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片断集5：德国、纳粹与堕落艺术展
周诗岩 译｜BAU学社
[译者按]
《书信与日记》一书摘录自上个世纪前半叶德国一位对现代艺术“具有源起性作用”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car Schlemmer, 1888.9.4－1943.4.13）大半生的书信与日记，其中包含被惠特福德称为“最令人始终陶醉”的有关包豪斯的文献。此书的问世，无论是它的初版还是译介，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是要质疑一体化的世界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植入的同一性的幻象。在书中，一方面，施莱默作为被极权的和资本的同一性压抑的艺术家个体，以他持续的否定辩证从他曾经“被”从属的各种集体中爆破出来；另一方面，包豪斯以自身从不停歇的内在矛盾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爆破出来；此外，书信与日记的这种片断式的“对必要之物的记录在案”又把“包豪斯”从连贯均质的历史叙事中爆破出来。
施莱默不仅仅如许多援引者默认的扮演包豪斯内部矛盾和差异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也是包豪斯内部冲突和异见的重要制造者和批注者。包豪斯的矛盾张力内在于他，他又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和写作重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施莱默无意之中让自己笔端的历史碎片具有了当代性。
此书的中译本27万字和新增插图百余张将于2016年出版。我们在这里依主题抽取片断结成6册小集，作为全书之貌的6张草图。
节译自：Oskar Schlemmer：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Oskar Schlemm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这个世界必须倾吐它积累的一切恶，吐完之前，没人有权力要求和平与秩序----
1917年4月15日
当法国人不常见地表现出友善时，他们接近德国人的特质；而当德国人超越他们自己时，他们几乎达到俄国人的特质。
致奥托∙梅耶
斯图加特
1918年11月22日
正在搬入一个工作室，它会带给我平静、安宁和恰当的氛围。我曾被派到柏林去参加一个军官培训的课程，在那里，我目睹了革命爆发。作为一名军官，我本来能够每周写信的，因为可以免除日常差事。可现在，我完完全全解脱了，如此出乎意料——我们被解散了。我又成了一名学生。革命的浪潮急剧高涨，尤其在斯图加特。我来到这里，处在事件的漩涡中，它让我不时调整着方向，虽然是很轻微的调整。
而且说实话，我仍没调整好——太多不愉快的事情正在发生。社会民主党有组织机构的惯例，现在他们的左翼又开始组织起来了——中产阶级则纷纷尝试抵制他们的巨大冲击。中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脏字眼——如今我们有了“脑力工作者委员会”，它缺少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票选和席位。所有先前未被组织的东西现在都在被组织。比如高等学校，包括各类学院还有它们的学生。我是一名脑力工作者委员会的学生代表！高等学校组建之后秘密地挑选了他们各自的领导者进入委员会，然后我就被选进去了。这次运动导致了一种信任匮乏，所以人们要求委员会代表必须是学生。
目前我只好接受，希望回头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代表。因为迫在眉睫的是重建学院——我不能接受一个中庸的方案，而领导们永远不会让我推行我那极端的方案。
致奥托∙梅耶
1918年12月中旬
我拿不定主意。如果一个人试图描绘德国人特殊的天性和他们特殊的价值，然后得出结论说，漠然（indifference）是他们最基本的特质，那可能是对的。重要的问题是：这是否暗示了——如同一个法国人曾经说的——“成熟之前的腐烂”？还是说，这种独有的特质预示了大好前途？战争表现了一种想要打破冷漠之咒符的企图，而革命则是另一个此类的企图，可它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冷漠的力量有多强大。战争时我志愿参军，同样地，我也准备加入革命的行列。至于学院的问题，我同样准备承认现状，然后做出一个改革计划；一面调和，一面反抗。而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就是独立，个体的自由。
在这里，人与事的极度混乱简直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脑力工作者委员会完全是妥协的产物，种下了让自身毁灭的种子，一直在颇为绝望地试图证明它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日记
1918年12月18日
就像新德意志其他所有沿用旧原则继续存在的机构一样，学院，艺校，已经开始问题重重。在过去，它要维护皇室家族的声誉，并或多或少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以此维持自身的存在；现如今，情况变了，学院也同样应该改变它的角色。早在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中日益增强的个体化趋势就培育了一种需求，希望终结学院。这一需求以艺术为由，是由坚决致力于推进艺术的人提出，而不是由功利主义者提出，尽管后者也号称反对学院。
致奥托∙梅耶
斯图加特
1919年1月25日
一份学生请愿书递到文化部长那里了，希望能够让赫尔策尔继续留任。同时，另一份请愿书递交到教授们那里，连同学生支持赫尔策尔的声明，以及对改革的建议：比如，学生应该在教师委员会中有一个席位和一份投票权。在慕尼黑，学生的立场更加激进，要求教授必须由学生选出，只雇用有限的年数，然后重新选举。
这里的情形是：教授们结成团伙反对赫尔策尔，许多人乐得见他走人。教授的宠物们（学生）已经出台了一个反-请愿书，反对课程现代化（即反对赫尔策尔-风格）。文化部长仍然受到旧式政体里面的文化官员的影响，为教授中的大多数代言，所以也在为学生中的大多数代言。目前，为了支持赫尔策尔的学生们提交的请愿书，他以前的学生连同研讨班教师和艺评人联名递交了第二份请愿书。部长试图把这件事往后拖，好让一个更稳定持久的政府当局来对美术学院的存亡做出决定（在柏林，他们希望它解散）。
……俄国的消息终于到了。据说表现主义席卷了莫斯科。康定斯基和现代主义者们用色彩涂洒所有角落，把空白的墙面和房屋的侧面当做表皮，在上面画现代画。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人造春天的景象，有巨大无比的向日葵，各色杂陈的花圃，银色的树。沙皇俄国的堕落艺术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饶勒斯、罗伯斯庇尔代替。俄国，欧洲的青春期。德国革命是对俄国的苍白模仿，俄国革命西渐的进程正在被刚刚苏醒的西方帝国主义阻挠。我们该庆幸，毕竟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民主。难得目前德国局势不那么紧张了。西方原则和东方原则发生冲突，而德国不在其中。不过也许还不能高估目前这种混乱局面，只有和平才真能国泰民安。
日记
1919年2月23日
让∙保罗说，“德国人既不是反叛者，也不是奴隶。他们不拥有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他们仍在等待，等待去发现他们自身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关于俄国人的与此相当的话。我现在觉得，让∙保罗一定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等绝望的信念说出那句话的。今天看来，处于“之间”（in-between）的（地理）位置似乎是一种可怕的不幸，理性和需求指向西方，天份和希望指向东方。如今新的构架将建立在妥协上，毫无慰籍可言。可这样也就称不上一座新的大厦了，只不过是被毁掉一半的旧楼，尽其可能地修修补补，拼合在一起。甚至于，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只要求国家能给大家带来和平和秩序，简单说就是，提供那些让旧德国仍然受人尊敬的东西。这种要求，这种自私让我震惊，因为这样一来，革命这一巨大的事实肯定会慢慢地自行消耗，最后甚至可能与人民的意愿相反。这个世界必须倾吐它所积累的一切恶，吐完之前，没人有权力要求和平与秩序。
致奥托∙梅耶
1923年10月21日
这封信本该昨天写的，好赶在最新的邮资疯涨前投递出去。可我们如此快速地被十亿的数量级刷新，以致区区千万马克似乎成了零头。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5年2月17日
关于德国这一波反弹你怎么看？他们强烈抵制艺术中的任何抽象，甚至戏剧中的任何抽象。出于抵制我在耶拿的展出，媒体上对展出只字不提。我在埃尔富特的一个展出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不得不取消。在剧院里，带有背景图板的老式表演（人道式的表演）回潮了。我在今天的德国几乎看不到任何值得肯定的积极事物；法国人至少聪明，俄国人诚实，美国人大胆——而德国这里，某些东西正在酝酿中，我不知道会不会爆发内战或者侵略战争。
致保罗.韦斯泰姆
布雷斯劳
1930年10月8日
您也许有兴趣知道，上周我在魏玛的壁画和浮雕，有的被移除，有的被刷掉了，而您曾经那么支持这些作品。楼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想把一些较轻的雕塑移到安全地带，他在信中写道，“一切都被白色遮盖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惋惜。但又有谁能阻挡历史的行进呢？”我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最先开始了这一进程，是出生在瑙姆堡的主管舒尔茨[1]，还是文化部捉摸不定的弗里克[2]？但不管怎样，我的这些作品已经扛住了五年的历史进程和风暴。
[1] 应指纳粹德国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建筑师和种族主义理论家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1869 –1949），舒尔茨早于1925年就发起过对包豪斯及现代建筑的抨击，并在纳粹反对现代主义的系列举措中，将精神病人的作品与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相对比，以此来证明现代艺术的“堕落”，从此，以诋毁和谴责为目的的比较研究方法就成为纳粹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之一。（中译注）
[2] 应指1929年被图林根政府推举为德国国会议员的纳粹党成员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正是他鼓励政府开除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以及所有的在魏玛包豪斯学校的29位老师。（中译注）
日记
1930年11月中旬
1923年魏玛事件：
为了包豪斯在魏玛的首个重要展览，我决定让凡•德•维尔德设计的作坊大楼，连同墙壁、壁龛、楼梯和走廊，都能为壁画和浮雕提供最合适的展示环境。……
……
一些著名的评论家赞赏我的作品是整个展出种最积极的部分，丝毫没有表现主义式的过度。但另一方面，激进的包豪斯年轻成员们则责怪我作品带有“古典”倾向，怪我带有伦理色彩的方法，怪“我画在墙上的骑士和英雄！”
1930年魏玛事件：
它们存在了七年之久，除了一小部分随着巴特宁教授（格罗皮乌斯的继任者）新建的房屋迁移，其余原封未动。接着，舒尔茨-瑙姆堡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彻底毁了它们。即使舒尔茨-瑙姆堡教授声称我的作品完全不合他的口味，认为它们是“缺乏艺术价值的练习”，所以，“依据现状，它们完全有理由被移除”，但我还是觉，不通知创作者就毁了它们是很野蛮的行径。如今已经下令，在魏玛的其他地方，在博物馆里，移除所有的现代艺术品收藏，走向疯狂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可辨。
日记
1930年11月27日
这场文化抵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针对的不是带政治色彩的作品，而是纯艺术的、着力于美学探索的作品。仅仅因为它们新颖、原创、与众不同，就被认作“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魏玛博物馆此番净化行动，已经影响到那些深具德国精神并且无限忠诚的艺术家，任何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都绝不会对他们有此种质疑。
