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与《建国大业》
影片《建国大业》还没有公映，就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议论。一部影片集合了172位明星，惹人争议并不稀奇，而稀奇的是，引发议论是，这些明星的国籍问题。有网友统计了这172位明星的国籍，并详细的列出了27位“外国明星”的国籍，而这个统计表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口诛笔伐之声随之而来。这种议论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对国家认同的讨论。在一些论坛甚至成了一种“政治站队”，看《建国大业》的是爱国派，反之是自由派。有网友用接近谶纬的方式诋毁该片，称篡汉的王莽使用的年号是“建国”而暴君隋炀帝使用的年号是“大业”，这个影射堪称恶毒之极。把“建国大业”看作是篡位与暴政的集合，以此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也有网友力挺《建国大业》把祖国今天的成绩都归功于毛泽东的伟大。而究竟如何？还是停止无聊的争论，去看片子为好。有时我真的觉得，双方的口水战没准是韩三平的恶炒，不过这样的炒作，也够胆大的了。
笔者昨日跑到影院，花了70元观看此片，而后又特意找来20年前的影片《开国大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两部影片分别是国庆40周年和60周年的献礼影片，主要内容都是描述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在笔者看来由于时代的不同，两部影片的视角，反映的内容和体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都是非常成功的电影。前者拍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价格闯关还是没有闯过去，开放的形势还没有明朗，人们对于改革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共和国的前途并非一派大好。而后者拍摄时，一方面，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的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凸现，政治改革裹足不前。这些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两部影片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
两部影片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大有不同。首先在“是谁建立了新中国”这个问题上，两部影片的历史解读并不相同。在《开国大典》中着重叙述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的博弈，把建国过程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上，虽然该片描写得仅仅是1949年1月到10月的这段历史，可还是突出了淮海战役后期的战事和天津战役，似乎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解放军，经过英勇作战，大量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当然这非常关键，但并非全部。因而在《建国大业》中，极大的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强调民盟和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作用，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而实际上，新中国的建立确实不仅是战场上见胜负，政治上的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内战中谁掌握了“天道人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国民党搞一党专制不得人心，共产党走政治协商的道路是人心所向！一切盛极一时的政权，如果失去了“天道人心”，就算是反对的力量再小，也会最终形成燎原之势。而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的国家。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也是无数社会精英用他们对于自由和真理的信仰，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这两点我们都不能忘记。
其次在关于1949年的和谈的问题上，两部影片的处理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开国大典》中对于和谈的描述比较详细，和谈中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共产党方面的态度，美国和苏联的影响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基本按照传统的历史角度，把和谈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而在《建国大业》中，对于和谈的表现就是轻描淡写，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是“谈还是可以谈一谈” “可以给李代总统一个面子”最后毛掷地有声的说“谈也得按我们的意思谈！”而做着“金陵残梦”的李宗仁去找宋庆龄时就提到“中共的八项条件太过苛刻”希望宋庆龄能从中斡旋。白崇禧更是说“打是过江，不打也是过江。”只好等溪口最后拍板。而蒋介石看得明白 “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就没得谈”正如他三年前所说“对毛泽东要一边哄一边打，等把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就不用哄了……”笔者并非想把49年和谈的责任推给谁，但是成王败寇是历史规律，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成与败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两部影片对于主要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有不同。比如对于蒋介石的刻画，不论是当年的《开国大典》还是今天的《建国大业》，在当时看来都有很大的突破，这一点难能可贵。在《开国大典》中首次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影视作品中要突破对蒋介石反动形象，只有把他从一个政治人物地位上暂时拿下来，只是把蒋介石当作一个人来刻画。