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化作满天霞——与文红霞对话
文心化作满天霞
——与文红霞对话
采访人：张艳庭 受访人：文红霞
文红霞（1972- ），女，湖北秭归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在读，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出版有学术专著《跨文化的女性言说－－当代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她的新书《生态视域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焦作文学》对她进行了专访。
书与写作
张艳庭：非常高兴能够采访您，我非常细致地看完了您的《跨文化的女性言说－－当代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研究》，本书就华裔女性写作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学术性很强，请问当初是怎么想要就这一个主题进行写作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写作历程？
文红霞：非常感谢艳庭对我的采访。海外华人写作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写作群体，她们中西文化视野和独特的素材带给我超越的眼光，因此一直在阅读她们的作品，从严歌苓、谭恩美的个体研究开始逐步拓展到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群体。吸引我的是她们阔大的格局，反思的精神和人类文化关怀的情怀。
张艳庭：本书重点写到了几位华裔女作家，对她们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深入的评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客观角度上进行的，从主观角度上来说，您更喜欢哪一位作家？为什么？
文红霞：我个人比较偏爱严歌苓的作品，她的中国经历使她的作品在审视中国的人和事时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悲悯情怀，而她故事结构的精巧，语句的凝炼，也让人品味再三。
张艳庭：本书集中写了美国华裔女作家的作品，您觉得与国内的女作家相比，除了所在国家不同而导致的题材不同之外，她们有没有更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文红霞：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华裔作家的西化视野或者说全球视野。不囿于一时一地的文化局限，而是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直指人性的偏狭和由此导致的悲剧。一个人的学养、眼光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就这一点而言，国内作家难以与其比肩。
张艳庭：本书重点剖析了美籍华裔女作家笔下所写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您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您又是怎样看待美国文化的？
文红霞：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古老的，以博雅中正为特征的，完满自足的文化体系，非常值得研究和继承。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古老而闭塞，对社会和人的发展有诸多束缚。我希望自己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同时能开阔心胸，学习和吸纳西方文明，这样才有可能有超越的眼光来评价这两种文化的优劣得失。
张艳庭：本书为美籍华裔女性写作研究，您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抽取了美籍华裔作家，又从中抽取了女性作家来进行研究，请问您为什么关注女性写作？除了您本身是女性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请您谈谈对女性主义的看法。
文红霞：关注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女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多时候因为女性的身份而被束缚了发展，所以我希望探究古今中外优秀女性的生活和思想，看她们是否经历了与我同样的困惑，是否遭遇了与我相似的困境，她们是如何对待或超越这些困境以实现自我的。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吸引我去研究。
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不会一味呼号女性的权利，宣扬女性的绝对自由。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女性是理性、智慧、圆融的，与周围的世界和谐相处，共谋发展。一个女性存在于这个世界首先不是她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信自足的生命个体，她需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也需要肩负起诸多责任。
“女性”一词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女人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只成为其中的一项而置其他为虚无。因此她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都驱使她变得圆融、明净、厚重。一个有勇力的女性是不怯于承担重任的。相反，她视责任为生命的必需，视苦难为生命的营养，视爱和成功为生命的追求。她应勇于隐忍，甚或忍辱负重。因为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过于极端极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圆融，才可能吹尽泥沙始见金。
