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界的样子 —— 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有感
一本书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读，或者用什么角度来思考，用什么情绪来代入，不仅取决于作者的表达方式，还有读者的心绪。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只要明白哪种理解是最顺遂自己心意的就好。《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不仅仅因为它像一个回忆录，所以要用感性的方式来解读，也因为它里面所展现的城市形象，是提供的一种“个人性史料”，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在当时的那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苏轼“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顺其自然”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自然状态，不必为外物干扰许多，那么之于一个国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在西方世界的物品开始席卷着世界，观念革新着世界的时候，正如现在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恐惧一样，当我们被所有外来物侵吞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记起自己是谁？我们还能否好好生存？这个疑惑困扰了许多人，日本的、中国的、伊斯坦布尔的，我们至今却也没给自己交出一份心悦诚服的答卷。
作者在书中用到了一个“呼愁”的词，“第一个传统，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其含义是‘你若对着无常人世如此投入，你若失善良诚实的回教徒，便不会如此在意世间的失落’”，第二个传统是对“呼愁”以及失落与悲伤的生命定位提供一种较积极、较悲悯的认识。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人们一方面是对于昔日富有与繁荣不再表示的哀叹，以及对比往昔，如何觉得自己是个“乡巴佬”，看着破败的城墙，不断被烧掉代表过去繁荣的木质房屋，内心感到难以适应的忧伤；另一方面，在面对西化的时候，在排斥中又难以抗拒，变成一种自悲的可怜。呼愁如果真如作者所言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而是千百万人心中的一种力量，那么这样消极的，和对未来悲观与失望的表现，的确是危险而可怕的。
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在整篇描写这座城市的变化时，也与他的成长，他的家庭生活，密切交融在一起。似乎每一个童年的生活都是一种隐喻。老师用来惩罚孩子的工具加上“云母条”，即便不比过去，但有着同样的功效；和哥哥每次打架都输的无力，是对自己的可怜；害怕宗教会夺走女仆对自己的关心，那种对神的亵渎，打扰做祷告的时间等等，这些好像无疑不都在表现着过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身上投下的印记是多么难以除去。但是面对难以抵抗的这些变化的时候，急于改掉或者舍弃的东西似乎更显一个时代人们精神和内心的空虚匮乏，西化的人们对宗教的排斥，却在内心上希望有一个指导，所以即便“我”做着周围人都不会做的斋戒的时候，母亲依然会支持我。在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使得阶层变动，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或者格调与其地位格格不入。原本富有的人衰落，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不懂知识的人成为了心的富人阶层，变成了粗鄙的“暴发户”，尽管“我们”这些有文化的教养的人内心瞧不起他们，却依然要低声下气和他们打交道。那么是不是在这些我们难以接受的变化中，我们就没有改变的余地，让自己好过一点？不尽然。
“每回挨打后，独自躺在床上，一股忧虑情绪攫住我，我骂自己愚笨、有罪、懒惰。‘怎么啦？’我内心有个声音问道。‘我是坏家伙’我答道。一瞬间，这回答给了我奥妙无穷的自由，一个崭新光明的世界在我眼前。”每个人的敌人都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是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才能做好自己而不痛苦。并不是在这里指作者是个坏孩子，而是在能明白内心的渴求，顺其自然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状态。挨打不是终点，也不会悲哀，不因为我要成为别人期望的人，只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想画画，想逃课，仅此而已，所以人生应该从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开始，而不是在知道要什么以后结束。也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是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鼓舞我们乐知天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等美德。‘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我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既然知道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如坦然接受，各安其所，顺其自然。
作者在回忆伊斯坦布尔时用了很多其他画家和作家来描述，其原因是一方面，本土人没有自己写或者自己画这些东西的人；另一方面，似乎在这些外国人的眼中观察到自己更为有趣，甚至是一种对于自我评价的担心。而我认为后者居多。而往往在这些外国作家中，伊斯坦布尔最富风情的特色却被本地人视为缺陷，最终被匆匆改掉。这种借用别人眼光来看自己，以此来获取一种自我认同，就像孩子每做一件事都急于向身边的大人展示，以得到认可一样，是一种本身不自信，或者不自知的表现。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城市，即便日本要“脱亚入欧”也依然能有其本来的底蕴。一个世界的样子，不应当因为他人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应当以他人的悲伤快乐作为自己的模板。当能以淡然、坦然、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宠辱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在文化的激流中走的从容。