这可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合适的突破口，但实际上也非常困难。在《江泽民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李前宽导演指导的《开国大典》，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唯一的问题是导演把共产党的死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传统大陆影片中那样一个简单的恶棍。”“因此审查人员不允许这部影片公影，除非重新刻画蒋的形象，而导演却拒绝修改。”因此《开国大典》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影片，却成为一部有争议的电影，险些被封杀掉。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风波，共产党高层也刚刚改组。在这个非常时期，江泽民在8月8日下午和几位常委以及5名高级将领一同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江对影片大为赞赏，当场拍板通过。影片公映后，敏锐的影评人士马上做出回应。在《大众电影》1989年第11期就提到“毛泽东和毛岸英，蒋介石和蒋经国，两对父子的戏穿插得体就像信手拈来，将两个“神话”和“鬼化”的历史人物“人化”了。”在《建国大业》中对于蒋介石的刻画再次有了很大突破。影片把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困境给与了妥帖描述。影片中国民党、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签署《双十协定》，旧政协中有8个席位让给了共产党，戴季陶感慨地说“这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么！”另一句台词更值得注意，“让出去八个位置，我们就要有八人下来……”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角度看，《双十协定》签署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此反弹极大，诚如影片中蒋经国所言“CC正在秘密串连。”这里说的CC就是陈家。当时可以想见，蒋在党内的政治压力是多么巨大的。蒋介石最后撕毁《双十协定》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协调内部的矛盾而做出的选择。影片中描写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扬子公司就遇到的困难。孔令侃一口一个“大表哥、大太子”，其实压根不把自己的问题当问题。孔家如何动得了？蒋介石自己说“这个时候后院不能乱……”四大家族是蒋统治的基础，同样也是他失败的根源。如果一个政权想靠小集团统治，那它最终将耗尽自身的政治弹性，被自己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勒死！
只得注意的是，在《开国大典》中，导演把诙谐幽默的桥段都安排在国民党这边，例如，蒋介石问小孙子最近有没有背诗词，小孙子就背了一段“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正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又例如，蒋介石巡视江防，作战部里几个高级军官在打麻将，烟雾缭绕中还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蒋非但没有责罚他们，还帮助输钱最惨的一位将军把钱赢回来了，然后对他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防线能不能守住，就靠诸位仁兄了！” 这些都产生了很好戏谑的效果，使观众觉得好笑。 而在《建国大业》中则基本反过来了。主要的笑点集中在共产党一边。尤其是葛优和王宝强同时出现的那个桥段，把德胜门城楼说成地主大院，实在是叫人捧腹。从只能开敌人的玩笑，到可以开自己的玩笑，实在是一种进步，自嘲是自信的表现，即便是在主旋律电影中。
前文曾经指出，《开国大典》中对蒋介石的人性化处理是一个突破，可对于毛等中共领导人却还是没有让他们走下神坛，虽然有一些人性化的处理，但还是点到为止。反观《建国大业》则充分展示了领袖们人的一面。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在西柏坡的狂欢。少奇、恩来、朱德几人喝得大醉，抱在一起唱“因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毛醉倒在一边，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当时在影院看到这里，我眼角湿润了，这是真情的流露，是我的真情也是领袖的真情。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
作为描写新中国成立的主旋律影片，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人民欢庆和阅兵，必然成为影片的最后高潮。但是这俩部影片的实际高潮却不尽相同。
在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个长镜头，当年第10期的《大众电影》《限制与反限制——看开国大典一得》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如何运用镜头表达这一历史时刻？这是一个巨大的题。在《开国大典》中，镜头的运用：
天安门后的广场上，毛泽东等乘坐的汽车开来，领袖们依次下车。
毛泽东戴上帽子，抬头向天安门望去。华表后面的天安门庄严壮丽。
周恩来请毛泽东登城楼，代表们随在后面。
和平鸽从天安门城楼飞过。
楼梯上，毛注视着前方，裹着一层眩目金光的楼梯。
毛泽东在代表们的簇拥下一步一步走向楼梯。
代表们心情激动，跟随而上。
灿烂的阳光下，众人向城楼顶端走去。
以上镜头，总长度约200尺，取景框有意把蓝天压低，从而使台阶显得特别陡，攀登艰难。漫长而高耸的台阶，不仅被赋予象征性，而且具有了概括性。它既包孕着过去——为创建共和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预示未来——为建设共和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这部影片的内涵，仿佛在一瞬间被浓缩在这几个无言的镜头里。文章指出“登天安门城楼这个动作被夸张、被放大、被“特写化”……成为全剧实际上的高潮。”
这样的镜头，表达的是庄严肃穆，而笔者在观看此段时，感到一丝压抑。这种庄严肃穆想使人感到的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政权被天神赋予至高无上权力的过程，一种祭祀心态，换言之，是一种专制帝王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人的局限。