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无法超越自己的环境和日常琐碎的生活。那么只有在妥协中寻求进取之道，尽可能去谐和身边的人和事，使它们有益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偷偷绊你的脚。这样才有可能使优秀的女性更优秀，才能善用自己的智慧取得杰出的成就。当然，隐忍决不是软弱无能，女性面对恶毒和陷阱、迫害和压制应坚决反抗。同时，女性对自己的才能和可能取得的成就应有坚定的自信，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或者非议，甚或阻止，都应坚强面对，尽最大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所强调的是女性意志和个人心态，一个成熟的女人是战无不胜的。只有当她在事业追求和日常生活都能敞开心胸去面对时，生命的魔力、智慧的光芒、梦想的花苞才会灿烂地绽放，自由地舒展在蓝天白云之下，风来舞蹈，雨来欣悦。其实过什么的人生，成为怎样的女人，全靠自己去想象、去选择。
张艳庭：本书在美籍华裔女性写作主题之外还附录了几篇其它主题的文学评论，其中有一篇写到的帕慕克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帕慕克在土尔其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却同时也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对象，您怎样看待帕慕克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您觉得真正的作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您觉中国当前有这种作家吗？
文红霞：真正的作家应是时代的良心和社会的书写者。作家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应有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坚持，有自己的责任所系和人格担当，我始终坚信，一个没有道德操守的作家不成其为作家。
就这一点而言，我对国内相当多的作家是很失望的，他们缺乏帕慕克的人类关怀的眼光，缺乏宁可被追杀也要说出自己观点的勇气。相反，很多作家已经沦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
张艳庭：您觉得帕慕克在您对外国当代经典的阅读中给了您怎样独特的体验？如果让您把他在西方文学大师中排位的话，您的心目中他排在第几位？
文红霞：帕慕克并不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也不是最智慧的作家，但他是目光非常犀利的作家。他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对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揭示，对传统文化的顽固的影响力和它的丰美自足与其必然衰败的结局的揭示是近乎凄美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昆曲、京剧等的日薄西山。可以说他写作的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此外，《我的名字叫红》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诗意优美的文字，充满隐喻的历史故事，浓烈宗教色彩的哲理思考，共同构成了一座玄机重重的哲学和艺术的迷宫，焕发出令人沉醉的迷幻之美，带给我阅读的快乐。
张艳庭：一个优秀的评论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文红霞：一个优秀评论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者，应该让自己用全身心的热情去拥抱作品，去体察、关怀、追问作者的心灵，他是怎样在写作，而不是一味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写。后一个问题我们问得太多太滥太粗糙了。长久以来我们过多地流连于中心思想、主题的揭示，而忽视了对艺术和美的探索。每年诞生的论文或书评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很多评论似乎偏离了本真的文学，热衷于崭新的理论名词，在概念与概念之间挣扎。手术刀般的剖解之后，作品不见了，作品的美不见了，只剩下了支离破碎。
其次，责任感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张艳庭：您在从事学术论文、著作的写作之外，还进行散文等文学创作，这两种创作分别带给您的感受是什么？它们在您的创作中分别占据怎样的位置？您更钟爱哪一种创作？
文红霞：学术论文的写作是我的职业，是我非常钟爱的生命表达方式，我能在这个写作过程中读到许多让我心灵震撼的作品，在品评这些作品时，我的心灵在与他们的心灵对话，我很享受这种时刻。但是学术论文需要反复修改，斟词酌句，不断锤炼，力求稳妥精准，客观理性。
而散文写作是真我的现身，写散文我通常不需要修改，大多是灵感来临时一气呵成。很多时候回头来读我会很惊讶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似乎魂灵出窍的感觉。比较而言，我更钟爱散文写作，那是我的灵魂的袒露，情感的激荡，才情的飞扬，疗治伤痛的良药。
张艳庭：您的文章：《停泊在水底的故乡》被选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教材中，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您觉得人教版小学教材编写组看重这篇作品的什么？
文红霞： 这篇文章只一个下午就写好了，基本没有修改，当时寄到《儿童文学》很快就发表了，没有想到能入选人教版小学六年级阅读教材。这篇散文是对我的童年生活的一段追忆，我小时候居住的院落，我的外公，躲在角落里读书，看露天电影等。或许编辑看中的是哀而不伤，温婉敦厚，质朴淡雅的美感吧。
张艳庭：您的新书《生态视域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即将出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和它的写作思路。