要是这一行动扩散开来，自发的艺术创造、艺术自由的古老传统就会遭受最大的威胁，艺术家们思考和表现的纯真状态会被洗劫。我们无法用上个世纪的名作来替代今天艺术家的作品。就好比斯卡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或是辛克尔，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也不被理解，因为他们是改革者、是未来的使者。
致奥托.梅耶
布雷斯劳
1930年12月1日
……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能否想象德国的局势：不论如何，都远不令人满意；何止不满意，还阴暗浑浊，异常险恶。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情绪与通货膨胀时期很相似。布雷斯劳或许因为政治冲突，还要更严峻些。小规模冲突和政治警报是日常秩序（也是日常骚乱）。
可能你已经读到相关报道了，在魏玛，一件艺术丑闻正愈演愈烈：弗里克，这位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下令要把所有的现代艺术作品移除或者封藏起来。而舒尔茨-瑙姆堡，也就是巴特宁的继任，已经把我1923年的绘画和浮雕作品全都刷掉了。
纳粹接管后，我们必须退到波希米亚森林去吗？还是要继续前进，迎接下一场战争？
致维利.鲍迈斯特
布雷斯劳
1931年12月1日
……
我们在为一月十五号柏林学院的示威游行做准备；五个普鲁士学院将尽力证明他们的实力，以及一旦获准继续存在他们又会有哪些成就。虽然如此，五所学院还是必须尽量避免竞争，应该联合起来；要展示出所有的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很快我要去趟柏林，已经很久没去那里了。
致维利.鲍迈斯特
布雷斯劳
1931年12月23日
关闭布雷斯劳学院，会成为今年圣诞节一个特有的征兆。悲伤的时代！我们只知道关闭是在紧急法案下施行的。我们仍在等着实际的操作程序，合同要不要继续，教员是否会被送往别处，相关细节现在都还没明确。
在通常的印象中，所有这些绝不是结束的标志；还一定会有更多法令；而且，在这样的时代，即使看起来可靠的合同也会动摇。不过商业艺术和手工艺学校纳入了贸易部的管辖范围，所以暂且还安全着。但又能安全多久呢，因为还没和文化部达成一致协议。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管辖权冲突！
你在法兰克福怎么样了？有人从埃森听说伯哈兹已经被解雇了，福克旺的学校也要关闭。莫尔向我暗示，我会被调到柏林，事实上他也有权决定这事。对此，我丝毫不介意，尽管现在我还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许多合同仍处在有效期，我本来认为应该首先考虑他们。还是等等再说吧，新年时应该会知道更多。
德累斯顿：比纳特女士用远低于开价的价格就拿走了一件作品。她是真心诚意地喜欢这幅画，所以我只能接受。我还在和资助协会争执，因为他们只肯出750马克来买《经过者》（vorübergehender），这可能是我最好的画了！我为自身利益在争辩，并提议说，他们要是出这个价格只能拿到一幅小些的画。但现在，就算是这个数字，都是不确定的。标准和人类的正直都怎么了？
致根塔.斯托尔策
布雷斯劳
1932年2月8日
你想知道我们过得如何吗？好吧，实际上，学校四月一号就要关闭了。我们仍没有得到更确切的消息，显然柏林那边的人也还不知道究竟怎样。我猜柏林有点动作，那里的布鲁诺.保罗已经注意我很久，要把我接到他的学校去任教。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去柏林。我们这么看：不论事情怎样发展，我们都要在四月一日前放弃这甜蜜的小三居室。孩子们要被送到海尔斯堡的瓦姆布隆一所寄宿学校，那里又好又便宜。图特要四处旅行，也许会去达尔马提亚，因为华德福学校一个老师的妻子短期搬走了。我要暂时住在工作室里，住到十月份，除非在那之前就能去柏林。只有当一切安定下来，我们才会在伦多夫区附近租间公寓。因为如今，比起住在远离一切的乡村，在大城市生活尚且会便宜点，而且会过得好些。这是我们目前的想法，因为孩子们需要良好的教育。但在哪呢？我们又如何负担呢？无论身处何方，钱总是需要的。
可谁又能预料，这个春天政治上会有什么新发展呢。纳粹会上台吗？这样的话，就全要贴上“布尔什维克东部的犹太马克思主义艺术”的标签了。包豪斯也将面临永久的消亡。纳粹们甚至想要“把它撕得粉碎”！我很惊讶，舍珀夫妇竟还没作出一丝回应。我从最后一期包豪斯报上得知，克利要永远离开包豪斯了，对不对？
致奥托.梅耶
布雷斯劳
1932年3月4日
在柏林的剧场演说会在三月七号进行，还有一场相关的展出。我要去一星期，并且小心地做点调查询问，希望能干预到政府当局的秘密工作。除此之外，去博物馆，看展出，会会朋友。也会去德绍做短暂的拜访，那里周日要选出一个新主席。安哈尔特的纳粹们不仅想要解散包豪斯，甚至还想把它撕得粉碎。包豪斯已经变得越来越顺从，旁人几乎很难辨认了。这是一个历史误会：旺盛青春期（魏玛）的罪过让无辜的晚年（就像现在的德绍）来承担。
致奥托.梅耶
布雷斯劳
1932年5月7日
政治争端愈演愈烈，已经叫人非常失望，只能暂时冰冻起情感。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温暖地，甚至带着激情去维护这些感情。德意志人为什么一定要在他们的民族性上这么强迫呢，以致于造成扭曲，而别的国家（英国，瑞士，美国）则把民族性这类事视为当然。这么说好了：民族性绝不是让人兴奋的东西；一个人拥有它，或者应该拥有它，都是理所当然，既然他是个德国人且生来就如此。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祖国，周围都是同胞，必然如同他们那般去思考和感知，流在血液中的理想也必定是共享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重点放在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教训，民族主义失控会多么可怕。以此名义造的孽已经超过善行。可是民族主义潮流似乎正在袭卷全球，邻国们正在巩固防御，而不是促成打破藩篱的美好愿景。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是：“即使最虔诚的人，都不能安居乐业”。
眼下，这里善良诚信的人都在转离国家社会主义的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对我们的文化生活造成可怕的威胁。人们或许能够自我安慰说，希勒特也许不是德意志思想最后的继承人，而且人也不可能只是回顾过去的艺术与文化。要是他们把焦点聚集在腓特烈大帝时期，他们就不可避免会想到伏尔泰、华托之类的人。
此刻人们最关心的是：纳粹会不会加入政府？要是他们加入了——很可能会，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无数人在等待政府职位，并且拒绝再等下去）——接下去中央就会阻止他们，“控制他们”，于是就会产生分裂。要是他们不加入，终有一天他们也会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这会更有助于推进独裁，夺取政权，就像是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在最后冲刺前扫清一切，虽然现在还在洗牌。
致奥托.梅耶
1932年8月26日
看来如今现代主义将被认为是不爱国的。等着瞧吧，首先就会从包豪斯下手。可我也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者的完全保守只会激发某种革新的现代主义，要么产生在纳粹阵营里，要么就在与它对立的阵营里；因为希特勒的十四万追随者不可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很惊异地得知，现存的青年组织数量、种类如此之多，大部分都代表各种少数派，其中的细微差别一路延展到共产主义。
既然个人无法改变命定的方向，他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宿命。也许我的宿命之悲剧不久将降临，谁知道呢。因为德国纳粹政府的数目还在增加，他们会让趋势变得很清楚。通过他们的战果我们将了解他们。接下来的几天看看帕彭（Papen）能不能挺住。人们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人，行事果断，这也是他们投票给希特勒的原因：“形势必须改变！”
日记
1932年末
我要公开声明！
我相信：
我们为自己辩护所写的话，不过是给敌人一条绞死自己的绳索；比如它会成为根据我们的话语而不是作品来评价我们的借口。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写。
我相信：
在这样一个疯狂的、反艺术的年代，持续地、无止境地增加油画的数量非常愚蠢，并且，时代的使命要求我们参与更紧急的事务。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画。
我相信：
在现在的民族主义狂热中，艺术准则方面的持续危机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于任何不同的、独特的、新颖的东西都会被认为带有非德国的、“东方的”政治嫌疑。可这是艺术的领域，在这里，现实政治没有任何意义。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2年3月22日
你最近还好吗？大事一件紧跟着一件。你的城市里，谁接管了政府，什么样的人？这或许能决定你是留还是走吧。
关于挂画的事，我做了，但又被拿了下来。就在斯图加特艺术协会里。接着就被放到两间密室里，只允许政治清白的内部人员接近。冈特.包狄辛，一位长期效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立刻就给希特勒写了信，但信中写的都是些原则问题，他不会为了我的利益暴露他自己。斯图加特的瓦伦丁甚至想在我的画去艺术协会之前，就把它们展出在他的画廊。我还在犹豫，是“关闭，直到有进一步通知下来”(杜塞尔多夫也有威胁，那是我原计划在斯图加特展出后的第二站，现在只能取消了)，还是挺身而战。此刻，空气里弥漫着不安，选择后者似乎很危险，尽管它肯定将迫使出台一个有关未来政策和原则的决定。豪弗告诉我纳粹中显然也有一些正派人，但掌权派却是由心胸狭隘的人组成，毫无包容之心。除了谣言，这里什么都还没发生，可能要拖延一段时间才有定论。糟糕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该走什么路呢？只能在周日，关起门在自己家培养艺术吗？还是找一份实用的第二职业，可找什么呢？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3年4月2日
昨天，学校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形容豪弗、E．R.维斯、C.克莱恩、吉斯、瑞格尔、沃夫谢尔德、施莱默为“破坏性的马克思-犹太主义者”“抵制这些老师！”我向纳粹地方组长投诉，他纪录下了我的声明，波尔齐希也向国家专员提出了抗议。
这是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情况。最终，我们大概都会被炒掉，我只想知道它会用以什么形式发生。接下来要去哪里，该怎么办，都取决于此。
弗莱希特海姆已经卸下了我全部的画。它们被堆放在一面墙边，只给被认为可信赖的人看，而且这些人都要先在一本访客留言本上写下他们的名字才能看。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3年4月25日
今天报纸的报道证实了我听说的：在这里，豪弗和沙尔夫已经被解雇了；在杜塞尔多夫，克利（！）和莫尔（没有给出原因）也被解雇了。“估计还会解雇更多。”我该牢牢记住这句话。
这股离经叛道的狂潮似乎正在蔓延，德绍、曼海姆、现在到了德累斯顿。博物馆正在建立“艺术的恐怖密室”。还没有人准备好抗议。
你要怎么对付你的威胁？
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抗议信
柏林
1933年4月25日
听到来自德意志许多城市的消息，我极为震惊。包括德绍、曼海姆、还有德累斯顿在内的这些城市，博物馆的现代艺术藏品将被放在“艺术的恐怖密室”里，每张画作都要贴上支付的金额，让公众嘲笑或者感到愤怒 。我不揣冒昧，急切恳请您停止这些做法。
请允许我带您回顾一下战前的日子：在1910到1914年间，那些重视艺术的国家，像是德国、俄国和法国都在经历着艺术观念自发的变革；从这些变革中诞生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与俄罗斯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
在那样一个时期，发霉的艺术密室突然敞开窗，打开门，艺术家们都陷入了对某种他们感到正在诞生的新精神的狂热中。
正是带着这份狂喜的情绪，我们年轻的学生们被战争震惊了。我们满怀真诚和热忱，为了高贵的事业，为了艺术的理想去战斗！现在，以我倒下的战友的名义，我抗议诽谤他们志向和作品的行为。这些作品是历经奋斗进入博物馆的，现在却在被亵渎。
那莫须有的罪名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战后的幸存者们，现在都四十有余，用战前的精神继续着他们被中断的工作，大都数人对他们身边的政治事件并不注意，也不感兴趣。