而在影片《建国大业》中，影片的高潮是在召开新政协会议上，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对新中国建设的想法。在确定国旗的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最终并非按照领袖的意志，而是按照公议确立了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反观《开国大典》也有一段对于民主座谈会的侧面描写。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座谈会来和其他几位常委说“一些民主人士讲北京的古建筑不能轻易动。”毛的回答是“这可不行啊！”对于民主人士的声音，在两部影片中共产党的态度显得截然不同。笔者观看《建国大业》时似乎看出了这样一种感觉——开国领袖们如同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国父们一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无私的、理性的、民主的为新中国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石，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正在诞生，而中国的前途由于民主和政治协商一片光明。文章写到这里，那些网络上的口水战也就不要争了。我们的时代像所有的时代一样，我们的祖国像所有的国家一样，怎能没有问题？不犯错误？请停止无谓的争论，去建设他好了。就从去影院观看《建国大业》开始吧！起码你会看到一部上好的大片，并拉动70元的内需。
笔者昨日跑到影院，花了70元观看此片，而后又特意找来20年前的影片《开国大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两部影片分别是国庆40周年和60周年的献礼影片，主要内容都是描述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在笔者看来由于时代的不同，两部影片的视角，反映的内容和体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都是非常成功的电影。前者拍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价格闯关还是没有闯过去，开放的形势还没有明朗，人们对于改革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共和国的前途并非一派大好。而后者拍摄时，一方面，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的国家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凸现，政治改革裹足不前。这些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两部影片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
两部影片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大有不同。首先在“是谁建立了新中国”这个问题上，两部影片的历史解读并不相同。在《开国大典》中着重叙述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的博弈，把建国过程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上，虽然该片描写得仅仅是1949年1月到10月的这段历史，可还是突出了淮海战役后期的战事和天津战役，似乎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解放军，经过英勇作战，大量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当然这非常关键，但并非全部。因而在《建国大业》中，极大的突出了政治协商对于建国的重要意义。强调民盟和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作用，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而实际上，新中国的建立确实不仅是战场上见胜负，政治上的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内战中谁掌握了“天道人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国民党搞一党专制不得人心，共产党走政治协商的道路是人心所向！一切盛极一时的政权，如果失去了“天道人心”，就算是反对的力量再小，也会最终形成燎原之势。而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的国家。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也是无数社会精英用他们对于自由和真理的信仰，用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这两点我们都不能忘记。
其次在关于1949年的和谈的问题上，两部影片的处理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开国大典》中对于和谈的描述比较详细，和谈中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共产党方面的态度，美国和苏联的影响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基本按照传统的历史角度，把和谈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而在《建国大业》中，对于和谈的表现就是轻描淡写，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是“谈还是可以谈一谈” “可以给李代总统一个面子”最后毛掷地有声的说“谈也得按我们的意思谈！”而做着“金陵残梦”的李宗仁去找宋庆龄时就提到“中共的八项条件太过苛刻”希望宋庆龄能从中斡旋。白崇禧更是说“打是过江，不打也是过江。”只好等溪口最后拍板。而蒋介石看得明白 “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就没得谈”正如他三年前所说“对毛泽东要一边哄一边打，等把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就不用哄了……”笔者并非想把49年和谈的责任推给谁，但是成王败寇是历史规律，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成与败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两部影片对于主要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有不同。比如对于蒋介石的刻画，不论是当年的《开国大典》还是今天的《建国大业》，在当时看来都有很大的突破，这一点难能可贵。在《开国大典》中首次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影视作品中要突破对蒋介石反动形象，只有把他从一个政治人物地位上暂时拿下来，只是把蒋介石当作一个人来刻画。