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老字号：艳芳照相馆
艳芳照相馆为“中国商业服务名牌”之一，现隶属昆旅集团。1930年，由广东人黄恪存与人合资开办。原址在正义路，2005年因拆迁改造，搬往如今的建设路。该馆曾是昆明最大的照相馆之一，也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43家老相馆现今仅存的5家照相馆之一，享有盛誉。据说，手工给黑白照片上色就是从“艳芳”开始，而在解放后，它也承担着多数证件照的拍摄的任务，大半昆明人都在此拍过照。
黑白时代艳芳“创彩”
光线由镜头进入，经过镜子的反射，左右颠倒的实像呈现在磨砂玻璃上。而后，在磨砂上铺上一张很薄的纸，临摹下图形。这是17、18世纪
没有照相机，但已有雏形，它是欧洲画家常用的“暗箱柜”。
一个典型的暗箱柜，非常像照相机，只是缺少感光材料。但通过临摹，已可以较准确地绘制风光、建筑甚至肖像。
1839年，显像术在法国正式诞生，第一台真正的相机也出现。三年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大批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
在此之前，中国画师经营着“画楼”或“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将人的容貌留在纸上。
因照片更为逼真，画像行业受到很大的威胁，但画师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将摄影引入了相馆，也未盲目革新：彻底丢弃绘画，而是用笔将小照片放大、为黑白照涂上色彩。
这在“黑白时代”的西方，甚为罕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南沿海的广州、福州、上海等地，由画楼发展而来的照相馆蓬勃发展，工艺也日益成熟。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昆明第一家照相馆“水月轩”创店后，“二我轩”、“留青馆”、“春影阁”等照相馆也陆续创店。
但当时，昆明的摄影技术人员尚不多。而广州的照相术却相对成熟，拿“艳芳照相馆”来说，尽管它也只是成立于1912年，但在二三十年代，已蜚声粤港两地。
在这时，“二我轩”的老板蒋朴，开始奔波于香港、广州等地，寻找专业人才。
黄恪存，正是广州“艳芳照相馆”的学徒，被蒋朴看中了。
以为是到国外发展，黄恪存爽快地答应了，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河内，又从河内坐小火车到了昆明。这段历史，存在于他与女儿黄秀英的一次交谈中。
在“二我轩”一段时间后，约1930年，黄恪存于正义路自立门户，照相馆也叫“艳芳照相馆”。他多少给昆明相馆带来一些新的理念，如给黑白照片手工上色，据说就是从“艳芳”开始。
没多久，黄恪贤也从广东来到昆明，他是黄恪存的弟弟，后来，“艳芳”基本上由他打理。
在1947年入“艳芳”做学徒的周吉祥的记忆里，“艳芳”的员工多数为广东师傅，一直到1956年，昆明43家照相馆公私合营时，这些说着粤语的师傅很多都还留在昆明。
老师傅们个个身怀绝技，将照相术与绘画结合得淋漓尽致：修像、上色后的黑白照片，与现今真正的彩照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艳芳”带来成熟工艺，在50多年的黑白时代，成就辉煌。让昆明人永远记住了“艳芳”。
而后，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时，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昆明五华区的指定拍照点，就此，昆明多半的人们都在“艳芳”照过相。