然而这些日子以来，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现代艺术家，正一个接一个地被诽谤！他们被贴上“外国人”、“非德国人”、“拙劣的”、“做作的”等标签，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完全失当的。艺术家根本上是非政治的，而且必须如此，因为他们的王国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们总是关心人性，效忠全人类的生存。
致恩斯特.高斯布利克,
埃森市福克旺博物馆馆长
柏林
1933年6月19日
您建议卖掉我的壁画，这实在让我感觉荒诞。我不能总是跟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想必您也一样。要是您被逼迫着移除或是卖出这些壁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在重压下屈服于文化暴行才是情有可原的，但绝不能出于自愿。
致根塔.斯托尔策
柏林
1933年6月16日
好吧，哈雷也一败涂地。马克斯夫妇、弗里德兰德夫妇、还有奥特夫妇等人都给我寄了卡片。马克斯在卡片上写着：“一周内离开哈雷，再不回来。”彻底结束了！柏林包豪斯正在遭受其他方式的打压，德绍不再给他们分发薪水，七月一日前还必须归还借的家具。据说，整件事情是由一场“误会”导致，可花了这么久才得以澄清，久到学生们几乎走光了。我们刚见过瓦西里•康定斯基，他受的直接影响比其他人都小些，但他仍不能相信发生的一切。我听说包豪斯要永远关闭了，全完了！
我被“暂时隔离”，到秋天才能拿到我的工资。这段时间里，我要再仔细想想这所有的事。现在，他们还在调查我的关系：祖宗、党派、犹太人、马克思、包豪斯。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3年7月17日
尽管我们每天、每周都在构想新的计划，但总会不可避免地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人靠什么活着？
施密特纳[3]调任到柏林，必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斯图加特，整件事情都至关重要。他的演讲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莫大敌意，为此他还展示了所能找到的最不讨人喜欢的照片；但另一方面，他的人字形屋顶上还缀着朵朵可爱的小花之类的东西⋯⋯的确，他是新人也是后起之秀，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方向：对比德迈式样（庸俗低级）的狂热崇拜，或者说，极端保守的品味。但是，这又恰好与纳粹学生的愿望相反，他们最近筹划着在校园里举行一次热闹的集会，他们要统一战线来反对比德迈式样和保守品味。国家美术馆的临时馆长沙尔特博士（会当多久呢？现在他还在整修皇太子宫）也表明了和施密特纳相同的意思。因为看到了最早期的德国北部装饰和现代装饰形式中的直接关联，他就相当片面地给北方、日尔曼艺术分派了一个主导性的角色。他同样片面地对带有狂喜色彩的浮士德式样心醉神迷，认为这才是真正德国的、民族的，还用来与罗马式古典风格对比，并说罗马古典风格是“被外来影响所倾覆”的。诺尔迪、巴拉赫、马克和费宁格都是他的手下，但这真的是在探寻回到表现主义吗？事情绝不会在此止步，还会有后来者，也包括我们！然而，沙尔特又平静地声称，战后艺术没有什么好展示的（！）——他就这么自相矛盾，但也比另一个（施密特纳）要好。不管是纳粹集会还是沙尔特的演讲，都有众多参与者，而且掌声热烈。纳粹学生筹划的展览直到今天才被允许在莫勒画廊开展。学生们还想做一个媚俗艺术展，这样就可以给不满者提供一个发泄口，比如“噪音展”和“文化联盟者”展。这不太可能成功。可又有报道称，这个决定与舒尔茨-瑙姆堡-施密特纳[4]的意愿相符。
我仍拥有着我的画室，最迟大概能用到十月。可我没法工作了，也不再努力去尝试，至少暂时这样。一切都变得很没有意义。不过仍然会坚守立场，“自始至终”守卫认为必须守卫的东西。
[3]应指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保罗.施密特纳（Paul Schmitthenner，1884-1972），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之一。（中译注）
[4] 施莱默在这里有意将舒尔茨-瑙姆堡的名字和施密特纳连在一起（Schultze-Naumburg-Schmitthenner），暗示他们不仅都叫保罗，都是建筑师，而且艺术与政治观念也属一丘之貉。（中译注）
致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
柏林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尽管我知道您大概被信件包围着，但我还是觉得必须写信给您，反对您在《新国家和知识分子》一书中的一些东西，并为美术之事做出辩护。
您强调自己是个致力于外来文学的作家，并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状态。不过显然文化生活的这一方面已经被迅速处理掉了：文学院是首先被整顿的地方。起草的黑名单获得相当一致的同意，高潮则是官方的焚书行动。
还没有出台有关音乐方面的政策，不过文化局再三声明即将发表一份通告。对一些较著名的音乐家的政策很明朗，但对那些代表新的前卫音乐趋势的人，他们的态度尚不明确，对造型艺术的态度更是模糊。这怎么解释？
我不想指出纳粹对艺术态度的惊人的不一致，这在阿道夫•希特勒于纽伦堡的演说，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的声明，还有沙尔特博士的演讲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关于造型艺术的对峙还不成定论：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一切新式的、新进的、无畏的、革命的事物中去；可是，年近六十岁的您，在您书中第二十页上写道，不再能理解这样的青年人！要是您书中写的这种革命青年今天真的存在，那该多好！但是在我们造型艺术的领域中，状况复杂得可怕。
如今，六十岁的一代有发言权了。然而他们属于1870年代，而不是1914，他们正在庆祝的是另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在战前庆祝过一次，在战争中庆祝过一次，现在再来庆祝一回！但那些在战前来不及长大、来不及找到认同的人，此刻正在传递着未来艺术的薪火，这些人却遭受着迫害。他们在战争中献出生命，战后他们又发现自己被推入了一个需要他们完全负责的世界！除了延续已经倒下的战友的遗产（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形式上），我们还做过什么别的吗？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狂热的表现主义风格，是一种战前的预兆，现在必须被一种新的征兆替代，一种指向秩序、严密、基本原则的艺术风格。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能够有所贡献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毁灭主义这些概念很陌生，实际上，他们对任何与政治、政治术语相关的事务都很陌生。可另一方面，我敢打赌，您说不出任何一位有公认价值的国家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名字。至于我，我看到的唯有盲目的迫害，疯狂毁灭画作，恐怖密室，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被迫害的艺术家，一点影子也没有。好吧，或许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然而既有的情形似乎不容乐观。名副其实的知名艺术家们，还有即将被认同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在遭遇解雇或是被免去政府职位。他们并不是被勇敢的改革者所取代，相反，媚俗艺术的有力传播者正在复苏；就像老福贝尔，据报道，他计划着收集游记风格的作品来让纽伦堡不朽，未来的国家博物馆可能会被这样的物品填满！我们青年一代的教育尚处在危险中，而比德迈式样的新客观主义的拥护者却获得了赞许，他们凭借僵硬的形式主义，还有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极度无力的模仿，声称为新纪元代言。此刻，我们正欣赏着陈腐的自然主义的胜利景象（自然主义确实在有时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就）。另外，在造型艺术领域，看不见理想主义的热忱，见不到对鲁莽的克服，或是真正的浪漫主义，毕竟这才是造型艺术中极为重要的东西。说它重要，是因为我们正需要艺术去表现非理性、无意识的直觉，以及生活中形而上学的方面——在这个领域，知性主义和文学性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可是它们马上就要成功入侵了。因为“作为宣传的艺术”危及到了艺术真正的目标和纯洁度，而德国人，极易走向过度深刻的德国人，应该为培育某种视觉感知，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作出他们特殊的贡献。在我们的领域，已经再次开始讨论艺术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奠基性的问题了。可是我能发现的回应，仅仅只有衰退、僵化，蒙昧主义。
尊敬的博士先生，这些坦率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您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都在沉重地关注着这个国家艺术的未来。他们理想主义的愿景因理智的疑问而遍布乌云，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看着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各方面都令人失意；他们在认真地考虑是否也该逃离到所谓“沐浴胜地”，已经有很多移民知识分子在享受那里温暖的气候，享受着不那么反艺术的氛围。难道我们只能任凭这种老威廉时期的祸根复发吗——难道让博物馆和学院里那些所谓代表国家的艺术在历史面前只能羞愧地遮住自己的脸，而真正代表这个民族的艺术，却要在阁楼和隐士小屋中悲惨度日，重新经历一遍他们的早期艺术同胞经历过的命运？或者，这就是艺术家和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调整，然而这能为艺术家在诉诸更高一级的审判时赢得尊严与荣耀吗？
致包狄辛伯爵
艾希贝格
1934年6月17日
“艺术服务于社会！”——没错，就最终的和崇高的意义而言确实如此。但它并非字面上的服务；否则艺术就进入了被担保的奴役状态。如果剥夺艺术自身的自由，它必死无疑。如果剥夺了它游戏的欢乐，编织故事的欢乐，自由发明和造型的欢乐，它就会呆头呆脑，毫无生机。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问一下，是否您也已经将我那幅《罗马》放入储藏室了？如果是，那是否因为您在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那些原则性的理由？我不知道目前福克旺博物馆的情况如何了，博物馆创建者奥斯陶斯的意愿，他对画的选择，他的德国理想，以及他关于艺术的强烈信念，连同他的勇气和胆量是否正遭致法律的制裁？
致维利.鲍迈斯特
1935年3月31日
德国的艺术世界一片骚乱。到处都这样，我继续画我的！如今你会发现在自己的国家有很多人反对你，而异邦们在向你招手。可哪里适合我呢？
在柏林：马克斯，那个构成主义画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巴拉赫也差不多。迪克斯在伦克的赞助下，据说在画通俗的布尔乔亚式的赫高（接近辛根）风景画，已经卖给来自莱茵兰的收藏家一幅。费宁格卖掉几张水彩画。穆希也还行。
日记
1935年9月19日
刚刚读了诺尔迪的《奋斗的岁月》。他为自己的目标所做的战斗，以及他作战时的激情都非同寻常；从他的角度并且仅仅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拥有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一切事物的权利，然后据此来评判其他的艺术家。他有一个理想，或者正在形成一个理想，理所当然，他对任何事情的描绘和评价都和它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他正好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应该拥戴为旗手的那种德国艺术家，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
致尤里乌斯.肖特兰德
艾希贝格
1935年11月15日