文红霞：《生态视域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我看来，单纯的性别视角研究女性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在这样的研究视角里，研究者们所秉持的实际是男女性别对抗的姿态，而在女性相对解放，获得一定地位的今天，对抗的姿态并不能使女性获得更多的解放。相反，采取适当妥协以期二者关系圆融和谐才是明智之举。而女性意识也不仅仅是对独特的女性经验的描述，甚或更狭隘地理解为对身体经验、性经验的展示，它应是一个站在女性立场，因时代和文化语境不同而呈现的女性对世界的认知、理解、态度和观点。成熟的女性文学应是对自我、历史、社会、人类等都有较深刻的阐述与表达的作品。它应关注女性现实生存的实际问题，分析当代社会存在的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生态的梦魇正在我们头顶徘徊，地震、台风、海啸、干旱、雪灾等剧烈自然灾害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现实，随处可见的垃圾，被污染和破坏掉的大江小河，各种新的难以抑制的疾病如非典、禽流感、癌症、艾滋病等不断涌现，……面对这样严酷的生存现实，有良知的学者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苦涩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为什么解决不了今日的生态问题，而是任由其愈演愈烈？与之相伴生的是欲望泛滥，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人类精神的危机。人类要想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地球的生态问题，必须深入文化层面，解决精神生态危机。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转变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和当代形态，是生态批评最有生命力的分支，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大的理论运动。
我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重新解读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想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博大的心胸去思考，去审视女性作家如何看待世界、自然和自我的种种人生课题。我的评论熔铸了我的生命体验，我坚持从自己心中发言，说出我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同样需要激情的澎湃，生命的涌动，它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心与心的深刻而激烈的碰撞。
知识分子
张艳庭：有一个问题是我几乎对每个受访者都要问到的，那就是：您怎样看待知识分子或者文人？您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或者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文红霞：我可能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人，我坚持知识分子应当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不断修炼自己，然后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开绝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是胸怀广阔，以天下为己任。
张艳庭：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崛起的时代，我看到您书中有对林语堂的评论，他是您最欣赏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吗？
文红霞： 林语堂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我很欣赏他，他宽容温厚却也世故精明，才气纵横又不乏孩子气，智慧通达，收放自如，世事万物都在冷眼旁观、置之一笑之中。既崇尚儒家的积极入世，又迷恋中庸之道，还执著于悲悯为怀的精神。读他的作品常让我有所悟，好比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有利于吐故纳新，头脑清明。
张艳庭：您怎样评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有没有您欣赏的？
文红霞：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勇于批判，勤于反思的优秀者，他们很愿意充当社会和时代的代言人，具有浓厚的公共情怀，我很欣赏这些人，具体名字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张艳庭：高校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二三十年代的北大、西南联大因为知识分子的云集而成为几乎只能仰望的殿堂。您怎样评价当代的高校知识分子？
文红霞： 当代高校的知识分子可能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不得不为许多明知无意义却必须完成的事情去奔忙，比如各类课题的申报、评奖等等，这样他们真正介入社会和时代的能力和时间就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在大的科研体制的约束下，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很难真正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往往选择急功近利，生产出来的很多成果粗糙、重复。
张艳庭：当代女性学者比较活跃的有崔卫平、李银河等，他们在以男性声音为主的学术舞台和社会公共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独特而不可代替的声音，您怎样看她们？您有没有最欣赏的女性学者？
文红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刘思谦、艾晓明、荒林、林丹娅、乔以刚等一系列女性文学研究者，我以她们为榜样，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能紧随其后。