如今，“艳芳”近80岁，有些落寞。它隐没在建设路的梧桐树背后，几乎丢失过去。
彷徨。不如现代婚纱影楼的华丽，又未利用“老字号”拾起兴起的怀旧。这是经理施晓波的困境。
不过，或许不久之后，“艳芳”的老相机就会出现在相馆里，或摆设，甚至拍照，墙上的现代展示照，也会有过去的老照片。 它将是古老相馆与现代相馆的结合。
如当年的画楼，受摄影术的冲击，却能巧妙结合，成就了中国奇特的照片史。
摄影与画像结合 创中国特色彩照
艳芳照相馆曾经的繁华，在周吉祥的记忆里。
1947年，他进“艳芳”做学徒，西方的照相术与中国的画像术，在广东师傅的高超技巧下达到巅峰。
艳芳照相馆如今的困境，在施晓波的焦虑里。
2003年，他做“艳芳”的经理，此时，“艳芳”已没了多少过去的印迹，而两年后，因正义路改造，又搬到如今的建设路时，远离了过去。
繁华不再。从外表看，它如今已是一个普通的影楼，甚至是个落寞的影楼。
学徒 师傅
1947年，艳芳照相馆，忙碌依然。
13岁的学徒周吉祥，6点便爬起床，把地铺收拾好。清晨，有很多事得做。
这是一栋两层的木楼，正义路上普普通通的房子。不过，二楼上做了阁楼，处理底片的暗房就在那儿，周吉祥和另三个员工也睡在上边。经理黄恪贤常忙得不回家，相馆里也有他的卧室。房子纵深很长，周吉祥要把整个相馆清理一遍，所花时间不短。
开馆的时间是上午10点。在这之前，摄影师张孝友、修底师郑文海、修像师王宋、上色师郑文益，陆续来到相馆。这四人是广东人，在昆明多年，也会说点昆明方言，但在相馆，仍以粤语交流。黄恪贤也是广东人。他们都爱穿西服，如李美芳一直保存着的一张照片：30岁的黄恪贤身着白色衬衫、深色西裤，打着领带，在“艳芳”的招牌下悠然地站着。
彼时艳芳的牌匾，甚为时尚，纯英文的“VIEW FONG STUDIO”镶在门框上。
婚纱 相机
作为昆明最繁华的商业街，正义路上商店林立、品牌云集。但10点，并不热闹，因为这条街有个显著特色：早市冷漠、午市平淡、夜市热闹。
上午的生意终究也是有的。顾客常常是一家子，穿着时新的漂亮衣服。张孝友将顾客领上摄像室，周吉祥则轻轻拍打着婚纱上的灰尘。
三件婚纱挂在两个大玻璃窗后边，是吸引顾客的一件法宝。不过，离“艳芳”不远的另一家照相馆，名为 “国际”，婚纱多些。它们是当时昆明两家最大的照相馆。“艳芳”因老板是广东人，被称为“南派”；“国际”因老板是南京人，被称为“海派”。说不清谁的生意更旺。但“艳芳”的地段稍好，在昆明的名气似乎也就比“国际”大点。而且，“艳芳”打广告时，说请的是香港的摄影师，多少也得到人们更多的信任。
张孝友摆弄了一会笨重的照相机，它是一台黑白座机。
假山、回廊、山水美景……顾客挑选着背景，之后，在张孝友的指点下，按排列整齐、长次有序的规则，坐好、站定。 “笑一个，对。你的头往右侧点……”这是张孝友最常说的话。电灯早就打开，光线照在一家人灿烂的笑容上，之后，进入镜头，经过镜子的反射，左右颠倒的实像落在底片上。“啪”地一声，笑容被定格。
工序 上色
周吉祥偷偷地看着每个师傅的操作。而一张照片问世，尚得经过多道程序：郑文海修底片，暗房洗扩照片，王宋修像，郑文益上色。
都是纯手工的绝活：郑文海所用的工具纤细得只有针线般粗；王宋用毛笔弱化瑕疵，或修眉眼、或填毛孔、或画酒窝；郑文益则在黑白照片上，用12种水彩涂上合适的颜色，变成一张逼真的彩照。这些工序，几乎都代表着黑白照片时代的巅峰，是外国照相术与中国画像术的独特结合。而画像、上色，都是曾经的画像馆遗留下来的技艺。
周吉祥偷看得最多的是上色。
晚8点到10点，正是最热闹时，正义街人流如潮。“艳芳”也最为忙碌，这会儿，张孝友还可能抬着黑白平片相机，在昆明的某个婚宴上，拍着“外照”。
周吉祥回来已有些时候。傍晚时，他骑着自行车，赶到黄恪贤在西坝的家里，取存在那的摄影原料。在那，他又看到黄恪贤的妻子李美芳，带着孩子，住在那个拥有30多间房间的大院里，很少过问相馆的事。
喧哗与忙碌，在晚上10时之后慢慢退去。