苏轼“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顺其自然”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自然状态，不必为外物干扰许多，那么之于一个国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在西方世界的物品开始席卷着世界，观念革新着世界的时候，正如现在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恐惧一样，当我们被所有外来物侵吞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记起自己是谁？我们还能否好好生存？这个疑惑困扰了许多人，日本的、中国的、伊斯坦布尔的，我们至今却也没给自己交出一份心悦诚服的答卷。
作者在书中用到了一个“呼愁”的词，“第一个传统，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注过多时，便体验到所谓‘呼愁’：其含义是‘你若对着无常人世如此投入，你若失善良诚实的回教徒，便不会如此在意世间的失落’”，第二个传统是对“呼愁”以及失落与悲伤的生命定位提供一种较积极、较悲悯的认识。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人们一方面是对于昔日富有与繁荣不再表示的哀叹，以及对比往昔，如何觉得自己是个“乡巴佬”，看着破败的城墙，不断被烧掉代表过去繁荣的木质房屋，内心感到难以适应的忧伤；另一方面，在面对西化的时候，在排斥中又难以抗拒，变成一种自悲的可怜。呼愁如果真如作者所言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而是千百万人心中的一种力量，那么这样消极的，和对未来悲观与失望的表现，的确是危险而可怕的。
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在整篇描写这座城市的变化时，也与他的成长，他的家庭生活，密切交融在一起。似乎每一个童年的生活都是一种隐喻。老师用来惩罚孩子的工具加上“云母条”，即便不比过去，但有着同样的功效；和哥哥每次打架都输的无力，是对自己的可怜；害怕宗教会夺走女仆对自己的关心，那种对神的亵渎，打扰做祷告的时间等等，这些好像无疑不都在表现着过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身上投下的印记是多么难以除去。但是面对难以抵抗的这些变化的时候，急于改掉或者舍弃的东西似乎更显一个时代人们精神和内心的空虚匮乏，西化的人们对宗教的排斥，却在内心上希望有一个指导，所以即便“我”做着周围人都不会做的斋戒的时候，母亲依然会支持我。在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使得阶层变动，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或者格调与其地位格格不入。原本富有的人衰落，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不懂知识的人成为了心的富人阶层，变成了粗鄙的“暴发户”，尽管“我们”这些有文化的教养的人内心瞧不起他们，却依然要低声下气和他们打交道。那么是不是在这些我们难以接受的变化中，我们就没有改变的余地，让自己好过一点？不尽然。
“每回挨打后，独自躺在床上，一股忧虑情绪攫住我，我骂自己愚笨、有罪、懒惰。‘怎么啦？’我内心有个声音问道。‘我是坏家伙’我答道。一瞬间，这回答给了我奥妙无穷的自由，一个崭新光明的世界在我眼前。”每个人的敌人都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是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才能做好自己而不痛苦。并不是在这里指作者是个坏孩子，而是在能明白内心的渴求，顺其自然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状态。挨打不是终点，也不会悲哀，不因为我要成为别人期望的人，只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想画画，想逃课，仅此而已，所以人生应该从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开始，而不是在知道要什么以后结束。也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是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与习俗，鼓舞我们乐知天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等美德。‘呼愁’在贫困之时教人忍耐，也鼓励我们逆向阅读城市的生活与历史，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既然知道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如坦然接受，各安其所，顺其自然。
作者在回忆伊斯坦布尔时用了很多其他画家和作家来描述，其原因是一方面，本土人没有自己写或者自己画这些东西的人；另一方面，似乎在这些外国人的眼中观察到自己更为有趣，甚至是一种对于自我评价的担心。而我认为后者居多。而往往在这些外国作家中，伊斯坦布尔最富风情的特色却被本地人视为缺陷，最终被匆匆改掉。这种借用别人眼光来看自己，以此来获取一种自我认同，就像孩子每做一件事都急于向身边的大人展示，以得到认可一样，是一种本身不自信，或者不自知的表现。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城市，即便日本要“脱亚入欧”也依然能有其本来的底蕴。一个世界的样子，不应当因为他人的变化而变化，也不应当以他人的悲伤快乐作为自己的模板。当能以淡然、坦然、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宠辱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在文化的激流中走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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