张艳庭：关于当代高校教育，我曾经看到过陈丹青先生因为对高校教育体制的反感而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职务，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篇评论，名为《大学已无德先生》，德先生即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精神。您是怎样看待当代大学教育体制的？
文红霞： 关于大学教育体制方面的批评文章很多，但是个人的力量很难去触动。陈丹青可以愤而请辞，因为他在体制外同样活得滋润，大多数靠体制赐一碗饭的人恐怕只能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
张艳庭：最近有报告显示 农民工平均工资为1400元，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趋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今日表示，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发生。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文红霞： 这很正常，学历与能力并不必然成正比。所以我们的大学生要多给自己机会锤炼自己，提高素质。
张艳庭：您的老家是湖北，在焦作工作与生活多年，您怎样看焦作这个城市？
文红霞：焦作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但研究挖掘不够，文化事业不够发达。应创建良好的用人家园，吸引各地优秀人才汇集，给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使他们得到尊重和认可，用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人文精神的关爱对待人才，让各类人才和谐相处，各展其才，各尽其才。让更多有才干的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为焦作建设发挥力量。
人生
张艳庭：您在《焦作文学》上期刊登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中表达了对林徽音的欣赏，还有您对爱情与婚姻的看法，您是怎么理解爱情的？您觉得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文红霞：爱情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好的爱情让人心灵宁静，人生幸福。有个作家写过一本书《谁的婚姻没虫眼》，我很赞同，关键在于你怎样看待这个虫眼，是扔掉有虫眼的苹果，还是难得糊涂，认为有虫眼的果子更甜。
爱情是偶遇，而婚姻需要用心去经营，婚姻中人尤其要理性、宽容，互相有助益，而不是互相牵制，或者成为对方的累赘。
张艳庭：世界上有许多讴歌母爱的诗词歌赋，您现在也是一位母亲，谈谈您做为一个母亲的感受。
文红霞：如果你既想当一个好妈妈，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话，母亲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甜美也最辛劳的名词。
我个人认为，一个女人无论多成功，有多大声名，她都会把当母亲作为自己最美的追求。爱的激情转瞬即逝，声名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高高在上的地位有可能更加孤独。而孩子从孕育那一刻开始，就与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十个月的腹中朝夕相伴，生下来后的抚育照料，这种爱的付出比哪一种爱都更为深刻，孩子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一枝长在母枝上的小树，每一次贴近都是同样的心跳，别样的温馨。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人研究女性文学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深深爱过自己的孩子的女人研究女性主义也是不透彻的。因为女人是天生的，从降临人间那一刻起上天赋予的生理特征，到当母亲后所体味到的人生滋味，构筑成一个全面的女性生命过程，使女人的女性特征丰富深邃完善。
张艳庭：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吗？您的业余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文红霞： 我有很多业余爱好，但目前基本都已经放弃，因为我几乎没有业余时间。我的生活很单调，阅读、写作、社会工作、带小孩，不过我觉得乐在其中。
张艳庭：请问您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您现在的理想又是什么？ 您觉得您的人生有没有转折点？走到现在您觉得是偶然的因素多还是必然的因素多？
文红霞： 小时候一直说我要当作家。现在想当一个负责任的评论家，并能写作一些文学作品。走到现在可以说是必然的吧，我的性格好静且嗜书如命，所以必然是书斋女子。
张艳庭：回顾一下您的写作历程，您觉得您有什么感悟？
文红霞： 经历是财富，苦难是营养，坚毅执着是必备素质，不管别人认可不认可，自己埋头苦写，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张艳庭：您现在是山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了，您觉得脱产读博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是怎样做出这种选择的？
文红霞：读博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锤炼和打造自己的机会。我相信三年的学习一定会使我优秀的一面的质地磨得更亮。
选择读书的理由很简单：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几年的工作已经进入疲惫期，该充充电了。
张艳庭：可以谈一下您最喜欢的一本书吗？
文红霞：每个时段都有最喜欢的，我的爱好常常处于游移状态。手头正在看的是生态批评的系列书籍。
张艳庭：最后想问一下，您怎样评价您的写作？