这可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合适的突破口，但实际上也非常困难。在《江泽民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李前宽导演指导的《开国大典》，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唯一的问题是导演把共产党的死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传统大陆影片中那样一个简单的恶棍。”“因此审查人员不允许这部影片公影，除非重新刻画蒋的形象，而导演却拒绝修改。”因此《开国大典》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影片，却成为一部有争议的电影，险些被封杀掉。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风波，共产党高层也刚刚改组。在这个非常时期，江泽民在8月8日下午和几位常委以及5名高级将领一同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江对影片大为赞赏，当场拍板通过。影片公映后，敏锐的影评人士马上做出回应。在《大众电影》1989年第11期就提到“毛泽东和毛岸英，蒋介石和蒋经国，两对父子的戏穿插得体就像信手拈来，将两个“神话”和“鬼化”的历史人物“人化”了。”在《建国大业》中对于蒋介石的刻画再次有了很大突破。影片把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困境给与了妥帖描述。影片中国民党、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签署《双十协定》，旧政协中有8个席位让给了共产党，戴季陶感慨地说“这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么！”另一句台词更值得注意，“让出去八个位置，我们就要有八人下来……”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角度看，《双十协定》签署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此反弹极大，诚如影片中蒋经国所言“CC正在秘密串连。”这里说的CC就是陈家。当时可以想见，蒋在党内的政治压力是多么巨大的。蒋介石最后撕毁《双十协定》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协调内部的矛盾而做出的选择。影片中描写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扬子公司就遇到的困难。孔令侃一口一个“大表哥、大太子”，其实压根不把自己的问题当问题。孔家如何动得了？蒋介石自己说“这个时候后院不能乱……”四大家族是蒋统治的基础，同样也是他失败的根源。如果一个政权想靠小集团统治，那它最终将耗尽自身的政治弹性，被自己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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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曾经指出，《开国大典》中对蒋介石的人性化处理是一个突破，可对于毛等中共领导人却还是没有让他们走下神坛，虽然有一些人性化的处理，但还是点到为止。反观《建国大业》则充分展示了领袖们人的一面。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在西柏坡的狂欢。少奇、恩来、朱德几人喝得大醉，抱在一起唱“因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而毛醉倒在一边，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当时在影院看到这里，我眼角湿润了，这是真情的流露，是我的真情也是领袖的真情。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
作为描写新中国成立的主旋律影片，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人民欢庆和阅兵，必然成为影片的最后高潮。但是这俩部影片的实际高潮却不尽相同。
在影片《开国大典》中有一个长镜头，当年第10期的《大众电影》《限制与反限制——看开国大典一得》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如何运用镜头表达这一历史时刻？这是一个巨大的题。在《开国大典》中，镜头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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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镜头，表达的是庄严肃穆，而笔者在观看此段时，感到一丝压抑。这种庄严肃穆想使人感到的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政权被天神赋予至高无上权力的过程，一种祭祀心态，换言之，是一种专制帝王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人的局限。
而在影片《建国大业》中，影片的高潮是在召开新政协会议上，来自全国各界的代表畅所欲言，表达自己对新中国建设的想法。在确定国旗的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最终并非按照领袖的意志，而是按照公议确立了五星红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反观《开国大典》也有一段对于民主座谈会的侧面描写。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座谈会来和其他几位常委说“一些民主人士讲北京的古建筑不能轻易动。”毛的回答是“这可不行啊！”对于民主人士的声音，在两部影片中共产党的态度显得截然不同。笔者观看《建国大业》时似乎看出了这样一种感觉——开国领袖们如同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国父们一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无私的、理性的、民主的为新中国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石，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正在诞生，而中国的前途由于民主和政治协商一片光明。文章写到这里，那些网络上的口水战也就不要争了。我们的时代像所有的时代一样，我们的祖国像所有的国家一样，怎能没有问题？不犯错误？请停止无谓的争论，去建设他好了。就从去影院观看《建国大业》开始吧！起码你会看到一部上好的大片，并拉动70元的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