如今的种种艺术趋势就是灾难，不可能提供任何类型的准则或者指引。还是让我克制住不去预测吧。我总是相信，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它事实上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只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义下存在），我代表了全神贯注于构作（composition）问题的那种类型，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所有风格的源泉，是一些最杰出的心灵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坦白说，不管目前心境如何，我仍然这样想，对构作的信念给了我充足的理由，保证我不会坐在那里，闲极无聊。对寻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也始终抱有希望——甚至在缺失共鸣和勇气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简直没有别的可能，只能一直做着那未知的神或者魔鬼要我们做的事。
这种信念还没有消亡，迫害将使它成长，变得强壮，而不是枯萎。绘画仍在提供创造可见之物的非凡可能，对这些可见之物，我们芸芸众生尚没有任何概念。为大众提供的商品早就已经数量巨大了，它们来自流水线，因而没有任何挣扎与奋斗进入到这些产品之中。我们则必须提着灯笼四处寻找，寻找任何稀有的，美妙的，非凡的东西。
致安娜. 图特恩夫人
艾希贝格
1935年11月13日
首先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的画没有糟糕到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毕竟，我一直都靠它维生，直到最近。我希望不久就能让您知道我们可以自食其力。您可以抽时间到画商坦南鲍姆那儿看看，他在帮我卖画；还有其他人也想帮忙。在这种情形下的帮助就是：承认我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现代艺术发展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支持它，如果可能，买下它。还有其他一些（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发挥了相似的先锋作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身处您所能想到的最为困难的环境中，牺牲了食物和衣服这些能够让生活安稳的东西。而这些极少数者，我的确觉得，是真正有价值的几个！如果他们毅然继续工作，那么他们最好的创作将会是全新的，独特的，进步的，很可能有一天，德国将会因为拥有他们而感到荣耀。所以您看，我们极少数的现代者有使命要去完成。也会有逃兵，但既然是这种人，也就根本不需要了。
我今日之所以遭受迫害，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我引发了太多的争议，并且曾经被树立为一位重要人物。我的一些不那么出色的同事都保住了他们舒适的小差使！有时候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是否真的没有遭受良知的折磨。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在坚持什么。大家都能看到，那些在过去（因为公正的或者不公正的原因）不怎么成功的人如今正志得意满。遗憾的是，这群曾经的失败者中包含了那些本来就活该失败的人——他们从来就无足轻重！
致雨果.博尔斯特
艾希贝格
1935年12月11日
您就艺术的政治所做的旅行报道有趣，叫人高兴。我最近从我们在沙夫豪森见到的卡斯巴赫博士那里也听到类似的东西。可他的看法似乎更加负面，比如，他觉得汉夫施丹格尔处在危险中，而现代艺术将继续成为官方艺术圈的禁忌。那么你们又如何解释人们对被禁艺术的这种渴望？如果一种渴望已经真正培养起来，这该是个好兆头吧。这难道没有构成对压制艺术活力的行为的抗议吗？还有，就像某人指出的，这难道没有构成一种对可贵之物的探寻吗？不需要太考虑我们艺术家的个人得失，我们的任务是只管去创作。正如苏兰在他书中引用威廉三世的座右铭：“一个人必须在不抱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开始履行他的使命，甚至在不被承认时也要坚持。”
日记
1936年4月2日
动机？当代的心理状态就是动机。难道一个人能避免这种心态的作用吗？它里面包含着什么呢？战争或者和平。你或者我。赞成或者反对。
难道敏感的艺术家会将头埋入沙中，蹒跚趔趄地穿过灾难深重的当下，活像一个贞洁的傻瓜？
致雨果. 博尔斯特
艾希贝格
1937年3月18日
我再次被抛入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致于正在严肃考虑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将会发生什么。确实，我收到默勒画廊一份降了价的卖画款。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
该怎么办？到博托库地安印第安人[5]当中教画画吗？谁来安排这种事啊？德国人还是博托库地安领事馆？总该做点什么吧！我最近申请过柏林的爱德华.阿恩霍德艺术基金，一个朋友两年前跟我提到过它，从那里我曾经还收到过八十马克。可这次我得到的回应却是，很遗憾我的申请不予考虑。没有更多的解释。我应该在“德国艺术慈善会”这个明显为所有浅薄的业余爱好者和没有名气的人提供的聚集地注册登记。也许我能被接纳。我尝试过创作短故事插图和漫画，结果发现完全不适合这类东西。
而此时此刻，我正激情澎湃，想要画出唯有我能画出的东西。“德国命运！”
[5] 博托库地安印第安人（Botocudian Indians）是巴西东部的印第安部落。影响过康定斯基、伊顿、施莱默等人的人智论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在1916年《人性之谜》的讲义中特别提到这个部落，并说根据1901年商会的百科全书，他们是“最野蛮的部落”，并且可能已经成为“极端野蛮”的代名词。（中译注）
致维利.鲍迈斯特
瑟林根
1937年8月3日
我想你俩目前应该回到家了。这段时间，关于破坏画作和“堕落”艺术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维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我所读的报道中；难道他不是比我这个每份报纸都提到的人更出名吗？现在我有可能在任何一天被驱逐出国家文化促进会，虽然目前还没发生什么。
“不管怎样”我们正在建自己的房子。我们极为幸运地找到了管子做水暖，按照四年保质期的规定它们在七月份名义上就报废了。我现在绝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在房屋里面和周围做各种事情。
除此之外，还面临找新工作的问题。因为“训练有素的”画家被釜底抽薪了。我已经下了大决心，在进一步的公告出台之前，得把绘画这职业放到一边，去找找更有利可图的奋斗领域——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个人的自由相对而言不受损害。可是图特已经想象着我会在一个办公室或着工厂里工作了（都是保险的形式！）。我仍然有不一样的考虑，不过我知道实验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挣钱，没有第二条路。
致海因兹.布劳内
斯图加特符腾堡国立美术馆馆长
瑟林根
1937年12月7日
请允许我用寥寥数笔告诉您我目前的境况。
起初，我并不清楚为何我在慕尼黑会被归到堕落的，有破坏性的，从根本上讲带有恶意的画家之中。然而在那里，我在群体的名义下出现，与令人尊敬的克利斯蒂安·罗尔夫斯为伍，让人感到安慰。但是如今，柏林那边传来消息，说我又被选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大展“揭下面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展出的十幅画中有一幅是我的。它是我自1924年以来最好的画作之一，《经过者》（Vorübergehender），直到今天我仍然力挺这幅画，并且完全不理解为何把它选入这个展览。这一次的危险其实在于，展出给它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烙印。
我是说，我把这种情况视为危险，尽管我不能准确描述可能发生什么危险。如果是单身，我不会把它看作如此悲剧的事情，但是我有家庭。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小屋。
这是否意味着我被迫必须移民？
致海因里希.劳特巴赫
瑟林根
1938年1月17日
为了不让友谊中断，我们想为您再次更新一下信息，然后听听你俩会怎么说。呃，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了，木屋，温暖，有集中取暖设备，我们在这里相当快乐；事实上，如果不是担忧最简单的生存问题，我们的幸福感几乎可以说很充分了。可我们担忧每日的黑（和白）面包；艺术居于其次，因为它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可疑的命题。春天以来，更大的痛苦在于，当我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风暴从一个非常不同于慕尼黑去年夏天的方向向我袭来。目前我在考虑，能否无论如何维持生计，而不用离开令我快乐的屋子和画室，不用被迫走得远远的。目前离开或许只能意味着飘洋过海，在自由女神像的臂膀中寻求庇护。如果剧场方面有确定的工作那去美国也可行。《三元芭蕾》的服装正翻滚着，或者说游过海去，如同派遣的信使叩问未来它能给出什么。
日记
1939年9月3日
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和波兰的战争爆发了。
西方强国会做什么反应？
是否会有一场比上次更可怕、更凶残的世界大战？
战争！！！
日记
1940年4月7日
德国人在艺术方面和沉思方面的感觉不是视觉性的。但在1919年到1933年期间，至少有一种把德国人往这个方向上培养的尝试。如今却什么努力也没有。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就是，极端的物质主义至高无上。假货当道，所以人们只相信自己可以触及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技术方面或者实操方面可以提供的东西——这种态度简直就是在一切具有艺术性的东西背后捅了一刀。
至少可以说，文化上的粗鄙化（腓力斯丁主义）现在和将来都是这个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年轻的才华，或是天赋，不再能够自由展现，它们在各个方面被政治考量框定得如此狭隘，以致于永远不能向往“思想教育”之名，这样下去将是难以置信的悲剧。
致图特
奥芬堡
1940年10月29日
唉，今天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在两小时内，每人一百马克，二十磅的行李，被运往未占领区的边境。毒“日”当头，他们没做任何尝试去遮挡，据说只有在巴登尝试过。太可怕了！
致图特
乌帕塔尔
1941年2月5日
有人在慕尼黑遇见德绍的格罗特博士，他正在为那里的伦巴赫美术馆办一个展。他爆出消息，称那些属于德绍博物馆的剩余的“堕落”画作已经统统被烧毁。如果是真的就太叫人震惊的。如今在打仗，他们真的没有比烧画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吗？不可思议。
斯图加特
1941年5月12日
……
反对堕落艺术的新一波浪潮正席卷而来。我读到了齐格勒的指示。喝声彩！在它旁边，我还看到对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的施穆克勒的赞美诗。赫斯已经逃到苏格兰去啦。妙哉！
日记
1941年6月22日
和俄罗斯开战了！
完全漠然地过了一整天。
当朝政府推行的有组织的“壮举”，与它对画家及其作品的迫害之间相互矛盾，让我们艺术家简直没办法理解。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复兴一种陈旧的做法，就是把艺术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于政治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这种等同是怎样的误解啊！尽管如此，它仍然会毫无争议地存在下去，只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山谷里的老鼠厮混一处”（奥托.梅耶）
因此我在考虑退避之路：画森林的内部景象，画“黑森林之迷”，也画某些肖像画，以“大师般的”方式，让它在必要时承载各种各样的秘密愿望。构想这种肖像画时，我可能会重新自我定位，通过求助自然来平复目前的激怒与不安。
日记
1942年1月1日
新年了！
政治方面：糟糕的情绪席卷全国。在东方，暴力攻击取代了冬日的平静，他们还以为战役会在冬天到来之前结束。