相馆 画楼
镜头转向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大批外国人来到中国。三年前诞生的摄影术，也随之传入香港、广州等地。
此前，中国画师经营着“画楼”或“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将人的容貌留在纸上。
照片更为逼真，画像行业受到很大威胁。
有先见之明的画师，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术。约1851年，香港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学会摄影后，置办器材，增加了照相业务。店在香港著名的皇后大道上，名叫“宜昌”画楼，这是中国人最早开设的照相馆之一。
初时，摄影术略显粗糙，只能拍摄黑白小照片。国人想要大照片，有些人，甚至对黑白有莫名的抵触，认为它不吉利。画师们因此而利用绘画才能：根据小照片，临摹放大；在黑白照上，涂抹色彩。在只有小黑白照的时代，这些是照相业的“中国特色”。
而等到黄恪贤的兄弟黄恪存，在广州艳芳照相馆做学徒时，摄影与画像的结合技巧于沿海城市已如火纯青。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恪存成立艳芳照相馆，将成熟工艺带入昆明，成就照相业的繁华。
落寞 期待
如今，艳芳照相馆近80岁，早已没了原来的样子。
老师傅们多已逝去，73岁的周吉祥，1994年也退休在家。而他学的“上色”技能，在真正的彩色照片开始普及的1985年，也基本荒废了。
34岁的经理施晓波，坐在具有现代影楼概念的“艳芳”里，看着断断续续的客人，他们多数是学生，找最近的相馆拍2寸证件照。摄影室里，摆着的是数码相机。52岁的老摄影师赵福阳，驾轻就熟地完成一次拍摄。照片经过电脑的处理后，瞬间被洗印出来。不再需要手工修像、上色。相馆仍然不小，两层，也拍现在最为火爆的婚纱照。但在二楼的橱窗后，却无法找着流行婚纱影楼的华丽。这是施晓波的困境，他希望能将婚纱照得更好，但又有国企的困境。
而又有老人，希望能看到“艳芳”以前的样子，至少，能有些老照片，让他们怀念过往。甚至年轻人，也开始“怀旧”。可在大厅的展示照片里，只有最新的全家福、儿童照、会议合影。
施晓波幻想着回到正义路。这样，曾经在那拍过“黑白艺术照”、第一代证件照的老人们，可轻易地找着“艳芳”，一进来，也能看到熟悉的具有时代韵味的老照片。
施晓波计划着，抬出老相机、或用现代相机，拍出原汁原味的古典照，漂亮的婚纱落在黑白照上。怀旧、现代在一起。就如一个世纪前中国的画像楼，将古老的画像技术与兴起的照相术
时时不忘提高服务质量
黄秀英（艳芳照相馆创始人黄恪存之女，80岁）
爷爷以前在天津开杂货店，但去世得早，我父亲就读了几年私塾。到昆明与人合伙开了“艳芳”照相馆后，我二叔也就是黄恪贤，带着我奶奶，几乎一家子都从广东来了昆明。
我1928年出生，还有个哥哥，比我大四岁，都在昆明出生。
记得我6岁的时候，“艳芳”照相用的还是日光，光线不好就照不成相。那会，我刚进幼儿园，第一次穿“校服”，奶奶看着漂亮，就嚷着要我去拍照，所以，印象很深。后来，到我读小学，也就是9岁左右吧，“艳芳“照相改用电灯照明。没过多久，“艳芳”晚上也营业了，一般都要到10点才关门，算是提高服务质量吧，而且，过年过节照相馆也不休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这时穿着新衣服拍照。
到我读初中时，在相馆的一楼，我父亲顺带做了些其他的生意，比如卖钟表、皮鞋、缝纫机什么的。我记得，在昆明的什么地方，好像还开过一个糖果厂，叫“冠糖园”。不过，生意好像不太好，都没做长久。