文红霞：我是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散文诗歌和评论是我飞翔的两扇翅膀，它们丰富并成就着我的人生。我想，如果没有写作，我生命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张艳庭：谢谢您接受《焦作文学》的采访，祝读博顺利，写出更好的作品。
——与文红霞对话
采访人：张艳庭 受访人：文红霞
文红霞（1972- ），女，湖北秭归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在读，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出版有学术专著《跨文化的女性言说－－当代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她的新书《生态视域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焦作文学》对她进行了专访。
书与写作
张艳庭：非常高兴能够采访您，我非常细致地看完了您的《跨文化的女性言说－－当代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研究》，本书就华裔女性写作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学术性很强，请问当初是怎么想要就这一个主题进行写作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写作历程？
文红霞：非常感谢艳庭对我的采访。海外华人写作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写作群体，她们中西文化视野和独特的素材带给我超越的眼光，因此一直在阅读她们的作品，从严歌苓、谭恩美的个体研究开始逐步拓展到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群体。吸引我的是她们阔大的格局，反思的精神和人类文化关怀的情怀。
张艳庭：本书重点写到了几位华裔女作家，对她们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深入的评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客观角度上进行的，从主观角度上来说，您更喜欢哪一位作家？为什么？
文红霞：我个人比较偏爱严歌苓的作品，她的中国经历使她的作品在审视中国的人和事时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悲悯情怀，而她故事结构的精巧，语句的凝炼，也让人品味再三。
张艳庭：本书集中写了美国华裔女作家的作品，您觉得与国内的女作家相比，除了所在国家不同而导致的题材不同之外，她们有没有更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文红霞：我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华裔作家的西化视野或者说全球视野。不囿于一时一地的文化局限，而是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直指人性的偏狭和由此导致的悲剧。一个人的学养、眼光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就这一点而言，国内作家难以与其比肩。
张艳庭：本书重点剖析了美籍华裔女作家笔下所写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您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您又是怎样看待美国文化的？
文红霞：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古老的，以博雅中正为特征的，完满自足的文化体系，非常值得研究和继承。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古老而闭塞，对社会和人的发展有诸多束缚。我希望自己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同时能开阔心胸，学习和吸纳西方文明，这样才有可能有超越的眼光来评价这两种文化的优劣得失。
张艳庭：本书为美籍华裔女性写作研究，您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抽取了美籍华裔作家，又从中抽取了女性作家来进行研究，请问您为什么关注女性写作？除了您本身是女性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请您谈谈对女性主义的看法。
文红霞：关注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女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多时候因为女性的身份而被束缚了发展，所以我希望探究古今中外优秀女性的生活和思想，看她们是否经历了与我同样的困惑，是否遭遇了与我相似的困境，她们是如何对待或超越这些困境以实现自我的。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吸引我去研究。
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不会一味呼号女性的权利，宣扬女性的绝对自由。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女性是理性、智慧、圆融的，与周围的世界和谐相处，共谋发展。一个女性存在于这个世界首先不是她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信自足的生命个体，她需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也需要肩负起诸多责任。
“女性”一词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女人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只成为其中的一项而置其他为虚无。因此她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都驱使她变得圆融、明净、厚重。一个有勇力的女性是不怯于承担重任的。相反，她视责任为生命的必需，视苦难为生命的营养，视爱和成功为生命的追求。她应勇于隐忍，甚或忍辱负重。因为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过于极端极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圆融，才可能吹尽泥沙始见金。
