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风洞记
黑风洞是我的办公室。此办公室位于整栋楼四层的西北角，一西一北开着两个铝合金窗户，从无阳光直射之时，每至狂风呼号，此二窗君必一唱一和，黑风穿堂而过，故名黑风洞。
我对黑风洞是有感情的。这感情有点像那个总是担心女儿的老太太。
说有一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冰棍，小女儿卖雨伞。若艳阳高照，老太太就忧心小女儿，说大太阳的谁买雨伞，小女儿不就没收入了吗？若阴雨连绵，则担心大女儿，心想天这么冷，谁还吃冷饮，大女儿一家可怎么活呀。
因为密封不佳，故黑风洞室内几乎与外界无异。每逢雾霾爆表，室内也烟雾缭绕；每逢刮风，室内也阴风阵阵。然而帝都的天气，雾霾和刮风仿佛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非此即彼，基本不存在中间地带，无风又清净的日子，实在少得可怜。尤其是隆冬季节，雾霾和刮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遭罪的只有我。逢雾霾天，我就想今天肺泡又得阵亡多少；逢刮风天，我就琢磨二十年后会不会得老寒腿和关节炎。久而久之，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大楼拆迁。此楼建于一九五八年，拆迁之说早就甚嚣尘上，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原先和我们比邻而居的不差钱的某社，已经每年花八百万另觅他处了。我们因为没钱，只好当钉子户。像全国人民发自肺腑地热爱拆迁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对拆迁翘首以盼，每年年会的时候内心都有个小人儿在振臂高呼：今年一定能拆迁了！说实话我个人对拆迁这个事有极大的信心，因为我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拆男”，我到哪儿，哪儿拆迁。我“拆男”的经历是有光荣历史的：上小学二年级，小学拆迁，没有校舍，把我们送进日本人的炮楼上了一年学；过了两年，又拆迁，没有校舍，只好抽出一个年级去借用弱智学校的校舍。校长说二年级已经委屈过一回了，这回就四年级去吧。校长大人忘了那四年级也是我们，过了两年，我们从二年级长到四年级了。上中学，中学拆迁，被赶到分校；上大学，大学拆迁，学校绰号“北京工地大学”；念了研究生，换了学校，依然大兴土木。因此，我对自己的能力是丝毫不怀疑的。然而我的神力可能也到此为止了。有一同事，当时正怀有身孕，听说马上要拆迁，连忙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十几个大箱子。现在她孩子三十四个月了，这楼依然坚挺。
日子总得过。直到有一天，我在社里拣到一本D学姐青年时期的散文集。（D学姐早我二十年入社，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得叫声老师。）翻开来看，言语精妙，才气逼人，再细细读下去，发现D学姐竟然是戈麦的同班同学，顿时吓尿。后来才知道，D学姐是那个年代北大有名的才女。那个年代不比现在，才女才子不是瞎封的，像我，最多敢说自己是2010-2013年间北大42楼132寝室三才子之一（还不敢说之首）。学姐的散文集里用诗意的语言写了，年轻的时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杂院。想想，我还住楼房呢，有什么不满意的。后来又陆续翻过前辈们的回忆文章，一大票名家，当年都是一穷二白，十几个男青年在一间屋子里拼凳子睡觉。于是我就释然了。
谁让我就爱干这个呢？
老太太的故事还有后续。老太太总这么想，就有点抑郁。于是有聪明人对老太太说，您反过来想，晴天大女儿的冰棍卖得好，雨天小女儿的雨伞卖得好，不就天天开心了嘛。
所以，每到刮风的时候，我就想，今天可以清清肺，还锻炼了御寒能力；每到雾霾天，我就想，至少今天不用挨冻了，可喜可贺。于是皆大欢喜。
是为记。
2010-2013年北大42楼132寝室三才子之黑风洞洞主
我对黑风洞是有感情的。这感情有点像那个总是担心女儿的老太太。
说有一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冰棍，小女儿卖雨伞。若艳阳高照，老太太就忧心小女儿，说大太阳的谁买雨伞，小女儿不就没收入了吗？若阴雨连绵，则担心大女儿，心想天这么冷，谁还吃冷饮，大女儿一家可怎么活呀。
因为密封不佳，故黑风洞室内几乎与外界无异。每逢雾霾爆表，室内也烟雾缭绕；每逢刮风，室内也阴风阵阵。然而帝都的天气，雾霾和刮风仿佛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非此即彼，基本不存在中间地带，无风又清净的日子，实在少得可怜。尤其是隆冬季节，雾霾和刮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遭罪的只有我。逢雾霾天，我就想今天肺泡又得阵亡多少；逢刮风天，我就琢磨二十年后会不会得老寒腿和关节炎。久而久之，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唯一的出路就是大楼拆迁。此楼建于一九五八年，拆迁之说早就甚嚣尘上，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原先和我们比邻而居的不差钱的某社，已经每年花八百万另觅他处了。我们因为没钱，只好当钉子户。像全国人民发自肺腑地热爱拆迁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对拆迁翘首以盼，每年年会的时候内心都有个小人儿在振臂高呼：今年一定能拆迁了！说实话我个人对拆迁这个事有极大的信心，因为我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拆男”，我到哪儿，哪儿拆迁。我“拆男”的经历是有光荣历史的：上小学二年级，小学拆迁，没有校舍，把我们送进日本人的炮楼上了一年学；过了两年，又拆迁，没有校舍，只好抽出一个年级去借用弱智学校的校舍。校长说二年级已经委屈过一回了，这回就四年级去吧。校长大人忘了那四年级也是我们，过了两年，我们从二年级长到四年级了。上中学，中学拆迁，被赶到分校；上大学，大学拆迁，学校绰号“北京工地大学”；念了研究生，换了学校，依然大兴土木。因此，我对自己的能力是丝毫不怀疑的。然而我的神力可能也到此为止了。有一同事，当时正怀有身孕，听说马上要拆迁，连忙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十几个大箱子。现在她孩子三十四个月了，这楼依然坚挺。
日子总得过。直到有一天，我在社里拣到一本D学姐青年时期的散文集。（D学姐早我二十年入社，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得叫声老师。）翻开来看，言语精妙，才气逼人，再细细读下去，发现D学姐竟然是戈麦的同班同学，顿时吓尿。后来才知道，D学姐是那个年代北大有名的才女。那个年代不比现在，才女才子不是瞎封的，像我，最多敢说自己是2010-2013年间北大42楼132寝室三才子之一（还不敢说之首）。学姐的散文集里用诗意的语言写了，年轻的时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大杂院。想想，我还住楼房呢，有什么不满意的。后来又陆续翻过前辈们的回忆文章，一大票名家，当年都是一穷二白，十几个男青年在一间屋子里拼凳子睡觉。于是我就释然了。
谁让我就爱干这个呢？
老太太的故事还有后续。老太太总这么想，就有点抑郁。于是有聪明人对老太太说，您反过来想，晴天大女儿的冰棍卖得好，雨天小女儿的雨伞卖得好，不就天天开心了嘛。
所以，每到刮风的时候，我就想，今天可以清清肺，还锻炼了御寒能力；每到雾霾天，我就想，至少今天不用挨冻了，可喜可贺。于是皆大欢喜。
是为记。
2010-2013年北大42楼132寝室三才子之黑风洞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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