抗日战争爆发，很多江浙一带的人逃到昆明，有个上海的摄影师拍婚纱照特别厉害。我爹就请了他，而且把以前的小橱窗改成了两个大玻璃窗，摆放婚纱。美军入驻昆明时，南屏街成了洋人街，我爹又在那开过一个小分店，不过，没开多久，还是主营正义路的那家。到后期，相馆基本是我叔叔经营。抗日战争胜利时，一个姓苏的香港商人在香港开了“美国胜家公司”的分店，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受他的邀请，我父亲和我母亲，带着妹妹，离开昆明，到广州也开了个分店。
解放头一年，我的一个弟弟不幸去世，父亲又回昆明住了一年。后来，我也跟他去了趟广州，还去广州的艳芳照相馆做了客，它的老板也是广东三水人，也姓黄，我家与它的老板的具体关系，我也不是太清楚，只记得那次，我父亲让我叫“五叔公”、“五叔婆”。
解放后，“胜家公司”的分店没开了，我父亲去澳门住了段时间，后面到香港，1964年在那去世，享年65岁。
我有六兄妹，除了一个妹妹跟着父亲，其他人都留在昆明读书，在他去世前的10几年时间里，我跟他接触得已经很少了。
我的叔叔倒是一直在昆明经营“艳芳”，1956年公私合营后，也在管理，当然，后期有点调动，到了其他的照相馆。他1985年去世，享年73年。我的婶婶李美芳仍在人世，住在昆明，80多岁。不过，她在公私合营后才参加工作，进相馆做了营业员，在这之前，她都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我父亲和我叔叔，很少回家说相馆的事，所以，我们知道的事也就这么点了。
听说“艳芳”现在搬到建设路了。很多老照相馆都已经没了，那么多年，“艳芳”能一直保留了下来，不容易。我想这与当年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赢得很多顾客是有关系的。
民间记趣
师傅上厕所 乘机试技术
赵福阳（艳芳照相馆高级摄影师，51岁）
1948年，赵在衡整整走了18天，从大理来到昆明，当时，他30岁，无意中，进了艳芳照相馆，做了学徒。
从那以后，他将一生给了照相馆，也将儿子赵福阳带进了这一行。
1957年出生的赵福阳，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相馆玩，上学时，闲着就学学摄影。
1981年，他正式进入相馆工作。尽管摄影已基本会了，但按惯例，他仍得经历两年之多的学徒生活，在这期间，除了偶尔看看师傅们的操作，大部分时候，他要做的是扫地、提水的杂活。
但他好强，总希望能马上单独完成一次摄影。做学徒的第二年，他终于逮了一次机会，乘着师傅上厕所时，为一名顾客拍了照。
“其实，事后也挺心虚的，怕拍坏了照片，怕被师傅骂！”但那张照片也拍得挺好，只是师傅叮嘱了一句：“你还是不要乱动。”
四年后，他成了一名成熟的摄影师。可仍然好强，一次，外出拍集体照，又有个惯例，一般至少要拍两次，但赵福阳对自己非常自信，拍完一次后，就说“可以了”。
后来，又是一阵心虚：“万一那张真拍废了，那可就不好了。”
师傅上厕所乘机试技术
赵福阳(艳芳照相馆高级摄影师，51岁)
1948 年，赵在衡整整走了18天，从大理来到昆明，当时，他30岁，无意中，进了艳芳照相馆，做了学徒。
从那以后，他将一生给了照相馆，也将儿子赵福阳带进了这一行。1957年出生的赵福阳，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相馆玩，上学时，闲着就学学摄影。
1981年，他正式进入相馆工作。尽管摄影已基本会了，但按惯例，他仍得经历两年之多的学徒生活，在这期间，除了偶尔看看师傅们的操作，大部分时候，他要做的是扫地尧提水的杂活。
但他好强，总希望能马上单独完成一次摄影。做学徒的第二年，他终于逮了一次机会，乘着师傅上厕所时，为一名顾客拍了照。野其实，事后也挺心虚的，怕拍坏了照片，怕被师傅骂浴冶但那张照片也拍得挺好，只是师傅叮嘱了一句院野你还是不要乱动。冶四年后，他成了一名成熟的摄影师。可仍然好强，一次，外出拍集体照，又有个惯例，一般至少要拍两次，但赵福阳对自己非常自信，拍完一次后，就说野可以了冶。
