也不得不死去，而且人是会思考的。政治改革可以一日促成，人性的变化却并非如此顺利。人性踏实迈出的第一步，被发现于遥远的希腊，可时至今日，它有展现出了多少变化？
      人类。无论战争带来了怎样骇人的破坏和残酷的命运，却丝毫奈何不了人类自身。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们不是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吗？寡妇们的心里不是已经住进了新的面孔吗？人并没有变，人只是回归为了人而已。人是会堕落的，义士和圣女也会堕落，堕落无法抵御，人类也无法通过抵御堕落来实现人的救赎。人类要活着，人类要堕落，除此之外，人类绝无救赎的捷径。
       我们并不是因为战争失败而要堕落，而是因为人之为人而要堕落，因为活在世间而要堕落。可是人大概并不会永无止境地堕落。因为面对苦难，人心不可能硬如钢铁。人类可怜而脆弱，也因之是愚蠢的，他们做不到彻底的堕落。所以，人最终不得不刺死处女，不得不制定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拥上宝座吧？可是为了使我们刺杀的不是别人的处女，而是自己的处女；为了使我们制定的武士道成为自己的武士道；为了使我们编造出的天皇成为自己的天皇，人类当然必须坠入堕落之途。而正如人类一样，日本有必须堕落吧？我们必须通过坠入堕落之途，去发现自己，救赎自己。通过政治实现的救赎只不过是愚不可及的表面文章而已。
译注：
（1）本文最初发表于1946年4月1日的《新潮》（第43巻第4号）杂志上，故而这里的半年当指日本战败投降后的半年时间。
（2）这两句引用的都是《万叶集》里的诗句，前者引自卷二十，今奉部与曾布所作《戍人之歌》（「防人の歌」），后者引自卷十八，大伴家持的《贺陆奥国出金诏书歌》（「賀陸奥国出金詔書歌」），两句诗都显示出了忠君思想，因而在战时的日本广为流传，尤其是后者，被编入了一度被称为“第二国歌”的《走向大海》（「海ゆかば」）中。
（3）原文为“ももとせの命ねがはじいつの日か御楯とゆかん君とちぎりて”，出处未查明。
（4）“四十七士”也称“赤穗浪士”，是“元禄赤穂事件”中为主报仇的四十七名武士。元禄十四年阴历三月十四日（1701年4月21日），这四十七名武士为报旧主浅野长矩受辱之仇，夜袭吉良义央的宅邸，将其斩杀，然后向幕府自首。幕府虽认为这是义举，但仍然下令让他们全体切腹自杀。当时幕府围绕这四十六人（复仇后，其中一人逃走）的生死进行过讨论，幕府将军纲吉倾向于赦免，据说他曾请求法亲王批准恩赦，但法亲王却说：“继承主君遗志确为忠义之事。但是如果现在放过他们，将来他们当中若有人晚年堕落，就会给这次义举造成瑕疵。所以现在让他们一死，于后世反而留下佳话。”幕府于是决定让赤穂浪士切腹。
（5）这一句由1941年1月8日，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的训令（陆训一号）而来，原文为“不可苟活而受囚徒之辱”（ 生きて虜囚の辱を受けず）。
（6）小林秀雄（1902－1983），文艺评论家，近代日本文艺评论界的灵魂人物，主要作品有主要著作有《私小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莫扎特》《居本宣长》等。
（7）即“一乗寺下り松”，位于京都市左京区，该处有一颗松树，相传宫本武藏曾在此只身决斗武术名家吉冈一门的几十人。
（8）这是宫本武藏的一句名言，原文为“吾尊神佛，但不仰赖神佛”（ 我、神仏を尊びて、神仏を頼らず）。
（9）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一座大宅邸，丰臣秀吉曾举办盛大的仪式，邀请正亲町上皇和后阳成天皇都到访聚乐第。
（10）大井广介（1912- 1976），日本文艺评论家和棒球评论家，本名麻生贺一郎，是麻生太郎父亲麻生贺吉的表弟。
（11）1945年。
（12）即松永久秀（1510年－1577年），日本战国时期大和国大名，曾一度臣服于上洛的织田信长，但数次发动叛乱，最终于1577年，在信贵山城之战战败后自杀身亡，据说他在自杀前还施用了延长寿命的针灸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