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无法超越自己的环境和日常琐碎的生活。那么只有在妥协中寻求进取之道，尽可能去谐和身边的人和事，使它们有益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偷偷绊你的脚。这样才有可能使优秀的女性更优秀，才能善用自己的智慧取得杰出的成就。当然，隐忍决不是软弱无能，女性面对恶毒和陷阱、迫害和压制应坚决反抗。同时，女性对自己的才能和可能取得的成就应有坚定的自信，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或者非议，甚或阻止，都应坚强面对，尽最大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所强调的是女性意志和个人心态，一个成熟的女人是战无不胜的。只有当她在事业追求和日常生活都能敞开心胸去面对时，生命的魔力、智慧的光芒、梦想的花苞才会灿烂地绽放，自由地舒展在蓝天白云之下，风来舞蹈，雨来欣悦。其实过什么的人生，成为怎样的女人，全靠自己去想象、去选择。
张艳庭：本书在美籍华裔女性写作主题之外还附录了几篇其它主题的文学评论，其中有一篇写到的帕慕克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帕慕克在土尔其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却同时也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对象，您怎样看待帕慕克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您觉得真正的作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您觉中国当前有这种作家吗？
文红霞：真正的作家应是时代的良心和社会的书写者。作家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应有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坚持，有自己的责任所系和人格担当，我始终坚信，一个没有道德操守的作家不成其为作家。
就这一点而言，我对国内相当多的作家是很失望的，他们缺乏帕慕克的人类关怀的眼光，缺乏宁可被追杀也要说出自己观点的勇气。相反，很多作家已经沦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
张艳庭：您觉得帕慕克在您对外国当代经典的阅读中给了您怎样独特的体验？如果让您把他在西方文学大师中排位的话，您的心目中他排在第几位？
文红霞：帕慕克并不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也不是最智慧的作家，但他是目光非常犀利的作家。他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对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揭示，对传统文化的顽固的影响力和它的丰美自足与其必然衰败的结局的揭示是近乎凄美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昆曲、京剧等的日薄西山。可以说他写作的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此外，《我的名字叫红》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诗意优美的文字，充满隐喻的历史故事，浓烈宗教色彩的哲理思考，共同构成了一座玄机重重的哲学和艺术的迷宫，焕发出令人沉醉的迷幻之美，带给我阅读的快乐。
张艳庭：一个优秀的评论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文红霞：一个优秀评论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者，应该让自己用全身心的热情去拥抱作品，去体察、关怀、追问作者的心灵，他是怎样在写作，而不是一味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写。后一个问题我们问得太多太滥太粗糙了。长久以来我们过多地流连于中心思想、主题的揭示，而忽视了对艺术和美的探索。每年诞生的论文或书评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很多评论似乎偏离了本真的文学，热衷于崭新的理论名词，在概念与概念之间挣扎。手术刀般的剖解之后，作品不见了，作品的美不见了，只剩下了支离破碎。
其次，责任感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张艳庭：您在从事学术论文、著作的写作之外，还进行散文等文学创作，这两种创作分别带给您的感受是什么？它们在您的创作中分别占据怎样的位置？您更钟爱哪一种创作？
文红霞：学术论文的写作是我的职业，是我非常钟爱的生命表达方式，我能在这个写作过程中读到许多让我心灵震撼的作品，在品评这些作品时，我的心灵在与他们的心灵对话，我很享受这种时刻。但是学术论文需要反复修改，斟词酌句，不断锤炼，力求稳妥精准，客观理性。
而散文写作是真我的现身，写散文我通常不需要修改，大多是灵感来临时一气呵成。很多时候回头来读我会很惊讶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似乎魂灵出窍的感觉。比较而言，我更钟爱散文写作，那是我的灵魂的袒露，情感的激荡，才情的飞扬，疗治伤痛的良药。
张艳庭：您的文章：《停泊在水底的故乡》被选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教材中，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您觉得人教版小学教材编写组看重这篇作品的什么？
文红霞： 这篇文章只一个下午就写好了，基本没有修改，当时寄到《儿童文学》很快就发表了，没有想到能入选人教版小学六年级阅读教材。这篇散文是对我的童年生活的一段追忆，我小时候居住的院落，我的外公，躲在角落里读书，看露天电影等。或许编辑看中的是哀而不伤，温婉敦厚，质朴淡雅的美感吧。
张艳庭：您的新书《生态视域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即将出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和它的写作思路。