后来，又是一阵心虚院野万一那张真拍废了，那可就不好了。冶但，一切都很完美。
黑白时代艳芳“创彩”
光线由镜头进入，经过镜子的反射，左右颠倒的实像呈现在磨砂玻璃上。而后，在磨砂上铺上一张很薄的纸，临摹下图形。这是17、18世纪
没有照相机，但已有雏形，它是欧洲画家常用的“暗箱柜”。
一个典型的暗箱柜，非常像照相机，只是缺少感光材料。但通过临摹，已可以较准确地绘制风光、建筑甚至肖像。
1839年，显像术在法国正式诞生，第一台真正的相机也出现。三年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大批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
在此之前，中国画师经营着“画楼”或“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将人的容貌留在纸上。
因照片更为逼真，画像行业受到很大的威胁，但画师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将摄影引入了相馆，也未盲目革新：彻底丢弃绘画，而是用笔将小照片放大、为黑白照涂上色彩。
这在“黑白时代”的西方，甚为罕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南沿海的广州、福州、上海等地，由画楼发展而来的照相馆蓬勃发展，工艺也日益成熟。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昆明第一家照相馆“水月轩”创店后，“二我轩”、“留青馆”、“春影阁”等照相馆也陆续创店。
但当时，昆明的摄影技术人员尚不多。而广州的照相术却相对成熟，拿“艳芳照相馆”来说，尽管它也只是成立于1912年，但在二三十年代，已蜚声粤港两地。
在这时，“二我轩”的老板蒋朴，开始奔波于香港、广州等地，寻找专业人才。
黄恪存，正是广州“艳芳照相馆”的学徒，被蒋朴看中了。
以为是到国外发展，黄恪存爽快地答应了，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河内，又从河内坐小火车到了昆明。这段历史，存在于他与女儿黄秀英的一次交谈中。
在“二我轩”一段时间后，约1930年，黄恪存于正义路自立门户，照相馆也叫“艳芳照相馆”。他多少给昆明相馆带来一些新的理念，如给黑白照片手工上色，据说就是从“艳芳”开始。
没多久，黄恪贤也从广东来到昆明，他是黄恪存的弟弟，后来，“艳芳”基本上由他打理。
在1947年入“艳芳”做学徒的周吉祥的记忆里，“艳芳”的员工多数为广东师傅，一直到1956年，昆明43家照相馆公私合营时，这些说着粤语的师傅很多都还留在昆明。
老师傅们个个身怀绝技，将照相术与绘画结合得淋漓尽致：修像、上色后的黑白照片，与现今真正的彩照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艳芳”带来成熟工艺，在50多年的黑白时代，成就辉煌。让昆明人永远记住了“艳芳”。
而后，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时，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昆明五华区的指定拍照点，就此，昆明多半的人们都在“艳芳”照过相。
如今，“艳芳”近80岁，有些落寞。它隐没在建设路的梧桐树背后，几乎丢失过去。
彷徨。不如现代婚纱影楼的华丽，又未利用“老字号”拾起兴起的怀旧。这是经理施晓波的困境。
不过，或许不久之后，“艳芳”的老相机就会出现在相馆里，或摆设，甚至拍照，墙上的现代展示照，也会有过去的老照片。 它将是古老相馆与现代相馆的结合。
如当年的画楼，受摄影术的冲击，却能巧妙结合，成就了中国奇特的照片史。
摄影与画像结合 创中国特色彩照