在北非是恶性的交战，班加西（或者更多的城市）再次被夺回。延误了羊毛收割，错过教堂钟声，燃料短缺，没了罐头。春天我们能否弥补这些损失？
艺术方面：只能通过迂回的路径，在尝试几种不同的程序之后我才能抓住本质。我必须想办法回到直接性。怎么办？通过聚精会神和内在的安宁吗？我必须做远比现在更自由的实验。
总体上：必须抓住积极的事物，仰赖它，强化它，硬着头皮，摆脱困扰自己的虚弱感，集聚所有鲜活的力量。还要把多愁善感放一边去。古代大师皆虔诚而不动情。
[译者按]
《书信与日记》一书摘录自上个世纪前半叶德国一位对现代艺术“具有源起性作用”的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Oscar Schlemmer, 1888.9.4－1943.4.13）大半生的书信与日记，其中包含被惠特福德称为“最令人始终陶醉”的有关包豪斯的文献。此书的问世，无论是它的初版还是译介，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是要质疑一体化的世界在艺术与文化领域植入的同一性的幻象。在书中，一方面，施莱默作为被极权的和资本的同一性压抑的艺术家个体，以他持续的否定辩证从他曾经“被”从属的各种集体中爆破出来；另一方面，包豪斯以自身从不停歇的内在矛盾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爆破出来；此外，书信与日记的这种片断式的“对必要之物的记录在案”又把“包豪斯”从连贯均质的历史叙事中爆破出来。
施莱默不仅仅如许多援引者默认的扮演包豪斯内部矛盾和差异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也是包豪斯内部冲突和异见的重要制造者和批注者。包豪斯的矛盾张力内在于他，他又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和写作重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施莱默无意之中让自己笔端的历史碎片具有了当代性。
此书的中译本27万字和新增插图百余张将于2016年出版。我们在这里依主题抽取片断结成6册小集，作为全书之貌的6张草图。
节译自：Oskar Schlemmer：Th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Oskar Schlemm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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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必须倾吐它积累的一切恶，吐完之前，没人有权力要求和平与秩序----
1917年4月15日
当法国人不常见地表现出友善时，他们接近德国人的特质；而当德国人超越他们自己时，他们几乎达到俄国人的特质。
致奥托∙梅耶
斯图加特
1918年11月22日
正在搬入一个工作室，它会带给我平静、安宁和恰当的氛围。我曾被派到柏林去参加一个军官培训的课程，在那里，我目睹了革命爆发。作为一名军官，我本来能够每周写信的，因为可以免除日常差事。可现在，我完完全全解脱了，如此出乎意料——我们被解散了。我又成了一名学生。革命的浪潮急剧高涨，尤其在斯图加特。我来到这里，处在事件的漩涡中，它让我不时调整着方向，虽然是很轻微的调整。
而且说实话，我仍没调整好——太多不愉快的事情正在发生。社会民主党有组织机构的惯例，现在他们的左翼又开始组织起来了——中产阶级则纷纷尝试抵制他们的巨大冲击。中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脏字眼——如今我们有了“脑力工作者委员会”，它缺少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票选和席位。所有先前未被组织的东西现在都在被组织。比如高等学校，包括各类学院还有它们的学生。我是一名脑力工作者委员会的学生代表！高等学校组建之后秘密地挑选了他们各自的领导者进入委员会，然后我就被选进去了。这次运动导致了一种信任匮乏，所以人们要求委员会代表必须是学生。
目前我只好接受，希望回头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代表。因为迫在眉睫的是重建学院——我不能接受一个中庸的方案，而领导们永远不会让我推行我那极端的方案。
致奥托∙梅耶
1918年12月中旬
我拿不定主意。如果一个人试图描绘德国人特殊的天性和他们特殊的价值，然后得出结论说，漠然（indifference）是他们最基本的特质，那可能是对的。重要的问题是：这是否暗示了——如同一个法国人曾经说的——“成熟之前的腐烂”？还是说，这种独有的特质预示了大好前途？战争表现了一种想要打破冷漠之咒符的企图，而革命则是另一个此类的企图，可它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冷漠的力量有多强大。战争时我志愿参军，同样地，我也准备加入革命的行列。至于学院的问题，我同样准备承认现状，然后做出一个改革计划；一面调和，一面反抗。而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就是独立，个体的自由。
在这里，人与事的极度混乱简直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脑力工作者委员会完全是妥协的产物，种下了让自身毁灭的种子，一直在颇为绝望地试图证明它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日记
1918年12月18日
就像新德意志其他所有沿用旧原则继续存在的机构一样，学院，艺校，已经开始问题重重。在过去，它要维护皇室家族的声誉，并或多或少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以此维持自身的存在；现如今，情况变了，学院也同样应该改变它的角色。早在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中日益增强的个体化趋势就培育了一种需求，希望终结学院。这一需求以艺术为由，是由坚决致力于推进艺术的人提出，而不是由功利主义者提出，尽管后者也号称反对学院。
致奥托∙梅耶
斯图加特
1919年1月25日
一份学生请愿书递到文化部长那里了，希望能够让赫尔策尔继续留任。同时，另一份请愿书递交到教授们那里，连同学生支持赫尔策尔的声明，以及对改革的建议：比如，学生应该在教师委员会中有一个席位和一份投票权。在慕尼黑，学生的立场更加激进，要求教授必须由学生选出，只雇用有限的年数，然后重新选举。
这里的情形是：教授们结成团伙反对赫尔策尔，许多人乐得见他走人。教授的宠物们（学生）已经出台了一个反-请愿书，反对课程现代化（即反对赫尔策尔-风格）。文化部长仍然受到旧式政体里面的文化官员的影响，为教授中的大多数代言，所以也在为学生中的大多数代言。目前，为了支持赫尔策尔的学生们提交的请愿书，他以前的学生连同研讨班教师和艺评人联名递交了第二份请愿书。部长试图把这件事往后拖，好让一个更稳定持久的政府当局来对美术学院的存亡做出决定（在柏林，他们希望它解散）。
……俄国的消息终于到了。据说表现主义席卷了莫斯科。康定斯基和现代主义者们用色彩涂洒所有角落，把空白的墙面和房屋的侧面当做表皮，在上面画现代画。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人造春天的景象，有巨大无比的向日葵，各色杂陈的花圃，银色的树。沙皇俄国的堕落艺术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饶勒斯、罗伯斯庇尔代替。俄国，欧洲的青春期。德国革命是对俄国的苍白模仿，俄国革命西渐的进程正在被刚刚苏醒的西方帝国主义阻挠。我们该庆幸，毕竟得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民主。难得目前德国局势不那么紧张了。西方原则和东方原则发生冲突，而德国不在其中。不过也许还不能高估目前这种混乱局面，只有和平才真能国泰民安。
日记
1919年2月23日
让∙保罗说，“德国人既不是反叛者，也不是奴隶。他们不拥有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他们仍在等待，等待去发现他们自身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关于俄国人的与此相当的话。我现在觉得，让∙保罗一定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等绝望的信念说出那句话的。今天看来，处于“之间”（in-between）的（地理）位置似乎是一种可怕的不幸，理性和需求指向西方，天份和希望指向东方。如今新的构架将建立在妥协上，毫无慰籍可言。可这样也就称不上一座新的大厦了，只不过是被毁掉一半的旧楼，尽其可能地修修补补，拼合在一起。甚至于，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只要求国家能给大家带来和平和秩序，简单说就是，提供那些让旧德国仍然受人尊敬的东西。这种要求，这种自私让我震惊，因为这样一来，革命这一巨大的事实肯定会慢慢地自行消耗，最后甚至可能与人民的意愿相反。这个世界必须倾吐它所积累的一切恶，吐完之前，没人有权力要求和平与秩序。
致奥托∙梅耶
1923年10月21日
这封信本该昨天写的，好赶在最新的邮资疯涨前投递出去。可我们如此快速地被十亿的数量级刷新，以致区区千万马克似乎成了零头。
致奥托.梅耶
魏玛
1925年2月17日
关于德国这一波反弹你怎么看？他们强烈抵制艺术中的任何抽象，甚至戏剧中的任何抽象。出于抵制我在耶拿的展出，媒体上对展出只字不提。我在埃尔富特的一个展出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不得不取消。在剧院里，带有背景图板的老式表演（人道式的表演）回潮了。我在今天的德国几乎看不到任何值得肯定的积极事物；法国人至少聪明，俄国人诚实，美国人大胆——而德国这里，某些东西正在酝酿中，我不知道会不会爆发内战或者侵略战争。
致保罗.韦斯泰姆
布雷斯劳
1930年10月8日
您也许有兴趣知道，上周我在魏玛的壁画和浮雕，有的被移除，有的被刷掉了，而您曾经那么支持这些作品。楼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想把一些较轻的雕塑移到安全地带，他在信中写道，“一切都被白色遮盖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惋惜。但又有谁能阻挡历史的行进呢？”我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最先开始了这一进程，是出生在瑙姆堡的主管舒尔茨[1]，还是文化部捉摸不定的弗里克[2]？但不管怎样，我的这些作品已经扛住了五年的历史进程和风暴。
[1] 应指纳粹德国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建筑师和种族主义理论家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1869 –1949），舒尔茨早于1925年就发起过对包豪斯及现代建筑的抨击，并在纳粹反对现代主义的系列举措中，将精神病人的作品与前卫艺术家的作品相对比，以此来证明现代艺术的“堕落”，从此，以诋毁和谴责为目的的比较研究方法就成为纳粹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和方法之一。（中译注）
[2] 应指1929年被图林根政府推举为德国国会议员的纳粹党成员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正是他鼓励政府开除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以及所有的在魏玛包豪斯学校的29位老师。（中译注）
日记
1930年11月中旬
1923年魏玛事件：
为了包豪斯在魏玛的首个重要展览，我决定让凡•德•维尔德设计的作坊大楼，连同墙壁、壁龛、楼梯和走廊，都能为壁画和浮雕提供最合适的展示环境。……
……
一些著名的评论家赞赏我的作品是整个展出种最积极的部分，丝毫没有表现主义式的过度。但另一方面，激进的包豪斯年轻成员们则责怪我作品带有“古典”倾向，怪我带有伦理色彩的方法，怪“我画在墙上的骑士和英雄！”
1930年魏玛事件：
它们存在了七年之久，除了一小部分随着巴特宁教授（格罗皮乌斯的继任者）新建的房屋迁移，其余原封未动。接着，舒尔茨-瑙姆堡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彻底毁了它们。即使舒尔茨-瑙姆堡教授声称我的作品完全不合他的口味，认为它们是“缺乏艺术价值的练习”，所以，“依据现状，它们完全有理由被移除”，但我还是觉，不通知创作者就毁了它们是很野蛮的行径。如今已经下令，在魏玛的其他地方，在博物馆里，移除所有的现代艺术品收藏，走向疯狂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可辨。
日记
1930年11月27日
这场文化抵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针对的不是带政治色彩的作品，而是纯艺术的、着力于美学探索的作品。仅仅因为它们新颖、原创、与众不同，就被认作“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魏玛博物馆此番净化行动，已经影响到那些深具德国精神并且无限忠诚的艺术家，任何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都绝不会对他们有此种质疑。