文红霞：《生态视域下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我看来，单纯的性别视角研究女性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为在这样的研究视角里，研究者们所秉持的实际是男女性别对抗的姿态，而在女性相对解放，获得一定地位的今天，对抗的姿态并不能使女性获得更多的解放。相反，采取适当妥协以期二者关系圆融和谐才是明智之举。而女性意识也不仅仅是对独特的女性经验的描述，甚或更狭隘地理解为对身体经验、性经验的展示，它应是一个站在女性立场，因时代和文化语境不同而呈现的女性对世界的认知、理解、态度和观点。成熟的女性文学应是对自我、历史、社会、人类等都有较深刻的阐述与表达的作品。它应关注女性现实生存的实际问题，分析当代社会存在的女性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生态的梦魇正在我们头顶徘徊，地震、台风、海啸、干旱、雪灾等剧烈自然灾害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现实，随处可见的垃圾，被污染和破坏掉的大江小河，各种新的难以抑制的疾病如非典、禽流感、癌症、艾滋病等不断涌现，……面对这样严酷的生存现实，有良知的学者都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苦涩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科技进步一日千里，为什么解决不了今日的生态问题，而是任由其愈演愈烈？与之相伴生的是欲望泛滥，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人类精神的危机。人类要想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地球的生态问题，必须深入文化层面，解决精神生态危机。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转变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和当代形态，是生态批评最有生命力的分支，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大的理论运动。
我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重新解读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想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博大的心胸去思考，去审视女性作家如何看待世界、自然和自我的种种人生课题。我的评论熔铸了我的生命体验，我坚持从自己心中发言，说出我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同样需要激情的澎湃，生命的涌动，它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心与心的深刻而激烈的碰撞。
知识分子
张艳庭：有一个问题是我几乎对每个受访者都要问到的，那就是：您怎样看待知识分子或者文人？您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或者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文红霞：我可能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人，我坚持知识分子应当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不断修炼自己，然后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开绝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是胸怀广阔，以天下为己任。
张艳庭：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崛起的时代，我看到您书中有对林语堂的评论，他是您最欣赏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吗？
文红霞： 林语堂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但我很欣赏他，他宽容温厚却也世故精明，才气纵横又不乏孩子气，智慧通达，收放自如，世事万物都在冷眼旁观、置之一笑之中。既崇尚儒家的积极入世，又迷恋中庸之道，还执著于悲悯为怀的精神。读他的作品常让我有所悟，好比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有利于吐故纳新，头脑清明。
张艳庭：您怎样评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有没有您欣赏的？
文红霞：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勇于批判，勤于反思的优秀者，他们很愿意充当社会和时代的代言人，具有浓厚的公共情怀，我很欣赏这些人，具体名字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张艳庭：高校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二三十年代的北大、西南联大因为知识分子的云集而成为几乎只能仰望的殿堂。您怎样评价当代的高校知识分子？
文红霞： 当代高校的知识分子可能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不得不为许多明知无意义却必须完成的事情去奔忙，比如各类课题的申报、评奖等等，这样他们真正介入社会和时代的能力和时间就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在大的科研体制的约束下，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很难真正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往往选择急功近利，生产出来的很多成果粗糙、重复。
张艳庭：当代女性学者比较活跃的有崔卫平、李银河等，他们在以男性声音为主的学术舞台和社会公共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独特而不可代替的声音，您怎样看她们？您有没有最欣赏的女性学者？
文红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刘思谦、艾晓明、荒林、林丹娅、乔以刚等一系列女性文学研究者，我以她们为榜样，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能紧随其后。