艳芳照相馆曾经的繁华，在周吉祥的记忆里。
1947年，他进“艳芳”做学徒，西方的照相术与中国的画像术，在广东师傅的高超技巧下达到巅峰。
艳芳照相馆如今的困境，在施晓波的焦虑里。
2003年，他做“艳芳”的经理，此时，“艳芳”已没了多少过去的印迹，而两年后，因正义路改造，又搬到如今的建设路时，远离了过去。
繁华不再。从外表看，它如今已是一个普通的影楼，甚至是个落寞的影楼。
学徒 师傅
1947年，艳芳照相馆，忙碌依然。
13岁的学徒周吉祥，6点便爬起床，把地铺收拾好。清晨，有很多事得做。
这是一栋两层的木楼，正义路上普普通通的房子。不过，二楼上做了阁楼，处理底片的暗房就在那儿，周吉祥和另三个员工也睡在上边。经理黄恪贤常忙得不回家，相馆里也有他的卧室。房子纵深很长，周吉祥要把整个相馆清理一遍，所花时间不短。
开馆的时间是上午10点。在这之前，摄影师张孝友、修底师郑文海、修像师王宋、上色师郑文益，陆续来到相馆。这四人是广东人，在昆明多年，也会说点昆明方言，但在相馆，仍以粤语交流。黄恪贤也是广东人。他们都爱穿西服，如李美芳一直保存着的一张照片：30岁的黄恪贤身着白色衬衫、深色西裤，打着领带，在“艳芳”的招牌下悠然地站着。
彼时艳芳的牌匾，甚为时尚，纯英文的“VIEW FONG STUDIO”镶在门框上。
婚纱 相机
作为昆明最繁华的商业街，正义路上商店林立、品牌云集。但10点，并不热闹，因为这条街有个显著特色：早市冷漠、午市平淡、夜市热闹。
上午的生意终究也是有的。顾客常常是一家子，穿着时新的漂亮衣服。张孝友将顾客领上摄像室，周吉祥则轻轻拍打着婚纱上的灰尘。
三件婚纱挂在两个大玻璃窗后边，是吸引顾客的一件法宝。不过，离“艳芳”不远的另一家照相馆，名为 “国际”，婚纱多些。它们是当时昆明两家最大的照相馆。“艳芳”因老板是广东人，被称为“南派”；“国际”因老板是南京人，被称为“海派”。说不清谁的生意更旺。但“艳芳”的地段稍好，在昆明的名气似乎也就比“国际”大点。而且，“艳芳”打广告时，说请的是香港的摄影师，多少也得到人们更多的信任。
张孝友摆弄了一会笨重的照相机，它是一台黑白座机。
假山、回廊、山水美景……顾客挑选着背景，之后，在张孝友的指点下，按排列整齐、长次有序的规则，坐好、站定。 “笑一个，对。你的头往右侧点……”这是张孝友最常说的话。电灯早就打开，光线照在一家人灿烂的笑容上，之后，进入镜头，经过镜子的反射，左右颠倒的实像落在底片上。“啪”地一声，笑容被定格。
工序 上色
周吉祥偷偷地看着每个师傅的操作。而一张照片问世，尚得经过多道程序：郑文海修底片，暗房洗扩照片，王宋修像，郑文益上色。
都是纯手工的绝活：郑文海所用的工具纤细得只有针线般粗；王宋用毛笔弱化瑕疵，或修眉眼、或填毛孔、或画酒窝；郑文益则在黑白照片上，用12种水彩涂上合适的颜色，变成一张逼真的彩照。这些工序，几乎都代表着黑白照片时代的巅峰，是外国照相术与中国画像术的独特结合。而画像、上色，都是曾经的画像馆遗留下来的技艺。
周吉祥偷看得最多的是上色。
晚8点到10点，正是最热闹时，正义街人流如潮。“艳芳”也最为忙碌，这会儿，张孝友还可能抬着黑白平片相机，在昆明的某个婚宴上，拍着“外照”。
周吉祥回来已有些时候。傍晚时，他骑着自行车，赶到黄恪贤在西坝的家里，取存在那的摄影原料。在那，他又看到黄恪贤的妻子李美芳，带着孩子，住在那个拥有30多间房间的大院里，很少过问相馆的事。
喧哗与忙碌，在晚上10时之后慢慢退去。
相馆 画楼
镜头转向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大批外国人来到中国。三年前诞生的摄影术，也随之传入香港、广州等地。
此前，中国画师经营着“画楼”或“影像铺”，利用传统的绘画将人的容貌留在纸上。
照片更为逼真，画像行业受到很大威胁。