要是这一行动扩散开来，自发的艺术创造、艺术自由的古老传统就会遭受最大的威胁，艺术家们思考和表现的纯真状态会被洗劫。我们无法用上个世纪的名作来替代今天艺术家的作品。就好比斯卡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或是辛克尔，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也不被理解，因为他们是改革者、是未来的使者。
致奥托.梅耶
布雷斯劳
1930年12月1日
……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能否想象德国的局势：不论如何，都远不令人满意；何止不满意，还阴暗浑浊，异常险恶。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情绪与通货膨胀时期很相似。布雷斯劳或许因为政治冲突，还要更严峻些。小规模冲突和政治警报是日常秩序（也是日常骚乱）。
可能你已经读到相关报道了，在魏玛，一件艺术丑闻正愈演愈烈：弗里克，这位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下令要把所有的现代艺术作品移除或者封藏起来。而舒尔茨-瑙姆堡，也就是巴特宁的继任，已经把我1923年的绘画和浮雕作品全都刷掉了。
纳粹接管后，我们必须退到波希米亚森林去吗？还是要继续前进，迎接下一场战争？
致维利.鲍迈斯特
布雷斯劳
1931年12月1日
……
我们在为一月十五号柏林学院的示威游行做准备；五个普鲁士学院将尽力证明他们的实力，以及一旦获准继续存在他们又会有哪些成就。虽然如此，五所学院还是必须尽量避免竞争，应该联合起来；要展示出所有的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很快我要去趟柏林，已经很久没去那里了。
致维利.鲍迈斯特
布雷斯劳
1931年12月23日
关闭布雷斯劳学院，会成为今年圣诞节一个特有的征兆。悲伤的时代！我们只知道关闭是在紧急法案下施行的。我们仍在等着实际的操作程序，合同要不要继续，教员是否会被送往别处，相关细节现在都还没明确。
在通常的印象中，所有这些绝不是结束的标志；还一定会有更多法令；而且，在这样的时代，即使看起来可靠的合同也会动摇。不过商业艺术和手工艺学校纳入了贸易部的管辖范围，所以暂且还安全着。但又能安全多久呢，因为还没和文化部达成一致协议。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管辖权冲突！
你在法兰克福怎么样了？有人从埃森听说伯哈兹已经被解雇了，福克旺的学校也要关闭。莫尔向我暗示，我会被调到柏林，事实上他也有权决定这事。对此，我丝毫不介意，尽管现在我还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许多合同仍处在有效期，我本来认为应该首先考虑他们。还是等等再说吧，新年时应该会知道更多。
德累斯顿：比纳特女士用远低于开价的价格就拿走了一件作品。她是真心诚意地喜欢这幅画，所以我只能接受。我还在和资助协会争执，因为他们只肯出750马克来买《经过者》（vorübergehender），这可能是我最好的画了！我为自身利益在争辩，并提议说，他们要是出这个价格只能拿到一幅小些的画。但现在，就算是这个数字，都是不确定的。标准和人类的正直都怎么了？
致根塔.斯托尔策
布雷斯劳
1932年2月8日
你想知道我们过得如何吗？好吧，实际上，学校四月一号就要关闭了。我们仍没有得到更确切的消息，显然柏林那边的人也还不知道究竟怎样。我猜柏林有点动作，那里的布鲁诺.保罗已经注意我很久，要把我接到他的学校去任教。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去柏林。我们这么看：不论事情怎样发展，我们都要在四月一日前放弃这甜蜜的小三居室。孩子们要被送到海尔斯堡的瓦姆布隆一所寄宿学校，那里又好又便宜。图特要四处旅行，也许会去达尔马提亚，因为华德福学校一个老师的妻子短期搬走了。我要暂时住在工作室里，住到十月份，除非在那之前就能去柏林。只有当一切安定下来，我们才会在伦多夫区附近租间公寓。因为如今，比起住在远离一切的乡村，在大城市生活尚且会便宜点，而且会过得好些。这是我们目前的想法，因为孩子们需要良好的教育。但在哪呢？我们又如何负担呢？无论身处何方，钱总是需要的。
可谁又能预料，这个春天政治上会有什么新发展呢。纳粹会上台吗？这样的话，就全要贴上“布尔什维克东部的犹太马克思主义艺术”的标签了。包豪斯也将面临永久的消亡。纳粹们甚至想要“把它撕得粉碎”！我很惊讶，舍珀夫妇竟还没作出一丝回应。我从最后一期包豪斯报上得知，克利要永远离开包豪斯了，对不对？
致奥托.梅耶
布雷斯劳
1932年3月4日
在柏林的剧场演说会在三月七号进行，还有一场相关的展出。我要去一星期，并且小心地做点调查询问，希望能干预到政府当局的秘密工作。除此之外，去博物馆，看展出，会会朋友。也会去德绍做短暂的拜访，那里周日要选出一个新主席。安哈尔特的纳粹们不仅想要解散包豪斯，甚至还想把它撕得粉碎。包豪斯已经变得越来越顺从，旁人几乎很难辨认了。这是一个历史误会：旺盛青春期（魏玛）的罪过让无辜的晚年（就像现在的德绍）来承担。
致奥托.梅耶
布雷斯劳
1932年5月7日
政治争端愈演愈烈，已经叫人非常失望，只能暂时冰冻起情感。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温暖地，甚至带着激情去维护这些感情。德意志人为什么一定要在他们的民族性上这么强迫呢，以致于造成扭曲，而别的国家（英国，瑞士，美国）则把民族性这类事视为当然。这么说好了：民族性绝不是让人兴奋的东西；一个人拥有它，或者应该拥有它，都是理所当然，既然他是个德国人且生来就如此。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祖国，周围都是同胞，必然如同他们那般去思考和感知，流在血液中的理想也必定是共享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重点放在这么理所当然的事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教训，民族主义失控会多么可怕。以此名义造的孽已经超过善行。可是民族主义潮流似乎正在袭卷全球，邻国们正在巩固防御，而不是促成打破藩篱的美好愿景。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是：“即使最虔诚的人，都不能安居乐业”。
眼下，这里善良诚信的人都在转离国家社会主义的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对我们的文化生活造成可怕的威胁。人们或许能够自我安慰说，希勒特也许不是德意志思想最后的继承人，而且人也不可能只是回顾过去的艺术与文化。要是他们把焦点聚集在腓特烈大帝时期，他们就不可避免会想到伏尔泰、华托之类的人。
此刻人们最关心的是：纳粹会不会加入政府？要是他们加入了——很可能会，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无数人在等待政府职位，并且拒绝再等下去）——接下去中央就会阻止他们，“控制他们”，于是就会产生分裂。要是他们不加入，终有一天他们也会赢得绝对多数的支持，这会更有助于推进独裁，夺取政权，就像是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在最后冲刺前扫清一切，虽然现在还在洗牌。
致奥托.梅耶
1932年8月26日
看来如今现代主义将被认为是不爱国的。等着瞧吧，首先就会从包豪斯下手。可我也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者的完全保守只会激发某种革新的现代主义，要么产生在纳粹阵营里，要么就在与它对立的阵营里；因为希特勒的十四万追随者不可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很惊异地得知，现存的青年组织数量、种类如此之多，大部分都代表各种少数派，其中的细微差别一路延展到共产主义。
既然个人无法改变命定的方向，他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宿命。也许我的宿命之悲剧不久将降临，谁知道呢。因为德国纳粹政府的数目还在增加，他们会让趋势变得很清楚。通过他们的战果我们将了解他们。接下来的几天看看帕彭（Papen）能不能挺住。人们当然需要一个强大的人，行事果断，这也是他们投票给希特勒的原因：“形势必须改变！”
日记
1932年末
我要公开声明！
我相信：
我们为自己辩护所写的话，不过是给敌人一条绞死自己的绳索；比如它会成为根据我们的话语而不是作品来评价我们的借口。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写。
我相信：
在这样一个疯狂的、反艺术的年代，持续地、无止境地增加油画的数量非常愚蠢，并且，时代的使命要求我们参与更紧急的事务。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画。
我相信：
在现在的民族主义狂热中，艺术准则方面的持续危机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于任何不同的、独特的、新颖的东西都会被认为带有非德国的、“东方的”政治嫌疑。可这是艺术的领域，在这里，现实政治没有任何意义。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2年3月22日
你最近还好吗？大事一件紧跟着一件。你的城市里，谁接管了政府，什么样的人？这或许能决定你是留还是走吧。
关于挂画的事，我做了，但又被拿了下来。就在斯图加特艺术协会里。接着就被放到两间密室里，只允许政治清白的内部人员接近。冈特.包狄辛，一位长期效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立刻就给希特勒写了信，但信中写的都是些原则问题，他不会为了我的利益暴露他自己。斯图加特的瓦伦丁甚至想在我的画去艺术协会之前，就把它们展出在他的画廊。我还在犹豫，是“关闭，直到有进一步通知下来”(杜塞尔多夫也有威胁，那是我原计划在斯图加特展出后的第二站，现在只能取消了)，还是挺身而战。此刻，空气里弥漫着不安，选择后者似乎很危险，尽管它肯定将迫使出台一个有关未来政策和原则的决定。豪弗告诉我纳粹中显然也有一些正派人，但掌权派却是由心胸狭隘的人组成，毫无包容之心。除了谣言，这里什么都还没发生，可能要拖延一段时间才有定论。糟糕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该走什么路呢？只能在周日，关起门在自己家培养艺术吗？还是找一份实用的第二职业，可找什么呢？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3年4月2日
昨天，学校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形容豪弗、E．R.维斯、C.克莱恩、吉斯、瑞格尔、沃夫谢尔德、施莱默为“破坏性的马克思-犹太主义者”“抵制这些老师！”我向纳粹地方组长投诉，他纪录下了我的声明，波尔齐希也向国家专员提出了抗议。
这是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情况。最终，我们大概都会被炒掉，我只想知道它会用以什么形式发生。接下来要去哪里，该怎么办，都取决于此。
弗莱希特海姆已经卸下了我全部的画。它们被堆放在一面墙边，只给被认为可信赖的人看，而且这些人都要先在一本访客留言本上写下他们的名字才能看。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3年4月25日
今天报纸的报道证实了我听说的：在这里，豪弗和沙尔夫已经被解雇了；在杜塞尔多夫，克利（！）和莫尔（没有给出原因）也被解雇了。“估计还会解雇更多。”我该牢牢记住这句话。
这股离经叛道的狂潮似乎正在蔓延，德绍、曼海姆、现在到了德累斯顿。博物馆正在建立“艺术的恐怖密室”。还没有人准备好抗议。
你要怎么对付你的威胁？
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抗议信
柏林
1933年4月25日
听到来自德意志许多城市的消息，我极为震惊。包括德绍、曼海姆、还有德累斯顿在内的这些城市，博物馆的现代艺术藏品将被放在“艺术的恐怖密室”里，每张画作都要贴上支付的金额，让公众嘲笑或者感到愤怒 。我不揣冒昧，急切恳请您停止这些做法。
请允许我带您回顾一下战前的日子：在1910到1914年间，那些重视艺术的国家，像是德国、俄国和法国都在经历着艺术观念自发的变革；从这些变革中诞生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与俄罗斯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
在那样一个时期，发霉的艺术密室突然敞开窗，打开门，艺术家们都陷入了对某种他们感到正在诞生的新精神的狂热中。
正是带着这份狂喜的情绪，我们年轻的学生们被战争震惊了。我们满怀真诚和热忱，为了高贵的事业，为了艺术的理想去战斗！现在，以我倒下的战友的名义，我抗议诽谤他们志向和作品的行为。这些作品是历经奋斗进入博物馆的，现在却在被亵渎。