张艳庭：关于当代高校教育，我曾经看到过陈丹青先生因为对高校教育体制的反感而辞去清华大学教授职务，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一篇评论，名为《大学已无德先生》，德先生即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精神。您是怎样看待当代大学教育体制的？
文红霞： 关于大学教育体制方面的批评文章很多，但是个人的力量很难去触动。陈丹青可以愤而请辞，因为他在体制外同样活得滋润，大多数靠体制赐一碗饭的人恐怕只能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
张艳庭：最近有报告显示 农民工平均工资为1400元，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趋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今日表示，这种情况的确可能发生。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文红霞： 这很正常，学历与能力并不必然成正比。所以我们的大学生要多给自己机会锤炼自己，提高素质。
张艳庭：您的老家是湖北，在焦作工作与生活多年，您怎样看焦作这个城市？
文红霞：焦作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但研究挖掘不够，文化事业不够发达。应创建良好的用人家园，吸引各地优秀人才汇集，给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使他们得到尊重和认可，用人性化的科学管理，人文精神的关爱对待人才，让各类人才和谐相处，各展其才，各尽其才。让更多有才干的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为焦作建设发挥力量。
人生
张艳庭：您在《焦作文学》上期刊登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中表达了对林徽音的欣赏，还有您对爱情与婚姻的看法，您是怎么理解爱情的？您觉得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文红霞：爱情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好的爱情让人心灵宁静，人生幸福。有个作家写过一本书《谁的婚姻没虫眼》，我很赞同，关键在于你怎样看待这个虫眼，是扔掉有虫眼的苹果，还是难得糊涂，认为有虫眼的果子更甜。
爱情是偶遇，而婚姻需要用心去经营，婚姻中人尤其要理性、宽容，互相有助益，而不是互相牵制，或者成为对方的累赘。
张艳庭：世界上有许多讴歌母爱的诗词歌赋，您现在也是一位母亲，谈谈您做为一个母亲的感受。
文红霞：如果你既想当一个好妈妈，又想成就一番事业的话，母亲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甜美也最辛劳的名词。
我个人认为，一个女人无论多成功，有多大声名，她都会把当母亲作为自己最美的追求。爱的激情转瞬即逝，声名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高高在上的地位有可能更加孤独。而孩子从孕育那一刻开始，就与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十个月的腹中朝夕相伴，生下来后的抚育照料，这种爱的付出比哪一种爱都更为深刻，孩子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一枝长在母枝上的小树，每一次贴近都是同样的心跳，别样的温馨。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人研究女性文学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深深爱过自己的孩子的女人研究女性主义也是不透彻的。因为女人是天生的，从降临人间那一刻起上天赋予的生理特征，到当母亲后所体味到的人生滋味，构筑成一个全面的女性生命过程，使女人的女性特征丰富深邃完善。
张艳庭：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吗？您的业余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文红霞： 我有很多业余爱好，但目前基本都已经放弃，因为我几乎没有业余时间。我的生活很单调，阅读、写作、社会工作、带小孩，不过我觉得乐在其中。
张艳庭：请问您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您现在的理想又是什么？ 您觉得您的人生有没有转折点？走到现在您觉得是偶然的因素多还是必然的因素多？
文红霞： 小时候一直说我要当作家。现在想当一个负责任的评论家，并能写作一些文学作品。走到现在可以说是必然的吧，我的性格好静且嗜书如命，所以必然是书斋女子。
张艳庭：回顾一下您的写作历程，您觉得您有什么感悟？
文红霞： 经历是财富，苦难是营养，坚毅执着是必备素质，不管别人认可不认可，自己埋头苦写，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张艳庭：您现在是山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了，您觉得脱产读博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是怎样做出这种选择的？
文红霞：读博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锤炼和打造自己的机会。我相信三年的学习一定会使我优秀的一面的质地磨得更亮。
选择读书的理由很简单：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几年的工作已经进入疲惫期，该充充电了。
张艳庭：可以谈一下您最喜欢的一本书吗？
文红霞：每个时段都有最喜欢的，我的爱好常常处于游移状态。手头正在看的是生态批评的系列书籍。
张艳庭：最后想问一下，您怎样评价您的写作？
文红霞：我是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散文诗歌和评论是我飞翔的两扇翅膀，它们丰富并成就着我的人生。我想，如果没有写作，我生命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张艳庭：谢谢您接受《焦作文学》的采访，祝读博顺利，写出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