有先见之明的画师，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术。约1851年，香港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三人，学会摄影后，置办器材，增加了照相业务。店在香港著名的皇后大道上，名叫“宜昌”画楼，这是中国人最早开设的照相馆之一。
初时，摄影术略显粗糙，只能拍摄黑白小照片。国人想要大照片，有些人，甚至对黑白有莫名的抵触，认为它不吉利。画师们因此而利用绘画才能：根据小照片，临摹放大；在黑白照上，涂抹色彩。在只有小黑白照的时代，这些是照相业的“中国特色”。
而等到黄恪贤的兄弟黄恪存，在广州艳芳照相馆做学徒时，摄影与画像的结合技巧于沿海城市已如火纯青。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恪存成立艳芳照相馆，将成熟工艺带入昆明，成就照相业的繁华。
落寞 期待
如今，艳芳照相馆近80岁，早已没了原来的样子。
老师傅们多已逝去，73岁的周吉祥，1994年也退休在家。而他学的“上色”技能，在真正的彩色照片开始普及的1985年，也基本荒废了。
34岁的经理施晓波，坐在具有现代影楼概念的“艳芳”里，看着断断续续的客人，他们多数是学生，找最近的相馆拍2寸证件照。摄影室里，摆着的是数码相机。52岁的老摄影师赵福阳，驾轻就熟地完成一次拍摄。照片经过电脑的处理后，瞬间被洗印出来。不再需要手工修像、上色。相馆仍然不小，两层，也拍现在最为火爆的婚纱照。但在二楼的橱窗后，却无法找着流行婚纱影楼的华丽。这是施晓波的困境，他希望能将婚纱照得更好，但又有国企的困境。
而又有老人，希望能看到“艳芳”以前的样子，至少，能有些老照片，让他们怀念过往。甚至年轻人，也开始“怀旧”。可在大厅的展示照片里，只有最新的全家福、儿童照、会议合影。
施晓波幻想着回到正义路。这样，曾经在那拍过“黑白艺术照”、第一代证件照的老人们，可轻易地找着“艳芳”，一进来，也能看到熟悉的具有时代韵味的老照片。
施晓波计划着，抬出老相机、或用现代相机，拍出原汁原味的古典照，漂亮的婚纱落在黑白照上。怀旧、现代在一起。就如一个世纪前中国的画像楼，将古老的画像技术与兴起的照相术
时时不忘提高服务质量
黄秀英（艳芳照相馆创始人黄恪存之女，80岁）
爷爷以前在天津开杂货店，但去世得早，我父亲就读了几年私塾。到昆明与人合伙开了“艳芳”照相馆后，我二叔也就是黄恪贤，带着我奶奶，几乎一家子都从广东来了昆明。
我1928年出生，还有个哥哥，比我大四岁，都在昆明出生。
记得我6岁的时候，“艳芳”照相用的还是日光，光线不好就照不成相。那会，我刚进幼儿园，第一次穿“校服”，奶奶看着漂亮，就嚷着要我去拍照，所以，印象很深。后来，到我读小学，也就是9岁左右吧，“艳芳“照相改用电灯照明。没过多久，“艳芳”晚上也营业了，一般都要到10点才关门，算是提高服务质量吧，而且，过年过节照相馆也不休息，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这时穿着新衣服拍照。
到我读初中时，在相馆的一楼，我父亲顺带做了些其他的生意，比如卖钟表、皮鞋、缝纫机什么的。我记得，在昆明的什么地方，好像还开过一个糖果厂，叫“冠糖园”。不过，生意好像不太好，都没做长久。
抗日战争爆发，很多江浙一带的人逃到昆明，有个上海的摄影师拍婚纱照特别厉害。我爹就请了他，而且把以前的小橱窗改成了两个大玻璃窗，摆放婚纱。美军入驻昆明时，南屏街成了洋人街，我爹又在那开过一个小分店，不过，没开多久，还是主营正义路的那家。到后期，相馆基本是我叔叔经营。抗日战争胜利时，一个姓苏的香港商人在香港开了“美国胜家公司”的分店，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受他的邀请，我父亲和我母亲，带着妹妹，离开昆明，到广州也开了个分店。
解放头一年，我的一个弟弟不幸去世，父亲又回昆明住了一年。后来，我也跟他去了趟广州，还去广州的艳芳照相馆做了客，它的老板也是广东三水人，也姓黄，我家与它的老板的具体关系，我也不是太清楚，只记得那次，我父亲让我叫“五叔公”、“五叔婆”。