那莫须有的罪名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战后的幸存者们，现在都四十有余，用战前的精神继续着他们被中断的工作，大都数人对他们身边的政治事件并不注意，也不感兴趣。
然而这些日子以来，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现代艺术家，正一个接一个地被诽谤！他们被贴上“外国人”、“非德国人”、“拙劣的”、“做作的”等标签，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完全失当的。艺术家根本上是非政治的，而且必须如此，因为他们的王国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他们总是关心人性，效忠全人类的生存。
致恩斯特.高斯布利克,
埃森市福克旺博物馆馆长
柏林
1933年6月19日
您建议卖掉我的壁画，这实在让我感觉荒诞。我不能总是跟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想必您也一样。要是您被逼迫着移除或是卖出这些壁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一个人，只有在重压下屈服于文化暴行才是情有可原的，但绝不能出于自愿。
致根塔.斯托尔策
柏林
1933年6月16日
好吧，哈雷也一败涂地。马克斯夫妇、弗里德兰德夫妇、还有奥特夫妇等人都给我寄了卡片。马克斯在卡片上写着：“一周内离开哈雷，再不回来。”彻底结束了！柏林包豪斯正在遭受其他方式的打压，德绍不再给他们分发薪水，七月一日前还必须归还借的家具。据说，整件事情是由一场“误会”导致，可花了这么久才得以澄清，久到学生们几乎走光了。我们刚见过瓦西里•康定斯基，他受的直接影响比其他人都小些，但他仍不能相信发生的一切。我听说包豪斯要永远关闭了，全完了！
我被“暂时隔离”，到秋天才能拿到我的工资。这段时间里，我要再仔细想想这所有的事。现在，他们还在调查我的关系：祖宗、党派、犹太人、马克思、包豪斯。
致维利.鲍迈斯特
柏林
1933年7月17日
尽管我们每天、每周都在构想新的计划，但总会不可避免地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人靠什么活着？
施密特纳[3]调任到柏林，必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斯图加特，整件事情都至关重要。他的演讲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莫大敌意，为此他还展示了所能找到的最不讨人喜欢的照片；但另一方面，他的人字形屋顶上还缀着朵朵可爱的小花之类的东西⋯⋯的确，他是新人也是后起之秀，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方向：对比德迈式样（庸俗低级）的狂热崇拜，或者说，极端保守的品味。但是，这又恰好与纳粹学生的愿望相反，他们最近筹划着在校园里举行一次热闹的集会，他们要统一战线来反对比德迈式样和保守品味。国家美术馆的临时馆长沙尔特博士（会当多久呢？现在他还在整修皇太子宫）也表明了和施密特纳相同的意思。因为看到了最早期的德国北部装饰和现代装饰形式中的直接关联，他就相当片面地给北方、日尔曼艺术分派了一个主导性的角色。他同样片面地对带有狂喜色彩的浮士德式样心醉神迷，认为这才是真正德国的、民族的，还用来与罗马式古典风格对比，并说罗马古典风格是“被外来影响所倾覆”的。诺尔迪、巴拉赫、马克和费宁格都是他的手下，但这真的是在探寻回到表现主义吗？事情绝不会在此止步，还会有后来者，也包括我们！然而，沙尔特又平静地声称，战后艺术没有什么好展示的（！）——他就这么自相矛盾，但也比另一个（施密特纳）要好。不管是纳粹集会还是沙尔特的演讲，都有众多参与者，而且掌声热烈。纳粹学生筹划的展览直到今天才被允许在莫勒画廊开展。学生们还想做一个媚俗艺术展，这样就可以给不满者提供一个发泄口，比如“噪音展”和“文化联盟者”展。这不太可能成功。可又有报道称，这个决定与舒尔茨-瑙姆堡-施密特纳[4]的意愿相符。
我仍拥有着我的画室，最迟大概能用到十月。可我没法工作了，也不再努力去尝试，至少暂时这样。一切都变得很没有意义。不过仍然会坚守立场，“自始至终”守卫认为必须守卫的东西。
[3]应指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保罗.施密特纳（Paul Schmitthenner，1884-1972），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之一。（中译注）
[4] 施莱默在这里有意将舒尔茨-瑙姆堡的名字和施密特纳连在一起（Schultze-Naumburg-Schmitthenner），暗示他们不仅都叫保罗，都是建筑师，而且艺术与政治观念也属一丘之貉。（中译注）
致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
柏林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尽管我知道您大概被信件包围着，但我还是觉得必须写信给您，反对您在《新国家和知识分子》一书中的一些东西，并为美术之事做出辩护。
您强调自己是个致力于外来文学的作家，并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状态。不过显然文化生活的这一方面已经被迅速处理掉了：文学院是首先被整顿的地方。起草的黑名单获得相当一致的同意，高潮则是官方的焚书行动。
还没有出台有关音乐方面的政策，不过文化局再三声明即将发表一份通告。对一些较著名的音乐家的政策很明朗，但对那些代表新的前卫音乐趋势的人，他们的态度尚不明确，对造型艺术的态度更是模糊。这怎么解释？
我不想指出纳粹对艺术态度的惊人的不一致，这在阿道夫•希特勒于纽伦堡的演说，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学生的声明，还有沙尔特博士的演讲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关于造型艺术的对峙还不成定论：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一切新式的、新进的、无畏的、革命的事物中去；可是，年近六十岁的您，在您书中第二十页上写道，不再能理解这样的青年人！要是您书中写的这种革命青年今天真的存在，那该多好！但是在我们造型艺术的领域中，状况复杂得可怕。
如今，六十岁的一代有发言权了。然而他们属于1870年代，而不是1914，他们正在庆祝的是另一场胜利；这场胜利，在战前庆祝过一次，在战争中庆祝过一次，现在再来庆祝一回！但那些在战前来不及长大、来不及找到认同的人，此刻正在传递着未来艺术的薪火，这些人却遭受着迫害。他们在战争中献出生命，战后他们又发现自己被推入了一个需要他们完全负责的世界！除了延续已经倒下的战友的遗产（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形式上），我们还做过什么别的吗？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狂热的表现主义风格，是一种战前的预兆，现在必须被一种新的征兆替代，一种指向秩序、严密、基本原则的艺术风格。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代人能够有所贡献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毁灭主义这些概念很陌生，实际上，他们对任何与政治、政治术语相关的事务都很陌生。可另一方面，我敢打赌，您说不出任何一位有公认价值的国家社会主义艺术家的名字。至于我，我看到的唯有盲目的迫害，疯狂毁灭画作，恐怖密室，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些被迫害的艺术家，一点影子也没有。好吧，或许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然而既有的情形似乎不容乐观。名副其实的知名艺术家们，还有即将被认同的年轻艺术家们，都在遭遇解雇或是被免去政府职位。他们并不是被勇敢的改革者所取代，相反，媚俗艺术的有力传播者正在复苏；就像老福贝尔，据报道，他计划着收集游记风格的作品来让纽伦堡不朽，未来的国家博物馆可能会被这样的物品填满！我们青年一代的教育尚处在危险中，而比德迈式样的新客观主义的拥护者却获得了赞许，他们凭借僵硬的形式主义，还有对大卫.弗里德里希极度无力的模仿，声称为新纪元代言。此刻，我们正欣赏着陈腐的自然主义的胜利景象（自然主义确实在有时能够获得极大的成就）。另外，在造型艺术领域，看不见理想主义的热忱，见不到对鲁莽的克服，或是真正的浪漫主义，毕竟这才是造型艺术中极为重要的东西。说它重要，是因为我们正需要艺术去表现非理性、无意识的直觉，以及生活中形而上学的方面——在这个领域，知性主义和文学性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可是它们马上就要成功入侵了。因为“作为宣传的艺术”危及到了艺术真正的目标和纯洁度，而德国人，极易走向过度深刻的德国人，应该为培育某种视觉感知，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作出他们特殊的贡献。在我们的领域，已经再次开始讨论艺术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奠基性的问题了。可是我能发现的回应，仅仅只有衰退、僵化，蒙昧主义。
尊敬的博士先生，这些坦率的观点可能有助于您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和艺术鉴赏家都在沉重地关注着这个国家艺术的未来。他们理想主义的愿景因理智的疑问而遍布乌云，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看着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各方面都令人失意；他们在认真地考虑是否也该逃离到所谓“沐浴胜地”，已经有很多移民知识分子在享受那里温暖的气候，享受着不那么反艺术的氛围。难道我们只能任凭这种老威廉时期的祸根复发吗——难道让博物馆和学院里那些所谓代表国家的艺术在历史面前只能羞愧地遮住自己的脸，而真正代表这个民族的艺术，却要在阁楼和隐士小屋中悲惨度日，重新经历一遍他们的早期艺术同胞经历过的命运？或者，这就是艺术家和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调整，然而这能为艺术家在诉诸更高一级的审判时赢得尊严与荣耀吗？
致包狄辛伯爵
艾希贝格
1934年6月17日
“艺术服务于社会！”——没错，就最终的和崇高的意义而言确实如此。但它并非字面上的服务；否则艺术就进入了被担保的奴役状态。如果剥夺艺术自身的自由，它必死无疑。如果剥夺了它游戏的欢乐，编织故事的欢乐，自由发明和造型的欢乐，它就会呆头呆脑，毫无生机。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问一下，是否您也已经将我那幅《罗马》放入储藏室了？如果是，那是否因为您在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那些原则性的理由？我不知道目前福克旺博物馆的情况如何了，博物馆创建者奥斯陶斯的意愿，他对画的选择，他的德国理想，以及他关于艺术的强烈信念，连同他的勇气和胆量是否正遭致法律的制裁？
致维利.鲍迈斯特
1935年3月31日
德国的艺术世界一片骚乱。到处都这样，我继续画我的！如今你会发现在自己的国家有很多人反对你，而异邦们在向你招手。可哪里适合我呢？
在柏林：马克斯，那个构成主义画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巴拉赫也差不多。迪克斯在伦克的赞助下，据说在画通俗的布尔乔亚式的赫高（接近辛根）风景画，已经卖给来自莱茵兰的收藏家一幅。费宁格卖掉几张水彩画。穆希也还行。
日记
1935年9月19日
刚刚读了诺尔迪的《奋斗的岁月》。他为自己的目标所做的战斗，以及他作战时的激情都非同寻常；从他的角度并且仅仅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拥有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一切事物的权利，然后据此来评判其他的艺术家。他有一个理想，或者正在形成一个理想，理所当然，他对任何事情的描绘和评价都和它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他正好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应该拥戴为旗手的那种德国艺术家，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
致尤里乌斯.肖特兰德
艾希贝格
1935年11月15日