解放后，“胜家公司”的分店没开了，我父亲去澳门住了段时间，后面到香港，1964年在那去世，享年65岁。
我有六兄妹，除了一个妹妹跟着父亲，其他人都留在昆明读书，在他去世前的10几年时间里，我跟他接触得已经很少了。
我的叔叔倒是一直在昆明经营“艳芳”，1956年公私合营后，也在管理，当然，后期有点调动，到了其他的照相馆。他1985年去世，享年73年。我的婶婶李美芳仍在人世，住在昆明，80多岁。不过，她在公私合营后才参加工作，进相馆做了营业员，在这之前，她都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我父亲和我叔叔，很少回家说相馆的事，所以，我们知道的事也就这么点了。
听说“艳芳”现在搬到建设路了。很多老照相馆都已经没了，那么多年，“艳芳”能一直保留了下来，不容易。我想这与当年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赢得很多顾客是有关系的。
民间记趣
师傅上厕所 乘机试技术
赵福阳（艳芳照相馆高级摄影师，51岁）
1948年，赵在衡整整走了18天，从大理来到昆明，当时，他30岁，无意中，进了艳芳照相馆，做了学徒。
从那以后，他将一生给了照相馆，也将儿子赵福阳带进了这一行。
1957年出生的赵福阳，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相馆玩，上学时，闲着就学学摄影。
1981年，他正式进入相馆工作。尽管摄影已基本会了，但按惯例，他仍得经历两年之多的学徒生活，在这期间，除了偶尔看看师傅们的操作，大部分时候，他要做的是扫地、提水的杂活。
但他好强，总希望能马上单独完成一次摄影。做学徒的第二年，他终于逮了一次机会，乘着师傅上厕所时，为一名顾客拍了照。
“其实，事后也挺心虚的，怕拍坏了照片，怕被师傅骂！”但那张照片也拍得挺好，只是师傅叮嘱了一句：“你还是不要乱动。”
四年后，他成了一名成熟的摄影师。可仍然好强，一次，外出拍集体照，又有个惯例，一般至少要拍两次，但赵福阳对自己非常自信，拍完一次后，就说“可以了”。
后来，又是一阵心虚：“万一那张真拍废了，那可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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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阳(艳芳照相馆高级摄影师，51岁)
1948 年，赵在衡整整走了18天，从大理来到昆明，当时，他30岁，无意中，进了艳芳照相馆，做了学徒。
从那以后，他将一生给了照相馆，也将儿子赵福阳带进了这一行。1957年出生的赵福阳，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到相馆玩，上学时，闲着就学学摄影。
1981年，他正式进入相馆工作。尽管摄影已基本会了，但按惯例，他仍得经历两年之多的学徒生活，在这期间，除了偶尔看看师傅们的操作，大部分时候，他要做的是扫地尧提水的杂活。
但他好强，总希望能马上单独完成一次摄影。做学徒的第二年，他终于逮了一次机会，乘着师傅上厕所时，为一名顾客拍了照。野其实，事后也挺心虚的，怕拍坏了照片，怕被师傅骂浴冶但那张照片也拍得挺好，只是师傅叮嘱了一句院野你还是不要乱动。冶四年后，他成了一名成熟的摄影师。可仍然好强，一次，外出拍集体照，又有个惯例，一般至少要拍两次，但赵福阳对自己非常自信，拍完一次后，就说野可以了冶。
后来，又是一阵心虚院野万一那张真拍废了，那可就不好了。冶但，一切都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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