如今的种种艺术趋势就是灾难，不可能提供任何类型的准则或者指引。还是让我克制住不去预测吧。我总是相信，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它事实上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只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义下存在），我代表了全神贯注于构作（composition）问题的那种类型，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所有风格的源泉，是一些最杰出的心灵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坦白说，不管目前心境如何，我仍然这样想，对构作的信念给了我充足的理由，保证我不会坐在那里，闲极无聊。对寻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我也始终抱有希望——甚至在缺失共鸣和勇气的情况下也没有放弃，纯粹是“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简直没有别的可能，只能一直做着那未知的神或者魔鬼要我们做的事。
这种信念还没有消亡，迫害将使它成长，变得强壮，而不是枯萎。绘画仍在提供创造可见之物的非凡可能，对这些可见之物，我们芸芸众生尚没有任何概念。为大众提供的商品早就已经数量巨大了，它们来自流水线，因而没有任何挣扎与奋斗进入到这些产品之中。我们则必须提着灯笼四处寻找，寻找任何稀有的，美妙的，非凡的东西。
致安娜. 图特恩夫人
艾希贝格
1935年11月13日
首先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的画没有糟糕到您可以对它置之不理。毕竟，我一直都靠它维生，直到最近。我希望不久就能让您知道我们可以自食其力。您可以抽时间到画商坦南鲍姆那儿看看，他在帮我卖画；还有其他人也想帮忙。在这种情形下的帮助就是：承认我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现代艺术发展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支持它，如果可能，买下它。还有其他一些（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他们发挥了相似的先锋作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身处您所能想到的最为困难的环境中，牺牲了食物和衣服这些能够让生活安稳的东西。而这些极少数者，我的确觉得，是真正有价值的几个！如果他们毅然继续工作，那么他们最好的创作将会是全新的，独特的，进步的，很可能有一天，德国将会因为拥有他们而感到荣耀。所以您看，我们极少数的现代者有使命要去完成。也会有逃兵，但既然是这种人，也就根本不需要了。
我今日之所以遭受迫害，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我引发了太多的争议，并且曾经被树立为一位重要人物。我的一些不那么出色的同事都保住了他们舒适的小差使！有时候我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是否真的没有遭受良知的折磨。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在坚持什么。大家都能看到，那些在过去（因为公正的或者不公正的原因）不怎么成功的人如今正志得意满。遗憾的是，这群曾经的失败者中包含了那些本来就活该失败的人——他们从来就无足轻重！
致雨果.博尔斯特
艾希贝格
1935年12月11日
您就艺术的政治所做的旅行报道有趣，叫人高兴。我最近从我们在沙夫豪森见到的卡斯巴赫博士那里也听到类似的东西。可他的看法似乎更加负面，比如，他觉得汉夫施丹格尔处在危险中，而现代艺术将继续成为官方艺术圈的禁忌。那么你们又如何解释人们对被禁艺术的这种渴望？如果一种渴望已经真正培养起来，这该是个好兆头吧。这难道没有构成对压制艺术活力的行为的抗议吗？还有，就像某人指出的，这难道没有构成一种对可贵之物的探寻吗？不需要太考虑我们艺术家的个人得失，我们的任务是只管去创作。正如苏兰在他书中引用威廉三世的座右铭：“一个人必须在不抱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开始履行他的使命，甚至在不被承认时也要坚持。”
日记
1936年4月2日
动机？当代的心理状态就是动机。难道一个人能避免这种心态的作用吗？它里面包含着什么呢？战争或者和平。你或者我。赞成或者反对。
难道敏感的艺术家会将头埋入沙中，蹒跚趔趄地穿过灾难深重的当下，活像一个贞洁的傻瓜？
致雨果. 博尔斯特
艾希贝格
1937年3月18日
我再次被抛入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致于正在严肃考虑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将会发生什么。确实，我收到默勒画廊一份降了价的卖画款。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
该怎么办？到博托库地安印第安人[5]当中教画画吗？谁来安排这种事啊？德国人还是博托库地安领事馆？总该做点什么吧！我最近申请过柏林的爱德华.阿恩霍德艺术基金，一个朋友两年前跟我提到过它，从那里我曾经还收到过八十马克。可这次我得到的回应却是，很遗憾我的申请不予考虑。没有更多的解释。我应该在“德国艺术慈善会”这个明显为所有浅薄的业余爱好者和没有名气的人提供的聚集地注册登记。也许我能被接纳。我尝试过创作短故事插图和漫画，结果发现完全不适合这类东西。
而此时此刻，我正激情澎湃，想要画出唯有我能画出的东西。“德国命运！”
[5] 博托库地安印第安人（Botocudian Indians）是巴西东部的印第安部落。影响过康定斯基、伊顿、施莱默等人的人智论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在1916年《人性之谜》的讲义中特别提到这个部落，并说根据1901年商会的百科全书，他们是“最野蛮的部落”，并且可能已经成为“极端野蛮”的代名词。（中译注）
致维利.鲍迈斯特
瑟林根
1937年8月3日
我想你俩目前应该回到家了。这段时间，关于破坏画作和“堕落”艺术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维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我所读的报道中；难道他不是比我这个每份报纸都提到的人更出名吗？现在我有可能在任何一天被驱逐出国家文化促进会，虽然目前还没发生什么。
“不管怎样”我们正在建自己的房子。我们极为幸运地找到了管子做水暖，按照四年保质期的规定它们在七月份名义上就报废了。我现在绝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在房屋里面和周围做各种事情。
除此之外，还面临找新工作的问题。因为“训练有素的”画家被釜底抽薪了。我已经下了大决心，在进一步的公告出台之前，得把绘画这职业放到一边，去找找更有利可图的奋斗领域——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个人的自由相对而言不受损害。可是图特已经想象着我会在一个办公室或着工厂里工作了（都是保险的形式！）。我仍然有不一样的考虑，不过我知道实验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了。我必须挣钱，没有第二条路。
致海因兹.布劳内
斯图加特符腾堡国立美术馆馆长
瑟林根
1937年12月7日
请允许我用寥寥数笔告诉您我目前的境况。
起初，我并不清楚为何我在慕尼黑会被归到堕落的，有破坏性的，从根本上讲带有恶意的画家之中。然而在那里，我在群体的名义下出现，与令人尊敬的克利斯蒂安·罗尔夫斯为伍，让人感到安慰。但是如今，柏林那边传来消息，说我又被选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大展“揭下面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展出的十幅画中有一幅是我的。它是我自1924年以来最好的画作之一，《经过者》（Vorübergehender），直到今天我仍然力挺这幅画，并且完全不理解为何把它选入这个展览。这一次的危险其实在于，展出给它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烙印。
我是说，我把这种情况视为危险，尽管我不能准确描述可能发生什么危险。如果是单身，我不会把它看作如此悲剧的事情，但是我有家庭。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小屋。
这是否意味着我被迫必须移民？
致海因里希.劳特巴赫
瑟林根
1938年1月17日
为了不让友谊中断，我们想为您再次更新一下信息，然后听听你俩会怎么说。呃，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了，木屋，温暖，有集中取暖设备，我们在这里相当快乐；事实上，如果不是担忧最简单的生存问题，我们的幸福感几乎可以说很充分了。可我们担忧每日的黑（和白）面包；艺术居于其次，因为它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可疑的命题。春天以来，更大的痛苦在于，当我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风暴从一个非常不同于慕尼黑去年夏天的方向向我袭来。目前我在考虑，能否无论如何维持生计，而不用离开令我快乐的屋子和画室，不用被迫走得远远的。目前离开或许只能意味着飘洋过海，在自由女神像的臂膀中寻求庇护。如果剧场方面有确定的工作那去美国也可行。《三元芭蕾》的服装正翻滚着，或者说游过海去，如同派遣的信使叩问未来它能给出什么。
日记
1939年9月3日
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和波兰的战争爆发了。
西方强国会做什么反应？
是否会有一场比上次更可怕、更凶残的世界大战？
战争！！！
日记
1940年4月7日
德国人在艺术方面和沉思方面的感觉不是视觉性的。但在1919年到1933年期间，至少有一种把德国人往这个方向上培养的尝试。如今却什么努力也没有。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就是，极端的物质主义至高无上。假货当道，所以人们只相信自己可以触及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技术方面或者实操方面可以提供的东西——这种态度简直就是在一切具有艺术性的东西背后捅了一刀。
至少可以说，文化上的粗鄙化（腓力斯丁主义）现在和将来都是这个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年轻的才华，或是天赋，不再能够自由展现，它们在各个方面被政治考量框定得如此狭隘，以致于永远不能向往“思想教育”之名，这样下去将是难以置信的悲剧。
致图特
奥芬堡
1940年10月29日
唉，今天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在两小时内，每人一百马克，二十磅的行李，被运往未占领区的边境。毒“日”当头，他们没做任何尝试去遮挡，据说只有在巴登尝试过。太可怕了！
致图特
乌帕塔尔
1941年2月5日
有人在慕尼黑遇见德绍的格罗特博士，他正在为那里的伦巴赫美术馆办一个展。他爆出消息，称那些属于德绍博物馆的剩余的“堕落”画作已经统统被烧毁。如果是真的就太叫人震惊的。如今在打仗，他们真的没有比烧画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吗？不可思议。
斯图加特
1941年5月12日
……
反对堕落艺术的新一波浪潮正席卷而来。我读到了齐格勒的指示。喝声彩！在它旁边，我还看到对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的施穆克勒的赞美诗。赫斯已经逃到苏格兰去啦。妙哉！
日记
1941年6月22日
和俄罗斯开战了！
完全漠然地过了一整天。
当朝政府推行的有组织的“壮举”，与它对画家及其作品的迫害之间相互矛盾，让我们艺术家简直没办法理解。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将会复兴一种陈旧的做法，就是把艺术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同于政治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这种等同是怎样的误解啊！尽管如此，它仍然会毫无争议地存在下去，只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山谷里的老鼠厮混一处”（奥托.梅耶）
因此我在考虑退避之路：画森林的内部景象，画“黑森林之迷”，也画某些肖像画，以“大师般的”方式，让它在必要时承载各种各样的秘密愿望。构想这种肖像画时，我可能会重新自我定位，通过求助自然来平复目前的激怒与不安。
日记
1942年1月1日
新年了！
政治方面：糟糕的情绪席卷全国。在东方，暴力攻击取代了冬日的平静，他们还以为战役会在冬天到来之前结束。
在北非是恶性的交战，班加西（或者更多的城市）再次被夺回。延误了羊毛收割，错过教堂钟声，燃料短缺，没了罐头。春天我们能否弥补这些损失？
艺术方面：只能通过迂回的路径，在尝试几种不同的程序之后我才能抓住本质。我必须想办法回到直接性。怎么办？通过聚精会神和内在的安宁吗？我必须做远比现在更自由的实验。
总体上：必须抓住积极的事物，仰赖它，强化它，硬着头皮，摆脱困扰自己的虚弱感，集聚所有鲜活的力量。还要把多愁善感放一边去。古代大师皆虔诚而不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